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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七辑——《志丹文史》
2012-05-23 16:31  

 

编委会
顾问:祁玉江李天才白小平
主编:边志银
副主编:李俊海王生光任改兰马志中
编辑:贺建友
工作人员:单福荣纪小艳李敏郭振光

 


序一
中共志丹县委书记祁玉江

我们志丹县地处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表明,五千年前我们的先民即在此繁衍生息。战国长城、秦直道、汉古堡无不在这里留下历史的悬念和烙印。唐驻军机,宋置县至今,中华文明有多远,我们志丹的历史就有多长。
拂去历史的尘埃,谁也无法否定,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曾经演绎过无数惊心动魄、引人入胜的故事,风流潇洒、令人着迷的人物,色彩斑斓、撩人心神的艺术作品。翻开一部《宋史》,因志丹地处“襟子午而带白于,控三边而引夏州”的边关重地,北宋名将范仲淹、狄青、沈括等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是均开创了彪炳青史的抗敌伟业。保安出生的刘延庆、刘光世、刘绍能、刘怀忠、解元更是激荡风云,从这里出发,成就了万世英名。近代百年,保安士子王贻谷参加了“强学会”,投身变法图强的戊戌运动。辛亥革命爆发仅仅十日,保安小县就举起了首义大旗,成立中华民国保安县府,这在整个西北尚属罕见。
更值得我们骄傲的,这里是刘志丹将军的故乡,中国革命的“红都”。1928年夏天,刘志丹、王子宜、曹立如在永宁山创建了志丹县第一个党支部,从此这里成了陕甘边红色根据地的核心。刘志丹同志与战友们一起,积极发动群众,努力争取和改造民团武装,组织成立了农民赤卫队。经过几起几落的斗争实践,他领导创建了陕甘地区第一支红军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在刘志丹等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正确领导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最终连成一片,使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有了结束长征的落脚点与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1936年7月,中央苏维埃政府奠都保安,并生活战斗了7个月。在此期间,党中央先后召开了21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解决了许多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其一,纠正了陕北错误“肃反”,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也挽救了中国革命。其二,取得了直罗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其三,实现了一、二、四方面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胜利结束了长征。其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其五,接受了美国友人、著名记者斯诺的采访,及时向全世界如实报道了苏区的情况,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
新中国成立之初,志丹人民在毛主席《复电》精神指引下,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由于历史的原因,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虽然没有完成周总理“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重托,但志丹人民矢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决心没变,干劲没减,成为了当时全国400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县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志丹人民在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仅改写了贫穷落后、思想封闭、文化凋零、生态退化、温饱不济的国定贫困县的历史,而且把一个人民生活安康,生态文明进步,文化繁荣昌盛,社会更加和谐的新志丹,展现在共和国的版图上。到2009年,全县连续三年蝉联“陕西十强”(第四位)和西部百强(名列十六位),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攀升至全国127位,使志丹进入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志丹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格,勤劳智慧,与恶劣自然环境不懈斗争的精神风貌以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沧桑变革,乃至红色革命的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精心挖掘,潜心描绘。县政协组织编撰《志丹文史》,不仅是这一责任使然,更是打造文化名县的需要。我希望每一位文化工作者,有责任心的志丹人都应当关心、支持《志丹文史》发展。使之如春风沐浴、润物无形之中,为志丹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我衷心希望全县广大文史工作者及社会各界借助《志丹文史》这一平台,努力工作,认真挖掘和整理出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为构建富裕、文明、和谐新志丹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一○年十月序二志丹县人民政府县长白小平志丹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五千年前,这里就有先民生息,周、秦、汉、唐更是烟火旺盛。唐时,设永康镇。宋太平兴国二年设保安军,后改为县,成为多民族交汇之地和军事重镇。古代城堡、山砦遗址随处可见,战国长城、秦直道、西夏龙州城闻名于世;北宋名将范仲淹、狄青等守边保疆,清代回民反抗暴政,西捻军残旅苦苦跋涉……在漫漫历史长河中,这里的人们既创造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又造就了自身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优良品格和气质,形成了丰富的精神文明。
志丹人杰地灵,英雄辈出。宋代名将刘延庆、刘光世、刘绍能、刘怀忠、解元都出生在这里。近代这里是人民革命武装、西北工农红军活动的主要地区,造就了刘志丹、马锡五、刘景范、曹力如、王子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我省乃至我党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1936年夏,中央红军三大主力在这里胜利会师,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实现了战略大转移,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志丹成为中国革命的决策地和指挥中心,被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为“赤色首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革命足迹。志丹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求生存、争解放、谋幸福,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志丹物华天宝,资源丰富。近年来,志丹人民借助资源优势,紧抓政策机遇,大打经济建设翻身仗,1998年摘掉了贫困县,2004年步入“西部百强县”和“陕西十强县”行列,2008年获得“全国文明县城”和“国家卫生县城”殊荣,不断谱写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志丹政协求真务实,艰苦努力,围绕“打造文化名县”的战略目标开展工作,组织编辑《志丹文史》,如春风沐雨,润物无形,对于帮助人们学习和了解志丹历史,进一步激发志丹人民的热情,建设美好家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必将惠及后世。衷心希望全县广大文史工作者及各界人士,借助《志丹文史》这个平台,认真挖掘和整理出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充分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为加快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志丹再做贡献。

二○一○年十月目录
序一祁玉江()
序二白小平()
形胜古砦红色堡垒——永宁山王廷洁()
白沙川见闻记曹树蓬()
太平山太平观溯史王廷洁()
赤安(三边)事变刘景范口述刘尚雅整理()
关于志丹县秦统一前的历史探索宿平()
哥老会源流与陕北哥老会常文华()
刘志丹移灵始末姜永明()
群众创造历史实践检验真理薛鑫良()
毛泽东周恩来与刘志丹习仲勋在1935年前后薛鑫良()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李建翔()
传世之作的背后白保荣()
平凡而伟大的陕北女性薛鑫良()
保安两青天姜永明()
李林芳的传奇人生李致远()
难忘延安薛鑫良()
悼西秦冯华()
真水无香德艺流芳——记著名书画家袁方田柯()
老百姓的贴心人徐义成()
鼓魂张东红()
高原深处的神灵之舞李亮()
聊斋续异张兴源()
形胜古砦红色堡垒——永宁山

王廷洁永宁山,属古保安(今志丹)县三大名山之一,同金鼎山、三台山互称姊妹山。她的秀奇多姿与雄奇的风采不唯引人入胜,其上切凿的岩砦也为世人所惊叹。在保安县的历史上,她曾经纳驻过满清王朝、国民党的官府县衙,也曾经是共产党人在此开展革命活动的红色堡垒。永宁山,古保安的吉祥象征,既是志丹县人民的骄傲,也是人们观光览胜之所。
永宁山位于周河入注洛水约南行五里处,踞于洛水三面萦抱之中。峰高约五十余丈,座围南、北、西长达千米之多。赤壁峭崖,突兀峥嵘。相群山互为屏障,莅峡谷独秀一脉。形成了晨光雾海曼缥缈、薄暮烟霞笼碧霄的幽幽雅境。清顺治时,知县张嗣贤曾就此山欣然命词:“高为天一柱,秀作海三峰”。把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仙山与之媲美。民国十六年,县官贺耀斌又为此山题刻了“洛上奇峰”四个大字。其笔迹之沉浑、遒劲为世人所注目,也为永宁山打上了千古“奇峰”的印记。然而,事有未尽之说,景有未穷之境。永宁山既有着为人们所赞许的秀奇之美,更有其鲜为人知的雄奇风彩。据笔者察看考究,永宁山酷似一只跃跃欲试的雄狮,她巍然蹲踞北洛河道,翘首以望大漠古城,俨然有吞山衔球之势,逞激洛扬波之威。
溯永宁山之史,她又从潜在的魅力上,给人们展现出既惊心动魄又心旷神怡的一大景观。永宁山,古名石辘台山。按其字义与山名的结构讲,“石”是山的质体,“台”属山的状貌,若以此二字即可命此山名——“石台山”。但命此山名者,却入雅脱俗,偏于“石”、“台”间加一 “辘”字。这就把质体、形貌、寓意融于一山之名,也把山推到一个神秘、且具妙趣的境界。“辘”字在这里的含意,当指车辆走动所发出的声响——“辘辘”。唐代的杜牧,在其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中就写有:“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被誉为“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在他的名作《鸡鸣歌》中,也曾写有“马蹄踏踏车辘辘”的诗句。可以断言,古人之所以把这座山命名为“石辘台山”,就是认为此山能够发出神奇而恰似车辆走动的辘辘之音。至于为什么能在此山上发出这样的声响,古人是否进行过考究,或只是“辘辘远听”,却不知声响发自何处。但从永宁山的形体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看,发出如此声响的奥秘,尽在山、水间的冲撞与回荡之中。正像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所谓“回音壁”、“回音墙”、“鸡娃岭”之类的奥秘一样。这就为“洛上奇峰”的永宁山,又增添了一奇。特别是洪水季节,咆哮的洛水滚滚南下,迎面突遇雄狮卧道的石山撞击,澎涛巨浪倾泻峡谷,大有狮吼龙哮的态势。从而使人联想到“天下黄河一壶收,乍然声动如雷吼”的景况;远听辘辘之音,则有其令人心旷神怡的妙趣。
遗憾的是,在注释刊印清光绪二十四年候昌铭所纂《保安县志略》中,竟以“楼”代“辘”,浅薄而随意地始改石“辘”台山为石“楼”台山。然而“楼”与“辘”不仅在声读上有所差异,且涵义上大相径庭。若单从形貌上考虑改“辘”为“楼”,似乎有其独到的见解。事实上,永宁山也确有凌空、翘首的层楼之状,不失为之一景。但物似而意拙,与古人为此山之命名叹为逊色。
远在唐初,这座石辘台山就享有盛誉,曾成为唐王朝所置马苑一域休闲览胜之所。尽管,此时这一方还是林丰草密,人烟稀疏,但在此四周牧放苑马的士卒、杂役,却不时地麇集山上览奇嘻戏。就是那些巡视马苑的达官显宦,以及文人雅士也是慕其名而相率登山,赏雄狮以览奇峰,观湍流一视惊涛拍岸,远听辘辘和谐之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赵宋王朝建置保安军后,辖区内人户渐多。这座石辘台山以其雄狮之奇而盛名更为昭著,且被官府视为“三保安”的吉祥象征。宋徽宗崇宁时,经请御敕,乃于山之顶巅置建一座体态雄姿的真武庙。一时间,有道士应约坐庙传道,又因其灵验而轰动四方。于是,崇道祈仙者纷纷登山跪庙膜拜,休闲览胜之人也相继而来。自此,石辘台山就成为道教的一处圣地。
金王朝统辖保安后,石辘台山曾成为金兵击败蒙古入侵者之一处古战场。时当金宣宗元光二年(公元1223年)春,曾被成吉思汗封为太师国王的木华黎,在西夏步骑十万众的配合下,统率蒙古军队围攻金朝的凤翔府,却遭到城中守军的强力抗击而挫败,遂退兵北返。当木花黎率军退入保安境内,慕其名而直趋石辘台山览胜祈仙。正在马头山一域督察屯军垦田的金大将杨沃衍,侦得此讯,即聚兵于石辘台山设伏布防。当木花黎率军涉水爬山之际,杨沃衍遂火炮、弓弩齐发,蒙古军霎时人仰马翻。不待蒙古军组织反攻,杨沃衍则挥动金兵向其冲杀,接着金伏兵突出,直杀得蒙古军鬼哭狼嚎,纷纷溃逃。这位蒙古军主帅木花黎,不久因此败抑郁而病死。石辘台山之战,可算得金保安军事史上夺取辉煌胜利的一次战役,石辘台山也随之提高了知名度。
永宁山(石辘台山)不啻是志丹县的一大形胜之地,又属一座久负盛名而极为险固的古砦。当在明代,为了有效地防御“后元”以至“套虏”的侵扰,成化(1465—1487)年间,“延绥巡抚余子俊筑边墙,自黄甫川至定边营一千二百余里,连墩勾堡,以备巡警。”同时,又动员乡民凿岩砦八百余所,以避兵匪。保安境内的老崖窑、三台山等处皆凿有岩砦,而所凿的永宁山岩砦最为险固。与此同时,乡民因明王朝广为推崇关羽而请敕命,又于雄狮的石脊梁上修造一座老爷庙。明穆宗隆庆时,分置于洛河、州水(周河)相近地、鹞子川等处的守禦百户所,与乡民先在石辘台山河西修建了龙王庙,再于山之西北今称瓜园的河台上修建河神庙。这就使得由雄狮石体所凿岩砦,自上及下形成一处道教崇圣的格局。其时,被称为“南石辘”的石辘台山,香火颇盛,敛财求福之人,请签问名之士争相而至,千户百户之长也入庙访道祈仙。
明末崇祯年间,农民大起义的风暴席卷陕北,保安县城先后七次被攻陷。一些富户与邻近的殷实人家,遂纷纷躲入辘辘作响的山腰岩砦,义军多次围于山下而无可奈何。清穆宗同治年间,保安县惨遭红羊之劫,而躲入这座岩砦的人们却逃过劫难。为此,《保安县志略》就岩砦的险固,特作以下描述:
“居民凿石成宇,旷如奥如,足容千人,分三层螺旋而上。上层踞山顶,如人之髻;中层微洼而斗峻;下层有井通洛,供取汲焉。三层各自为砦,砦南各有旁道,驾石为栈,以通往来。贼至,撤栈截险,无阶可升,凭高俯瞰,见山下人马如蚁。同治回乱,居民避此者数百户。于山顶设号旗信炮以报警急。每窥贼过,辙抄掠其尾,夺取马匹、粮械。贼切齿甚,然无如之何也。”
在以上引文中,侯昌铭已简炼、生动地说清了永宁山古砦的构筑、险固以及在“回乱”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值得强调、补充、说明的是,永宁山岩砦堪称众多岩砦的一绝。她凿石于雄狮的左侧,迎洛水而西北向,岩砦三层共凿有大小石窑六十余孔(已坍塌数孔),其大者高约四米,宽约五米有余,进深可达六米之多。有单孔窑,亦有双孔套窑,甚至三窑贯通。岩砦分三层设三桥,即沿狮背而上,架栈桥可分别出入岩砦,岩砦三层既切石阶相连,更凿暗道相通;既可以各自独立为砦,又可以层层互为策应,俨然又一整体。
岩砦的第三层高达雄狮的颈部,而雄狮昂然翘首,即所谓的“如人之髻”,也正是永宁山的顶峰。峰上曾经建有真武庙,庙四周又垒石成砦,既可以俯瞰以瞭敌传警,又是防范、御敌的重要壁垒。近日察看狮首,尚存有人工削截狮咀的遗痕,恰正是当年“截险”之处。诚然,“截险,无阶可升”,强化了岩砦的防御能力,但也留下夭伤石灵美的缺憾。一九三零年秋,刘志丹为了开展武装割据,当蔺士殿带人围困永宁山时,也正是从这里坐吊筐下山。
清同治年间,古老而神奇的石辘台山经受了战乱的考验。当保安境域众多的岩砦、城堡相继被回民起义军攻克、围开之后,而此山岩砦却巍然独存。究其缘由,除岩砦外在的险固外,岩砦第一层内凿置的暗井起到了保障作用。使岩砦任其围而不动,尽其攻而不开。甚至,砦民乘机抄掠回民起义军的尾部,夺取马匹、粮械,回民起义军虽恨得咬牙切齿,也只能望山兴叹,“无如之何也”。而毗邻不远的老崖窑,也属壁立凿石的险砦。却因“抄掠其尾”而激怒回民起义军,塞流断汲而久围岩砦。直使砦民干渴难忍,出现了人喝人尿的情景。砦不攻而自开,抢饮河水的砦民胀死者无数,剩余男人被杀,妇女则被一丝不挂地驱赶到槐树庄一带。石辘台山上这口小小暗井,在生死关头作了贡献,避免了老崖窑那样一场惨不忍睹的劫难。之后,保安境内几乎没有人烟,躲避在石辘台山砦的居民也不得不弃砦出逃,但遗火曼延,烧毁了山顶上的真武庙。
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保安境内基本安静,而散兵游勇、土匪横行。六月,喻秉章奉调保安知县,因县城尽是残垣断壁,没有什么可以踞守,就寄居永宁山砦署事。石辘台上破天荒地纳驻了满清王朝的官府县衙。至此,在乱后约近三年无人管的保安县,方才有官,但境内却无民可治。为确保安全,喻秉章先在山上“募勇五十名周巡防护”,并“截险”加固岩砦。继而出榜招人进口以实县,又组织三十人于延安背粮维持县政。同时,取吉祥瑞兆,永远安宁之意,始改石辘台山称永宁山。一次,背粮队由延安返至山砦不远的段家湾处,竟遭“吃人贼”——土匪的哄抢,这位喻知县的生计也颇艰难。
同治十一年,湘军协镇唐成遂率部驻防保安县城,掩骨埋尸,整修城垣之后,县衙遂迁回县城。但人事有所不测,政局有曲回之变。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的洪流荡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十月,秦陇复汉军——也就是群众讹传讹称的“红汉军”进入保安。当地的哥老会成员随之起义,烧县衙,清府库,配合复汉军反正光复。知县田树冉于惊恐中躲进了这个古老的岩砦,城内一些富户及其亲属也随之逃上永宁山。面对这座坚不可摧的岩砦,复汉军既不强攻,也不硬围,只是在山下轮番喊话。说他们“杀官清库,改朝换代,与百姓无干”,劝说砦内避难的人打开砦门。这位田知县听在耳里,慌在心上,趁着夤夜潜逃。保安遂告光复,结束了满清王朝在这里的统治。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保安境内土匪横行,散兵游勇趁火打劫,永宁山这个久负盛名的古砦,再一次显示出她的威严与魅力。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人称“白狼”的白朗所率河南起事的部众撤离陕甘时,其余部红枪会中的所谓“硬肚”、“软扇”就流窜于陕甘之地,民国八年(1919年)春,先后窜入保安境内。其中“硬肚”势力较强,影响颇大。他们喝符念咒,声称肚硬刀枪不入,且网罗了一些当地的哥老会成员,打着“杀官济世”、“公买公卖”的旗号招摇撞骗。杏子河川的哥老会大爷白毛信、侯福成随之于王南沟插旗举事,抗击官府。时任保安县长的陈奎,带领保安民团前往围剿而遭惨败,遂急忙向上请求迁徙县衙。不久,陈奎虽在安塞民团的配合下,剿灭了白毛信、侯福成的武装,却因“硬肚”逼近县城,就急不可待地将县衙迁驻于永宁山这座祥瑞而雄奇的古砦之上。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古历三月初三,西阳沟娘娘庙会的当晚,接任陈奎为保安县长的王存授,由定边赴永宁山夜宿保安县城,“硬肚”部众却突然攻入城中。王存授与其太太李桂花险被“硬肚”所掳,遂在保安民团团总路登高等的掩护下,连夜逃入永宁山砦。平定了约十年之久的永宁山,一下子又紧张嘈杂起来,一场围剿“硬肚”的筹划、准备工作就此展开。
王存授为了组织、训练好民团,达到一举歼灭“硬肚”的目的,就在山上召集各区绅士筹款买枪,并请来王庄一位颇有武功的绅士——曹二担任永宁山民团的武教官。一次,王存授在看曹二演试武艺并为之鼓掌喝彩之际,头上戴的新帽子却被曹二所舞的齐眉棍打烂落地。失神掉魄的“王官”,说曹二是个“二梁”。自此,武教官“曹二梁”的混名也就随着永宁山流传于世。围剿“硬肚”的战斗首先在南坬展开,以民团受挫而败归,团总路登高的第三子路朝岚被刺得血肉模糊而丧命。永宁山一下子笼罩在阴沉的气氛之中。第二次战于三台山,民团大获全胜,“硬肚”被彻底击溃,遂藏形匿影于哥老会之中。故至今还流传有“号令一响兵摆队,‘硬肚’变成哥老会”的民谣。古砦沸腾了,胜利的喜悦更为其增光添彩。从此,永宁山就成了保安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王存授虽以组织民团攻打并击溃“硬肚”出了名,但却在摊款买枪中贪污而遭乡绅联名控告,从而在永宁山及至榆林城引起轩然大波。诉状乃由前清贡生刘士杰(刘志丹之祖父)所写,且由曹儒贤、刘培基、同炳章、袁炳章、王四麻子、王兆吉、王廷碧七人组成“告状团”,赴榆林镇守使衙门告状。王存授因有省府的张凤翔、陈伯省作后台,不仅不承认他有贪污之事,反诬陷曹儒贤、刘培基等“聚众反对民国政府,欲谋造反”。“告状团”不服,遂留曹儒贤、刘培基住在榆林名流贺明堂家里催告,并在榆林城中大造舆论。返归保安的“告状团”成员遂联络亲邻、乡友及大商小贩,统计买枪摊款数额,并动员乡民、商人同王存授在永宁山砦公开算账,算出了王存授的贪污款。井岳秀面对“铁证”,遂将王存授革职,却以“聚众反对民国政府”之名,先把曹儒贤关押入狱,遂派人缉拿刘培基。刘培基迫于缉拿而无可奈何,只得割爱变卖在金汤所开的店铺,凑得八百两银子送交官府才算了事。
当陈奎把保安县衙署迁至永宁山砦之际,保安城中一些富裕人家就跟随迁移,保安县所立高等小学也随之从城中迁到永宁山崖砦。初到,学生就在雄狮背上所建老爷(关羽)庙中上课,其后方于狮背下部修建座西面东十数间校舍,这里遂成为永宁山高等小学所在地。中华民国八至十年(公元1919—1921年),后被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刘志丹将军与曹力如、王子宜就在此校求学苦读。任山脚洛水滔滔,激荡东流;听山梁书声朗朗,索古探今。在这里,真可称山灵人杰。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王子宜、赵耀先回到永宁山母校任教,且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成立了永宁山高小青年通讯小组,宣传共产主义。王子宜先培养赵耀先加入共青团,翌年五月又经报批转为共产党员。不久,由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介绍的共产党员曹继之(后叛变),从西安回到永宁山,担任了县教育局长和国民党保安县党部书记。同年六月,王子宜又于永宁山高小接收进步学生赵光前、周玉杰、周玉振、王廷光、曹士荣、胡贞、王彦倡为共青团员。翌年七月,以王子宜为组长的中共永宁山党团小组随之成立。永宁山高等小学也显得生气勃勃,“三岁娃娃穿红鞋,摇摇摆摆上学来,回家吃上一口奶,高高兴兴再上来”的儿歌声由此回响于河谷之中,学校吹打的铜管鼓乐之音也不时地撼山旋绕。此后,由王子宜、赵耀先等所演出的《孔雀东南飞》一剧,轰动了四方,也丰富、活跃了永宁山砦的文化生活。
在此期间,永宁山砦显得红火、热闹,一派勃勃生机。山砦内除住有县长及其政府的办事人员、民团外,还住有一些经商的有钱人家及其亲属等。随之,山上就有“周子六子狼小子,四大团头薛肘子,韩柱郝四李林芳,要穿好布马海旺,要使银子李建堂,要使票子史有堂”之说。岩砦之上有民团防卫,三道桥口亦有团丁护守,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县长就住在第三层岩砦的双孔套窑之内,窑前至今还存留与窑面相等距的一段矮墙。岩砦的栈桥外属雄狮的脊背,其上曾建有关帝庙,故人称此处为“老爷庙圪梁”。庙西侧接近第二、三桥口处则是商贾市场,除设有杂货店、饭馆、小贩摊点外,还有药铺、理发部、邮政代办所等。由关帝庙下行,就是当年保安县的最高学府——永宁山县立高等小学。当八月古会之际,永宁山另有一番红火、热闹,不仅牵动了四面八方的乡民,也招徕了“三边”、“沮洛”一带的客商。洛河西岸瓜园前滩是古会的主会场,大戏台就搭在当年的河神庙旁。购物的、卖货的接踵而至,逛热闹、看戏的红男绿女熙熙攘攘。日间古庙内香烟缭绕,入夜后山上山下灯火通明。古会从八月初二起,直会到中秋节方告结束。
一九二八年秋,参加渭华起义后的刘志丹与参加皖北暴动后的曹力如同返故乡保安。就在永宁山这个古老而久负盛名的岩砦上,刘志丹整顿了共产主义党团小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保安县第一个支部——中共永宁山党支部。由刘志丹任支部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至此,永宁山跨入了一个极不平常的历史时期。她既是国民党保安县政府的驻地,也成为共产党人闹革命的红色堡垒。一九二八年秋末,赴榆林接任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后的刘志丹,及时地返回永宁山,向党内传达了特委抓军运、搞武装的指示。经中共永宁山党支部讨论决定,以合法选举夺取永宁山砦上保安县民团这支地方武装。翌年(公元1929年)春,中共永宁山党支部,组织党团员以走亲访友,分别进行宣传活动,揭露保安县原民团团总路登高粗俗无能,欺压良善的恶棍行径,宣扬刘志丹、曹力如的文韬武略,为改选县民团团总大造舆论。同时,以论理明义说服县长崔焕九,对改选民团团总的支持。开选当日,永宁山上的气氛既严肃又热烈。当各区团头、乡绅及一些无关的耆老走进选举会场,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发现了路登高请人贿选的举动,随即组织永宁山高等小学年龄大的学生入场投票。刘志丹以其出身黄埔军校,被选为保安县民团团总,曹力如当选副团总。一时间,永宁山上鼓乐齐鸣,学校的管乐队入会场祝贺,“拥护刘团总”、“拥护曹副团总”的口号声,震群山而廻荡洛水长谷。由此,国民党保安县的这支民团武装,就这样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时隔不久,刘志丹交代工作后离开永宁山,北上开展兵运(王子宜兼任党支部书记,曹力如主管保安县民团)。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先将曹士荣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于同年六月经曹力如介绍,又将民团中班长金玉贵发展入党。接着,经共青团支部宣传、组织,于永宁山高小吸收进步学生胡海潮等六人为共青团员。同年九月,中共永宁山党支部为进一步壮大革命力量,乃以县教育局之名公开到延安聘请教师,则由曹力如秘密地赴延安同当地党组织就此事取得联系。随之,共产党员刘作新、王化南、杨可箴、屈振国、张庚阳被派到保安县,除一人留于永宁山民团中工作,四人分别于县城南桥儿寨、旦八、金丁、新集任教,领导组建区乡党团小组。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春夏之交,由于先年旱灾,保安粮价飞涨,一斗粗粮卖价十块大洋。加之富门大户、豪绅屯粮不卖,穷人多挣扎于饥饿之中。中共永宁山党支部遂发动、组织饥民到屯粮大户、豪绅家里讨饭,掀起了“要吃饭,吃大户”风潮。共产党员王兆基,首先在金汤行动,带领三百多饥民于软磨硬缠下,打开了大户、豪绅的粮仓。一时间,洛河、周河、杏子河三川的饥民,成群结队地吃起了大户。豪绅、大户就气急败坏地上永宁山县衙告状,要求官府出面抓人。保安这位县长崔焕九,对饥饿中的贫民颇为同情,对县境内出现如此“吃大户”的风潮,也心知肚明,但又担心事态的扩大。乃一方面劝说豪绅大户卖粮救灾,又答应饥民成立平粜委员会,以平价分买豪绅大户的粮食。于是,共产党员赵耀先就领上饥民,拉上县府的办事人员走庄串村,以平价为饥民买粮度荒。
一九三零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当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展开“中原大战”之际,时搞兵运的刘志丹曾先后三返保安永宁山砦,在同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分析、研究了国内形势,并在其密切配合下为开展武装割据运筹举措。仲春时节,刘志丹离开国民党驻甘肃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在参加中共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后,同谢子长一起回到保安县永宁山,所带来的一队骑兵也驻进山砦。经中共永宁山党支部曹力如、王子宜等人一番联络,刘志丹从保安县所属五个区民团中,为骑兵队抽补了一批骨干人员,组成了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遂率部进驻陕、甘交界的三道川。
同年盛夏之时,陇东民团军第六营遭张廷芝部暗袭,队伍被打散。当刘志丹从庆阳领得军服等军用之物,于返营途中得知第六营遭暗袭的消息,遂驮军服等物直返永宁山。张廷芝又派其营长蔺士殿带骑兵拦路追拿刘志丹,直追到永宁山砦之下,且大呼小叫要入砦抓逃犯刘志丹。县长崔焕九为此惶恐不安,老向曹力如、王子宜讨主意。经同刘志丹商议,只准蔺士殿上山砦搜查,不允许所带队伍上山入砦。蔺士殿带着几个马弁(护兵)一踏入砦内,民团已在紧要处分别布置了森严的九道岗哨,团丁于沿途又荷枪实弹以待。几个马弁被挡在门外,曹力如领着蔺士殿走入县长办公的窑内。尽管崔焕九热情地接待了蔺士殿,并招呼其就坐,而站在桌后的刘志丹,却把手枪早摆放在桌面,怒不可遏地责问蔺士殿:“谁是逃犯?你到永宁山到底要干什么?”蔺士殿看到如此阵势,只是支吾。刘志丹在痛斥张廷芝背信弃义,公然偷袭合法组建的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又罗织罪名害人的恶劣行径的同时,痛斥蔺士殿为虎作伥,欺压良善的倒行逆施。蔺士殿一声不吭,经崔县长打了圆场,方垂头丧气地下了山砦,但仍不撤兵。为防意外,曹力如、王子宜等人趁着夜黑把刘志丹用吊筐送下后山。刘志丹遂借马南赴延安。
时近暮秋,刘志丹再次回到永宁山砦,且带回六、七个精壮青年。经同中共永宁山党支部成员总结搞兵运中的经验与教训,确定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住在永宁山砦的刘志丹,这时总是夜出晨归,甚至整夜间分别走川口、奔苍沟,于瓦子川、鹞子川等处活动,寻找、联络三道川被打散的部众。恰在这时,由刘志丹安插于陇东民团军谭世麟司令部的共产党员杨树荣回到永宁山砦,谈到谭世麟对刘志丹深表器重,三道川袭营之事谭事前并不知晓,还想让刘志丹继续担任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且当面交代第二十四营王营副协助办好此事。刘志丹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先打掉兵强马壮的陇东民团黄毓麟驻扎在太白镇的第二十四营。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先派杨树荣前往太白镇告知黄毓麟,刘志丹不日率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途经太白镇到甘肃陇西,让其准备粮草,安排住宿。同时,由曹力如再从永宁山民团中抽调十多名精壮团丁和党团员,从警察局等处借调二十多匹马,组织起有长短枪二十余支的骑兵队伍。两天后,刘志丹带了这支队伍悄然下山,于白沙川突击练兵,九月二十八日进驻太白镇。经过周密部署后,于十月一日击毙营长黄毓麟与王营副,击溃二十四营。缴获长短枪六十余支,骡马数十匹,且扩大了队伍。
之后,刘志丹为不招致国民党对永宁山砦的军事围剿,遂率这支起义部队进驻砦南十里外的葡萄沟,展开游击活动。中共永宁山党支部不时地为部队筹款送物,永宁山也就成了刘志丹对外联络的中转站。同年十月末,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在惊慌之余,特命高双成旅高雨亭一个营(后人称高营)正规部队,驻守保安旧县城,专门对付刘志丹的游击队。同年末到翌年(1931年)初,高雨亭筹划“清剿”刘志丹所领游击队,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即把消息传送下寺湾,刘志丹遂带部队经王庄活动几天后入瓦子川梢林转移。
与此同时,刘志丹派刘兆庆、胡立亭通过永宁山砦巨商李林芳到山西购买枪支弹药。当武器、弹药买运到镇川堡时,刘兆庆因不知刘志丹与游击队的去向,就写了封邮寄“保安县永宁山赵耀先转刘伯达先生收”的信函。不料,此信被国民党延安稽私队查获。因信中所谈买货“有几个掌柜,有几个伙计”,信纸的左上角又写着“代问力如、耀先、子宜好!”这就引起了稽私队的怀疑,遂抄录了信的原文,又把原信寄出以察看动静。接着,刘约三从甘肃写给“陕西省保安县永宁山曹力如收”的信,也被延安稽私队查获,信中所说“我这里生意很好,听说薛老板在保安一带总管下庄,生意如何?望告知”的话,触动了驻守榆林井岳秀的警觉。先命人通知国民党保安县长安福堂,密切监视信中所问之人在永宁山上的活动,随之命令国民党驻延安高双成旅派兵到永宁山砦抓人。同年七月,高双成派出一排士兵入永宁山砦,在保安县长安福堂的带领下,先后抓捕了曹力如、王子宜、赵耀先、曹继芝、高景山。中共永宁山党支部遭到破坏,永宁山砦也随之陷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
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春、夏之交,再迂粮食歉收的保安县,乡民惶惶,时见逃荒出走之人。驻防保安旧县城的高雨亭,不时地派人下乡催粮要草,且强征民夫修补旧县城。新到任的保安县长郭乐山,更是贪得无厌,横征暴敛,县民苦不堪言。时在三嘉塬被反帝同盟缴了枪而开除的共产党员刘景范,于西安辞别其兄刘志丹回到了保安。面对此情此景,极为愤慨。在中共永宁山党支部遭破坏,隐蔽起来的党团员不敢公开活动的形势下,联想到所见渭北一带农民为生存,向官府进行缴农斗争的激烈情景。遂与同被开除反帝同盟的马锡五、刘入仁,封坬的刘占奎分别宣传群众,组织起有曹崇周等参加的约两千余人同集永宁山“缴农”。正在榆林中学上学的共产党员曹士荣,恰于这时回家,随即投入“缴农”斗争之中。手持各种农具的农民,把永宁山砦整整围了五天,要求减粮减捐、减免羊税的喊声回荡于洛水狭谷之间,震撼着永宁山砦。县长郭乐山着了慌,在群情激愤的压力下,答应减免了全县当年的捐税。
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八月,被国民党井岳秀关押于狱中的王子宜、赵耀先等人,经共产党组织与友人的营救,以讨保释放回到永宁山砦。王子宜担任了永宁山保安县政府教育局长,赵耀先任永宁山保安县高小教师,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多次同隐匿在永宁山民团中的共产党员金玉贵接头密谈,做好民团团丁工作;又与隐蔽乡间的共产党员取得联系,且秘密组织六人于永宁山砦开会,讨论以开展农村工作。翌年仲夏,王子宜写信并派其侄子王斌带信前往南梁,与中共陕甘边特委进行联系。经特委派马锡五回永宁山接纳组织关系,恢复了以王子宜为支部书记,曹力如为组织委员(时在家养伤),赵耀先为宣传委员的中共永宁山党支部。
一九三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初,陕甘、陕北两地区的武装革命声势空前,保安县红色的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中共永宁山党支部遂抓住时机,于同年四月下旬组织永宁山民团一个班起义。由共产党员金玉贵带领,驻扎在刘家湾一带梢林里,且与保安游击队联系,准备围攻永宁山砦。国民党保安县长李德安惶恐不安,亟请驻保安故县城张志英团派兵援解。同年五月二十四日,金玉贵所带起义战士同保安游击队围攻永宁山砦,李德安在张志英团所派军队的护卫下,仓皇逃入保安故县城。这座以形胜闻名的永宁山古砦,随之得到解放。
一九三五年九月初,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当部队进入子午岭陕甘边苏区,在“南有井岗山,北有永宁山”的民传中,于九月九日经瓦子川,径直到这座红色堡垒的永宁山寻找刘志丹。这时,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工作已移交赤安县委,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随即赶到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于附近鹞子川各庄为部队安排食宿,并由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对其热情慰问。同时,习仲勋、刘景范就在永宁山上盛情地接待了徐海东、程子华等红二十五军将领。难怪徐海东在其后回忆中说:“来到陕甘根据地,我们好像到了家一样。”
一九四二年春,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中,永宁山这个古砦迎来了陕甘宁边区难民工厂。窑洞中纺车吱扭扭地旋转,窗前、窑口机杼声声,在青山叠翠、绿水萦绕的景色中,为这个“洛上奇峰”增添了无限的诗情画意。但好景不长,工厂的领导人王志刚,在工作中失足跌落山下摔死,难民工厂随之离山迁移。
一九六零年一月,一度寂静、凄凉的永宁山破天荒地迎来亘古未有的火热年代。在“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兴修水利热潮中,永宁山水库跃然上马。工程总指挥由延安专区专员王忠诚担任,且有苏联所派二十余名水利专家测定谋划,来自延安专区十三县以及渭南专区的合阳、朝邑、韩城、富平等县的民工两万多人,集结于永宁山下、鹞子川口。一场撼山动地的水利大会战,就在这只雄狮身旁、洛水河谷之间,轰轰烈烈地展开。山上山下,红旗猎猎;河东河西,人流如潮。你追我赶,誓锁洛水古道;大干快上,造福千秋百代。但事与愿违。在必然与偶然的选择中,因种种原因,永宁山水利工程悄然下马。历史为永宁山开了一个不太地道的玩笑。古砦石窑中,曾经是水库工程用粮存米之处,直到十年后永宁粮站建成方转粮移库。永宁山上除留下开山凿石的残伤败痕外,一条高约六米、宽约五米、长达三百余米的石洞从狮腹下穿山而过。这不仅为形胜古砦增添了新的景观,也成为永宁山溯古论史的佐证。
永宁山,古老而具盛名的石辘台山,乃一脉独秀,雄狮亘古呈祥,实可谓“洛上奇峰”。罹战乱年代,此古砦则是人们躲灾避难之所;入盛世时期,这山间又是人们休闲养神之地。历史悠悠,斗转星移。永宁山下天然油的试采,揭开了志丹县石油开发的序幕,以“永宁”命名的永宁钻采公司应运而生。以“永宁”命名的永宁镇,已敞开了志丹县的南大门,在西部大开发中谋求着经济的腾飞。随着省二级公路的贯通,永宁山这个形胜古砦将誉满五湖四海,更造辉煌。白沙川见闻记曹树蓬 我从2006年冬至今年3月,先后三次到志丹县永宁镇白沙川村做田野调查。现将我三次到白沙川所看到听到的情况简述于后。
白沙川的得名
陕北人的地形概念里,凡叫川的地方,都是两条山脉中间夹一条河,河两岸有平地,适宜人居住,便于生产生活。两条山脉之间的间隔距离远,河水流量就大,平地也多,人口肯定稠密,是为大川,著名者如秦川。出于窄狭之沟的溪水,在流淌过程中汇集起众多溪水,河道逐渐变宽,变成符合川的特征后才叫“川”。白沙川是一条川,是陕北众多川中最小的那一类川。
白沙川能被叫做川,是因有三条沟在白沙川村汇合。主沟自西向东流,叫罗天沟;西南方向来的叫纸坊沟,南来的叫平庄科沟。三水在白沙川村汇合之后,河道变宽,村子才被叫成带了“川”的名字。
白沙川的河水向东北方向流去,所经过8公里之内,过去都是白沙川的范围。出此范围,为鹞子川。鹞子川水,最后汇入洛河。白沙川村至洛河共22公里。
白沙川得名不详。村民传说,从前有叫白天佐的人,以此地为中心,创立了一套教义,民众对他的教义主张十分信服,此地在他的治理下,秩序井然,安居乐业,生活幸福。他的势力不断扩张,北达沙漠,南及关中北部山区,东至黄河,西止庆阳。但他不受朝廷节制,朝廷把他的说教定为魔教,予以镇压。白天佐死后,当地人把他埋在白沙川村关帝庙下予以石葬,又一说埋在五指山,五指山地在何处,不得而知。为纪念他,百姓将这个地方起名为白沙川。遍查历史资料,从未发现有这样的史实记载。此地向来偏僻,历代统治者在这里的统治力量薄弱。
龙山和龙眼泉
白沙川村面对青山。这座叫龙山的山,被夹在罗天沟和平庄沟中间,延伸至两沟的交汇处最终消失。从外形上看,此山确实像龙头的模样。
龙山消失的地方有一块大约二十亩左右的平地,这块土地在白沙川最繁华的年代,是旅店最集中的地方。从这两条沟汇合处各顺沟上溯大约70米的地方,分别有一股胳膊腕粗的清泉涌流而出,冬天不封冻,夏天不枯竭。村民们说,这两个水泉不是一般的泉水,而是龙头的两只眼睛;两眼泉是白沙川的灵气与造化的象征,白沙川就是因此地的灵气才得以繁华。
奇怪的是,这两眼近在咫尺的水泉,水质却相去甚远。平庄沟一侧的泉水水色清澈,水质甘甜,人畜饮用,尤其是做出的豆腐别有香味;另一泉则水色发黑,水质苦涩,连牲畜也不肯喝。村民传说,这两眼清泉原来都是一样的质色。因本村王姓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就把祖坟埋在此处。此事后来被南蛮的风水先生侦知,他们派人来,在罗天沟一侧的泉水旁作法事,念咒语,最后向泉眼倒进一包石灰。自此以后,此泉水变色变质,苦涩不堪。龙山的风水被可恨的南蛮破了,白沙川也连遭大难,由繁华而残败。
水之甘甜与苦涩,秘密在于地层深处水层的不同来源。村民这样传说,实质上是百姓对一些人随意埋葬祖坟,抢占所谓风水宝地做法的唾弃,反映了人心的向背;也是对在陕北广泛流传的所谓“南蛮盗宝”等一些传说的穿凿附会。这是一种缺乏文化自信的恐惧和自卑。
陶窑遗址和烧料沟
前几年,白沙川村民用推土机修农田,在本村叫桑树塔的坡地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部分土地颜色发红,坚硬如石,操作手以为是偶然现象,但是不断有这样的地质情况出现。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这样的异常情况有规律地出现。每个地方都呈圆形,直径大约有五米左右,一个与一个的间距大约有七米左右。一排与一排的间距大约也是七米左右。又有大量粗糙的陶片出土。这些出土的陶片,有些表面较细,有些表面粗糙,还有彩釉和简单的绘画线条。有些陶片仅有二三毫米厚,有些厚度则达15毫米左右,陶片的薄厚由陶器容积大小而定,较厚的陶片表面还有明显类似于粗麻布织物包裹的痕迹。所有这些陶器碎片的表面一律呈本地红胶土的颜色。较厚的碎陶片两面各有约两三毫米厚的细陶,中间则是一些像是用坚硬石头粉碎成比黄米粒大、比绿豆小的颗粒。这些陶器残片有盆状,有盘状,有碟状,亦有锅状。有些底部有细孔,有些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后来在隔沟相望的对面山坡上也被发现。山那边这样的地质数量较少,但是面积大几倍,而且呈方形。这些修好的农田,已经过农民四五年种植,但是这些特殊地块的颜色却没有改变,站在地里一望,红色的圆、方地块十分明显。村民百思不得其解。
2009年,全市搞文物普查,省市来了不少专家,村民把他们带到这里,经他们仔细观察,最后得出结论:这里的陶片最迟都是汉代的遗物,那种中间有沙粒的陶器,学名叫“夹砂陶”,一般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的产物;一块一块的红色地块,是当年烧制陶器的遗址。白沙川村北有一个沟,名叫烧料沟。不知这一地名名称是否与烧制陶器原料有关。
汉城遗址
 在白沙川北部约8公里处有个城台村,城台村的脑畔山上,有一座古城遗址,城墙依山势而建,沿山势延伸至沟底,至今十分清晰。当地居民将这座古城遗址称之为汉城。曾有一些好奇的村民扒开土城墙观察,见有夯土层。夯土工具似乎是用诸多直径约二三厘米粗的柱体物扎成直径约一尺左右的捆,用这样的捆夯土。因为在夯土层中,这样的印痕清晰可见。不知道这个古城究竟修建于哪个年代。
被盗的汉墓
近些年来,有不法分子来白沙川盗墓。盗墓都在夜中进行。白天,村民就会发现被盗的古墓。有好奇者进入古墓观察,发现许多古墓中有木炭,墓窑中有三四具甚至六七具人的遗骨。这是他们从未见过、闻所未闻的事情。文物普查队来到这里普查时对村民说,墓室中出现的大量木炭学名叫积炭墓,最符合汉代墓的特征。墓室中多出的遗骨,是陪葬者遗骨。陪葬者越多,说明死者身份越尊贵。这样的陪葬制度野蛮残酷,但在当时是合法的。可以看出,当时的墓葬制度是如此的不人道。
古代人的生活垃圾
在离石窟大约有四十米远的南边,有一个高出石窟地平面约四米的土棱。这个土棱地表下约两米多,有一个土层,内含许多灰渣、瓦砾等明显是人的遗留物。这层遗留物一直向南延伸,在大约一百米之南,村民打土窑洞,堑下的窑面上,亦有和这里一样的东西。仔细观察,这些历史陈迹实际上处在一个水平线上。村民说,考古工作者对此仔细观察后说,这些远古人类活动的遗留物,考古学的学名称作“灰土层”,瓦片的纹路和其它特征都表明,最迟也是汉代人留下来的。
从这些陶片、瓦片、古墓、灰土层、古城遗址可以看出,白沙川的历史有多么悠久!
白沙川千佛洞
“白沙川千佛洞”距离白沙川本村约75公里,此地现名马家河。该佛洞为明朝万历年间修凿。它是一组建筑群,有两层门楼,门上镶有额匾,刻“天启二年更建,乾隆四十七年重修”字样。入内,坐北向南是一字排开的四孔石窟,窟上有檐,正殿一进左右两开,各有门,有大小近千个削石雕刻的石佛像;另有一单独的石窟。左右两厢分别是钟鼓楼,各上下两层。佛院内共有摩崖石刻4块、清朝光绪三十年以前的碑7通,还有2004年新立的石碑一通。最早的壁刻无落款年代,首行为“万历四十六年赵”字样,第二行为“山西太原府文水县□备坊第十甲翟廷宦……”等人捐款人名和捐数。第二块是大清乾隆三十二年的“建修千佛洞石记”,碑文大意说该佛洞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削壁石成佛像,……为保邑一大观也。”后因年久失修,楼阁栋宇摧残,门窗朽坏。有沙僧名飞空,以医术游兹土,行医之余,时勤补砌,历五年而功始就,“门窗增益,院垣周密,钟鼓楼台复树于内,五圣庙堂设立其外。左建凖楼,右新云亭,画栋雕梁,联云接日,金碧皎洁,焕然生色,较之往昔,谁不言胜”。这块石刻上的文字,清楚记载了千佛洞的创修过程和发展变化的历史。第三块是为本次修建捐款人名和捐数。第四块是四字劝善韵文。
七通碑是:乾隆四十七年所立的“重修洞序”和捐款者姓名捐数名共两通;道光十一年“重修千佛洞志”及捐款者姓名捐数共两通;咸丰元年残碑一通;光绪三十年所立“重修千佛洞碑序记”;道光十一年千佛洞住持出资购买居民土地六十垧及其钱数的“文约碑”。此“文约碑”为研究当时土地价格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史料。千佛洞门外,还有新近建立的玉皇庙和龙王庙两处单独的建筑。这里是释道合一的宗教场所。
宋代佛塔
与千佛洞隔沟相望的山腰上,原有四座佛塔。1980年代,西安有一位年老的专业研究者,对该处的佛塔进行仔细考察,拍摄了许多照片。他对陪同的村干部说,这些佛塔,都是宋代所建。前几年,有盗墓贼在塔基部挖掘宝藏,导致佛塔基础不稳,有三座先后垮塌。现仅存一残塔,高约九米,直径四米余,残存四层。风雨之中,随时有倾塌的危险。
龙远寺观音禅院
“龙远寺观音禅院”在白沙川本村。现存坐西向东的五个石窟,供奉着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像,主窟洞前有残碑,顶部有“龙远寺观音禅院”字样,碑文无法辨识。该碑的背面,有约30多厘米的两个大字“碑记”,下面较小的文字久经风化已漫漶无识。石窟内现存各类造像近百个,最大的佛雕像高达26米。据《延安地区文物志》记载,石窟属明代开凿。1990年代,盗贼将主佛头用锯条锯断盗走,惨不忍睹。村民仿原样复制一颗佛头安装复原,以求平安吉利。
笔者观察,主佛洞前,瓦砾成堆,其中有残存的碑头,两条盘龙雕刻造型甚是精美。似乎还有一些佛洞被埋入瓦砾中未曾面世。村民称,不断有佛托梦与人,说瓦砾中还有石碑和佛洞。这大约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吧。该佛院亦是释道合一的宗教场所。
关帝庙
观音禅院前的台地靠河边,建有关帝庙。此庙修建时间不详。庙旁完好保存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所立的碑,文字多数清晰。
乾隆二十三年(1758)的重修关帝庙纪事碑文曰“大清国陕西延安府保安县金汤里白沙川集前,旧有关帝圣贤老爷神庙,历年久远,天雨过多,损伤大半”,因此,当地居民和客商、商号集资修葺。其中有不少外地人以个人名义捐了款,未标明籍贯的,大概多是本地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本地的一些贡生、监生和文生、武生也参与其事捐了款。是不可多得的反映乾隆时期本地教育情况的资料。
嘉庆四年(1799)以同样的理由再次重修,亦立一纪事碑。
道光二十六年(1847),永兴当、万兴元记、永兴号、恒盛号、永祥号、永泰号、和合号、生顺元记、恒升泰记、天顺魁记、和盛王记、永盛店等商号因“白沙川其道窄狭,且有渠水涌涌,余等难安,共发善念,均思整修,各捐资财,修石桥一道,前后危途尽经补缉,庶乎自今以后,行者咸乐其荡平,而居者亦所谓周行矣。”外地商人为保护本地交通顺畅,做出了他们的努力和贡献。
咸丰六年(1856)的碑文题目是“关帝庙重建石旗杆创修院墙山门碑记”,碑文大意是说此地原有木旗杆,信众集资募捐,新修了石旗杆。旗杆有两根,全部是石头建筑,由杆座和三节旗杆组装而成,每两节的连接处,都有一连接座,用卯窍相连,最上的一节上还雕刻着一条盘旋于旗杆上的石龙,造型和雕刻工艺甚是精湛。旗杆均高约10米,庙门前左右两侧各立一根,居中一节上刻一联曰:“蚕眉眼凤忠义昭万古以长存;双斗单龙事业历千载而不朽”。这个建筑至今看来也颇为雄宏壮观。这是外地客商和当地人共同出资建设的一个文化景观。石旗杆在文化革命期间几次险些作为“四旧”被毁坏,村民花费不少心机,将其保护下来。前几年,有一个开铲车的人将靠路一边的旗杆撞断逃走,据说这个人不久便因车祸死亡。后来村民请求镇上出资恢复被撞坏的旗杆,时任永宁镇党委书记的赵连山与永宁钻采公司联系,他们出钱,村民负责打制组装,重新竖立了起来。
村民口述,诸神庙祭祀,以关帝庙香火最盛。究其原因,关帝即三国时期关羽的谥号,山西人。他是中国古代忠诚信义的代表。明清时期,山西商业发达,商人遍布全国。商人们事业稍有所成,便修建关帝庙。祭祀关帝,意味着用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等不良观念;用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衡量和规范商业行为,摒弃欺诈行为;同时从关羽身上吸取正义的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商人虽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但要坚持信义和正义。祭祀关帝,不仅反映了商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取向,还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寓意。嘉庆、道光、咸丰时期,白沙川的商铺、当铺、典铺以及货栈、旅店数量众多,是迄今为止在全县发现实物和文字信息最多的地方,也是最为繁华的地方。
商路
白沙川虽然偏僻,但也曾有过辉煌。今天看到的汉代古墓和瓦当碎片以及“灰土层”证明远古时期此地的不凡。远古时期的辉煌大约主要是秦直道与它仅在咫尺,这一条交通大动脉带动了本地的繁荣。
近古历史上,它亦曾十分繁华,主要是因为它地处一条重要的商路上。这条商路由关中过耀州、铜川、宜君、中部、鄜州到达白沙川,再翻过山进入洛河,沿洛河一直通往吴起、定边、盐池、银川。这条商路的开通时间不详,但在明朝中期到清朝同治年回民起义以前的大多数时间都比较繁忙;北部的食盐和畜产品运往南部几县和关中;关中的布匹、棉花、农具、瓷器、针线、染料等商品向北运到陕北西部直至大漠。我们可以通过前述众多的碑刻文字就可以看出来。
除此之外,白沙川还与外界有以下几条通道:去延安的道路,去陇东的道路。这几条大道之间是相连接的。由白沙川村向南到甘肃省合水境内的油坊头村,距离35公里,一路多在子午岭上,从前这段路森林密布,人烟稀少。因此商人旅客到达白沙川就必须夜宿。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白沙川,白沙川因此而商旅络绎,店铺林立;庙宇几多,香烟缭绕;熙熙攘攘,甚是繁华。
外地商人
白沙川的繁荣,外地客商功不可没。最迟在清朝乾隆年间,此地就设立集市,客商居多,关帝庙前乾隆二十三年所立的石碑上,标明捐款的外籍人士有:朝邑10人,韩城6人,郃阳3人,山西、解州各1人。外籍捐款者应该都是客商;能够在碑上刻了名字的,多数都是掌柜。一个商铺最少需要有两个人,多者可达四五人甚至更多。因此这时白沙川的外地商人最少也有五十人以上,多者可达七八十人甚至达到百人。嘉庆年间重修庙宇时,外籍捐资者有所增加。道光六年,有二十九个商铺协力为去世在此地的商人购买公用墓地,另外还有二十一人也捐了款。因为是众多客商合力从本地人手中购买埋葬客死在此地的客商专用墓地,所以,捐资的商铺应该都是客商,而这些个人捐资者应该也是与白沙川有着密切的商业关系的过路客商或某个商铺中的工作人员。总算起来,此时在白沙川的外地客商数量,大约已经超过百人了。
咸丰年间,外地客商在白沙川依然是主体。咸丰《保安县志·习俗》总结说“城乡贸易,皆同州、朝邑、韩城及山西人居多,县人入伙生理者十不过一二”。 外地商人云集此处,对当地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因为外籍商人众多,也有一些死在了白沙川。那个时代是土地私有制。外人死去,要埋葬就需有土地。于是早在道光六年(1826),这些外地商人集资在白沙川购买了一块土地,专供去世在这里的外地商人埋葬所用。为了纪念购买土地设立义冢之事,商人们专门立了一块碑,碑上刻写了“义冢碑记”,文中写道“经商之人,身居异乡,一丝大故,终不能卒归卜穴。”因此,“益兴号、天成号、永祥号、永兴当、和合店、永春号、永兴号、万兴号、恒盛通、生顺号、永盛店、裕德号、百盛号、大生堂、韩城店、志恒李、清香馆、恒升秦、同典馆、王全典、元典号、三成玉、魁盛店、永顺通、复典公、恺盛号、三合店、恒胜号”等二十九个商铺以及至少二十一位个人共同捐款,购置当地居民“贾、王姓氏西山地一段七垧,立为义地。倘若后有死者(指客商),庶可葬焉”。
在白沙川村西山上,有一个地方叫乱坟湾,埋葬着许多外地商人。20世纪70年代,这些坟上所立的碑和碑上的文字尚清晰可辨,据当地居民称,所葬人等,以合阳、蒲城、韩城、澄城几县人为多。之后,乱坟湾就被开垦,坟头也被夷平。现在,这块土地再次撂荒。
集市和街
全盛时期的白沙川本村被洛河川人称作为镇或街。本村分为四个区域。关帝庙周围是市场和戏楼,各种店铺面一家挨一家,长达数百米;隔河相对的是各种店铺主的居住之区,那里有门楼高墙,外人很难进入;货栈旅店区,是往来商客和旅人的夜宿之所;最南边是本地居民居住区。出本村向北的8公里范围内,有多处本地居民点和家居式旅店。本村现在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但从诸多残存的建筑构件中可以看出当年的辉煌。当地居民称,全盛时期的白沙川“一天一驮银,三天一起镖”,白银的流量说明当地商业活动极为活跃。但也同时说明,当地似乎没有投资项目和投资环境。这种资金大量外流的模式,极不利于当地经济的成长和长期发展。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饮食与火锅
白沙川在清朝乾嘉道咸年间,十分兴盛。改革开放以前,志丹县的普通农民,绝大多数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叫火锅的饮食。但是2005年,在白沙川商铺街,出土了一个生铁铸造的火锅。村民们一致认为,这是清朝同治年以前遗存的饮食器具。因为白沙川的商铺街在回民起义战争期间,被起义军放火烧毁,以后再也没有得到恢复。由这个火锅的出土可以想象当时白沙川饮食业的发达程度。不同的是,这个今天叫火锅的食器在哪个时期,被称作“暖锅”。
大水漂街
白沙川关帝庙前是集市。庙上成立庙会,就是与庙务活动有关的民间管理机构。庙会组织由当地头面人物组成,德高望重之人担任领导。每年的五月十三,是祭祀关帝的主日。在此之前,庙会组织就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庙会,成立各类组织,分工协作,处理祭祀活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和纷争;提前派人外出“写戏”(确定前来演出的戏剧团体和时间、价格等相关事宜)。
五月初十前后,演出剧团履约前来,开始演出。届时,方圆数百里的香客络绎不绝地来到白沙川,一方面进行商品交易;同时进入庙堂,烧香布施,礼拜磕头,许愿还愿,如求儿女、求发财、求平安、求风调雨顺、求四季平安,求科考登第,祭祀形式极为庄重肃穆。
村民传说:某年五月十三正会这一天下午,演出正在进行。演出者和观看者都难耐午后烈日的暴晒。后山的天空上出现了一块乌云,有人说要下雨了,一些年轻人却在神灵庙堂之前,狂言浪语,毫无顾忌。很短时间里,那块云迅速增长,很快就浓云密布,雷声不断,大地为之震颤,大雨倾盆,河水猛涨,满街商铺多数被冲毁,商家损失惨重。洪水还包围了戏楼,演员们无路可逃,畏缩在戏楼上哭声一片,纷纷祈祷老天保佑。有人急中生智,将关老爷的戏装帽子丢进水中,磕头祷告,河水方才逐渐退去。
当地人传说是关老爷显了灵,大水因一些年轻人胡言浪语亵渎了神灵而起,又因演员们的抛关老爷的戏装帽子入水使神灵感知,才停了雨,救了这些演员的命。此后多年,凡大水所到之处的下游,人们赤脚行走,不时被当年洪水冲走又漫在当地的针扎伤脚。
镖局
白沙川商业发达,就急需有为商业活动保障的相关服务行业。镖局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行业。
当地老住户白沙川湾儿院的刘氏家族就是世代相传的镖师。在他们家族中,武艺最高强的,要数刘老虎。刘老虎真名我未查清楚,刘老虎只是他的绰号,其寓意很明显。村民传说他武艺高强,跑起来如风,尤擅长使用等身棍。用等身棍一撑,两三丈宽的河一纵身就跳过去了。他出镖,遇到土匪抢劫,二三十个劫匪也不能贴近他,他一生出过无数次镖,遇到很多次劫匪,但从未失过一次手。他在的时候,这条商路十分平安。不出镖时,维持着白沙川街市的秩序,没有人敢在白沙川胡作非为。
清香馆和台马窑子
在关帝庙上,道光六年所立的“义冢碑记”一文中,捐款的商号名称中,有“清香馆”和“永春号”两个字号名称。笔者认为,清香馆应该是食堂的牌号,永春号的经营业务引起了一些遐想。与我的同行者讨论时,他们认为清香馆说不准或是明着经营某种合法业务,而实际依靠着暗娼生意来赚钱。在与村民座谈时我们问,这些商人是否带家眷,他们回答说老辈人传下来的话说,绝大多数不带。我又问:他们的性生活问题如何解决?村民回答说不知道,紧接着又补充说,这里没有人干那种事。他们这样说是出于一种朴实的感情和对本地名声的爱护。
他们又说,在距离此村约十里远有个叫台马窑子的地方非常隐蔽,俗称地窨子,建筑构成奇异。共分两层,第一层是公开的,第二层是隐蔽的,两层之间有暗道相通。一般人即便到达第一层,若非仔细观察,也发现不了还有第二层。奇怪的是第二层的设计,超大型的窑洞内被隔出许多极小的居室。这里的村民在1970年代以后还去过,这些小房子的隔墙残壁尚在,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建成这样的风格。笔者认为这个建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为了避难,把大窑洞隔成小居室,众多难民在避难期间为了互不影响生活。另一种就是一个妓院。
单从字义上分析,志丹话把隐藏什么东西叫“台(音)”;“台马”,就是把马藏起来;“窑子”就是过去对妓院的称呼。单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台马窑子”的意思就是把马藏起来的妓院。如果这个地方真的是妓院,为何要建在这离白沙川说近不近、说远又不远而又非常偏僻地方?很可能是把它开设到红火热闹的白沙川集镇上,很难为当地的官民所接受。光顾此地的消费者,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自由出入,他们偷偷摸摸的去,去了以后就把马藏起来,消费完毕,再骑马返回。行为虽然隐秘,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天长日久,就会被人发现。于是就有人给那个地方起了这样的名字。以上只是我们根据特殊的建筑和其名称生发出的想象。历史的真相还是有待于深入考察,科学考察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回民起义和杀人湾
同治六年夏天,回民军队扫荡了白沙川。传说大乱来临之际,未来得及逃走的本村居民三四百人被捉,集体押在距村北约400米的台地上,回民军将数人一组押到附近的拐沟内全部屠杀,人尸体堆积数丈厚,人血顺无水干沟流淌,一直流到近200米之外的小河。后来,台地上的人知道押走的人全部被杀,开始拼命突围,仅有一二十人逃出,余者全部被屠杀。屠杀之后,回民军搜掠了全街所有地方,财钱一空。又将庙宇、商铺、店面、居室和牲畜圈舍附之一炬,放火焚烧。白沙川顷刻之间变成一片废墟。自此以后,当地居民将杀人的地方称为“杀人湾”。至今,每逢大雨,杀人湾堆积人尸的地方仍不时有人骨残骼被山水冲出。
同治十三年,楚军管带、仁胜左军中旗前哨、湖南长沙花翎守备廖洪亮奉命驻守此地,他率诸军士收拢白骨,建立白骨塔,补修庙宇,为此亦立一碑。他在碑文中写道:“窃闻里中有社,为乡人报赛之区;集镇兴祠,系商贾祈祷之所。白沙川,为商贾辐辏。向有关帝庙一所,基址宏敞,规模壮丽。自兵燹以后,民舍被焚,即庙社亦倾坍。虽地已安谧,料理乏人。此间用兵最久,受害最深。大兵之后,益以荒年,以故人存孑遗,尸骸枕藉,清粦白骨,收葬无人,心甚悯矣。因创修白骨大塔,派人收拾残骸,妥为聚葬矣。人念庙舍倾废,将何以妥神灵而肃瞻仰。欲思捐资谋修,奈功巨力薄,正在筹思,乃各勇丁以久荷神庥,亟思报答以为乐,择日鸠功,培补料理焉。”战争结束20年后,即光绪十六年(1890),署任知县李嘉绩在《过鹞子川宿白沙川作》诗中写道:“处处青烟处处云,两山高峙昼常昏。叶黄乱夺斜阳色,水绿争淘藓石痕。自拔荒榛登野寺,谁寻劫火问孤村。白沙川上萧条宿,试醉田家老瓦盆。”可见战争带给当地的创伤有多么的严重。
白家湾村的人骨和瘟疫
 白沙川人说,这里从前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瘟疫,这次瘟疫被当地人称作为“清水羊肝”。此瘟疫的流传,导致人口大量死亡。30多年前,村民马玉江在距离白沙川25公里的白家湾古村,曾见到一些奇怪的现象:在一个破窑中的门内,有一副棺材,棺材内有一具人骨,地下亦有一具,这个窑的炕上,还有三四具人的遗骨,而且有成人的,也有小孩的。窑掌还放着楼架子,旁边还放着双梁布鞋,用手一捏,布鞋就成为粉末。这次瘟疫肯定发生过,只是我知识贫乏,没有查清楚它发生的具体时间。相信一定会有人搞清楚这个问题。
土匪和好汉曹永喜
清朝同治年回民起义以后,整个保安县人口稀少,白沙川自不例外。由于白沙川曾经是商路,商人在这条路上来往,加上周围都是子午岭的群山。光绪年的保安县志亦记载说经常此地经常“有匪类潜匿其中,时为民害”,商路因之中断。抢掠商人之事仍不时发生。直到民国年间,这种状况仍未得到彻底改变,仅保安县金鼎镇香柏沟村王福贤之父王嘉谋在白沙川附近就被抢劫过三次。因为土匪抢劫,导致了商路的中断。商路中断又使居民急需的用品奇缺且价格昂贵,生活甚为不便。一位叫曹永喜的人,眼见此等情形,乃下决心习武数年,终练得一身好功夫。清末民国之交,他假扮赶牲畜的“脚户”经过此地,果然遇到土匪抢劫,他一人力战,杀死两个蟊贼,余者知道此地出了高手,皆逃匿。商路暂时得以通畅。但是由于政府缺位,仅靠民间力量难以维持秩序,白沙川还是逐渐冷落下来。由此看出,白沙川冷落的所有原因中,投资环境不好,商人们没有人身和财物安全保障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与从前不同,外地客商较少参与商务活动。“回乱”平定后,此地人稀,不断有外地人来定居。白沙川行政村现有全国十二个省籍的村民,凡新迁客户,都属回乱后迁来定居。一直到1985年,妇女仍然用棒槌在石槽内舂米面;许多老人终其一生未到过洛河。白沙川昔日的繁华辉煌完全湮没在封闭的大山深处,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我曾经写过一篇《湮没的古镇白沙川》的文章,在文章中我写道:“白沙川曾经是志丹县历史文化积淀最厚实、跨度最长久、涉及门类最齐全、信息含量最丰富、经济曾经最发达的地方,新石器时期的陶器残片,秦直道,宋佛塔,明禅院、千佛洞,清古碑、摩崖石刻,繁忙的商路,众多的商铺,繁华的市场,残酷的战争,彪悍的土匪和与之对应而生的镖局,旅店,火锅,建筑,革命文物,原始森林等,都使其极具开发价值。今天的白沙川人,急切地盼望政府加大对白沙川开发的力度。渴望在政府的强力支持下,白沙川能够重现繁荣,再度辉煌。”这确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白沙川是一个神秘的地方。虽然今天看来此地冷僻,但在很长久的历史当中它有过非同一般的辉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其实都可能发生过我们今天所不知道的辉煌。历史需要我们挖掘,挖掘历史是让我们更好的汲取经验教训,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同时也使我们懂得今后应该怎么去做。这种挖掘历史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必由之路。太平山太平观溯史王廷洁太平观位于志丹县城(古栲栳城)正南方,界于周(州)水西侧的太平山上。追溯前史,观同山相因而成名,逐时势同兴衰。早于南北朝时期,这里就成为中国汉民族固有道教的一块圣地。在距今约一千五百余年的时空间,经李唐王朝高祖、高宗、玄宗三代的封祖尊教,到宋、明、清的崇道祈仙,太平山太平观不唯香火兴盛,且成为雅士们登高抒怀的休闲之所。尽管曾几遭兵燹,而近又香火相续。实可谓:沧桑变山系乐土,星斗移观再辉煌。
 事当鲜卑族人建立北魏政权之后,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四百二十七年,攻破赫连氏大夏的都城——统万城(今靖边县白城子),次年俘获其夏主赫连昌,直至神四年(公元431年)大夏灭亡,占领了包括今志丹县境在内的陕北及关中地区。遂派遣其皇族拓跋氏(名无考),驻守栲栳城(今志丹县城)。公元四百四十年六月,崇奉道教的魏太武帝,为利用道教消除鲜卑族同其他各民族之间的隔膜,就命自称“太上老君”复降的寇谦之于京都平城设立天师道场。同时,以其所授“太平真君”的尊号,改太延为太平真君年号。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年)正月,魏太武帝又亲临道场,接受寇谦之再授道教符篆,视道教如国教。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魏太武帝下诏大兴道教,以“老子化胡”说贬灭佛教。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驻守在栲栳城的这位皇族拓跋氏,既是兴道灭佛的积极执行者,更是道教虔诚的崇奉者。据传,当时有一位道行高深,知识渊博的沙姓道士(名无考),因避世乱云游到栲栳城。受到了这位皇族拓跋氏的特别礼遇,以探求长生之术。在其推崇与支持下,沙道士踏山步岭,选定了上载涟漪波动的湫池,形似灵鱼吐纳的这座山头,结草为庐,砌石为观,收徒以诵经演道。经取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尊号中“太平”二字,敕观名为太平观。自此,这座山上晨钟暮鼓,香烟缭绕,引得四方及近城的信奉者登山膜拜。这座山始称观庐山。驻守栲栳城的这位拓跋氏,深受沙道士的影响,不时地登山谈经论道,真的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尽管他未能长生而成仙,但死后却以皇族奉教而安葬观中伴道,同享祭祀。清顺治十八年《保安县志》载:“保安西门外太白山有拓跋氏塚。”(太平山一度被称太白山。)经实地考究,其墓塚犹在,墓塚且为脚踩培土而成。
拓跋氏塚北魏孝明帝元诩(拓跋氏已改姓元)于公元五百一十六年即位,其母胡氏皇太后因子幼而临朝执政。这位胡太后却崇信佛教,在各地大肆兴建佛寺、塔及石窟。道教在北方受到了侫佛潮流的冲击,这座太平观也日见冷落。北周武帝宇文邕即帝位后,于公元五百六十七年采纳了卫元嵩崇道抑佛的建议,曾先后召开七次大会,让臣僚、和尚、道士辩论儒、道、佛的优劣。甚至亲自帮助道士同和尚辩论,就在辩论不过和尚的情况下,遂同时禁止佛、道二教,要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并没收佛寺的土地与财产。虽然道教得到周武帝的暗助,但这座太平观却因道士的离走,香火则时有时无,直至殿宇破败。
李唐王朝建立后,高祖李渊为能提高李氏门第,想到了同道教教主李耳认宗,道教得以发展、昌盛。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晋州人吉善行传言:羊角山有位骑白马的老叟说,他是唐天子的祖宗。李渊随即到羊角山认祖,大肆宣扬他同李耳是祖孙关系,封李耳为“玄元皇帝”,并在羊角山上修建老君庙。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唐高祖亲自到国子监宣布国内三大宗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第三。唐太宗称帝后,又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诏,确定男女道士的地位高于僧尼之上。这一时期的太平观,不仅道士人数增多且得到全面整修。从清整旧观遗址及出土与堆放的唐代砖瓦看,就足以说明此点。唐高宗李治时期,他的皇后武则天在佛教徒的拥护下,逐步掌握了实权,对李唐五朝构成了威胁。对此,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亲自到亳州老君庙行礼,再为老子上尊号“太上玄元皇帝”。以此提高道教的地位,使之成为拥护李唐王朝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座太平观也随之受到栲栳城使的重视。特别是咸亨年间,这里的道士演道、斋醮活动频繁,其解厄禳灾、却病延年、祈晴祷雨等影响颇大。
公元六百八十五年,武则天正式登上帝位之后,重佛轻道,明令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男女道士之前。为此,有些道士就弃道当了和尚,这座太平观也就随之变得冷落。唐玄宗李隆基不同于他的武氏祖母,却是一位最为崇道的君主,一即帝位就大兴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李隆基说他夜里梦见他的远祖老子(李耳),醒来就依梦画出了真容,命大臣张九龄率众寻访。后于终南山楼观台东的显灵峰掘得老子玉像一尊,遂大张旗鼓地迎供于兴庆宫,上封为“太上混元皇帝”。再命人多画老子像,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安置,且命令当时的男女道士庄严迎侯,像到之后要设斋行道七昼夜。其整个费用由朝廷拨发,同时还赐钱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兵士,给予放假宴会。栲栳城乃为唐王朝驻兵戍守的边塞重镇,城郊这座山上的太平观也迎来了老子画像,不例外地庆贺了七个昼夜。观中正殿堂得到整修,供奉起老子画像,并改太平观为开元观。自此,这座山因道观更名而简称“观庐山”为“观山”。清光绪二十四年《保安县志略》所载:“官山”,并非此山,而是元时为学校所划拨的公田官山。“官”同“观”音似而含意相左。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李隆基经马嵬逃往四川,唐肃宗李亨却跑到灵武(今属宁夏)即皇帝位。叛军随后追赶,占据了栲栳城,这座山头上的这座道观遂遭兵燹。唐德宗李适称帝后,于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曾召开儒、道、佛三教讲论会,以“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的原则,调和了三教间的矛盾。一年之后(公元798年)的闰五月,驻夏州(今靖边县白城子)军队变乱,唐德宗遂下诏把栲栳城建为神策军。不久即在这座观山上动工,把残破的开元观修葺一新。之后,栲栳城改为永安镇,其镇将也曾登山膜拜,观中道士也不时地为世人行道打醮。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黄巢响应王仙芝起义,给李唐王朝以沉重打击,拉开了乱五代的历史序幕。在你争他夺的战乱中,这座观山上的道观几遭横劫,趋于衰落。
赵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赵光义都是道教的崇奉者。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始置保安军于栲栳城。这座观山上的旧道观随之得以重建,且以太平兴国年号中“太平”再命观名,改开元观再为太平观。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知保安军的军使尹宪在其僚属的陪同下曾数次登观问道,且具礼膜拜。据传,尹宪还为道观捐赠官银数百两。由于保安军属北宋流放囚徒之地,这座道观也是配军占卜问签之所。宋真宗赵恒深受道教的影响,认为老子的学说“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之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由其介福。”因此,就尊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保安军这座太平观由于地处军城近郊,且含保太平之意,也就进一步得到重视。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北宋对西夏始置榷场于保安,同党项人进行官方的茶、马、布帛、药材等项交易。这就不仅给古栲栳城在经济上注入了活力,也使得这座道观随之兴盛。甚之,日日打醮,夜夜钟鸣。
然而,事出意外,灾变而为神说。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六月,“保安军积雨成灾,洪水淹没军城,判官赵震及兵民六百五十余人溺死。”九年(公元1016年)七月,“保安军栲栳寨水溢,冲毁城堤。”由此,民间传言纷沓,把这两次水灾的发生,结果竟愈传愈奇,演绎出太白金星在这里降妖伏魔,拯救苍生的一段神话。其大意讲:龙王三太子到保安城兴妖作怪,使洪水淹没了整个城垣。太白金星为救落难的百姓,即驾祥云赶到保安城,降伏了龙王三太子,就把他压在保安城下。由此,保安城就打出一口官井。过了几年,这位不思悔改的龙王三太子,竟挣脱捆缚,又在保安城内兴风作浪,没等他尽展淫威就被太白金星再次降伏,并把他压在了这座太平观后湫池之下,这里遂被人称作“海眼”。自此,保安城平安无事,太白金星替天行道,为民降妖的神话遂广为流传。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十月,宋将卢守勤率兵于保安军安远寨击败元昊所率西夏人马,受到宋朝廷嘉奖,连升四级的狄青与宽释的流放人等相继登上太平山,焚香膜拜神佑。北宋末年,宋徽宗赵佶极为崇道,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仿效唐玄宗而再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且御注《道德经》。就在这时,关于太白金星在保安降妖伏魔救黎民的传说触动了虔诚崇道的宋徽宗。在耆老们的祈请中,为侍立于这座太平观的太白金星敕建庙宇一座——太白金星庙(后称太白庙)。
金、元统治时期,由于残酷的民族压迫,生活在北方地区的汉人纷纷南逃,保安境内人口也大为减少。加之,统治者又对各地的寺、观设纲首严加控制,这座太平观也随之衰落。
朱元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秋,保安之地归于明王朝统治。因为实边而在此招募流民拓荒,军、民、商遂展开屯垦。随着移民的增多,保安的经济也得到恢复。这座太平山上的道观里又有道士落脚,使太平观在化缘募捐间得以修葺。其太白庙的香火特别兴盛,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形成以庙代观的趋势。明英宗天顺时(公元1457—1464年),鞑靼部族及元的后裔侵入河套地区,延绥直至保安一带屡受骚扰。对保安城内的军民讲,太平山太平观则成为“太平”的象征。特别是明嘉靖时,保安城东山顶曾置楼悬钟,以钟报警,故称山为钟楼山,其钟命为报警钟。只要这口钟紧撞三响,军民就要登城防敌。城西山上因受明世宗崇道的影响,太平观里所悬铁钟也因时为用。当此钟缓撞三响,则宣告“太平无事”,即可解除“警报”。这口钟也就名副其实地被称为“太平钟”,太平山、太平观由此更加出名。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6年),鞑靼人谙达(也译掩答)部以数万骑,从宁塞堡直犯保安城。据旧志引文载:“保安围急,虏见神人立城上,袍笏森严,遂解去。”随之,保安城内的区划也为“太平”被命名“太平里”。明神宗朱翊钧,也是一位虔诚的道教崇奉者。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敕命整修太平观内的太白庙,因旧钟破损而另铸铁钟一口,并镌文以记其事。尔后,庙代观而成名,太白金星也被称“太白神”。雅士们更是以名崇名,却把太白庙所坐落的这座山雅称“太白山”。甚或赋有“城西峨峨太白山,山与武功伯仲间”的诗句,竟把此山与“长安八景”中六月积雪的太白山相提并论。明思宗崇祯末年,陕北地区遭受极为严重的旱灾,农民为活命铤而走险,起义的战火迅速蔓延,大明王朝随着李自成攻入北京而灭亡。这座曾几度兴盛的太平观又于灾荒、战乱中遭到破坏,太白庙同样经劫罹难。清顺治十八年保安县教谕和致祥,在其《太白山》诗中就为此发出经沧桑的兴衰之叹:

“巍巍太白入云深,此日登临倍恻心。
北望市廛尽满壁,南通平野半荒林。
数家烟火傍山起,一片风沙接地阴。
闻道当时歌舞日,几回凭览何处寻?”

满清王朝统治时期,太白庙先后经世宗雍正、仁宗嘉庆两代重修。但由于清初对汉人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制措施,太平观的道士随之隐遁。到了这个时候,虽有道士住庙,但香火之事皆由庙祝管理。清穆宗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在西捻军反清的影响之下陕甘回民大起义,保安之地竟遭“红羊”一劫。人死者白骨露野,活命者流亡他乡,这座太平山上的庙宇再遭兵燹而毁坏。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保安知县侯鸣珂,在《丁酉重九偕寅僚邑绅及儿孙辇登城西太白山》一 中,为此慨然感叹:

“更登绝顶古墩台,俯视山城小于掌。
四顾风景殊不恶,独怜人烟久寥落。
上有祠祀太白庙,梵宇荒凉成邱壑。
古钟卧地悄无声,认是前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作。
我轻雍嘉两重修,残碑犹能记崖略。
潢池一劫化灰烬,至今风雨日萧索。

劫难之时,保安县境近约三年无官辖管,到同治八年秋,喻秉章方知保安县事。乃寄居永宁山,而县中无民可治,随即募民实县。此时,保安县流亡归乡的人为数尚少,招垦新到的人也为数不多。此后,虽经数十年休养生息,“犹往往行三四十里不见烟户”。旧时曾称的“观庐山”,仅为个别耆老所闻而讹指;后所称的“观山”也因未谙旧事,错把“官山”当“观山”。就是清顺治十八年,保安知县张嗣贤所编纂《保安县志》的附图中,也把太白庙标画在西阳水之北“官山”上,把观山沟之“观”字也写成“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志丹(保安)县人口相继增多,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但太平观似乎被遗忘,而“太平”二字却依然深入人心,故把城域划为太平区。太白金星庙因有铁钟、残碑佐证而名传,不过其庙已败顶颓垣,所有塑像也臂首不全,但虔诚的奉道者尚不时地入庙敬香膜拜。时当“文革”之际,残存在破庙之中的塑像再经捣毁,颓垣断壁也坍塌成丘,卧地的铁钟由砸烂而湮灭。
拨乱反正之后,改革开放时的一九九五年春,拓宝秀、高万斌等人登山清整旧道观遗址,在原正殿地以三根檩、十根椽立架重结草庐。庐内乃供立木牌神位,遂立会且承火居道士之责,接纳膜拜敬香之人。就在清整旧庙遗址时,其会人曾清整出非同寻常的三面古镜与三枚玉簪,即上缴县文管所。太平山遂被列为志丹县文物保护点,并由文管所发予会人拓宝秀、高万斌等人文物保护员证件。
公元一九九七年古正月初二,庙管会即派专人拉瓦备料,为修建玉皇大帝殿而紧张筹措。就在拆除先年所结草庐,为改造砖木结构殿宇而平整地基时,推土机险被陷入拓跋氏墓塚的裂口。后在地表下约两米深处,竟推现出一排整齐有序的铺地砖,其面积约为三大间。特经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史家对砖鉴定,乃为唐代所烧制。据清整旧有庙观遗址的参加者及庙会人员介绍,再经多方走访与实际考究,观山沟(志误称关山沟)畔尚可见当年为道士生活、住宿的土窑址四孔,坐落在太平山头的庙宇至少也有三座,有正殿也有陪殿。由于历时久远,相继更变,已难予一一分解说明。但从目前所看到的旧庙的所用砖瓦,除唐代的之外,宋、明、清几代均有。这就不仅佐证了旧有庙观沧桑更变的历史,也为说明这座道观的几度兴盛而见其一斑。难怪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彭瑞麟所纂《保安县志》再将和致祥《太白山》一诗载入志内,特意把“闻道当时歌舞日”一句,改为“闻道当时台谢盛”。从而由“歌舞日”所反映庙观中香火兴旺及载歌载舞的活动情景,进一步强调当时庙观的建筑规模及其恢弘气势。
同年,砖木结构的玉皇大帝殿告成,乃于殿堂上分左右塑坐玉皇大帝、关圣帝君,其下左塑十大元帅及太白金星,右塑关平、周仓分列侍立。而后经其会人十有余年的艰辛经管、勉力筹措,观内营建初具规模。止公元二OO五年古九月重九之时,太平山上已建成“四殿一关”:玉皇大帝殿、真武祖师殿、三霄娘娘殿、五路财神殿及过关楼。先后共修建庙会住房41间,其被褥、用具齐备。在修建有关其它生活设施之外,掘井畜水,引电照明,立灶以备膳食。此外,为祝贺庙堂庆典,特修成三层一座戏楼及其露天剧场。
世乱祈太平,太平颂盛年。崇道者相继入观祈祷,慕名者相率进香膜拜。会日祀神,开光庆典,香烟袅袅山头缭绕,秦声晋韵凌空悠扬。太平观显得一派生机,盛况空前。为弘扬中华民族固有道教文化,拓展道教圣境,同年古九月三十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所颁《宗教事务条例》的规定,谨以志丹县太平山太平观之名,特向志丹县宗教局申请登记。赤安(三边)事变刘景范口述刘尚雅整理导言
“赤安(三边)事变”,是1936年1月份,农历腊月过年之前发生在赤安——三边一带的游击队内部叛乱事件。
1935年9月下旬至10月初,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西北根据地实行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围剿”,强敌压境,我党力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由于当时主持陕北和陕甘边工作的“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当时地方上的个别领导者,奉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加上他们自己的个人主义、领袖欲和野心家的恶劣品质,当他们的政治、军事、土地、统战等一系列错误路线和政策受到执行正确路线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的坚决抵制时,他们便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把党内斗争无端发展成为敌对斗争性质,用非常手段篡夺了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党政军领导权,搞错误肃反,监禁和杀害了大批革命同志,造成沉痛的流血事件。当时,坚决抵制王明“左”倾路线的西北军委、西北红军指挥部、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刘景范等以及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干部,有数百人被捕,有的被无辜杀害,其罪名都是所谓的“右派反革命分子”。
其时,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掌握了政权,他们在陕北把“左”倾路线推到高峰,实行乱捕乱杀政策,已经搞的人心慌慌,人人自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自相火拼。尽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及时纠正了陕北错误肃反,到1935年12月底,被关押在陕北瓦窑堡监狱中的领导同志,包括刘志丹、习仲勋、刘景范等人全都陆续获得释放,并重新开始工作。但错误肃反的余威还在,其恶劣的政治影响仍然起着巨大的副面作用。“赤安(三边)事变”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早已到达陕北之后,重又发生的完全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性历史事件。
“赤安(三边)事变”是由陕甘特委领导人准备错误逮捕我党游击队的干部而引起的。当时的陕甘特委新任书记李××给三边特委写了个材料,说靖边游击支队中的中队长宗文耀和副队长金林全是反革命,要他们立即逮捕,就地处决。其时三边特委刚刚组建,不了解情况,就将材料转到靖边游击支队。靖边游击支队支队长名叫黄万银,政委名叫孙德胜。但通讯员没有把信送给黄万银和孙德胜,而是送到了宗文耀手中。宗文耀和金林看到信件后,一怒之下,先杀了他们的支队长黄万银和政委孙德胜,并连夜袭击三边特委,杀了特委书记谢维俊、革命委员会主席尹云山。事变发生后,一些地主豪绅、国民党的民团和叛匪勾结在一起,到处煽动群众,说刘志丹被杀了,习仲勋被杀了,杀人的是假共产党,杀人的是假红军。反吧!反吧!不反,陕甘的百姓都要被杀光。在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疯狂煽动下,不少群众真的反水了。于是,叛匪、民团和反水群众一起,冲击苏维埃政府,冲击县委,杀党政干部,杀红军战士,赤安县的一区、四区、七区、八区成为“赤安事变”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赤安县四区游击队长张克俭,原是中农出身。土改工作队把他划为富农,分配了他家的东西。县委又把他作为肃反对象,要逮捕他。这事被他知道后,他也带上游击队叛变。把县委书记任文明抓去,送给旦八寨民团给杀害了。
由此可见,“赤安(三边)事变”是自从1935年秋季以来,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发生在陕北的一连串错误肃反在基层的继续,也是陕北错误肃反的直接恶果之一。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叛乱被平息下去。
以下发表的是陕北老革命、刘志丹烈士的弟弟刘景范口述,由他的女儿刘尚雅整理的历史资料。我们在保证历史事实真实可靠、本材料也基本保持原貌的前提下,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个别调整。如有不妥之处,敬请相关领导及家属见谅。

——张兴源


赤安县,即是原来的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志丹县。
“赤安事变”这段历史,是陕甘根据地发生的一桩惊人事件,损失很大,时间很久。这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我是亲手处理这件事的人,应当把这段可能已经被大家遗忘的历史写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价。
出狱后的任务
陕北搞过错误肃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1935年9月下旬至10月初,“左”倾机会主义者,将抵制王明路线的西北军委、西北红军指挥部、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等以及二十六军营以上,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干部数百人逮捕。我也是被逮捕的一个。有的无辜被杀害,其罪名是所谓的右派反革命分子。
在那个年代,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掌了权,把“左”倾路线推到高峰,实行乱捕乱杀政策,已经搞的人心慌慌,人人自危,随时都有发生自相火拼的危险。正在这时候,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纠正错误的肃反。到1935年12月底,我们被关在陕北瓦窑堡的人,已陆续获得释放了。但下面还没有完全纠正。
我出狱后,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要我到三边工作。当时的“三边”包括靖边、定边、赤安等县。那里已经成立三边特委。随中央红军来的谢维俊任特委书记。因为三边原属陕甘边区领导。我在被捕前是陕甘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又是当地人,所以要我去担任三边特委的军事部长。当时中央对三边的情况还不太清楚,只觉得消息不很灵通。
我的工作是军委分配的。陕北省委又分配了一个叫慕生桂的去当三边特委副书记,杨琪去三边任独立营营长。杨琪同志原是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师长,出狱后的分配,显然很不恰当。但当时大家都能顾全大局,想的是只要有工作做就好了,所以杨琪什么也没有说,就去上任了。另外,还调来了李玉英、崔总山等几个做地方工作的,一同组成了三边特委的领导班子。我们领了十几条枪、几匹马就出发了。
我们从瓦窑堡出发,带着陕北省委的介绍信,到了赤源县委,县上给我们派了一个警卫班,班长姓刘,我们都叫他刘班长(现在把他的名字也忘了),随我们一起行动。1936年1月下旬,也就是农历的头年腊月二十三,我们到了赤源县。在县委住了一夜,第二天走到靖边县境内一个村子又住了一夜,第三天上午十点左右到了三边特委驻地李家梁。
叛乱
李家梁是靖边县城西面的一个山坡小村。我们一进村,只见全村乱七八糟,找不见一个人,我们只得继续往前走,到处找人。我们在山上碰见个放羊的,向他一打问,才知道靖边游击队中有一百多人叛变了。这事就发生在头一天的晚上。一夜之间,他们杀了三边的特委书记谢维俊、革命委员会主席尹云山、县游击队长黄万银、政委孙德胜。游击队的其他人全被缴械了。这里的群众吓得四处逃散,不敢回家了。
听到这一情况,我们非常震惊,也深感意外。这就是说原有的三边特委已被破坏。叛匪有一百多人,我们只有十几个人,目前的情况又摸不清,怎么办?我和慕生桂、杨琪等商量后,决定赶快离开这里,去找赤安县委。
我们所在的李家梁,距赤安县还有二百多里路,只得边走边了解情况。可是沿路经过的村子,群众也弄不清我们是叛军还是红军,不敢向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弄不清这些群众“反水”了没有,双方都在警惕和提防着对方。
当天到了石厂子沟。我们曾在这个村子打过土豪,但那时土豪本人跑了。这次我们到了这里,恰好遇上土豪又回到了家,我们顺便就把他抓着押上一起走。
当时大雪纷飞,行路极其艰难。我们心里紧迫,一直在冒雪赶路,丝毫不敢耽搁。就这样在雪地里一连走了三天,第三天晚上终于赶到了赤安县的李咀子村。这时我们已是人困马乏,衣服鞋袜全都湿透,急需休息。要不,人就会全部病倒。这个村,在赤安县东川,原是大地主李林芳住的村子。我们开辟这块地区时,在这里打过土豪,地主全跑了,这时也没有回来。这个村没有人,只碰上一个佃户,名叫李折桂。我叫住问他:“这村里人呢?”他说:“全走了!”我叫他给我们弄了些饭食和草料,准备在这里过夜。吃罢饭,安排了岗哨,喂了牲口,准备休息。谁知我们带的警卫班,全是刚参军的农民,还不会放哨,要一个个手把手的现教,弄了半夜,我们才睡下。天快亮时,响起了枪声。我猛地翻身从炕上爬起来,叫醒杨琪、慕生桂,还没来及穿鞋,就跑到院子里。原来就在我们行军途中,叛匪就已跟上了我们,这时,叛军又把我们团团包围住了。这个李家咀子,三面是石岩,脑畔上面是当年捻军时代修的旧城堡,大门已被封锁出不去了。
我们要突围出去,只有爬上窑背上山,我和李玉英赶快找了个梯子搭上,招呼大家,都往窑背上爬去。趁大家往上爬时,我才找上鞋子穿好,最后一个上去的。赶到我上去时,我们的人在山坡上已经走散了。因为天还没有亮,黑漆漆的,有的人路也不熟,敌人的枪又打的急,都瞎摸着走了。在石厂子沟抓的那个土豪也逃跑了。最后只剩下崔总山、刘班长、一个战士,连我共五个人。
后来才知道,杨琪、李玉英出去后就向瓦窑堡方向去了。慕生桂和杨琪的警卫员跳下悬崖牺牲了。
大雪下得足有一尺多厚,漆黑的夜,上山下沟只有一条路,还被敌人封锁了,两面是几丈深的悬崖,一脚踏空,人就完了。天黑路滑,我一脚没踩稳,就从崖上滑了下去,我急忙攀住山崖上的灌木,要不然就会掉进深谷。待我揪住灌木徐徐爬上来时,我的鞋袜都全掉了,只得光着脚踏雪而行。我们要往山上走,却没有路,沟里又出不去,就抓住小草,再顺着峭崖陡壁往上攀。在险境中,司务长坚持不住,怎样劝说也不走了。我们拿了他的枪,攀上山顶,走到一个村庄,警卫班那个战士也动摇了,他无论如何不愿再往前走,说他肚子痛。我们把枪要来,把他留下了。这时我们只有三个人:我、刘班长和崔总山,一共背了六支枪。我下决心要赶快找到赤安县委。
 光着双脚,在雪地里走了几个钟头,两脚冻得红肿,疼得钻心,崔总山扯下腰带,帮我裹住双脚,继续前进。中午走到孙岔沟,这里住着一家农民,可是家中剩下一个妇女,没想到妇女认得我,连忙送我一双新布鞋。这双鞋,可非同小可,这是一双救命鞋啊。有了它,我就能走路了,还要打仗呢!穿上鞋,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这地方缺布,兵荒马乱的,做一双鞋的很不容易的。我摸摸身上,还有一块白洋,就给她放下,我们又继续上路。
找可靠群众
在混乱中,真叛假叛,谁好谁坏,一时不易分清。我们在李咀子村突围后,赶天黑到了赤安县城南边的米家砭,那里有马锡五同志的家。到这个时候,红军干部家属是最可靠的。终于找到马锡五的原配夫人马大嫂,她见了我们,也像见到了亲人,领着我们到她家里,给我们做了剁荞面,热了米酒,先让我们饱饱吃一顿,然后就对我们说了许多情况。她说,赤安县城里住着还乡团,南面三台山上也有还乡团。她这个家离还乡团太近,不能久留。然后她又精心地给我们找了个带路人,把我们引到对面山上。这山上有一家农民,家中有个老汉,这老汉非常忠心,他先把狗拴起来,让我们在他家安安稳稳休息一夜。天刚亮,我们就要起身,老人家不放心,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走大路,要走小路,到了李家渠,去找左贵得和郭继业,这两个人没有叛变。我们按照他说的路走,到了李家渠,找到郭继业和左贵得,才了解到县委、县政府前几天在白家山。这时我的两条腿,膝盖以下全肿了,行动很吃力,得在李家渠停一下,喘口气儿。这儿地方离麻子沟五里路。这时,正逢春节,凡是能在家住的人,都要设法吃顿年饭。我们正在郭继业家吃过年饭,听说麻子沟来了三四十个人的还乡团,派了团丁,到各村召集人开会。有个群众跑到李家渠说,王贞带着还乡团在后村开会,叫这个村里人到后村参加会去。
我这时有点着急,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我、崔总山、刘班长。我的脚又坏着,行动不便,如果还乡团发现了我们,把我们包围起来,是很难对付的。眼前别无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唱“空城计”了。我找人把那个群众叫来。他一进窑,我猛然问道:“你认得我吗?”他忙说:“认得!刘主席!”(我原是陕甘军委主席)我说:“你回去对王贞说,刘景范回来了,叫他们都到这里来开会!”
那人听我理直气壮,也不知我带了多少部队回来的,急忙跑到后村,向王贞一吆喝,还乡团马上就逃跑了。
左贵得派他的弟弟引着我们赶紧离开李家渠,顺着沟渠上了对面的山顶。我们在山顶休息时,还乡团也到了麻子沟的脑畔山上。一南一北,两山相望,已相隔十数里之远了。虽然已看到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可是他们已来不及追赶。
找县委、县政府
郭继业说县委、县政府在白家山,我们就往那里赶。到了白家山,一个老汉说,县委、县政府早就搬走了,可能在小崖窑。我们休息一夜,又赶到了小崖窑。这一带群众没有反水,行动方便些,可是又扑了个空,县机关又搬走了,只剩下几个妇女同志,问她们,她们也不知道县委到了哪里了。这里的群众给我找了条毛驴,我骑上毛驴到各乡、各区去做工作。宣传中央和中央红军来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把刘志丹等人都放出来分配了工作。稳定群众情绪。
我们到吕家砭、象鼻咀、老崖窑等村子。我又找支部书记吕文华和乡长刘彦彪,谈了赤安事变后群众反水的问题,我和支书、乡长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调查县机关的去向,后来才知道,县机关搬到了桃树峁。
通过我们深入细致做工作,群众终于重新恢复了对于党和陕北特委的信任,重新表现得对我们非常欢迎,特别喜欢知晓中央的各种政策,情绪越来越好,有什么话也愿意对我们说了。有个群众悄悄对我说,有一位受了伤的中央红军,是个连指导员,掉了队,被他藏了起来。我得知后赶忙去看他,只见他全身浮肿,身体虚弱,见到我他一定要跟上我走。当时我们也很困难。怕带不动他,劝他暂时留下,等我找到了县委,再派人来接他。可是他很坚决,一定要和我们一块儿去找县委,我们只得把他带上走。
听说县委在桃树峁,我们便赶到桃树峁。到了那里,县委又不知去向,可是当地老百姓给我们讲了一些叛乱情况:有一天夜里,有个姓芦的历史反革命,拿了一把菜刀,领了几十个反水群众在窑背上喊了几声,朝县委窑前扔了几个土圪垯,县委书记任秀明和县长袁万祥全吓跑了,警卫队也跑了。他们扔下了几个女干部和经济委员贺满朝。贺满朝正在害病,被叛匪杀了。女干部被抓走了。听到这些情况,我非常生气,他们为什么不调查研究?为什么这么胆小?是被叛匪吓坏了吗?
我们找到个姓乔的乡长带路,再去追县领导机关。走到路上,乔乡长一再说:“刘主席,你的腿不好,我帮你背上枪吧!”他这样说了几次,我便把枪锁上,给了他。他背着枪走在前边,我们走在后边,下了山就到王家庄,这里有个地主的窨子。一下到沟底,乔乡长就背枪往前跑。我的脚坏了,不能跑。叫崔总山连忙追上去,夺回了枪,乔乡长跑进了地主的窨子。原来这个姓乔的早已通了敌。
我们四个人,不是病的就是残的。如果遇上强大的地主武装,就难对付,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我们一气跑了十来里路,到了石畔村。听说这个村里群众没有叛变,中央红军那位连指导员呻吟起来,他实在走不动了,要求留下。我摸摸他的腿,肿得更严重,不得已,只好把他安顿在石畔村老乡家中休息,我们连夜又往前赶,到了定边集,只听后面喊道:“刘主席,等一等,有情况向你汇报。”是乔乡长连跑带喊的来了。
我停下来,顺着沟中河水细听,后边还有哗啦哗啦的趟水声。我断定,这是叛匪追上来了,想诱骗我们,包围我们。在夜里,只能借着月光察看,我对刘班长说:“注意,有敌情!”这时,一群人影已向我们走近,刘班长迎上去,打了两枪,敌人一乱,掉头就跑。我们继续往前走。听到背后的石畔村一带狗声乱咬。后来托人打听,原来叛匪又跑到石畔村搜查,杀害了中央红军的那位连指导员。
这夜,我们赶到甘洛县的刘家老庄,才找到了赤安县委和县政府。我们以为到了家,放心的睡在一个群众家中。
猜疑
我满以为,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县领导机关,一切事都好办了。我们是夜里到的。在群众的石窑里倒头便睡,刚睡一觉,就有人踢门。一抬头,几支盒子枪对着我的头,大声喊道:“谁是刘景范?”我搭眼一看,是几个娃娃,说的是南方话,穿的黑军衣,原来是红二十五军的几个年轻人。我说:“我就是!”几个人把枪对着我说:“你是叛徒,是右派!快交枪!”
看来这几个二十五军的战士,因为年轻,受了别人的煽动。我问:“你们听谁说我是叛徒?”他们说:“我们听袁主席说的,你是叛徒,右派,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崔总山、刘班长听着这话很生气,怎么也不给交枪。我说:“把枪给他们!”又对那几个红军战士说:“把你们的主席叫来,我有话对他说。”
袁万祥,是赤安县政府主席。这人文化太低,政治上没受过锻炼,那边“肃反”,这边叛乱,把他弄糊涂了。当然,上边还有人在捣鬼,他还不能分辨是非。袁万祥一来,我就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我是不是右派、叛徒,你还不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反水的群众,呜尔哇啦呐喊一下,就把你们吓跑了?把自己的同志丢下不管了?你们为什么不做工作,不抵抗呢?”袁万祥说:“说你是右派叛徒那些话,都是上边的指示,我们有什么办法。”
我又找来县委书记任秀明谈话,告诉他,是党中央派我来工作的,瓦窑堡押的人全部放出来了。中央已经向下传达过,是有人向你们封锁了消息。看起来,他表面相信,实际不相信,因为陕甘边区那个姓李的特委书记还在卡着他们的脑袋,他们不敢相信。我说:“你们派人到瓦窑堡去问问。”这时,我就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一封信,讲明这个地区的叛乱情况,也讲了县委的问题,讲他们对我的不信任。任秀明虽然是姓李的调来的亲信,见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了信,他也不得不派人去送。便派土地委员长张红钧到瓦窑堡去了。
在这期间,他们限制我的行动自由,等于把我软禁了。我是住在一个支部书记家里,这人姓郝。郝书记悄悄对我说:“特委李书记来这里召开过党员大会,在会上宣布过:习仲勋、刘景范都是右派,现在已经逮捕,开除了党籍。你还不知道?我们是相信你的,可是他们还说你是叛徒,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现在是让我监视着你,不许你工作,不许你随便行动。”老支书这么一说,我心里非常着急:眼看要耽误大事了。叛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这样下去,要等到哪一天?但是不等又有啥办法呢?
焦急地等了一个多礼拜,周恩来同志的回信终于来了。一封是给县委的,一封是我的。给我的信中是说,如果身体支持不住,就回瓦窑堡养伤,如果能支持,就找到三边独立营,指挥消灭叛匪。给县委的信是告诉他们,是中央军委派刘景范来三边担任军事部长。刘的身体如有病,就请他们派人把刘送回瓦窑堡。刘如果能工作,要他们听刘指挥剿匪。我马上给周恩来同志回了信,说明我的脚已经好了,我目前不能回瓦窑堡,急需集合部队,把叛匪镇压下去,恢复这个地区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同志的来信,我已被放出来,有了自由,可以随意安排工作了。
平叛
工作关系通了,我就调动部队。把甘洛县和赤安县的保卫部队召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消除叛乱的战斗。
我们头一仗,先来个杀鸡给猴看,袭击了石畔村的还乡团,紧接着就打开了王家庄窨子,杀了反动地主和还乡团的头目。同时我们发动群众,找到了中央红军连指导员的尸体,给他换了衣服,埋在附近的山上。
下一步,是攻打三台山寨子。这个山上,有还乡团和反水群众二百来人。到了寨子下面,我们没有硬打,先派人向山上喊话。向他们说明,瓦窑堡狱中的人全放出来了,分配了工作,不要再听信谣言。中央红军带来了好政策。果然,寨门不打自开,还乡团的头目王贞(历史反革命)带了几个人逃跑了。其他的人全部投降。对反水的群众,我们召集起来开了会,动员他们回家生产。
三边的独立营到了赤安县一区鹞子川。营长马福记,政委龚洪春,党委书记张明科。这个营,原是陕甘边区第一路游击队改编的,战斗力很强,干部也很好。可是,自从发生“肃反”之后,在极“左”路线领导下,战斗力受到挫伤。“赤安事变”发生后,定边驻军张鸿儒团,利用事变制造谣言,纠合各地民团攻打独立营。独立营这时由定边南区,到靖边宁塞川,一直打败仗,士气低落,情绪不振。战士们唉声叹气。我们见到独立营后,向他们讲了中央来后的情况,说明党中央到陕北后营救了刘志丹等所有被捕的同志,正在纠正肃反的错误。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消灭叛匪和还乡团,平定叛乱,恢复我们的苏区。
独立营的同志亲眼看见了我已安全回来,又听到中央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战士们又看到了希望,鼓起了士气。
我们的人马多了,于是去攻打保安县城。保安县城里面驻有宗文耀、金林的叛匪和还乡团。我们下决心狠打。因为我们攻得猛,宗文耀、金林支持不住,逃跑了。还乡团也随之逃散。使保安县城得到了恢复。这一胜仗,大大振奋了士气,群众也欢天喜地。
这么大的叛乱,不是一两仗能解决问题的,还得大力做群众工作。于是我们边打仗,边做群众工作。“赤安事变”被冲击逃跑的群众,要叫回来,要安抚他们。极“左”路线划错成分的农民,要予以纠正,退还土地、牲畜和农具,叫他们回家安心种地。是真地主的,也给分些能生活的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对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外,全部退还反水群众。可以说充分体现了“首恶必办,一般不纠”的政策和原则。
赤安县原有八个区,反水的有四个区,即一区、四区、七区、八区,还有靖边县和定边县也都反水了。
曲折
3月初,党中央要我回瓦窑堡汇报工作。我和龚洪春到了瓦窑堡,却未见到周恩来同志,而是向洛甫同志汇报的。陕北省委也有人参加。汇报后,中央和省委认为,三边特委已遭破坏,决定先成立个中心县委,改组赤安县领导机关。暂定中心县委的书记是龚洪春,组织部长惠子俊(原西北工委书记),我任军事部长,任秀明任宣传部长。农民袁万祥任县政府副主席,主席是陕北省委派的一个姓李的,名字忘记了。
使人生气的是,当我回瓦窑堡汇报工作期间,赤安那地方又发生了问题。原县委书记任秀明又擅自决定抓了一些曾经跟着反水的群众,把已经争取回家的群众,当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个调子一定,是要有很多人被逮捕、杀头的,群众又恐慌起来。其中有个姓陶的,在当地有些影响,任秀明要杀他。我从瓦窑堡回来的路上,有人就对我说了。我听到此事,怕乱了套,连忙赶回去。到了县委所在地的小崖窟,就找任秀明谈话,叫他把姓陶的放了。此事一传开,群众觉得我们的政策能兑现,又回来许多人。但是,任秀明的思想不通,他受极“左”路线影响太深,一时转不过弯儿来。恰好,县委的同志都陆续到来了。我们马上召开县委会议进行讨论,酝酿统盘解决赤安事变遗留问题。会议决定,真正是地主、富农的,只要没有血债,不是反革命的,不能杀。只杀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对协从的反水的群众,只要回来安心生产的,一律不再追究。今后杀人要经过县委会讨论,不许随便杀人。
上述决定一贯彻,其他被抓的人也释放了。群众马上传开:政策真的变了,不是放的一个人,凡是被迫协从的群众都放了。于是,短时间内人心就安定下来了。
随后,县委、县政府转移到陈家峁。我们得到群众的报告,说宗文耀、金林、宋文华从北边又来到靖边县巡检区的磨科坪和宋家庄,要向赤安县进攻。我们马上召开县委会,布置了战斗任务。我带领独立营,到距磨科坪六七十里路的康家沟。派侦察查明,敌人有二百多人,一百五十人左右在磨科坪,另有五六十人在宋家庄,相距五里路。我一掂量:我们的独立营和保卫队都是受过严重损失的,加起来还不到二百人,看来磨科坪不好打。便决定先用独立营的一连和二连去消灭宋家庄宋文华那股敌人,用骑兵队和保卫队去牵制磨科坪的宗文耀和金林。
我带着独立营和保卫队,当天后半夜从康家沟出发,跑步三十里到保安县旧城,天刚麻麻亮,县城群众还没起床,部队稍休息后又急行军,前半响就接近了敌人,独立营埋伏在宋家庄脑畔山上。骑兵和保卫队佯攻磨科坪,切断了两股敌人的联系。宋家庄的叛匪,听到枪声,便向磨科坪靠拢,被我独立营全部消灭,收了五十多条枪,当场打死了队长宋文华,宗文耀正准备接应宋家庄,骑兵队正打在他的屁股上,使他首尾不能相顾。把宋文华部消灭后,正准备两路合击宗文耀,突然刮起了一阵漫天黄风,使人睁不开眼,看不见人,宗文耀和金林便趁机带着一百多人逃跑了。
继续战斗
我们打罢宗文耀和金林,部队在磨科坪集合,吃了一顿饭,睡了两小时觉。侦察回来说,靖边县蔡家砭的民团回来了。这个民团的团总是蔡丰。我知道这个人,从前他是中立的,现在也跟着干起了坏事。于是我们当即决定,立即组织力量消灭蔡丰民团。
部队当夜集合出发。由群众带路,事先通知沿路群众把狗拴好,连夜急行军赶往蔡家砭。因为蔡家砭距磨科坪有七、八十里路,天明前必须赶到。当我们走到距离蔡家砭十几里路的马连城时,决定休息一下,准备吃罢饭就打。
这时发生了一个新情况:独立营的战士贺四娃,放哨时抓了个俘虏,这个俘虏不是别人,而是蔡丰民团的密探贺三娃。贺四娃和贺三娃本是亲兄弟,贺三娃原也是独立营的战士,叛匪一闹,他害怕了就逃跑了,并参加了蔡丰的民团。我们把他叫到当面问话,叫他说说蔡丰民团的情况。没想到,这人一句实话也不说,还虚张声势,说凤皇寺有张廷芝的一个大队,蔡丰还有一二百人,都等着和我们打仗。看他满嘴胡说,我们只得暂时把他押下。面对这个不对红军说实话的哥哥,贺四娃撑不住劲了,非要亲手杀死贺三娃不可。我于是就做贺四娃的工作。我对他说:“你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弟兄两个参加革命,组织上很信得过你们,贺三娃虽然叛变了,也不能杀他,要教育他,暂时押下,慢慢和他谈话,可能他思想上有许多顾虑。”
此时我们已布置好阵营,直奔蔡家砭。蔡丰民团发现我们来了,都爬上了山。骑兵队紧追不放,在山上展开战斗,抓了些俘虏,收了二十几条枪,蔡丰丢下骑的骡子钻了水洞。消灭了这股敌人后,把他们抢劫群众的几百头牛、羊都找了回来,叫群众来认,是谁的谁领回家去。
随后我们开到赤安县六区瓦舍村休整,向县委汇报情况。赤安县六区游击队长袁耀秀赶到瓦舍村,一见我就大哭一场。他说游击队在白宝川袁家台被庆阳县蔺士升、齐士英民团打散了,抓走了些游击队员,抢走了十多条枪,赶走了老百姓的牛羊。蔺士升、齐正英的民团有一百多人。这时敌人住在三道川的齐家桥。
我分析情况,又估量一下路程,三道川归华池县管,这一带群众也反了水,从瓦舍村往齐家桥直走,有一百多里,要经过金佛坪和蔺家砭,那里原来是张廷芝的反动据点,不易保密,只能走白宝川的袁家台,路程是远些,有二百多里,可那里是老根据地,走漏不了消息。部署决定后,我们便一天一夜急行军,赶黎明包围了齐家桥。进去一看,民团的人一个也没有了。我想,我们的速度快,还是绕圈子来的,敌人怎么会知道呢?据齐家桥群众反映,民团是头一天走的。也就是我们刚出发的时候他们走的。既是这样,他们不会事先知道我们来,也就不会走得太远。
我派白宝川游击队长袁耀秀带几十个赤卫队员,赶着敌人抢来的牛、羊往白宝川走,其他人埋伏在齐家桥休息、吃饭、睡觉。目的是引诱民团出来。果不其然,赤卫队赶着牛、羊刚上了山头,就发现了民团。这时民团在距齐家桥不远的金盆湾上下来,追赶赤卫队了。
我们把队伍分成两路,步兵在正面,骑兵在侧面,把敌人围在山头上。一进入战斗,这个民团打得很顽强,因为他们大部是些贯匪。战斗打了两个多小时。敌人占着有利地形,火力也很强,我们的骑兵冲不上去,绕到敌后才冲了上去。我们的步兵也打得很猛,一连连长戴同孝负了伤,不下火线,坚决冲了上去。把民团压的跳了沟,我们的战士也跳下沟,把他们一个一个抓上来。结果是除了打死的以外,全部被我们俘虏,还活捉了他们的头子蔺士升和齐正英。这个为害一方的反动民团,这一仗算是全部被消灭了。
我们对俘虏们的处理办法是:把两个反动团总押到后方,交给赤安县政府按照政策处理。对一些被强迫参加民团的人,全部遣散回家。
从对蔺士升、齐正英的审讯当中我们了解到,定边县的王子元民团和赵坤民团,已经联合了宗文耀叛匪和蔡丰、蔺士升、齐正英等民团,集合了六、七百人,准备向赤安县进攻。他们的计划被我们各个击破了,王子元、赵坤部队已从定边县城出发到了吴旗镇,听到他们联合的力量有的被击溃,有的被消灭的消息,又退回了定边城。
于是我就带上独立营去靖边县、新城堡、宁塞堡一带游击。当地群众报告说宗文耀、金林叛匪在姑山涧一带骚扰,我们又追到姑山涧,打了一仗。这时宗文耀、金林只有一百多人。他们已经发现我们来追,早就向北逃跑。我们骑兵队紧追不舍,把敌人追散了。活捉了四十多人,收了四十多条枪。
我们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七战七捷,把叛匪、民团和还乡团,全部消灭了。赤安、靖边、定边、华池被敌人占领的根据地,全部收复了。独立营扩大到近三百人了。
这之后,我带着部队又到定边、安边、宁条梁、张家畔一带游击,寻找叛匪宗文耀、金林。他们已经逃到蒙古草原去了。
当我们驻扎在柳树涧时,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当地群众告诉我们的。他们说,前天,从新疆来了个骆驼队,到处打听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的消息。一打听刘志丹,敌人就注意上了,被张廷芝的部队包围在八里河南边的草山梁。我们听到这消息,断定是自己人,连夜赶去营救。但是已经晚了,连人带骆驼都被张廷芝俘虏了。很久之后才得知,这个骆驼队是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他们带了枪支,化装成商人,由新疆来到陕甘边界的。他们在安边附近问刘志丹时,也正是遇上了叛乱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都遇了难。当时我就向中央作了汇报。
战斗从1936年3月打到1936年5月底,恢复了原来三边地区几个县原有的全部地区,平定了这次叛乱。
叛乱是怎样搞起来的?
赤安县是个老区,受陕甘特委领导,这里的各种政策——土地政策、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工商业政策、文教政策,都是按当地的情况制定的,原来执行起来很顺当,地区开辟得很快。把1932年到1933年上半年,党内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对陕西的干扰除外,从1933年秋季算起,到1934年冬,陕甘边界开辟了二十来个县的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发展到五个团,各县都有游击队。在那地广人稀的地方,力量是相当可观了。1935年夏,西北工委陆续派来的王明路线的推行者们,给陕甘派来个组织部长,名叫李××,又派了两个“土改工作团”,一个到赤安县,一个到甘洛县。他们在那里肆无忌惮的推行起王明的“左”倾路线。比如土地政策,这个地区历史上经过多少次动乱,互相残杀,兵荒瘟疫,死伤不计其数,逃亡者整村整县。这就造成了地广人稀,荒山荒地很多,官府想多收地捐,便追查荒地是谁家祖宗留下来的,只要查出人名,后代就得照地纳捐。一般说,山地虽然多,可是没人种。没有土地的人家很少,除非是外地逃来的难民,才不得不租种一些土地。原来的政策,是按照剥削程度处理土地问题,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对于地主,只要不和敌人勾结,也给他留一份土地,让他自食其力。对于富农,只动他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他们的工商业,一律不动。但是“土地工作团”到了以后,一切政策都变了,把土地多但没有剥削的,也当成地主、富农对待。把原先的富农划成地主,原先的上中农划成富农,甚至把有些贫下中农也划成地主或富农。记得甘洛县的葡萄沟有一家人,土地虽多,劳动力太少,打的粮食不够吃,全家人真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但“土地工作团”却按土地数量把他们划成了地主。那时划成地主可不得了了。按照王明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是要赶山上吃草的,要肉体消灭的。用这种划成分的办法,农民中有百分之十几至二十几被划成了地主或富农。甘洛县的所谓“地、富”,一家一家被扫地出门,一家家的编入劳改队。赤安县也不例外。于是赤安、甘洛两县人心恐慌起来,以至影响到附近几个县,群众大都慌慌不安。
土地工作团把工商业也搞乱了。他们把地、富办的商业,也无条件没收了。工作团拢络了一批流氓、打砸抢分子,到处抢东西。比如甘洛县弄来个“土改队长”王铁锁,是刘家老庄人,是个不务正业的赌博汉。他带着一帮不三不四的人,到处乱打乱抢,私分人家的财产,借口挖“底财”,到处乱挖乱刨,不但到各村去搞,而且去抢了陕甘边区政府经济委员会的银元和物资。
关于王铁锁的事,在我们没有被捕前就发生了,边区特委当即召开会议,要制止这种作法,会议上出现两种意见:习仲勋和我,还有一些同志,多数人主张纠正、制裁。但李××认为王铁锁是对的,是革命行动,少数服从多数,李××扭不过我们,他不得不让步。于是,把王铁锁给撤了职,追回了抢去的财产。但是,当我们被捕之后,李××又起用了王铁锁,甚至叫他当了陕甘边区政府苏维埃主席。权力操在坏人手里,又胡作非为起来,使群众对党失去了信心。
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搞错误肃反,逮捕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甘泉县的下寺湾山沟里到处是埋人坑,臭气熏天,群众惧怕之极,也痛恨之极。
叛乱的直接导火线是要错误逮捕游击队的干部。陕甘特委新任书记李××给三边特委写了个材料,说靖边游击支队中的中队长宗文耀和副队长金林全是反革命,要立即逮捕,就地处决。三边特委新组成,不了解情况,就将材料转到靖边游击支队。靖边游击支队支队长名叫黄万银,政委名叫孙德胜。谁知通讯员把信没有送给黄万银和孙德胜,而是送到了宗文耀手中,宗文耀和金林气怒之下,先杀了黄万银和孙德胜,完全反叛了,连夜袭击三边特委,杀了特委书记谢维俊、革命委员会主席尹云山。赤安县四区游击队长张克俭,原是中农。土改工作队把他划为富农,分配了他家的东西。县委又把他作为肃反对象,要逮捕他。这事被他知道,带上游击队叛变。把县委书记任文明抓去,送给旦八寨民团杀了。
地主豪绅、国民党的民团和叛匪勾结在一起,到处煽动群众,说刘志丹被杀了,习仲勋被杀了,杀人的是假共产党,杀人的是假红军。反吧!反吧!不反,陕甘的百姓都要被杀光。在反革命的煽动下,群众反水了。叛匪、民团和反水群众冲击苏维埃政府,冲击县委,杀党政干部,杀红军战士,赤安县的一区、四区、七区、八区成为赤安事变受害最为严重的地区。
政策
1935年10月,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纠正了错误的肃反。中央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基本上纠正了王明路线在陕北和陕甘边区实行的极“左”政策。把土地改革中错误没收富农、富裕中农和商人的东西查清退还,农民高兴的说,党中央来了以后,又恢复了革命的老“样儿”了。
对于参加过反水的群众一律不究,反水中的头头,除有罪行的首要分子予以严处外,其余只要承认错误不予处理。如赤安县抓住的叛乱头目中,只惩办了两个有罪行的反动首领。
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只要愿意参加抗日,我们都欢迎,都一视同仁,与工农享受同等权利。这个政策执行后,原来参加反水的一些头目,纷纷弃暗投明,要求回来,参加抗日,参加边区的建设。例如靖边县宁塞川蔡家砭蔡丰,他过去是个开明绅士,遇上荒年,他家门口曾支起大锅,给灾民做饭,凡是路过他家门口的灾民,都可以吃到一顿黄米干饭。1934年,他的家乡成为陕甘边区的一部分,他本人对革命采取中立态度,我们对他也是争取团结,所以只没收分配了他家多余的粮食、财物和土地,1935年,“左”倾路线错误的土地政策和肃反政策一来,他在反革命头目张廷芝煽动下,改变了态度。张廷芝给他发了枪,他就此搞起了反动武装,进行反革命活动。平叛过程中,我们消灭了他的武装,他逃到了安边城里。叛乱平息后,他听说我们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想回到边区来,曾托人捎话来说,他错了,上了张廷芝的当。做错了事,不敢回来了。我派袁家沟的刘兴汉给他带了信,告诉他:“知道错了,就可以回来。参加抗日的,我们一律欢迎。”刘兴汉是蔡的亲戚,家里是富农,在安边城开了个铺子,经常帮助红军买些东西。这是蔡丰信任刘兴汉的基础。刘兴汉还给蔡丰讲了许多政策改变的事实,蔡丰很信任他,就回到了边区,以后我们还安排他当了边区参议员。
通过统一战线工作,瓦解了敌人。蔺家原本住在华池县塔儿湾,是反动地主。老大蔺士耀,老二蔺士昌,老三蔺士殿,老四蔺士升。蔺士昌是民团团总,病死了。他死后,老四蔺士升接任团总职务。老大蔺士耀,原是个念书人,在给井岳秀部骑兵团当个军需官。老三在张廷芝部当营长,他的老婆是张廷芝的妹子。
平叛过程中,我们消灭了蔺士升民团。他们全家逃到定边城中。1936年,蔺士耀托人捎话来,表示愿意回来,参加抗日工作。我写了一封信欢迎他,托刘景明送去。他接到信后,就回来了。我把他约到金佛坪,谈了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他也谈了他的历史和他的志向。他说:我在井岳秀骑兵团当军需,虽说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吃过空名额,家庭出身是地主,虽没当过家,也是靠剥削生活的。现在国民党卖国求荣,共产党主张抗日,我愿意弃暗投明,参加抗日工作。我说:“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只要抗日就是好的,过去的事一笔勾销。我们共同抗日。”他回到边区后,当过吴旗县的教育科长,边区实行三三制后,他被选为县长。他的工作很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又当了地区的法院院长。
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一直深入到张廷芝的老窝儿。张廷芝家是个最顽固的反动堡垒。豹家寨里住着张六的民团,是张廷芝的老窝,实力很雄厚。张六是张廷芝的六叔,名叫张杰儒。民团中有个高两明,是张六的红笔师爷。我们打开豹家寨后,高两明随张家逃到安边。我们又做了高两明的工作,他也看到了抗战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向我们表示,只要不杀他,他愿意回来,还可以带些人回来。我们给他回了信,表明只要回来参加抗日,决不杀他。他终于回到了边区。
我们还争取回来张廷芝的连长韩有发,后来他被选为吴旗县的参议员。
以上这些人,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争取回来之后,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于富农、上中农的影响尤其大。很多在“左”倾路线时逃跑的人,看到我们不杀这些人,纷纷自动回到边区。争取了绝大多数,孤立了极少数的顽固分子。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最后的胜利。
“赤安事变”平定后,给中央红军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6月间,红军就西征了,党中央领导机关离开瓦窑堡,搬到了赤安县,这里成了红色中国的首都。赤安县成了中央的直属县。为了协助中央各机关工作,中央决定我任赤安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这是1936年12月以前的事。

(本文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日报社编辑记者、著名作家张兴源先生提供,并做了文字上的润色)关于志丹县秦统一前的历史探索宿平志丹史前概述
志丹县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以前就有人类居住,在县内的三条主干水系两岸,原始居民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分布在这些区域的古文化,历史很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
1990年元月初,在杏子河流域的老庄沟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该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文化层厚度不详,发现有白灰居住面。地表陶质丰富,其陶质有泥质红陶和夹沙灰陶,饰绳纹及条形纹,可辨器型有尖底瓶、盆、罐等。同时发现一件完好无损的细泥质红陶彩绘尖底瓶,高42公分,顶部为人面大张口状与蘑菇状斜开口,口径5公分,细颈宽肩,腹斜直尖底,但角度圆纯,颈下、身系篮纹,肩部为白彩绘网纹。此后,又在附近发现一陶窑遗址,残高80公分,宽166米,里面发现古代烧制痕迹,及人类肋骨一根。遗址的年代距今约5000—3000年,是志丹县距今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史前遗址之一。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得知,志丹县现有各类遗址769处,其中古遗址288处,占总数37%以上,新石器时代遗址150处,占总数195%,石窟78处,占总数98%,比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复查点翻了25倍还要多(志丹原普查遗址214处,现新发现555处)。在这次普查期间,志丹县发现了大量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保存较少的龙山文化城址,珍贵的北朝造像碑,神秘的北朝造像窟龛群,古人用来装饰的堆塑鸟头泥饰,以及大量精美的仰韶文化的彩陶标本等。这些重要发现,都将为提升志丹的文化底蕴与知名度,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为志丹县打造文化名县、旅游强县提供更加强大的实物支撑。
这些遗址、石窟以及珍贵的各类实物,内容比较丰富,对于了解我国古代人类生活、发展与文化,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些遗址里还保留着成堆的灰烬,就是居住在志丹县的人类最早利用火种的见证,也是最早居住在这里的人类诞生以来第一次在文化领域里的革命。火的应用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同时火也使志丹境内最早居住的人类,有了一种支配自然力的能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新时器时代以前,我县的原始部落文化就与中原地区发生了紧密联系,并且共同缔造和发展了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与文明。
陕北与志丹先秦时期的战争与版图
 在原始社会末期,黄河流域散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部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篇》:“当禹之时,天下万国”。《墨子·非攻下》:“古者天子之始封诸候也,万有余[国]。”《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于帛者万国。”《淮南子·原道训》:“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所指的“国”,其实就是部落,“万国”也即是指许多当时的部落。
在私有制的不断发展中,各部落之间不断发生着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在春秋战国以前,周人以禹平定大地洪灾,从而认为大禹把天下分为九个区域,让后人居住,故九州之名从此而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极力向外开拓土地,土地由中原越来越向边缘地区扩展,中原人民越来越向边区迁徙。于是就是“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的“中国”概念出现。当时的《禹贡》中所称的“九州”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
雍州包括: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地方。志丹县当时应处于雍州之域。
商帝武丁时期,震率领商军,发动大规模的讨伐鬼方(今陕西北部与内蒙古一带)的战争。商王朝国都在殷(今河南安阳),统治着中原广大地区。武丁在位努力治理朝政,使国力日益强盛。鬼方是西北强悍的游牧部族方国,与商朝关系时好时坏,经常进入商境攻掠。武丁为平息鬼方之患,征调大批军队,命贵族震率领进攻鬼方。经过三年的战争,终于打败了鬼方的军队,陕北一带曾被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周康王二十五年(约公元前11世纪),周康王姬钊命令盂率领大军进攻鬼方,鬼方亦调兵迎战,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作战,周军斩杀鬼方4800多人,俘获其4名首领及以下部族13万多人,缴获了很多车马和大量牛羊。此后,鬼方被驱逐,陕北又成为了犬戎与猃狁族的领土。
周宣王五年至三十九年(公元前823年—前789年),周宣王命周军于西北(今陕西、山西、甘肃一带)进攻戎狄,先是大败猃狁,接着又战胜了西戎。
晋献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和夷吾为了避开祸舍,逃出了晋国,夷吾逃到梁国,重耳逃到狄国,即其母亲之国。狄国是白狄的方国,白狄族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业的民族,居住在陕北延安一带,志丹县则属于白狄之域。重耳在此居住了十二年,同时追随他的狐毛、狐偃、赵衰、先轸、贾佗、魏犨、介子推等大臣,也随公子重耳一直在狄国居住。后公子重耳从狄国经卫国至齐,又到曹国、宋国、楚国,最后经秦国回到了晋国,流亡在外十九年后终于回到了晋国的首都,于公元前636年登位,为晋文公。
此后,周朝的王室发生内乱,原来没有立为周王的太叔带(即王子带)联合狄国的军队打进了京城洛邑,周襄王逃到郑国,要求诸侯国派军队勤王。中原各国只有晋国和秦国派了军队出来,秦国军队由于路程太远而中途回师。晋文公的军队打败了狄人,护送周襄王回洛邑,周襄王杀了太叔带及乱党,设了盛大的宴会来慰劳晋文公,并把阳樊、温、原、攒矛的田地赐给他,晋文公立下了安定王室的功劳,继齐恒公之后,成为了春秋的霸主,并同时兼并了包括狄国在内的周围小国。
春秋初期,由于晋公族(晋国君的家族)的嫡系和旁支的斗争,晋献公曾大批屠杀许多的近亲,使公族嫡系没有竞争的对手。献公死后,他自已的儿子们又发生争夺君位的斗争,直到晋文公即位后才结束。因此晋国作了一条规定,不给国君家族的子弟以一定的土地与职位,这样在晋国就没有公族了,一切政权渐渐都归异支和异姓的卿大夫贵族去支配。后来晋国又让卿族(卿大夫的家族)代替公族,诸卿大夫的势力不断扩大。他们把私邑作为争夺政权的根据地,逐渐控制了晋国的政权,土地也愈益集中在他们的手里,而且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也是世袭继承的。最后,直接导致了三家分晋的政治格局。
公元前453年,晋国大夫赵襄子无卹、韩康子虎、魏恒子驹,战胜了智伯瑶,灭掉了智氏一族,平分了智家的土地和户口,分别建立了三个封建政权。
公元前438年,晋国的国君晋哀公死了,儿子晋幽公即位。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他们见新君软弱无能,大伙就商定了平分晋国的办法,他们把晋国的绛州和曲沃两座城给晋幽公留着,晋国别的地方统统被瓜分了。此后,韩、赵、魏三家就称为“三晋”,各自独立。晋幽公迫于三晋的势力,反而一家一家地去朝见自己昔日的大臣,从而晋国君臣的地位就做了一个颠倒。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通过周天子威烈王的册命,成为诸候。公元前376年,三家联合废掉晋国挂名的国君,从此晋国消失了,历史上取而代之的则是被称为“三晋”的韩、赵、魏三国。现在的志丹一带当时则为魏国所有。
1991年,志丹县永宁乡石畔村,在修水利时挖出七枚战国三晋货币,均为平首、平肩、尖足小布。其中有“豕韦半”、“晋彖”、“兹氏”、“西都”、“平周”、“平州”、“平陶(平遥)、”虑虒(《汉书·地理志》有“虑虒”,师古注曰读“庐夷”。即汉之“肤虒 ”)等。通长55厘米,足宽28厘米。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396年),魏国在今陕北一带置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吴起为西河守时,曾在今吴起县与志丹一带苦心经营、屯兵防守、以御强秦,志丹当时则属于魏国西河郡所辖。
公元前333年至公元前329年间,秦连年攻魏,夺取河西、上郡等地,同时魏国被迫将河西(黄河之西)15县纳于秦国。志丹县当时洛河以东地区纳入了秦国的版图,洛河以西则为西戎支派义渠戎国领土,周赧王42年(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戎国,置北地郡,志丹县地全部归于秦,以洛河为界,洛河以东属上郡高奴县,洛河以西属北地郡。
逶迤境内的战国秦长城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国之间为了领土之争,争夺霸主地位,因而战争不断,为了有效防御敌对势力的进攻,在冷兵器时代,各国都在不断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的骚扰和侵略,秦国在当时的战乱纷争中,不但要对付东方六国,还要阻挡其北方的义渠戎国之患。
义渠为古老的“西戎”的一支,在秦国的北方,即今甘肃东部陇山以东的庆阳一带,并将势力扩张到了今天的宁夏固原、陕北一带,并曾经攻到秦国的腹地,给秦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秦灭义渠后,与匈奴在今天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陕北直接接触。《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匈奴的势力范围可以包括今天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宁夏、陕北一带,西可以到河西走廓,东可至于辽河流域。与其接攘的燕、赵两国都修有长城以防止匈奴。秦国为了统一六国,就必须巩固自己的后方,由于秦国当时并没有力量与匈奴抗衡,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于是秦昭襄王25年(公元前282年),秦国开始在陕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从甘肃省临洮进入陕西吴起、志丹,一直通向内蒙古黄河之滨的十二连城。
秦昭王长城西起今甘肃省临洮县北约十五公里处新添乡三十里墩村旁的洮河岸边,向东南经渭源、陇西、通渭,在通渭县折向东北,经静宁县,进入宁夏的西吉县,又经固原、镇原两县,进入甘肃东部的环县、华池县,自华池县进入陕西北部的吴起县境内。
秦昭王长城从洛河三道川进入陕西吴起县境内,从吴起县薛岔乡的小木界村以东进入志丹县纸坊乡黄草洼村境内。长城进入志丹县纸坊乡境内后,沿宁塞川支流薛岔河与洛河支流罗坪川的分水岭向东北方向延伸,经黄草洼沟掌崾岘、酸刺沟沟掌、崖窑湾、柳树崾岘、老庄沟、李家畔等地,在墩崾上山后又复下山,进入吴起县薛岔乡大路沟村境内。墙体夯筑或堑山为障,遗存残段高08—10米,宽05—10米,夯层厚约7厘米。沿线发现有绳纹板瓦,简瓦及陶器残片。李家畔村中一段长城保存比段完好,比段长厚夯层比较匀称,墙体高约12米,墙基残宽10米左右。李家畔村北脑畔崾岘有一处烽燧遗址,高约8米,底宽65米,顶部因农田基建破坏严重,残宽约2米左右,夯层10—12厘米。据史载,战国秦昭王“筑长城,以拒胡”,秦、汉时曾增修,沿用。
秦长城遗址志丹境内的战国秦昭王长城,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但部分还保存完好,犹如一条巨龙,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逶迤而去,依旧宏伟状观。秦长城的兴建与扩展,使秦国的武装力量,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这样使长城周边的人民生活获得了安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华民族在夏、商、西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华夏族,同时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在此基础上,以“大一统”理论为指导的战国七雄中的秦国终于统一了中国,从而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纵横县域南北的秦直道
从公元前236年(秦始皇十一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的十五年中,秦国军队先后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个国家,终于实现了统一。
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竹简有一卷《编年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十三年,从军。
十五年,从平阳军。
十七年,攻韩。
十八年,攻赵。
十九年,□□□□南郡备敬(警)。
廿年,……韩王居□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
廿二年,攻魏梁。
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
[廿四年]□□□王□□。
《史记·秦始皇本记》:“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尽纳其地”,“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帝二十四年,“王翦,蒙武破楚,虏其王负刍”。楚王负刍五年,“秦虏王负刍。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国相继灭赵、灭燕,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国攻灭齐国,进入了“大一统”的政治时代。
秦统一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界,并阴山至辽东。”分天下为36郡,郡置守、尉、监,分别负责行政、军事、监察。随着边境疆域的拓展和郡治的调整,秦王朝总的郡数,最多曾达到四十六郡。
同时,秦王朝在将原有的地方政权组织,推广到全国,即建立郡、县、乡、寺四级行政组织。
志丹县当时仍以洛河为界,洛河以东属上郡高奴县,洛河以西仍属北地郡。
秦王朝统一后,秦王政承袭“三皇”、“五帝”传说,自称“皇帝”,他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从此,秦始皇拉开了一幕中国历史上演绎了两千多年的皇帝独尊的制度。除建立郡县制外,秦国王朝还具备了相当完备的秦国传统的政治管理体制,即“三公”、“九卿”制。这一官僚制度强化了官吏的行政职能,并且进一步削弱了宗室贵族对朝政的影响。秦朝灭亡后,这种体系大体为西汉王朝所继承。《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日:“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
秦王政自称始皇帝以后,把其父秦庄襄王追封为太上皇。他下令废止谥法,推行“五德终始说”,废分封制,行郡县制,置:“乡亭里”,编纂法典,北伐匈奴,安抚民众,修建长城,开辟大道。秦始皇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的历史格局,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大道。其中最著名的有“驰道”,“直道”,“西南栈道”,“杨越新道”。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由咸阳向北伸的“直道”。这条直道是由咸阳经过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云阳直达九原(现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全长达一千八百余里,是从秦朝首都咸阳至秦北方九原郡最捷径的道路。这条直道的修筑同长城的修筑一样,完全是为了防御北方匈奴侵扰的需要。秦统一中国后,北方仍不安宁,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征,把匈奴驱逐到阴山山脉以北,并在这里设置九原郡。为了巩固当时的政权,秦始皇又下令蒙恬督军,发夷200余万,修筑秦直道。这条直道是反击侵扰的通道。司马迁考察北方时,曾走过这条直道,目睹当年蒙恬所造的工程,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史记·蒙恬列传》)秦始皇派蒙恬修筑直道,也反映出这条“直道”的军事目的。直道一半修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沿途开山凿壁,填塞谷壑。尽管工程艰巨浩大,但是由于“直道”有着这样重要的军事意义,所以工程进展很快,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动工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就已基本完成,总共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奇迹。
一、秦直道在志丹境内的走向
秦直道从陕西省的淳化县梁五帝村起,途经陕、甘、蒙三省十八个县市,直达内蒙古包头以西的麻池古城(秦九原郡)。这条闻名于世的古道,为当时统一全国,抵御外敌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对促进文化交流和统一多民族的发展都曾起到重要作用,它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也是秦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既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杰作,又是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秦直道在陕西甘泉县桥镇乡方家河村过洛河后,堑山堙谷,沿着洛河流域和延河流域的分水岭北上,在志丹县永宁乡柏树畔村以南进入志丹县境内,经过松树坪、任窑子、安条、马湾子(麻湾)、牛棚圪崂、土门等村,进入志丹秦直道县双河乡境内。此直道路面比较平缓,坡度起伏小。最宽处在土门村南1公里处,宽达50米。牛棚圪崂村西的秦直道垭口,宽达40米。由于经过两千多年的水土流失,部分直道路面已不复存在。许多废弃的路面,已成为耕地,但路迹仍清晰可辨。新崾岘至柏树畔一段乡间公路,基本上和直道保持平行方向,沿途的电线杆也与直道几乎处于同一方位。志丹县永宁乡境内的直道长约30公里。
秦直道进入双河乡境内,经南梁村,穿过延(安)志(丹)公路,经杨洼塌村、陈庄科、杨湾、东沟、白杨树湾、花园寺村进入侯市乡。直道依山而筑,辟山为路,除杨洼塌村至陈庄科段处,弯度较大,路面平直。东沟村北至白杨树湾段,直道路面保存较为完整。北段路面最宽处30米,最窄处27米,长约4公里。直道双河境内段,从南梁至白杨树湾,仍为南北走向。到白杨树湾后,折向东北,经花园寺村,进入侯市管理区(系王南沟)。这段秦直道长约27公里。
秦直道由花园寺村进入侯市管理区境内,经侯窑子、中庄湾、新胜条、何条、周条、小河湾等地,在小河湾村北下山后,过长尾沟水、在王南沟村北复上山,经南崾岘、员山、寺湾、在张沟门下山,过杏子河,进入杏河镇境内。侯市乡境内秦直道最宽处可达50米。大部分路基保存较好,部分路面被冲毁,在何条秦直道的路面上,路基比较坚硬,据当地的老百姓讲,此处土质坚硬,无法耕作,地面6—7公分以下,用镢头也难以动土。侯市乡境内秦直道长约42公里。
秦直道进入杏河镇境内后,沿杨崖根沟西台地延伸,至太平崾岘村上山,经曹老庄村,由曹老庄村北进入安塞县王窑乡境内。此段直道路迹宽20至50米不等,长约11公里。
秦直道在志丹境内长约110公里。
二、秦直道附近发现的秦汉遗址
1、白杨树湾遗址:位于志丹县双河乡白杨树湾村,秦直道以西,遗址面积约为1200平方米。遗址有泥质灰陶片,纹饰有绳纹,压印方格纹等。可辨器有盆、罐、瓮等。遗址内并有一瞭望台址,高7米,底边残长84米,夯层厚12厘米左右。夯层内含有夹砂灰陶片(粗绳纹)等遗物,尤其是有许多粗绳纹板瓦筒瓦等建筑遗物。在臭莞台处曾发现一兵站遗址,其规模庞大,位于一宋代烽火台下,地表与夯土台基瓦当较多。
2、新胜条遗址:位于志丹县侯市乡新胜条村南,秦直道以东10米处,遗址面积约为5000平方米。发现遗物有粗绳纹板瓦、水波纹板瓦及泥质素面灰陶片等。
3、水包城遗址:在杏河乡老侯市行政村旧粮站脑畔发现的行宫遗址,属战国“秦行宫”遗址。该遗址位于杏子河北岸的二层台地上,东西长400米,南北宽120米,平面呈长方形。东城墙残存50米左右,高4—5米,城墙外侧留有夯筑时木板痕迹和一排排棍洞痕迹。西城墙残存40米左右,高2—4米,从断面和残城来看,城墙是在地表上直接建筑的。北面虽平整为农田,但有残断基址可寻,东西城墙夯土纯净、坚硬、结构紧密,夯层厚8—12厘米。这里遗址面积相当大,遗迹、遗物丰富多彩。有彩绘的各种植物纹,动物纹瓦当。水城如山字云纹瓦当、龙凤呈祥瓦当、奔鹿纹瓦当、卷云纹、米字格纹瓦当等等。还有丰富多彩的古代排水管道,陶井圈,各种陶石建筑构件。除此之外,还有战国古城墙的建筑方式、方法和遗址依然存在,犹如一座古代历史博物馆。因为它依山傍水的山势,老百姓都称它为“水包城”。(注:公元前221年,秦王定称号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朕,用阴阳家终始王德之说,以为周得火德,水胜火,秦得水德。)在2001年的秦直道考察中,我在水包城行宫遗址上发现了一块 “千秋万岁” 的西汉文字瓦当。瓦当直径14cm,周长4396cm,厚度为1cm(中间)。此瓦当质地坚硬,美观大方,呈青灰色,由此可以推算,此处行宫有可能从战国“秦”一直延续到了汉代(瓦当现存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张同道教授处)。
4、任窑子遗址:任窑子遗址位于秦直道左侧,东西宽80米,南北长350米,高出地面15米左右,土台全部系夯土筑成,夯层厚7至15厘米不等。遗址地表遗物十分丰富,有云纹瓦当、板瓦、筒瓦、铺地方砖、圆纹瓦等,还有陶水管、管道弯头,柱础石和陶井圈。陶井圈外饰绳纹,高47厘米,直径91厘米,井壁厚3厘米。这处遗址经认定,应为秦直道沿线修建的行宫之一,也是陕北发现的较为完整的秦汉帝王行宫,对研究秦汉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属典型的古代高台建筑。两千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中,四周远望到处是绿树丛丛,使人联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诗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进行了五次远途巡行,其主要目的是:“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对全国的控制,《续汉书·舆服志》载:秦始皇出行时“大驾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半之。属车皆皂盖赤里,木轓,戈矛弩箙,尚书、御史所载。最后一车,悬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续汉书 舆服志》)
公元前22年(秦始皇三十六年),天上流星坠于东郡,化成一石,马上就有黔首在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咒骂秦始皇死和秦王朝灭亡。秦始皇闻知,立刻派御史去追查作案者,当捉不到刻字者时,竟然下令把陨石降落地周围的人全都处死,并烧毁这颗陨石。秦始皇忌怕一个“死”字,虽将石头灭迹,心中仍感闷闷不乐。这年秋天,有秦始皇使臣从东头来,夜过华阴平舒道,突然有一人持着玉璧截住使臣说:“为吾遗滈池君,今年祖龙死。”使臣愕然不解,再欲详问,那人放下玉璧不见了。使臣捧着玉璧把这事告诉秦始皇。秦始皇取璧审视,璧上也没有特别的奇异,一面摩挲,一面思量,沉默了良久才启口道:“山鬼不过只能知一年的事。”秦始皇很迷信神鬼,认为使臣碰到了山鬼。使臣不敢多言,默然自退,秦始皇自言自语说:“祖龙者,人之先也。”随手将璧交与御府,府中守吏,却认得此乃御府故物,在二十八年时,秦始皇东行渡江,曾将此璧投水祀神。于是让方士算了一卦,算卦结果是:“游徙吉。”秦始皇心想,我可游不可徙,民可徙不可游,不如我游民徙,双方并行。于是颁诏出去,命将内地百姓三万家,迁徙到北河,榆中郡去居住,同时,开始组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秦始皇大传》)
这次巡行归来后,耳闻目睹,使秦始皇对日益强大起来的匈奴族迫切感到一种极大的威胁,加之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亡秦者胡也”的民谣,更促使这位“千古一帝”下决心北击匈奴。当年,秦始皇便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以南地区。第二年,又越过黄河,夺取了匈奴控制的高阙(今临河西北石兰计山口)、阳山(今临河县西北的狼山)、北假(今河套以北、大青山以西地区)等地。蒙恬北征,“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史记·匈奴列传》)秦朝在匈奴退出的地方设置了九原郡,有44个县城,因河为塞,以御匈奴。同时将内地人口迁徙到河套九原郡屯垦。
为了巩固北击匈奴的胜利,防止匈奴族的卷土重来。秦始皇命令修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万里长城的修建,成为屹立于秦王朝北方的坚固屏障,对保障内地人民安定的生产和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秦长城的建成,也浸透了劳动人民的斑斑血泪。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长城民歌》,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引杨泉《物理论》)蒙恬监修长城时,其大本营就设在陕北的肤施。并且在长城修成后,仍统兵驻守上郡,以护卫秦王朝的北大门。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至支梦,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又利用水道和运河至钱唐,临浙江,由狭中渡水,上会稽山,祭大禹。然后从江乘渡江,至琅琊,又至芝罘,当车驾行至平原津(山东平原县南),秦始皇得了重病。病情愈益恶化的秦始皇用皇帝玉玺封书赐监军于上郡的公子扶苏,令他与丧车相会于咸阳,主持葬事。
七月丙寅,秦始皇在河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去世。
左丞相李斯担心皇帝死于京城之外,诸公子及天下会发生叛乱,于是秘不发表。将秦始皇遗体载于可以密封车厢的輼輬车中,百官奏事,宦者进食,都一如往日。时值署季,尸车散发出恶臭,赵高等人又吩咐车载一石鲍鱼,以掩其味。
秦始皇赐公子扶苏书虽然已经封缄,却停置在主持机要办公事务的中车府令赵高手中,没有来得及交付使者发出,这时赵高趁机进行阴谋活动,赵高曾当过胡亥的老师,给他教“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秦始皇本纪》,颇得胡亥宠幸。公子抉苏则信任蒙恬,而蒙恬之弟蒙毅也曾受秦始皇信任,有一次赵高犯法,蒙毅曾判处其死刑,只因秦始皇把他赦免,才得不死。于是,赵高和胡亥、李斯阴谋毁掉秦始皇所赐扶苏书,重新伪造秦始皇遗诏,将召扶苏来咸阳会葬继承帝位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之功”、“不孝”的信,并令其自杀,同时也责备蒙恬:“为人臣不忠”,也同样“赐死”。书信伪造后,盖上秦始皇的玉玺,令胡亥的亲信送往扶苏、蒙恬率军驻扎营地——上郡。赵高又与胡亥、李斯伪造秦始皇遗诏,假称秦始皇先前交付丞相李斯,立公子胡亥为太子。
赵高、李斯和胡亥同载着秦始皇尸体的车驾继续前行,过恒山、井陉,经太原、雁门到九原,然后通过九原到云阳的直道回到咸阳。从而可以证明,运载秦始皇尸体的輼輬车与胡亥、赵高、李斯等人,就是从九原郡(内蒙古包头以西)经内蒙古的东胜、伊金霍洛旗,陕西的榆林、横山、靖边、安塞、志丹、甘泉、富县、黄陵、旬邑等地回到位于淳化县铁王乡梁武帝村的甘泉宫的,因此,志丹境内的任窑子行宫与沿途的其它行宫应为其沿途下塌处。
由九原郡沿直道抵达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传回。于是,赵高、李斯等代表朝廷公开发丧,太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皇帝。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由于残忍昏暴的秦二世,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榨更加残酷,已经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地步,奋起反抗秦王朝统治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哥老会源流与陕北哥老会常文华(本文的观点来自于国内公开出版的书籍和期刊、网络,并不代表编者的观点,特此申明。)

上世纪初至三十年代,那是一个烽烟四起的乱世,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许多豪绅,许多破产农民,许多被遣散的军人,许多流氓因为不同的目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加入了哥老会这个当时中国的三大黑帮组织。就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陕北这片神奇的热土上,涌出了许多革命元勋,其中就有些领导就有过参加哥老会的经历,在他们找到党组织后,忠于党的领导,又能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在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斗争中,他们又亲历了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当时的中共著名领导人周恩来在给陕西省委的信中,就有着对哥老会统战工作的详细指示。
 这是一段神奇的历史,也是一段被党史深埋、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哥老会的源流很长,但是置于革命风暴中的历史很短,哥老会参与过葬送清王朝的起义,也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但是哥老会的成份复杂,属于灰色力量,在被争取参加和支持革命的过程中,有过复杂的反复。(高朗亭回忆录《犹记当年烽火里》就提到了混进革命队伍中三个哥老会成员董凤青等,枪杀游击队领导刘善忠,投敌叛变的事。更有许多哥老会的成员,放弃了会帮的领导,献身于革命事业。为革命牺牲的赵连壁等人。)从总体上来讲,哥老会成员的成份复杂,是典型的江湖帮派组织,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具有两面性,如果被国民党争取去,他们就会像上海青帮一样,变成镇压革命群众的帮凶。党争取来的哥老会成员,根本就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只有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才能为革命做出贡献。在全面抗战的民族危亡时期,党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胜利,为全民抗战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哥老会就基本停止了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加强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取缔一切民间帮会组织,历经“三反五反”运动的斗争后,这个盛极一时的帮会组织终于走到了他历史的终点,土崩瓦解,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
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哥老会是什么,也不知道土地革命时期,依靠红色力量,争取灰色力量,打击白色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不忘记当年出生入死的革命志士,为了让现在不了解哥老会的人,能够简单的了解我党对哥老会的统战历史,谨以不完全的资料,追溯哥老会的源流,还原一小部分当年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与哥老会有关的部分原貌。让人们更加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的正确性。
哥老会源流考
哥老会,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在四川的哥老会被称为袍哥。哥老会在湘军中影响巨大,对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哥老会在东北军、西北军中也有一定的影响。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又争取哥老会参加抗战,并组织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使哥老会走向进步的一面。
因为组织的秘密性,加之成员之间联系都用江湖切口和黑话,外人很难了解到实情,史料较少,目前史学界对哥老会的产生还有争论,一般有三种看法:
一、以官书、档案,依据这类史料的论著,多认为哥老会系由四川的啯噜演变而来。
二、以哥老会内部的传说史料、帮会中人著作为据,认定哥老会系由郑成功所创立。
三、天地会的分支。
一、有关哥老会起源诸说
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自称“汉留”,在长江中下游则称“红帮”。在清未传入陕北,称哥老会,它与洪门(天地会)、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
哥老会同洪门(天地会)、青帮一样,都是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是民间秘密结社。有关哥老会的源流问题,是长期困扰历史学工作者的一个难解之谜。究其原因,与天地会起源问题相似。其一,哥老会是下层群众的自发结合组织。不一定有准确的成立时间,成立时也不会留下可靠的资料;其二是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为了联络和引导哥老会,大力宣传哥老会乃太平天国李秀成、李世贤等派洪门中人潜入湘军而创立;其三,晚清及民国年间,洪门、青帮与哥老会互相渗透与融合,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之说。上述说法后来为学书界中人所认可,遂使哥老会起源问题失去了本来面目。所以,对于哥老会的起源,需要重新加以探讨。
研究哥老会起源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史料:一类是官书、档案,依据这类史料的论著,多认为哥老会系由四川的国噜演变而来;另一类是哥老会内部的传说史料,帮会中人著作多以此为据,认定哥老会系由郑成功所创立。下面分别介绍上述两类说法的内容。
哥老会创自郑成功说
此说的根据,是哥老会内有关《海底》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其内容在刘师亮的《汉留史》中有所记叙:
“海底名称,由永宁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永泰先世为云南大理府人,常随父执贩药材走滇黔山中,以故与滇黔豪杰善。道光十五年,省其叔于福建之厦门遭署。暇时出游,偶憩民家,见其盖米瓮有旧书一本,面署《金台山实录》五字,书面盖有长方形图章一颗,文曰‘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知系郑成功遗物,问所由来,自言伊父生时业渔,善泅水,能于水中伏一昼夜,于海底得一铁匣,苦无法揭视。竭三日之力.始将铁匣凿开。内贮金珠数件,小玉印一方,旧书一本,余无他物。因不识字,不悉何书。永泰以百钱购得,并问玉印安在?答以售与邻某。永泰又以白银十两赎回,从此,《金台山实录》并小玉印,落入永泰之手。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等开荩忠山所传各令,井汉留组织之秘密书,即名《海底》,又名《金不换》。当时各会员所领证书.均盖有‘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十字。其证书至今尚有存者,惟《金台山实录》与郑成功之小玉印,因遭太平天国之乱,不知下落。”
这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故事,过去哥老会内之人对其内容深信不疑,帮会中人的著作中,便据此提出哥老会为郑成功所立之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浙江联络的会党,多属哥老会系统。因而在述及哥老会起源时,也受到了上述传说之影响。他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哥老会也,无非出自天地会,故皆号洪门,又曰洪家,别称洪帮。”“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又说:太平天国亡前,“李秀成、李世贤等知大仇未复,而大势已去,甚为痛心疾首。逆知湘勇嗣后必见重于满政府,日后能左右中国之势力者,必为湘勇无疑。于是乃隐遣福建、江西之洪门兄弟,投降于湘军,以引导之。复又避去三点、三合之名称,因会党首领有老大哥之别号,故遂易名曰哥老会。”。
帮会中人鉴于晚清与民国年间出现了洪门与青帮、哥老会(红帮)融合的趋势,便提出此说,大力鼓吹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哥老会乃郑成功在台湾创立。民国二十七年四川“袍哥钜子”刘师亮在(汉留全史)中称:“顺治十八年(辛丑)缅人执永历帝送吴三桂军前。三桂逼之,死于篦以坡。是时郑芝龙之亡与夷三族之命,及永历帝之死,同时传到台湾。成功悯明室之亡,复痛生父之死,更切三族之冤,晕恸几绝,水浆不入口者屡日。誓必复仇,乃于是年九月,与所部兵将,照原有品级,作为进步次序,即将驻兵之金台山,作为会盟之所,定名金台山明远堂,约盟来归者,又四千人。”后来,郑成功见当时的士大夫皆醉心利禄,“乃遣其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向中原发展,后入福建少林寺为僧,世系相传,遂开洪门之盛”。
1947年朱琳在《洪门志》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说法。称洪门“起于汉留”,始祖为殷洪盛,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崇祯四年进士。清初,奉史可法之命至北京窥探清廷虚实,沿途遍访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黄梨洲诸人,议创汉留组织,“反清复明”,顺治二年战死于三汊河。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据守台湾,为推进汉留组织,“开山立堂,定名为金台山明伦堂”,并遣部将蔡德忠等向中原发展,至福建莆田九连山少林寺为僧,与郑成功之侄郑君达等共图义举。康熙十一年(1672年)西鲁入侵,蔡德忠与郑君达等前往投效,打败西鲁。后遭陷害,逃至万云山的万山寺,遇万云龙及陈近南。雍正十二年在四川雅州以汉留组织,开精忠山,是为四川哥老会之始。
哥老会起源于啯噜说
帮会中人著作中有关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仅为少数学者所认可,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所谓《金台山实录》的传说出于虚构,不能作为研究哥老会起源的依据。于是,从官书、档案中去寻找史料,以解开哥老会起源之谜。人们从官书、档案中发现,哥老会乃是由四川的啯噜演变而来。
有关哥老会由啯噜演变而来的史料,主要是清吏奏折。最早提及此事者是清吏李榕。他说:“窃按蜀中尚有啯噜会,军兴以来,其党多亡命归行伍,十余年勾煽成风,流毒遍湘楚,而变其名目江湖会。每起会烧香,立山名堂名,有莲花山富贵堂,蛾眉山顺德堂诸名目。每堂有坐堂老帽、行堂老帽。每堂八牌,以一二三五为上四牌,六八九十为下四牌,以四、七两字为避忌,不立此牌。其主持谋议者号为圣贤二爷,收管银钱者号为当家三爷。内有红旗五爷专掌传话派人;黑旗五爷掌刀杖打杀,其聚党行劫者谓之放飘,又谓之起班子。”
李榕所描绘的,正是哥老会的情况。左宗棠也说:“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又说:“自顷啯噜变为哥老会匪,军营传染殆遍”。
据此,有的学者便提出“哥老会”便是“啯噜”音转,哥老会便是“啯噜会”。台湾学者庄吉发认为:“哥老会即啯噜的音转,为清初福建等处流入四川的游民所设立,而盛行于四川省”。另一位台湾学者戴玄之也认为“哥老会为啯噜的变名”,“哥老会是由啯噜子演变而来”。大陆学者胡珠生也认为,根据成都附近各县有异于普通四川话的客家方言一事。可以判断啯噜二字乃客家方言哥老二字的录音。并且提出:“哥老会尽管推源于明末郑成功,但可靠的史实只能证明它以哥老(啯噜)形式起源于清初四川(来源于闽粤客家的移民)”。
近年来,一些四川学者对哥老会便是啯噜之说提出异议。张力在《啯噜试探》一文中指出:主张哥老为啯噜音转,因而啯噜便是哥老会前身之说“欠妥”。因为“啯噜与哥老会同见于清史册,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上谕严禁四川‘啯匪’的同时,亦严禁湖北、四川的哥老会活动,这两个组织一直并存到清末,清朝各级官吏是区分清楚的。”作者还对啯噜与哥老会作了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哥老会以‘广开山头’,‘拜会结盟’等形式为主,乡闾士绅、街衢富贾纷纷加入,把持一地,无容他人染指其间。啯噜则不然,流动作战,无‘堂 ’、 ‘公口’之区,聚则为伍,散则寓民,豪绅畏之如,富室衔恨入骨,似与哥老有别”。
胡昭曦等人还专门对哥老会是否为啯噜音转一事作了考证,指出以往人们把“啯噜”读作“guo lu”。因而认为与“哥老”读音相近,系啯噜之音转。但四川方言中啯噜与哥老读音并不相近,啯噜应读“gu lu”从而否定了哥老乃啯噜音转之说。另外,作者又指出,啯噜乃四川无业游民中强悍者所组织的武装集团,而哥老会则是秘密会党,与啯噜亦不相同。
有学者根据档案中的记载,认为哥老会是由天地会、仁义会和江湖会演变而来。指 出:“哥老会作为一种秘密的民间结社,虽有其悠长的斗争历史,但是在清代咸丰年间以前,它是以江湖会的名号在民间活动的。在嘉庆年间,它又叫仁义会,而仁义会也就是天地会的分支”。因此,“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
后来,有关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又有了新的进展,蔡少卿先生认为:“从啯噜发展到哥老会,并不是简单的组织重复,也不是简单的名称变异,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其间,很明显地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时期啯噜与白莲教的融合,和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天地会与白莲教两大结社系统的相互融合两个重要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因为经历了“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社会极度动荡秘密结社飞速发展、会党与教门广泛融和的条件下,以啯噜的组织形式的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至于哥老会出现的具体时间,蔡少卿先生根据清代档案的记载,认为“哥老会的组织名称最迟应出现在道光年间”。
在国外,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在《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一书中认为,哥老会确实发祥于四川的啯噜。不过,他不同意哥老会是啯噜的别名或音转之说,他认为啯噜与天地会都是以无赖棍徒为中心,从事交通运输,商品流通的民众集团。两者因四川与连接外省的超地方市场流通经济网而接触。啯噜随着与进入四川的天地会的接触与交流,加上与白莲教活动时期的山寨战,以及与教徒、会党的接触、交流,而使以后的哥老会的山堂组织逐渐固定下来。他认为哥老会出现的具体年代,则是在咸丰末年。
蔡少卿和酒井忠夫的研究,把哥老会起源问题的探讨,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何一民在《论哥老会的起源及特点》一文所提出的从啯噜到哥老会演变过程中,天地会所起的作用的看法,则更加接近历史的实际了。他提出哥老会内有关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一事,“虽有虚构的一面,也有一定的真实性。”“这表明郭永泰等人在福建天地会文件基础上修改的《海底》,对啯噜会演变为哥老会,起了重要作用。”故“啯噜会演变成哥老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是受了天地会的影响”。
二、哥老会起源于川江中的啯噜
以往,学者们在探讨天地会起源时,一些学者强调洪门秘笈的史料价值,认为秘笈中的西鲁传说,影射了天地会的起源。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史书与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洪门秘笈中的西鲁传说,仅仅是神话故事,不足以信。后来,有学者把洪门秘笈与史书、档案中的史料结合起来,从而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所以,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探讨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把清吏奏折同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结合起来,也不难找到哥老会起源的真相。那就是,哥老会确系由四川的啯噜子演变而来,但并非所有的啯噜子都演变成了哥老会,仅仅是其中活跃在川江(从重庆到夔州一段长江)上充当木帆船水手、纤夫中的啯噜子,模仿天地会而结成的。
以往有关研究啯噜的文章,只注意到陆地上,特别是川楚陕老林地区活动的啯噜。实际上啯噜并非仅仅活跃于老林或陆地,在川江木帆船上充当水手和纤夫的穷苦人中,也有许多是啯噜。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即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织”。数量众多的木帆船,需要雇佣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船引水,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外轮进入长江以前,从重庆到宜昌的航线上,共有船夫、水手、纤夫二十万人。这些船夫、水手们,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之虞。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川江上船夫、水手、纤夫们的艰苦劳动,作了生动的描绘。“大船用纤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头仍用挠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滩则合三、四船之纤夫百余人共拉一船上滩,再拉一船,名为并纤。纤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脚,石壁横铁索,便扒换,或凿小石孔,仪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蹷,负纤而行。间有无纤道处,则全赖挠楫。船行江中,纤索上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鼓骤发,纤夫行足。另有管纤者名‘价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纤绳挂住,船即转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纤断,更不待言。江河之险,川流为最。川流之险,又莫过于峡中”。
当时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荆宜上水至四川重庆,所需水手、纤夫较多,而由重庆返回荆宜之船,则所需水手、纤夫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川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些滞留者,有的沦为乞丐,有的则成了啯噜。
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也提到:“四川本鱼米之乡,不但本省民食充足,而且接济两湖、江南,民间生计,不甚艰难,惟游手好闲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上曰:‘游民何以为是之多’?对曰:‘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至蜀则纤夫无用,若辈到处无家,无资回籍,下水船只,不雇纤夫,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是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讲及更加明确、具体:“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原注)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板主(即船主)另雇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止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来七、八百人。所开下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欠之,即成精膊溜矣(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原注)。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末年,便有许多水手因谋生维艰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结盟,成为啯噜,至梁山县一带抢劫。四川重庆府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加入啯噜,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又与啯噜周老么一同讨饭、抢劫。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乞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至四川巴县,入啯噜刘胡子等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又至巫山县一带沿江地方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锋(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觅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秀山县入啯噜黄老么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湖北监利县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当水手)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邀入啯噜,随同抢劫。
清朝督抚大员们,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之事。湖广总督舒常奏:”查啯匪始而结伙行强,继已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乞丐。”四川总督福康安也奏称:“川省为荆楚上游,帆樯络绎,自蜀顺流而下。推桡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纤又需水手。往来杂沓,人数繁多。每于解维之际,随意招呼,一时猬集。姓名既属模糊,来去竟无考查。”“川省人多类杂,棍徒抢劫行凶,遂有啯噜之称。”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各‘掌年儿’,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
从上述档案史料可知,早在乾隆后期,四川重庆、夔州一带川江沿岸便有许多由平民变成的啯噜,他们无以为生,便铤而走险,靠抢劫为生,被称为“啯噜”。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称:“查川省自邪教荡平以来,民庆屡丰,元气渐复。惟近来啯噜匪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后不禀报”。
后来,这些由穷苦水手、纤夫转化而成的武装集团便顺江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在这些地方与各种秘密社会的组织接触,逐渐向秘密会党转化。首先表现为在组织上较前严密。“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议而一、二入先散者,众共迫之,其党极为坚固。”其首领称“帽顶”、“大五”、“大满”,会内之人编为大一列大十。这些明显地受江西边钱会、担子会之影响。边钱会、担子会首领便称”帽顶”、“老帽”,会内分为一肩到十四肩。其次,其活动已不局限于抢劫,开始讲仁义和劫富济贫。曾充任啯噜子首领,后来担任清军提督的罗思举提列:“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余出外访友,途遇仁义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哙殴偷窃商贾银四十两。余曰: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仁义,打富济贫,不许窃入财物,致伤义气。伊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继至南坝场,瞥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于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母女嚎啕痛哭。余睹情惨,如数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罗思举在自撰年谱中毫不隐讳地说:“我就是啯噜子”。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啯噜转变为哥老会的过程中,曾融入了白莲教、青莲教等成分,但尚无确据,而啯噜模仿天地会,却确有实据。那就是哥老会内有关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和《金台山实录》的传说。
当我们抛开有关《金台山实录》等传说中那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它同官书、档案中的记载结合起来作综合分析,可以认为哥老会乃川江水手、纤夫们所结的行帮组织,顺江而下以后,在两湖、贵州、江西等省与各种秘密社会尤其是同天地会接触以后,受其影响而逐渐由武装劫掠集团向秘密会党转化。道光年间,郭水泰模仿天地会的组织、规约及有关缘起的传说,为啯噜子制订了规约,并为本组织之缘起编造了一个有关《金台山实录》的故事,把天地会的某些秘密文件加以模仿、改造,称之为“海底”或“金不换”。鉴于啯噜乃四川方言中“强盗”之别称,因此改进后的组织,便开始使用”哥老”、“哥弟”、“社录”等名称。在川江水手、纤夫中啯噜子演变为哥老会之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中的啯噜子继续存在,一直到清末。哥老会作为一个由水手、纤夫的行帮演变成的秘密会,在形成以后继续在长江木帆船水手中秘密流传,并且逐渐发展到陕西、安徽、江苏一带,与晚清出现的另一帮会青帮相遇,两者既斗争又互相渗透。为了与青帮相对应,这一带的哥老会又称”红帮”。哥老会或红帮因为同水手、航船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各地哥老会和红帮的活动据点,便称为“码头”,其首领又称“舵把子”。
哥老会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来看,大约在道光末年,即郭永泰将《金台山实录》“论凌桐阶照原本略加增改,以适应用”,命名为“海底”之年。
三、哥老会组织
哥老会成立的标志是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最早在四川的开山堂一般被认为是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永宁(今叙永)郭永泰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相号召。据后来袍哥首领人物的记述:“会盟者即达四千余人,不久荩忠山哥弟遍及各省,而开山立堂者尤以四川为最。”
哥老会产生之后,在各地迅速发展,南方所有省份和北方部分省份都有它的组织,从总的来看,哥老会的发展有三个特点:1、四川数量最多,力量最大。2、在湘军等军营中发展极快。3、哥老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咸丰年间爆发的历时6年、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的基本力量就是哥老会。以后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的主力也是哥老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的主力。
 成员
最初的袍哥会成员大多是社会底层人员,太平天国运动与李蓝起义失败之后,社会更加动荡,无钱无势者当袍哥,袍哥为了求得结援互助,有钱有势者当袍哥是为了控制地方,培植羽翼,也积极加入袍哥队伍。在这种风潮之下,不入袍哥会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五堂
由于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袍哥会在四川的各山堂逐渐形成五个有高低之分的堂口,即仁、义、礼、智、信五个班辈,参加仁字堂者以士绅为多;义字堂以商人为主;礼字堂则较多匪盗、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船夫、车夫;信字堂人数不多,是下九流者,如卖唱、搓澡之流。
分类
袍哥一般都不以此为职,但也有少数组织者或骨干以此为职业。还有一部分乡镇山区的袍哥会完全就是绿林作风,占山为王,以抢劫为生,这一类被称为浑水袍哥,另外那些不搞盗、抢等以武力掠夺他人财物的袍哥被称为清水袍哥。从人数上说清水袍哥占大多数。
规模
从清朝中期开始哥老会在四川开山立堂开始,清朝政府都把它视作反清、反社会团体,严加打击,因此人员并不是很多,到了清朝末期,因社会动荡且政府对底层的控制力日渐减弱,袍哥会人员迅速增加,最后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民国时期,时局混乱,袍哥完全成了公开组织。发展到最后的四十年代,哥老会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秘密社会中最大的黑帮之一。
组织形式
称呼
哥老会最初联络的聚点为山头或香堂,成立一个袍哥会组织就叫开山立堂,山头和香堂的名称就作为袍哥会一个组织的称呼,如莲花山富贵堂、峨眉山顺德堂。后来随着参加人员的逐步增多,聚会场所的变化,袍哥会的组织又改称为码头、公口、社等。
地位
哥老会没有全国性的组织,甚至没有地区性的组织,每一个袍哥会组织都是独立存在的,没有依存、隶属关系,但会经常有人员联系。因此袍哥会的数量众多,一般一个乡或城市的一条街道就有一个,甚至还更多。到了民国后期曾经有些实力较大的袍哥试图进行合并,达到地区性的统一,如曾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出面支持,重庆袍哥各界成立了国民自强社,成都相仿成立了国民互助社,但都是只有名义而已,实际仍是独立存在、活动的。
内部等级
哥老会组织的内部排行分五个等级,分别称为头排、三排、五排、六排、十排。
头排:头排大哥即龙头老大、舵头,也称舵把子、社长。另有闲位大哥,亦如一般社会组织的名誉理事,多为有声望的人,也有绅、商依靠袍哥关系便于在社会上活动的,他们挂个名,赞助若干钱取得“大爷”资格,俗称绅夹皮。
三排:又称三哥、钱粮。掌管一社经济及经营的商业(如茶馆、赌场、栈房)。
五排:又称五哥、管事、红旗大管事行交际、执法等职,在袍哥中最有社会力量,不少为职业袍哥,也有绅夹皮五哥、闲五。
六排:副六也可称五哥,是一般成员。绿林则称蓝旗,是负责巡风探事的小头领。
十排:统称老幺,有凤尾老幺、执法老幺、跑腿老幺之分。凤尾老幺是有家资的年轻后生,可“一步登天海大哥”。执法老幺多为流氓凶神,哥老会传堂把守辕门,制裁叛徒充当杀手就是此辈。跑腿老幺如茶堂馆、赌场杂务均是。一般老幺则是新人组织者。
 排行中无二、四、七、八、九。二是不敢僭越关羽(关羽民间称为关二爷)。四是桃园结义如有赵子龙在当为四弟,故虚此席。七据说是叛徒,瓦岗寨的罗成,行七。八、九忌杨家将八姐九妹之称。
三大会
哥老会一年集会三次:最隆重的一次农历五月十三的单刀会(祭关羽)。七月称中元会,为已故弟兄设祭。腊月称吃团年饭。实则都是为吸收新成员,商谈一些有关香堂内部及对外事务。新参加袍哥得有人引荐,在香堂上行叩拜礼,听龙头大爷、舵爷赏封“排行座次”,之后就是哥老会成员了。
哥老会与陕北革命的合作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有云:“陕北革命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领导哥老会的模范。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大众的组织,始终受到压迫,被视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完全相同。我们要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站不住脚的英雄好汉……”
毛泽东亲自搞统战时,大开大阖,胸襟广阔,对哥老会就属光辉范例。
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排列顺序,看似随意的排列,却隐含着我党胜利的深刻哲学。首先党的建设,让党组织更加严谨,更加富有战斗力。毛主席说过:“路线确定下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党的建设在主席心中的份量。只有有了一个坚强的组织,才能带领广大群众开展革命的斗争。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有在统一战线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才能更好的开展武装斗争,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武装斗争是最彻底消灭敌人的手段,但这是最后的,最残酷的斗争,对敌人发起最后一击的斗争。只有在党建和统战工作做好的前提下,才能有武装斗争胜利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颠覆不破的真理。
哥老会在陕甘宁苏区之所以能存在,有三方面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党的统战工作需要。一方面是哥老会属江湖帮派组织,组织结构松散,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行动纲领,属于陕甘红军争取的灰色力量,也是中间力量,是可以争取并加以领导的力量。再一方面是,陕甘红军的领导者马锡五等人与哥老会有很深的渊源,陕甘地区的哥老会组织,在行动上和对于陕甘红军的革命武装斗争给予了实际上的支持。刘志丹将军在创建陕甘红军的过程中,志丹县的哥老会首领马海旺、罗连臣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同时,据志丹县志记载:在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年)农历的三月三日,保安县(今志丹县)的“硬肚”(农民组织)首领与安塞县西河口哥老会大爷范茂堂合力,带领两县300多人到保安县永宁山(当时国民党保安县县治所在地)要求县政府减免羊税,国民党县长王存寿带领民团对农民抗羊税运动进行了严酷镇压,使的哥老会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矛盾公开化,斗争也日益激烈。二十一年(1932年),本县的哥老会龙头马大爷马海旺在志丹县永宁王庄办起兵工厂,为刘志丹的游击队制造步枪。马海旺支持革命的行动,在当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全国仅存的一块根据地的保存(注:见志丹县志丹陵内徐特立的题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哥老会发出宣言后,得到了哥老会上下山堂全体成员的热烈拥护。为了招待各地哥老会代表和被国民党摧残、通缉的哥老会会员,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于1936年8月设立了哥老会招待处,同时,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也在陕北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向全国哥老会发出通函,各处山堂随即派代表共1000余人,在志丹县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1936年8月19日至26日,会议共开了7天,商讨团结救国大计。会议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讨论通过《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简章》和军队武装简章,正式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
这次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由龚逢春、马锡五、马海旺负责,参加大会的代表包括苏区党政军中参加过哥老会的干部、工人、农民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哥老会成员、以及各地选派来的哥老会大爷,一切食宿由龙头大爷马海旺和红旗管家白天才安排接待。白天在马头山上开会,晚上在周围的松树坪、榆树坪、柏树畔和山下的崖窑里食宿。
马海旺是此次大会的召集者。他有土地500多垧,羊400多只,大家畜20多头,是有名望的农户,在陕甘边影响很大。当时陕甘交界哥老会盛行,亲贫憎恶,保护群众。马海旺在加入哥老会组织不久,就被推举为西壮堂(最大辈)大爷,号称马头山龙大爷。马海旺积极拥护革命,1930年刘志丹在石峁湾练兵时,所需粮饷大部分是马海旺提供的。他先后受刘志丹委托3次去延安,利用哥老会龙头大爷的关系为红军购买枪枝弹药。为了把这次代表大会开好,他从自己家中拿出两石多粮食作为代表伙食。其他哥老会成员都争着捐献粮饷。
在大会讨论中,他极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张,并在其他哥老会大爷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会章程。马海旺被选为抗日救国会副主任。会后,抗日救国会的章程得到各地哥老会代表们的积极实施,使陕甘宁边区的哥老会成员,个个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
此次哥老会大会宣传了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1、宣传抗日救国问题;
2、党对哥老会的政策;
3、讨论哥老会章程;
4、成立江湖组织和选举山主;
5、组织抗日义勇军等;
通过七天的宣传和讨论,凡参加哥老会的成员一致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接受党对哥老会的改造政策,他们一致表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救国。大会选举并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
这次大会的会章和军章的内容是:
(1)奋斗宗旨:驱逐日寇、铲除汉奸。
(2)奋斗目标:中华英雄大聚会,团结一致救中国,民主共和求解放,联合战线争独立。
(3)奋斗口号:内口号——江湖义气
外口号——革命精神
会议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我中华人民;(2)没收汉奸财产,作为抗日基金;(3)铲除×××,实行为国为民;(4)为富不仁、豪劣是我敌人;(5)招待四方好汉,实行打富济贫;(6)疏财仗义,汉流同心同德;(7)援助红军抗日,为得救国救民;(8)苛捐杂税抽丁,一律反抗不遵;(9)各地汉流散枪,自立抗日武器;(10)我汉流兄弟,应遵本会规章;
马锡伍撰文说: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全国江湖好汉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组织。四保上山的大爷们都表了态、发了言,表示共同抗日救国,为国尽忠尽力。
四保我们确定了下山后的分工。
1、东保负责人是来自井岳秀部队的三名哥老会成员。
2、南保负责的有六人,是张学良、杨虎城部队里的哥老会大爷。
3、西保负责人是华池县的曹大爷。
4、北保负责人是白文焕和李立森。
他们的具体工作是宣传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政策,动员青年参加革命义勇军。
大会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人都返回本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壮大抗日义勇军,收编土匪势力,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这次大会收效很大,党对哥老会的政策得到了胜利。鲜活的档案为我们揭密了一段真实。在马头山大会召开后的几天后,当时中共中央的《红色中华》报1936年8月29日第二版9月18日就发布了二则新闻,报道了哥老会拥护苏维埃的消息。原文如下,由此可见党对哥老会的政策取得的重大胜利。
哥老会积极拥护苏维埃抗日主张
志丹县吴堡区的哥老会,他们在苏维埃政府发表关于对哥老会宣言后他们对苏维埃主张非常赞同与拥护,该区哥老会在本月△日召集哥老会弟兄伙开会,请志丹县苏维埃政府派代表前去指示参加,到会者有三十余人,并有群众参加,大会中全体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国民党蒋介石的无耻出卖与投降,使得中国民族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表示着非常愤怒,均一致愿意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坚决参加保卫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最后他们一致决定:
一、坚决拥护苏维埃政府的抗日主张,参加抗日工作。
二、以他们名义欢迎民团中的哥老会弟兄与红军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民族战争。特别是首先争取旦八寨子内民团中的哥老会与红军联合。
摘自《红色中华》报1936年8月29日第二版
盛况空前的哥老会大会
会议情形
陕甘宁于8月26日召集庆阳环县两地及边区白区的哥老会大爷在河连湾开会,到会的哥老会大爷兄弟伙共八十余名,内有从西峰三岔等白区来的代表二十余人,首由马主席报告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次由省委代表报告目前形势,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对哥老会的策略,当省委代表报告完毕后全场掌声如雷,其次有哥老会大爷李荣、西峰镇徐大爷等人讲话,说明过去哥老会的宗旨与今后怎样在苏维埃的领导下进行抗日工作,发扬过去参加辛亥革命之光荣等,演词激昂,每个哥老会兄弟均摩拳擦掌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一致抗日救国,并提议要召集山堂会,上午即在省委会餐,下午又继续开会讨论以下的十大问题作为将来开山堂会讨论的中心。
十大问题
一、打日本救中国。
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
三、铲除贪官污吏。
四、反对汉奸卖国贼。
五、团结四方英雄好汉实行打富济贫。
六、发扬过去革命精神,坚决打日本打卖国贼。
七、同难同心多援助,协心抗日保人民。
八、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抽丁派粮一概反对。
九、收集各地流散枪支作为抗日武装。
十、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


以上第一条文均经大家热烈讨论发表意见通过,特别是从庆阳来的大爷,诉说贪官污吏的敲诈剥削民众的情形淋漓尽致,全场为之激动,使会场空气自始至终表现着特别紧张与热烈,最后由主席宣布成立哥老会招待所,招待积极参加抗日的龙头大爷及江湖好汉!
边白区群众拥护苏维埃
一、宁夏哥老会大爷刘××、马××(回民曾在马洪逵部任过团副)因为反对马洪逵投降日本出卖宁夏被马洪逵认为是“内贼”(指红军是外贼)下令通缉,在家站不住足,毅然跑到三边哥老会招待处来。协同此间其他哥老会大爷提出“反日兴中”的口号,现正向各方面积极工作,获得三边以及邻近白区广大哥老会会员的拥护!
二、宁夏吴忠堡等地因马洪逵割青苗拔壮丁,压迫的不能在家生活下去,最近大批的群众不断的都跑到盐池定边来躲难谋生!
三、安边城里商人近因民团白军又向商人大借款,加以商业凋零无法谋生,最近安边城门虽然检查的非常严密,但总没法禁止,终于是大批货物运到定边苏区里来开铺子,做生意。
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通函
上下山堂老五辈拜兄少弟鉴:我们中国现在快要亡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汉奸卖国贼蒋介石帮助之下,占领了东北四省,继续又占华北,天津,北平,现又以日军开到缓闻矣。在宁夏内蒙等处,设特务机关,企图占领我西北宁夏兰州,要变中国成为日本殖民地,要把中国四万万同胞变作日本的奴隶牛马,亡国灭种的惨祸,已迫在眉睫了!
凡属中国有血性的人无不义奋填胸,怒发冲冠,我们江湖北兄素以灭洋兴中,锄奸持弱为职志急应起来以抗日救国锄汉奸被民众举插义旗,所以这里汉流同仁同志秉承汉流原来救中国的宗旨,发挥过去我汉流救国之伟业已正在发起成立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江湖抗日救国军,现在这里筹备会已经组织成立特函达。
各处马头急速召集我们汉流弟兄前来共商抗日救亡大计,时已迫矣势已危矣,函到之日万勿迟延,望即派代表前来接洽参加为荷!特此,相应函达
码头查照
筹备委员会
九月十八 启
摘自《红色中华》报1936年9月18日

党对哥老会的统战工作,说到哥老会与陕北革命,有位不能不提起的人物,他就是受到过毛主席接见的龙头大爷马公道马海旺。
马海旺(1890—1944)先生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曾任志丹县抗联委员会主任。
1890年2月,马海旺出生于横山县康家渠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1905年春,全家迁居保安县永宁区巷沟村,给地主家当了佃户,海旺就给地主放羊。19岁那年,他回家同父亲租种土地。到1925年他家已有土地500多垧,羊400多只,大家畜20多头,成了永宁山四方很有名望的农户。当时,陕甘交界地区哥老会很盛行,亲贫憎恶,保护群众。马海旺于1925年秋加入了哥老会组织。他入会后,被推举为西壮堂(最大辈),号称马头山龙头大爷。
1926年,马海旺被保安县政府推选为石畔乡民团团总。但他没有忘了穷人,对官府和哥老会中掠夺百姓钱财的不法分子,责令其归还钱财,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以处罚。群众称他是“龙头大爷马公道”。
这年,共产党员王子宜从榆中返回保安县永宁山寨子,在伪政府所办的高小任教,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积极发展党团员,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秋,刘志丹回到陕北永宁山寨子时,和曹力如二人首先就找到马海旺,住在他家,刘志丹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新思想。从此,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哥老会组织,打富济贫活动的声势越来越浩大,经常和刘志丹的游击队互相配合。1930年6月,三道川事件发生后,马海旺及时保护刘志丹渡过了难关。时年9月,刘志丹在石峁湾练兵时,所需粮饷,大部分是马海旺提供的。1931年到1932年,马海旺受刘志丹、谢子长的委托,先后3次去延安利用哥老会龙头大爷的关系购买了枪枝弹药。第一次买回马拐枪、八音子枪各10把。第二次买回22排长枪子弹和60发冲锋枪子弹。第三次买回80多发步枪子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31年,永宁山党支部被破坏后,他利用乡民团的权力,在吕家沟保安县民团修械厂,为刘、谢2人的工农红军修过20多支枪。1933年,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团南下失败后,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等人回保安,又住在马海旺家,得到了马海旺的帮助。马海旺是陕甘宁根据地党的忠实朋友,是一位拥护革命的民主进步人士。
1936年7月初,党中央进驻保安城。为了动员一切爱国力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于农历8月下旬,在永宁山石畔乡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大会筹备处就设在龙头大爷马海旺家里。马海旺对大会所有工作人员非常关怀,总是事事尽力相助。为了把这次代表大会开好,他从自己家中拿出两石多粮食作为代表伙食。在他的带动下,所有哥老会成员都争着捐献粮饷。7天会议,1000多人的吃住都是由马海旺负责解决的。他是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在大会讨论中,他极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亡主张,并在其他哥老会大爷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会章程。马海旺被选为抗日救国会副主任。会后,抗日救国会的章程得到各地哥老会代表们的积极实施。使陕甘宁边区的哥老会成员,个个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他们有的竟相捐献粮饷,有的积极参加抗日队伍,有的奔赴各地收编土匪,有的到白区做地下工作,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保安指挥红军西征,做友军的抗日工作,迎接二、四方面军长征的到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重大问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大革命陕北闹红时期,刘志丹等曾在这里养伤生息,马头山曾经是刘志丹将军的兵工厂,是陕北红军的一块重要军事基地,为陕北革命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1936年中共中央在马头山举行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到会人员上千人,中共白区工作部长龚逢春,省白区工作部长贾拓夫,哥老会首领马锡五、马海旺等参加了大会,在我党的努力下,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通过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简章》,对民间组织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我党争取广大人民群众与民间组织的支持奠定了坚实基础。1939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北哥老会龙头大爷马海旺(当地人)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马头山下开荒150多亩,产粮120多石,交爱国粮3万多斤,被评为边区劳动模范,同时掩护和照顾了很多受伤红军官兵,为陕北革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墓被县政府命名为志丹县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就在马头山下的仓沟深处。
基于上述史实,我党对哥老会统战认识,从当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给陕西省委的信中,可见其中的统战力度。
关于哥老会问题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中,给陕西省委的信中节选)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本来开山堂是争取哥老会的有效方式,而且是动员和团结哥老会群众的最好方法。马头山开山堂虽然在地点上、日期上和到会的限制上有很大的缺点,但山堂既召开了,我们应赶紧在争取领导、确立工作方针上,打下有力的基础,使这一次山堂会,能如我们所计划的成功,不要如一般哥老会中人所想的要在苏区活动,要在苏区发展。我现向你们提议,采取下述各项具体办法,以确立我们的工作方针:
第一,根据党中央过去的指示及实际工作中一些经验和教训,在党内进行解释和教育,使一般党员都了解我党争取哥老会的基本方针是什么。现在最急的是要将这次参加马头山开山堂的党内干部(通知上要“参加过哥老会的区乡两级的党员,务必参加开山堂”,也是不妥的,一因这个数目太大,二因不经选择参加不妥),经过省委的或直接去马头山的,统统加以训练(一两天也好),务使这一批干部能够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参加开山堂,去传达党所给他们的工作方针,树立起党在哥老会中的领导,而不致随波逐流,为一般龙头大爷所左右,成为凑数的角色。训练的内容,不仅解释党的指示、工作方针,并且要讲到工作方法,特别是领导哥老会的艺术。在哥老会中是等级森严的,但我们同志在哥老会中不要因为自己辈分太小,当说的不敢说;有些不必要说的,也不必抢着说。重要的说话和建议,应由没有参加过哥老会的省委同志,以党和苏维埃代表名义去出席致词。这个规矩,必须取得,以便确立今后党和苏维埃指导哥老会的必要手续。在开山堂时,党团的领导作用非常重要,但形式上可以避免这种党团组织,使龙头大爷不致怀疑我们在破坏他的哥老会,但实际工作中,却必须使这些参加哥老会的党员,为着实现党的主张而努力。去指导这次开山堂的负责同志,必须尽力教育和暗示这些党员的努力方向和方法。负责同志及一般党员在哥老会中间不要高傲自慢,要从取得他的信仰中将我们的主张贯彻下去。
第二,在这次开山堂中,必须确定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发展对象。我们应该赞扬哥老会过去反抗统治阶级及其革命的传统,发挥哥老会中许多代表民族利益、群众利益的观点和行为,联系地说到今日的苏维埃红军和共产党已实现了他们所渴望的打富济贫、反对贪污的世界,而苏维埃以外的中国,却到处看见日寇横行,卖国贼当道,许多贪官污吏、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残害同胞的军阀并没有受到制裁。这从哥老会的纲领看来,是应该赞助和拥护这个苏维埃红军和共产党,而反对日寇、卖国贼和一切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残害民众的军阀。再从哥老会本身来看,哥老会弟兄在苏区都已分得了土地、牲畜、粮食、房屋,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取消了苛捐杂税的剥削和一切政治上的压迫。而在白区呢?哥老会是秘密会社,不能公开,哥老会弟兄被认为三教九流的下层社会,常常受到黑暗的压迫。因此,哥老会应该拥护和保卫这个允许哥老会公开、解放哥老会弟兄的苏区,发展这个苏区,将这个苏区的精神传布到全中国去,改造那个黑暗的中国!如果有人说蒋介石也在西峰镇开山堂了,高桂滋、高双成也允许哥老会公开,那我们就要向哥老会弟兄说明:你们不要忘记左宗棠利用平牌大爷李正官的故事,蒋介石、高桂滋、高双成都在学左宗棠,要想收买一二个龙头大爷,号召哥老会弟兄来破坏苏区,破坏红军。不要说苏区红军原是解放哥老会弟兄的,哥老会弟兄决不愿打苏区红军,即算是真有个把哥老会的败类要做李正官第二,苏维埃和红军也决打不败的。记得蒋介石在上海、武汉曾利用过青红帮头子屠杀工人,但青红帮弟兄得到什么呢?现在还不是在上海、武汉同其他工人一样,受尽剥削、压迫和摧残!所以蒋介石、高桂滋、高双成所能收买的不过是李正官一流的败类,而大多数哥老会弟兄以后反要遭受惨杀。我们要正告哥老会的弟兄:有苏维埃,有红军,哥老会就有了靠山,就得到解放;没有苏维埃,没有红军,哥老会就要同以前一样,永世不得翻身。哥老会弟兄要认清谁是自己的人。那为富不仁的土劣,残害同胞的军阀,抽收苛捐杂税的贪官污吏,决不会真正解放哥老会,决不是哥老会的朋友!当然,讲到斗争目标,最主要的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兴中反日”应是哥老会中最中心的口号。环绕着这个口号,应联系到反对卖国殃民的祸首,反对残害同胞的军阀,反对抽收苛捐杂税的贪官污吏,反对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斗争目标树立清楚了,发展对象自然会向着白区、白军,而不会向着苏区、红军。但这里还需进行组织上的巩固。
第三,我现在继续作组织上的建议。在这次马头山开山堂中,斗争的目标确定了,便须紧跟着确定在山堂开过后,要利用各路来的龙头大爷,回到苏区边境,去建立几个方面的哥老会招待处或办事处,招纳四方豪杰、江湖好汉,来商量到白区、白军中发展哥老会和进行斗争的具体计划,从一般的斗争口号、会规、组织直到秘密的交通联络。关于斗争口号,除总的方面如上项所说外,其他部分的日常的斗争口号应按照各地哥老会的实况及其弟兄伙在各阶层中所受的压迫、剥削和痛苦定出,并应引导和联结他们的斗争到一般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斗争之中。哥老会的会规,要将其中迷信的封建的反动的条规,用消极抵制和善意批评的办法,逐渐地将其消除,而对于其中带有进步性革命性的,则应极力宣扬,并向着更正确的道路上领导。如江湖救国会所草拟的十大条规,或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解释成新的内容,定为条规,或将红十条、黑十款、九禁令加以新的解释,这都是十分必要的。在组织方面,这次山堂开毕,应引导进山的大爷下山后向苏区以外奔走,去找未到会的或熟识的弟兄,宣扬这次开山堂的宗旨和条规,鼓动和引导他们向着新的斗争目标。对苏区内的大爷、当家、管事的,要吸引其中好的有斗争精神的去参加招待处工作,有愿去白区活动的,更加欢迎。如有愿在苏区内收拜弟的,我们不能以命令方式禁止其收,而应向其解释,在苏区内不论哥老会弟兄或非哥老会弟兄都已一样得到解放,都已分别参加工会、贫农会,都已参加了政权,哥老会没有发展必要,要发展应面孔向着外边,那里有广大的斗争,需要哥老会参加和发展。哥老会不论在白区或苏区,均不必再改名称。一切抗日救国的名称,如江湖抗日救国会之类,不必再给哥老会加上。一因这种名称不应仅限于哥老会员;二因不应将这种名称帮助哥老会发展,而应吸引哥老会弟兄去参加一般的抗日救国运动,乃至工会、农会及市民团体等;三因我们进行哥老会工作,中心在争取它已有的群众,不在替它发展。所以发展哥老会,即是收拜弟,只有在工作必要时才“背票封子下山”(即背公事下山)。一般的是在利用它已有弟兄去进行白区、白军中的工作,利用它秘密社会的关系易于在白区立足、藏身、来往和活动,利用它的宗旨、条规和禁令,易于团结他们与反革命进行斗争。我们是经过哥老会这个桥梁,去打入下层社会,去接近广大群众,而不是要在群众中发展起第二个秘密的革命党,更不应替它成立起独立的武装组织(如江湖抗日救国军等)。党员加入哥老会,也只有在必要时,并须经过党的选择和决定。为使哥老会不能利用其秘密组织在苏区内和红军中进行发展,我们一方面允许其公开,从公开中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要教育我们的党员、团员以及工农会的会员,使他们明白哥老会没有在苏区发展的必要,如果秘密发展,必定会帮助反革命或被反革命利用来进行破坏苏区、破坏红军的活动。为了使哥老会在苏区做得真实公开,首先应教育我们党员和红色军人,要将自己参加过哥老会的事公开出来。特别要我们党员和红色军人警觉,哥老会的基础虽然建立在下层社会,但其龙头大爷不少是豪绅地主军人官吏,他们会自觉地或被收买地出卖其下层群众利益,去帮助反革命来进行前面所说的种种破坏苏区、红军的活动;并且哥老会的思想条规与组织形式,带着极浓厚的封建的迷信的保守的反动的色彩,它无疑地要影响其群众,阻碍其群众前进,发展其群众的落后思想、不良习俗(如吸大烟、充光棍等),这对于共产主义的前进思想及其运动是有极大障碍的。所以,我们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上,努力争取哥老会的群众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同时必须注意它的变节的出卖群众利益的领袖,逐渐地扫除与我们接近的哥老会中的一些落后思想和不良习俗,严防他们在苏区、红军中的秘密活动。我们在这次山堂会中应公开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保护一切在苏区的哥老会员,但望哥老会勿在苏区进行秘密活动,勿做违反苏维埃法律的事。凡犯了苏维埃法律的哥老会员或是替反革命做侦探做破坏苏区、红军工作的哥老会员,苏维埃要依法处理,如同处理犯法的共产党员一样。我们党员在这次山堂会中更应该提议,凡在白军当军官的(如高双成、张云衢等),要用龙头大爷及其同辈弟兄的名义,劝其停止内战,勿再自相残杀,并要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如经过几次劝阻无效,便应联合起苏区、白区的龙头大爷及哥老会弟兄,认为他已违背禁令,开除出会,并布告大众周知。对西峰镇开山堂的,也应派人去联络,要他们一致联名主张红白两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要不愿停战,继续残害同胞,谁就是哥老会的公敌。庆阳龙头李大爷,如利用西峰镇开山堂,继续进行破坏苏区、破坏红军的工作,应号召各地的哥老会龙头大爷弟兄坚决反对。要与为保护这解放哥老会的苏区与苏维埃红军站在一起,将苏区的哥老会员引导到保卫苏区的任务上来;将边区、白区的哥老会员引导到发展苏维埃运动上来;将一切的哥老会员统一到抗日救国的事业上来,把哥老会的反抗的侠义的精神,发扬光大为哥老会群众的英勇的革命行动;把哥老会的保守的迷信的反动的思想习惯和行动逐渐地消灭下去。这是党在争取对哥老会领导上最实际的最基本的任务。
党中央在陕北对哥老会统战的重大意义
哥老会做为清代中期盛行于全国的众多民间秘密结社之一,其成员并不是局限于一些说法中的水手,主要成员还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侠义之士以及下层社会的贫民、手工业者、士兵和城市游民,也有一些流氓和地主分子渗入其间。哥老会有严密的组织,奉行“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宗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各地哥老会纷纷响应,配合起义军打击了清廷的反动统治。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不少会众相继参加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哥老会成员在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参加了多次武装暴动。
陕北地区自古民风强悍,士民骁勇,富有战斗精神。清朝末年哥老会在陕北兴起后,很受普通百姓欢迎。一时间,陕北地区出现了许多哥老会的码头、山寨。较有名气的就有志丹县(原称保安县、有一段时间称为赤安县)马头山、后九天、少华山、十九塬、豹子岭等山寨都成了哥老会的“堂口”与“码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哥老会已经渗透到陕北社会的部分行业与阶层。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以及红军游击队里都有不少哥老会成员。像国民党军中井岳秀、高双成、张廷芝、高桂滋等均参加过哥老会;谢子长、刘志丹也多次利用哥老会组织发展党的武装力量。从中不难看出,陕北哥老会拥有相当一批人才,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自然成为长征结束后刚在陕北落脚的中央红军所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
一、长征胜利后党争取陕北哥老会的方针策略
哥老会是一个以劳苦民众为基础的民间组织,它历来被反动组织称为“下等人”、“匪盗”而不能合法存在,所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哥老会都属于被压迫被歧视的阶级,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同时哥老会又是一种思想保守落后、恪守封建道德且迷信色彩浓厚的秘密结社组织,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很容易被军阀政客等反动势力收买利用,这是它的两面性。不过总体而言,在涉及民族利益时,哥老会是能揭竿而起,奋勇斗争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战大旗,号召各方面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亲自签发了《对哥老会的宣言》,提出了党和红军争取哥老会的基本策略。《宣言》指出:“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你们过去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重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道路更完全相同。”《宣言》还提出,“哥老会可以在苏维埃政府下公开存在”。⑴
1936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又发布了《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在进一步分析了哥老会“两面派”的性质和特点后,中央明确提出:“争取哥老会的策略应该依照下列方针:(甲)推动与吸引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乙)在哥老会中发扬哥老会的革命传统,消除哥老会中保守的、封建的、迷信的反动的思想与成份,使之适合于社会的与革命的发展趋势。(丙)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并招待与起用在国民党区域内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指示》还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除一般的对哥老会首领与群众进行宣传与鼓动工作外,必须:(甲)物色与哥老会有关系的人物,最好是从前曾经参加过哥老会的同志或革命群众,首先同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特别是豪杰尚义之士,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并传达苏维埃对于哥老会的态度。(乙)鼓励与帮助哥老会中进步的优秀的分子,利用开山堂等方法,取得某一地区的哥老会的领导权,使他们担负起转变哥老会为革命的群众组织与领导群众参加革命的任务,吸收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加入共产党。(丙)选择干练的同志直接加入哥老会,去从内部进行工作,使哥老会转变为革命的群众组织,或争取其中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特别注意于这一工作同白区白军工作与利用公开活动的联系。(丁)对哥老会中有威望的龙头大爷以及一切旧道德旧习惯或宗教仪式,应采取慎重的与耐心的态度,在工作过程中逐渐的使之改良进步。”⑵
以上两个文件构成了党和红军争取哥老会的根本纲领,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和策略。正是在党和红军的帮助带领下,广大哥老会成员才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二、对哥老会的争取转化工作
(一)召开哥老会联合大会,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对哥老会的《宣言》和《指示》颁发后,苏维埃政府即设立了接待哥老会成员的招待所,专门招待在国统区立不住脚的哥老会英雄好汉。过去没有职业的哥老会兄弟,在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帮助下分到了土地、粮食、牲畜、房屋,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下一步的各地哥老会联合会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随着《宣言》的不断深入人心,由中共陕甘工委牵头,1936年8月26日在河连湾召开了由庆阳和环县等地哥老会代表及龙头大爷参加的军地联席会议,与会代表共80多人。会上哥老会代表讲了话,苏维埃陕甘省政府主席马锡五报告了中国共产党《对哥老会的宣言》,中共陕甘共委代表报告了目前的形势与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对哥老会的政策。⑶
驻守陕北各地的红军部队根据《宣言》和《指示》的精神,充分利用红军游击队中原有哥老会成员的有利条件,因势利导,及时在各区县召开了一系列的哥老会代表会议,与哥老会的龙头大爷以及会众成员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为了争取哥老会积极抗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设立了哥老会办事处,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筹备处,并于1936年8月15日在陕西省保安县的马头山成功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会议,也就是“马头山开山堂”。⑷在党和红军的努力争取下,全国各地的哥老会共派出一千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开了7天,订立了抗日救国十大条规,为以后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哥老会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创造了良好的内外部舆论环境。
(二)利用哥老会组织做掩护,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历史的原因,陕西境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都有不少的哥老会成员。西北军的领袖人物杨虎城在起事之初所创建的“中秋会”,就与渭河流域一带的哥老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在入陕之前,部队中就有不少哥老会成员;进入陕西之后,这部分哥老会成员和当地的码头山寨“续上帖”之后,又成为陕西哥老会的一个分支。除上述两支国民党主力部队之外,驻守榆林一带的国民党邓宝珊、高双成部以及一些地方民团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哥老会力量存在。
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一些地方武装势力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工委在靠近东北军和西北军驻地的甘泉县召开了有哥老会代表参加的抗日救国工作会议,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哥老会代表纷纷参加会议。会后,当地红军派出一批干部下基层对甘泉县西北军和地方封建武装中的哥老会成员进行了争取转化。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相当一部分基层官兵了解了我党的抗日政策,开始同情红军的政治主张。
经过大量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觉悟起来的陕北哥老会广大成员纷纷行动起来,踊跃投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志丹县吴堡区的三十余名哥老会成员均表示愿意接受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他们联合地方民团中的哥老会兄弟与红军一起抗日,而且争取了旦八寨子的哥老会兄弟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与此同时,华池县哥老会也接受了《宣言》,召开了龙头大爷山堂会,讨论抗日救国行动计划。之后他们又召开了兄弟伙会,组织了华池哥老会抗日救国会,成为根据地内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
(三)吸收改造哥老会武装力量
遵照党的政策,各地红军大力宣传党对哥老会的策略方针,向群众做社会调查,经过普遍号召和个别工作,使一些哥老会成员自动公开出来。有的部队还建立起江湖抗日救国会,作为指导哥老会工作和联系哥老会成员的组织,并主动派出一些精明干练的同志打入哥老会内部,鼓励与帮助哥老会中的先进分子积极向党靠拢,逐步将拥有武装力量的哥老会转化到党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的争取转化,红十五军团在海原、中卫、中宁、金积等地原有哥老会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了江湖抗日救国组织,并成立了两个游击队。⑸
1937年6月,在驻地红军的影响和支持下,延水县的哥老会头目陈老大(陈宏畴)带领20余人,18条枪来到苏维埃延水县政府投诚,加入抗日统一战线。延水县东洋区原有哥老会山堂码头7个,成员三四百人,在红军的帮助下都加入了抗日游击支队,河湾口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惠有山还派人去山西联络哥老会兄弟参加抗日游击队。另外,陕北无定河下游,黄河沿岸,绥德、清涧、延长等县的几十个哥老会山堂码头约有2000余名成员也加入了游击队。⑹
“改造军队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⑺在吸收改造哥老会武装力量的过程中,军队各级党组织都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对于那些过去是哥老会成员,现在是红军指战员的转化人员,部队党组织尽可能的通过加强政治教育、提倡亲密无间的同志友爱与团结来消除他们身上存在的封建思想残余和不良生活习惯,逐步将其改造成英勇善战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通过循序渐进的政治思想改造活动,中国共产党逐步加强了对这些武装力量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三、争取陕北哥老会参加抗日的伟大意义
党和红军争取转化哥老会的重大举措,对于巩固陕北抗日根据地、增强抗日力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哥老会长期以来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受严重的压迫,因而它具有一定的革命先进性,是可以转化为革命武装的。陕北哥老会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这是他们的优点。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其思想和组织上的弱点,陕北哥老会也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中国共产党若不争取和引导,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汉奸走狗卖国求荣十分猖獗的政治环境下,哥老会这样的帮会组织是极容易走到革命的反对面的。
第二,巩固了陕北根据地。长征结束之后,陕北成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陕北苏区在指挥和领导全国人民统一抗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陕北哥老会势力较大,“山堂”十分普遍,会众良莠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匪会一家”。因此必须对陕北哥老会进行清理整顿,尽快争取他们参加统一战线,否则就很难保证有一个安定巩固的陕北抗日根据地。
第三,扩大了我党的执政基础。哥老会势力遍布陕北的村镇码头,它与地方封建武装、城市三教九流以及乡村平民百姓都有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它的“劫富济贫”,救助危难贫民,在普通百姓中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也可以说陕北哥老会从来就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地缘政治力量,对它的团结与争取自然会扩大我党在陕北苏区的执政基础。
第四,创造了争取具有两面性的社会武装集团加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红军在争取陕北哥老会的过程中,又一次证明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愧是宣传队和播种机。同时也证实了一个道理,一个政党只有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才有非凡的气魄和胆量改造一切持不同政见的团体和个人,吸收和接纳各方面的力量,壮大自己的阵营,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而努力。
 刘志丹的大团结思想及对哥老会统战工作
 至今,陕北革命老区还流传着一首信天游:“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二月里来刮春风,刘志丹来是英雄,靖边白军都打光,缴来快枪无其数,散给老百姓。”“自从来了刘志丹,咱们的日子不一般。打倒土豪和老财,推翻了军阀和赃官。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大路穷人走。革命力量大发展,红旗一展红了天。”
由此不难看出,刘志丹在陕北人民心目中有着巨大的影响。观其一生,刘的履历也是极其辉煌的。
长期以来,大家对刘志丹的军事斗争方面的功绩比较熟悉,而对其在统一战线工作上的贡献鲜有提及,这里讲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早在大革命中,刘志丹就被派到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中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直到冯追随蒋介石反共“清党”。冯一则很赏识刘的才干,二则看他是西北人,就派他去马鸿逵的第四集团军(这是一支回民骑兵部队)任少将政治主任(也是党代表)。在马部工作期间,他成功地说服马鸿逵脱离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军阀主义,用新思想和新方法训练军队。在刘志丹的具体指导下,使这支军队的素质很快得到了提高。在解除军阀刘镇华对西北军杨虎城部包围的西安之战中,马部显示了强大战斗力。以后,马部又随冯玉祥出兵河南,攻打北洋军阀吴佩孚,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马部工作期间,刘志丹在这支军队中交了不少朋友,如第四集团军一营长韩练成。刘志丹见他本质好,就向他讲革命道理,要他作革命的人。不久,韩加入了共青团。刘志丹对他说:“不管在哪里,不管跟着谁,都不要忘记作革命的人,处处为民众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着想。绝不做反对革命的事。”此后,韩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并升为中将,但他始终记着刘志丹的教诲,利用他的身份秘密为党送情报,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华东战场的几次重大战役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解放后,他又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1965年,韩病逝前对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的汪锋深情地说:“刘志丹将军为咱西北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我是从他那知道要走革命道路的。”至于马鸿逵,他后来追随蒋介石反共,彻底失败后逃到台湾,客死于阿富汗“大使”任上。死前,他对随从人员说:“我没有听刘志丹的话,落到这样的结果,一言难尽……”
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刘志丹很注意利用同乡、同学关系,如刘对幼时的同学、曾任国民党甘军陈璋部旅长的刘保堂的统战工作。刘志丹到陈部作兵运工作时,在同学感情基础上进一步和刘保堂交朋友,直到无所不谈。后来,刘保堂想加入红军,刘志丹说:“你现在用这个身份在国民党军队中做事,对革命事业更有好处,时机成熟就可以过来。”于是,刘保堂一直白皮红心地为党工作,直到1941年被敌人暗杀。但是,在刘保堂的影响下,刘部进步军官后来都参加了革命队伍,刘的子女也都参加了革命,他的长子刘汉回忆说:“我父亲在世时,常教导我们要学习做刘志丹那样的人。”由此可见,刘志丹对刘保堂的统战工作是非常成功的。解放战争中,我军抓住了杀害刘保堂的凶犯张廷芝并公审枪毙,为刘保堂报了仇。
刘志丹非常会做统战人员的思想工作,如刘的老部下牛化东。大革命中,刘志丹两次派牛化东去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第二次他不想去了,说:“正人披上狼皮,太不光彩了。”刘志丹对他说:“你在那边军队中有关系,有条件去为党工作。这就是在敌人营垒中闹革命,外白内红。同志们最后会理解你,会对你苦心孤诣的工作,给以加倍的欢迎。”于是,牛化东心悦诚服地长期隐蔽于国民党中,后任国民党邓宝珊部新编十一旅团长。1945年10月,牛化东参加领导了该旅的起义。解放战争中,牛任该旅副旅长,领导部队浴血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牛化东常对人说:“我在敌人军队中隐蔽了二十多年,这是刘志丹给我作了思想工作,也是他教给我工作的方法。”
此外,刘志丹也会做哥老会(俗称“绿林好汉”)的工作,使他们中许多人都参加了革命,有的成为党的著名干部,如马锡五、郭宝珊。他曾使民团团总马海旺走向进步,后来成为当地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在总结从事统战工作的经验时,刘志丹常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须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1998年10月18日,习仲勋、马文瑞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时感慨地写道:“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革命力量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
在革命工作中,刘志丹对事不对人,如他不因李艮整了自己,就对李记恨,反而大度地指出:李是学生出身,没有经验,实践会教育他,我们应当帮助,而不应反目成仇。刘志丹喜欢李陵、杨修、李岩等历史人物的故事,告诫同志们:事物往往是很曲折复杂的,自己要有精神准备,要受得起委屈,也不改变革命初衷。
1933年,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撤了刘志丹的职,强令部队南下打关中,遇到强敌围剿,结果全军覆没,杜衡投敌,刘志丹和王世泰尽了最大努力也未能挽回败局。这时,有的同志责怪刘志丹没负起责任,刘志丹以团结为重,一点也不为自己解脱,他说:“现在我们赶快用各种办法联系失散的同志回根据地,重建部队。……极左的人最后会走上极右,杜衡把部队葬送了,他也叛变投降敌人了,这是对我们最大最深刻的一次教训。”之后,他把剩余的同志召回根据地重新团结起来,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革命的骨干。
刘志丹常说,统一战线有两个,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党内也有统一战线,这就是团结自己人。
最使人敬佩的是,刘志丹在陕北苏区“肃反”中维护党内团结的表现。
1935年,西北红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解放了六座县城和广大农村,使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地扩大了西北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不久,“左”倾分子却把他诬陷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当通讯员把逮捕密件误送到刘志丹手中后,他以光明磊落的气魄,单身回到瓦窑堡,试图向保卫局澄清是非。但是,“左”倾分子不容分辩,立刻把刘志丹投入监狱并欲杀害。直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到达陕北后,刘才幸免于难。由于党中央刚到陕北,短时间难以澄清全部事实,因此虽然撤消了“反革命”罪名,刘仍然留有犯“严重右倾错误”的帽子,这件事他一直未对任何人辩解过。在东征出发前,他对妻子同桂荣说:“这次出征对我仍然是一个考验,如果我死了,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共产党人牺牲的。”他牺牲后,同桂荣才想起这句话的分量,直到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才为刘志丹彻底平反,认为他在政治路线上是正确的。
不难看出,在党内斗争中,刘志丹虽然是领导者,也是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但他更有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唯我独尊。刘常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就是犯的大错误。虽说那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但从个人来说,还是年轻气盛,靠感情冲动,而不是理性思维。这就会走到‘左’的方向去。这对我是一生的大教训。要避免犯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习仲勋、马文瑞曾客观公允地指出:“在他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时候,党内是团结的,注重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事业是有成绩的。我们今天纪念他,继承他重视团结工作的思想、善于做团结工作的方法。我们相信,这在新的时期也是有用的。”

注:
⑴《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第79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⑵《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第53至55页。
⑶姜思毅主编《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一卷,第594页。
⑷《我看中国秘密社会》第24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⑸《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七十年史》第一卷,第594页。
⑹《抗日战争问题研究》第13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⑺《周恩来选集》上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一版。刘志丹移灵始末姜永明一
1939年清明节,刘志丹胞弟刘景儒一行,风尘仆仆,前往瓦窑堡水沟坪,为亲人上坟。
光阴荏苒,匆匆已过三年。刘景儒等提着祭品,踏进野草丛生、四野静谧的墓园。由于风吹雨淋,坟地一片荒芜,草没腰际,坟冢已有洞窟。遥想亲人丰功伟业,惹人分外伤心。亲人们祭坟归去时,萌生了将家兄迁回家乡,让亲人魂归故里的念头。
上坟归来,在亲戚、战友的奔走呼号下,10月21日,志丹县县长赵耀先顺应民意,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呈文,要求将刘志丹烈士迁回家乡安葬。呈文如下:

为呈请迎葬刘志丹同志灵柩于保安,政府给以资助事:
据志丹县群众刘景儒(志丹胞弟)声称:“我前去安定望瑶堡,拜谒家兄陵墓,不料今年风雨过大,坟墓竟被雨水冲开,无人照管,使人目睹心伤。但是欲回迎葬,限于经济,现在请求政府给以帮助”等情。据此,查刘志丹同志,在革命中牺牲奋斗,已十余年,百折不回,精神百倍。凡我边区父老兄弟,言之莫不钦佩。尤其保安人民,近闻刘景儒言,志丹陵墓被水冲毁,猛感悲痛,有愿捐资资助者。我们为了团结我边区人民,提高边区人民牺牲奋斗精神,学习刘志丹刚毅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气,亦需对于刘志丹同志灵柩给以安全之葬地,使边区干部更加积极努力于工作。但以经济限制,仰祈政府给以帮助,或从人民中发动募捐,以完成营葬之计划。俾死者得以安,生者得以慰,于公于私,均有裨益。是否有当,理合具文呈请鉴核,仰祈批示祗遵。
谨呈
边区政府主席高
志丹县县长赵耀先

10月2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抗字第292号】给志丹县政府发布指令:

令志丹县县长赵耀先
10月21日呈一件,为呈请资助迎葬刘志丹灵柩请鉴核示遵由。
呈悉。查迎葬先烈刘志丹同志灵柩一节应予照准。本府已责成教、建两厅设计办理矣。仰即转饬知照!
此令
主席:林伯渠
副主席:高自立

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将此事上报中共边区中央局和党中央,中共中央对此极为关注。1940年初,党中央指示边区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同意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烈士陵园,作为永久的纪念。
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边区政府组成了建陵委员会。委员会由13人组成,边区政府派王生华任主任,志丹县委书记任志新、县长赵耀先任副主任,县委宣传部长王耀华、组织部长李志杰等10人为委员。工程于1941年4月破土动工,原选址在进士窑,后改在县城北侧炮楼山下的高坡上,面城傍水。由钟敬之设计,工程技术负责人李传经,施工员周福祥。
1941年3月20日,《新中华报》第三版以“纪念边区创造者建志丹灵堂”为题,介绍了陵园的筹建情况:

为纪念陕甘宁边区创造者刘志丹,边区政府拔款万元,在志丹县建筑灵堂一座。去年十月已开始准备,目前正动工兴修。志丹县各区民众为了表示对革命领袖的追念,各处均热烈进行普遍的志愿捐款运动,出力出钱,帮助政府完成修陵计划。各区民众及机关部队已将烧砖千块、柴十万斤运到志丹县,并仍在进行筹办中。

3月27日,民政厅发出《关于建立志丹陵捐助纪念的决定》和《陕甘宁边区捐助建立志丹纪念陵办法》,指出:

刘志丹同志是数百万民众解放的旗帜,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为着表示我边区民众对志丹同志殉难的悲痛和永久的尊荣,边区民众要求捐助,自应允许。兹制定捐助办法如下:
一、边区各县群众及党政军学,对建立志丹陵的捐助,须完全出于自愿和自动。
二、捐助的项目:1、建陵适用之物品用具;2、建陵所用之人的劳动及畜力;3、建陵所用之金钱或粮食。
三、凡自愿捐助之人力物力财力等,均须先由县政府登记,转告志丹陵建陵委员会登记以后应用。
四、凡自愿捐助之人力物力财力等,均须由志丹陵建陵委员会发给两联单据存查。
五、对于一切捐募名单及捐助物均须于陵墓落成后:1、揭晓名单。2、登载报纸。3、镌名于石。4、发给纪念章。
六、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至陵墓落成时为止。

194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又报道了陵园兴建的进展情况:

纪念边区创造者
民众自动助修志丹陵
志丹陵现由筹备进入兴筑阶段,人民对之义举特别热忱,各区人民争着带粮食自动前来修筑。25000斤以上之木料,即未经动员而由群众自动送来。筹建委王主任与工程师对记者谈,陵房建筑计有前障壁、碑,后有灵堂,上为灵柩台,灵柩台旗杆有二,下有三室一胡同,同城傍水,颇为壮胜。惟因当神封地,地质不明,预算有所更改,非有六七万不行。此闻机关群众,业已热烈募捐帮助。
1943年3月,王生华向边区政府详细汇报了工程建设经过及经费粮食收支情况:

志丹陵1941年4月奉命开工,1943年1月主要工程结束,2至4月进行零星的扫尾完善。工程历时两年多,陵园的建筑材料用安塞县高桥青石一千多方,用县区群众送柴78万多斤,烧砖34万块,石灰10万斤,用郝岔等地木料260多方,群众投工两万多个,共计耗资76万余元。计有灵台一栋(灵台上为灵柩台,下有三室一胡同),纪念塔一座,箭头碑4座,石旗杆2根,中央领导人题词石碑32通,呈苏式建筑风格。

自1941年5月发出募捐启事至1943年1月,建陵委员会收到各种款项共计70余万元,其中募捐和其他收入占到总数的40%,从中可以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刘志丹烈士的怀念与崇敬之情。
1943年4月上旬,边区政府和志丹县政府共同举行“志丹陵”落成典礼。边府主席林伯渠在典礼上说:党中央决定由边府负责,立即将志丹烈士遗体由子长运回,安放陵园内,记载史册。

1943年4月中旬,延属专署专员曹力如、副专员马豫章奉边区政府令,全面负责刘志丹灵柩回故乡安葬的工作。刘景儒接到边区政府通知后急赴延安,林伯渠亲自接见了他,告诉他边区政府已决定马豫章任移灵专员,让他和大嫂同桂荣一起随马豫章去瓦窑堡移灵,并派一个骑兵排护灵。
4月15日,移灵人员从延安动身,17日下午4时左右抵达瓦窑堡,住在“振兴隆”客栈。晚上,他们与子长县政府一起研究了次日起灵及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宜。
4月18日10时许,子长县委书记贺光华、县长黄聚俊和公安局长张锦华,率领警卫队战士及群众代表共600余人,和移灵人员一起来到墓园,举行了破土仪式,探挖5米左右,起出灵柩。面对志丹忠骨,刘景儒等心如刀绞,泫然涕下。在场的干部和群众都非常悲痛。贺光华和黄聚俊等亲自抬灵。下午2时许,灵柩被运到县城中山大操场,安放在由350匹白布搭成的灵棚中。
4月19日,在子长县举行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会场布置的格外庄严肃穆,灵堂前的牌楼由50匹白布和100匹蓝布扎成的花墙构成,灵堂正中悬挂着烈士遗像,两边各挂一面党旗,董必武题写的“志士求仁飞渡黄河勤讨贼,丹心救国誓扫倭奴不顾身”的巨幅挽联悬挂在灵堂两侧。上午10时,公祭大会在悲壮的哀乐中开始,首先由中央军委代表介绍了烈士的生平史略,接着,贺光华、黄聚俊先后讲话,最后,烈士生前友好和亲属代表也分别讲话。参加祭奠的群众终日不绝,总数逾万。有些长年闭门不出的乡下妇女也自发参加了公祭。公祭大会直到下午2时方才结束。
20日上午,盛放志丹忠骨的柏木棺材,由两头骡子驮着,在骑兵排护卫下,从瓦窑堡动身。各界人士500余人送行,一直送到城外五里的瓷窑沟口。沿途群众焚香烧纸,跪迎道旁,悲声不绝,充分显示了子长县人民对烈士的无比怀念和一片深情。在瓷窑沟口举行了别灵仪式后,移灵队伍正式登程。子长县县长黄聚俊随行。一些因战争致残的老游击队员跟在灵柩后,护送着他们的老首长,不忍离去。路经子长中区、南区时,当地百姓均自动以素酒白馍拦路祭奠。杨家河村的杨老汉还当场发表演说,追念志丹同志的英勇事迹。人民群众除以麦馍招待护灵队伍外,还都在大门上张贴祭幛,表示悼念。
20日晚,移灵队伍抵达蟠龙,将灵柩安置在当地人民早已准备好的灵棚里。整夜前来烧纸祭奠的干部群众接连不断。21日一早出发时,蟠龙镇街道两旁早已站满了送灵的群众,他们手里拿着点燃的香表,个个泪流满面,痛哭失声。沿途每路过一个村子,都会遇到守候在路旁的干部群众焚香烧纸,洒泪送灵。移灵队伍还未到青化砭,老百姓就自动列队来迎。当晚,队伍抵达川口,住在李家渠。延安县的迎灵队伍在刘秉温县长带领下早就等在那里了。
22日一早,移灵队伍动身前,延安县举行了公祭。虽然会场设在一条荒沟里,但到会群众仍达3000余人。移灵队伍动身时,老百姓组织了民间乐队自动护灵,近千人的自卫军随从同行,始终簇拥在灵柩周围,不肯离开。黄聚俊、刘秉温两位县长亲自抬着灵柩,以表达他们对老首长的敬仰思念之情。刘县长从川口一直抬到桥儿沟。下午3时20分,灵柩抵达桥儿沟,与边区政府的迎灵队伍汇合。马豫章一再请众人返回,老百姓坚持要把老刘送到灵堂,亲眼看着把烈士安放好了,他们才能放心。

4月22日中午1时,边区政府和延安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万余人就聚集在桥儿沟,列队迎灵。两个小时后,乐声起处,白幡挽幛丛中,刘志丹同志的遗像和灵柩先后出现在军民面前。当灵柩与迎灵队伍渐渐汇拢时,天色深沉凝重,空气益增悲壮肃穆氛围。高岗、林伯渠、邓发、罗迈、贾拓夫、李木庵、崔田夫、甘泗淇、刘景范、唐洪澄、张邦英、曹力如、刘约三及中央各机关和边区党政军负责同志,看到灵柩,禁不住热泪滚滚,潸然而下。他们恭恭敬敬地轮换扶着灵柩,捧着烈士遗像,十分小心地移上白布缠绕的汽车中。延安卫戍司令员王震同志亲自担任指挥,宣布迎灵礼仪后,高岗、林伯渠领导全场军民肃立,默哀,奏乐,向烈士灵柩行礼。尔后,王震指挥队伍,仪仗队在前,护灵卫戍骑兵队压道,缓缓向延安城行进。两匹10丈长的白布,一头绾在灵柩上,一头由烈士遗女刘力贞、侄子刘军牵引,高岗、林伯渠等领导人执绋而行,志丹同志的遗孀同桂荣与胞弟刘景儒坐在灵柩旁,全体迎灵者随在车后向灵堂进发。万余人排成四路纵队,绵延长达四里多。沿途群众伫足以迎,途为之塞。乡亲们指着志丹同志的遗像,互相传说着:“你看,刘志丹还是那样!”是的,刘志丹没有死,他还是人民心目中的那个模样。在他遗像的后面,高悬着中央书记处的挽词——

志丹同志一生,对党抱无限忠诚,对敌人斗争,沉着勇敢坚定,对中华民族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有高度信心。
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大众革命的旗帜,行动的指南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光荣。全体党员应该向志丹同志学习,争取革命最后胜利,以慰英灵!

下午4时,灵柩到达东关延安专员公署广场。广场内已经搭好了灵棚,布置得隆重庄严,灵堂上悬挂着一副挽联:“龙战当年巨星遽降天有情,鹤归何日忠骨长埋骨亦香”,横额:“创始者盖世事功”。同时,素包布上墨浓欲滴地书写着素色标语:

志丹同志永远是我们的模范!
志丹同志志气超群!道义超群!谋略超群!全党向您学习!
人民跟着您前来,您是民族优秀的象征!是阶级解放的标贴!
誓死完成您未竟的事业!誓死学习您卓特的品能!

高岗、林伯渠等同志亲自将烈士灵柩抬入灵堂安放好,接着,在八路军乐队、民间乐队、鲁艺乐队三部合奏的哀乐声中,林伯渠带领大家全体肃立,向志丹同志默哀,行三鞠躬礼。这时,附近的机关干部、学生、部队战士及老百姓,也都纷纷来灵堂周围自行祭奠,迟迟不肯离开。

4月23日下午2时半,在东关广场举行了公祭大会,共有15000余人参加。公祭大会仍由王震担任指挥,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任司仪,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博古、林伯渠等领导同志亲自到会并讲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及中央委员们赠送了白绸挽联。在悲凉如水的静默中,上千名战士鸣枪致哀,乐声倏起,军乐悲壮激昂,雅乐低回悠扬,全体肃立,会场顿时陷入悲寂。许多人热泪涕零,泫然泣下。主祭人高岗、林伯渠就立,陪祭人(各界代表)就位,家属就位。全体同志向志丹灵柩三鞠躬,静默三分钟,献花圈、敬酒、敬爵后,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宣读祭文——

呜呼!古圣贤豪杰亦多矣,有大同之理想且为其理想实践奋斗,如我志丹同志者不多见!古圣贤豪杰道者亦多矣,与大众为一体,自以其血滋养大众之解放事业者更不多见!
近百年来,世运剧变,华胄英俊,前仆后继。然而如我志丹同志奋起边地,百折不回,遂而缔造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之基地,陕北一隅,成为全国与全世界所展望。奇功伟绩,实罕其伦。呜呼!非常之时产生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而末竟其业,陨命于无情烽火之中,此则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先进人士所同声痛哭者也,况在亲沐其光辉,受其领导之陕甘宁边区之人民乎。血不虚流,人在继起,自公死后,陕甘宁边区已成障洪流之砥柱。陕甘宁边区人民已成为四万万人之解放最先者。陕甘宁边区军政民之组织与发展,已成为全国之模范,陕甘宁边区之民主政治,正日新而日不同。抗战之年,愈战愈勇,困难虽多,成功已近;黑暗虽在,黎明已临。此皆我志丹同志之遗留而亦可以告慰我志丹同志在天之灵者。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受人民之付托,继承我志丹同志之事功,发扬人民意志,厉行施政纲领,教化日新,人才日起,经济发展,民主改良,为抗日军之巩固后方,奠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伟大基础。
兹当举安遗榇。万众悲歌,敢掬悃忱,敬告我志丹同志之灵,奋斗有人,光明在望,灵其鉴诸。

谢老读完祭文后,高岗报告了志丹同志的生平史略。他在深情叙述刘志丹的种种事迹中,归纳出志丹同志的几个特点:第一,对党无限忠诚;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百折不回、从不消极的革命精神;第四,实事求是,不铺张,不夸夸其谈的工作作风;第五,善于独立决定方向;第六,战术、战略、政策机动灵活。高岗在结语中说:志丹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的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是党内布尔什维克的模范。十余年为党奋斗,始终不懈,赴汤滔火,百折不回。虽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领会马列主义精髓,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虽然受人诬陷,毫不失革命立场,其艰苦朴素,知有党不知有身的优良品质,是我们每个党员应该向他学习的。
高岗最后以沉痛的语调说:志丹同志是边区的创造者,是西北人民的领袖。他的肉体虽死,精神不死,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死!每个党员应该好好学习他的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品质。他的方向,就是毛主席的方向,就是党中央的方向。
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讲话说:刘志丹同志之死,使党损失一个很好的干部。凡我党员,应该学习志丹同志的模范榜样,来补偿党的损失,来纪念志丹同志。志丹同志是边区红军的创造者。他自大革命起直至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就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因此,朱总司令评价说,刘志丹是创造红军的模范,并郑重号召全体党员,全体八路军向刘志丹同志学习。
林伯渠主席说:边区人民纪念刘志丹同志,因为志丹同志所做的事业,使边区人民翻了身。但是应该怎样来纪念他呢?我们应该以建设边区的行动来纪念他,把边区建设的更好一些,以争取民主主义的胜利。
谢觉哉代表边区参议会讲话,说明志丹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模范的革命军人,号召全边区人民学习他百折不回的精神,完成志丹同志未竟的事业。
吴玉章号召同志们学习志丹同志对党无限忠诚、坚定的立场,不怕牺牲个人的革命品质,并指出这在今天有重要意义。
抗联会主任高长久以学习志丹同志联系群众,始终为群众利益奋斗的精神,号召边区人民加紧生产,来纪念志丹同志。
最后,刘景范代表家属致答词。他说,志丹同志在家庭里是一位好教师,他对劳苦群众深具同情,把自己家里的雇工从雇佣关系里解放出来,参加游击队。现任某营营长的张明科同志就是他家十年前的雇工。他自己参加革命也是志丹同志不断家教的结果。他在答谢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及各机关、学校、部队、团体举行这次公祭的盛意而外,表示家属愿继承遗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刘景范讲话结束后,悲壮的哀乐又响了起来。下午4时,公祭结束。
公祭大会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至今的事:鲁迅艺术学院乐队承担了为移灵奏乐的任务后,马可、安波、张鲁、刘炽、关鹤童等人组成民间音乐研究组,将大家熟悉的陕北民间牌子曲和民歌《绣荷包》、《珍珠倒卷帘》等加以改编,让乐队演奏。在整个移灵过程中,用中、西乐器演奏了一路。为了适应哀伤的气氛和移灵队伍缓慢前进的步伐,音乐家们将乐曲速度放慢了一倍,结果,效果出奇地好。以后,这支哀乐流传开来,沿用至今。
4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群众追念领袖,自组乐队护送”和“各地人民纷纷举行路祭”等消息,详细报道了移灵的全过程,并报道了明日启程赴志丹安葬的消息。24日,又发表了“延安公祭刘志丹同志”的消息,全面报道了公祭大会的情况。

4月24日晨,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和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西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警三旅副旅长吴岱峰、骑兵旅旅长康健民、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王世泰、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延安行署主任曹力如、边区政府总务处长刘约三等陪同下,由延安启程,向志丹进发。灵柩前走着八路军乐队、鲁艺乐队和民间乐队,接着是全副武装的骑兵队伍,各机关领导人随着灵柩走在最后。沿路经过的村镇干部、群众纷纷焚香烧纸,争相祭奠。当晚,移灵队伍住在安塞县高桥镇。
4月25日,刘景范、曹力如等偕志丹灵柩从高桥出发,下午5点抵达志丹县康家沟村。志丹县委书记王耀华、县长李超早已在村头等候迎灵路祭。灵柩一到,护灵队三军乐声震响,五千多人纷纷跪迎,村主任李阳、村民代表沙海清等人烧香散食。有人捶胸顿足,失声痛哭,有人絮絮叨念。刘景范、曹力如扶起路祭的男女老幼,一同护灵回村,停放在村民沙海清院里。王耀华和李超连夜返回县城,布置迎灵事宜。
家乡人民听说老刘要回来了,奔走相告。4月26日一早,全城百姓倾城而出,徒步20多里,在进士窑焦灼地等候灵柩的到来。日近午时,蜿蜒盘旋的护灵队伍出现在人们眼前,静候多时的人们望着渐渐逼近的灵柩,想起日思夜想的“老刘”,悲从中来,万箭攒心。顷刻间,吹鼓手鼓胀双腮,饱含热泪地吹起了老刘平日最爱听的曲子;道旁群众焚香化纸,悲声齐放,感天撼地,令人肝肠寸断。灵柩缓缓走进县城南关大街,伫足两旁的乡亲们个个含泪默哀,警卫战士频频鸣枪致敬。随着白色灵幡的迎风飘动,乐声、哭声不绝于耳,萦绕不断。灵柩停放在县城南河口商店院内的灵棚里,四邻八乡的村民闻讯赶来,焚香祭奠,络绎不绝。为了满足远路家门户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祭奠要求,决定将公葬仪式由5月1日推迟到5月2日。此后数日,日以万计的人民群众专程来到县城,为烈士焚钱祭奠,倾诉无尽哀思。
5月2日上午,在刘志丹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
上午9时,高岗、林伯渠等来到志丹灵前默默致祭,潸然泪下。10时许开始移灵,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执绋,其他送灵者有张秀山、吴岱峰、康健民、刘景范、曹力如、王耀华、李超等同志,边区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及当地全体工作人员,志丹同志家属亲朋等万余人。18名战士抬着灵柩正步行走,由南至北穿行街道,抬入陵园。沿途哀乐缭绕,白幡招展,焚香祭奠者万头攒动,途为之塞。
11时,灵柩到达陵园。警卫战士鸣枪致敬,军乐高扬,鲁艺乐队演奏国际歌,万众齐唱祭陵歌,全场肃穆悲壮:

奏起哀乐来祭陵,
志丹同志,你活在我们心中。
你流尽了血,为国为民尽了忠,
你的革命事业,我们来继承。
你闭上了眼睛,听着我们脚步。
胜利就在前头,我们正在奋斗。

公葬仪式由志丹县县长李超任司仪。高岗先向到会的党政军民报告了刘志丹的生平革命史略,接着说:志丹同志是西北人民的救星。他一生艰苦奋斗,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打倒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敌人。而志丹县人民,正是从志丹同志手里得到解放的。因此,真正纪念志丹同志,不是哀哭,哀哭是没有用的。继续志丹同志的革命事业,在当前,即发展全边区生产建设,奖励劳动英雄,反对二流子怠惰者,巩固边区,建设边区,坚持抗战,坚持革命到最后胜利,这才是真正纪念志丹同志的最好礼物。接着,林伯渠讲话,阐述了志丹同志布尔什维克的高尚品质,号召志丹人民为完成志丹同志未竟事业,努力把志丹建设成为新志丹,发展生产,更加改善人民的生活。之后,张秀山、吴岱峰、曹力如、王耀华等依次发言。刘景范代表家属向大会深致谢忱,说:“志丹同志的死是光荣的,家属必秉承遗志,为中国革命斗争到底。”最后,曹力如恭读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祭文。礼毕散会,由贺敬之作词、麦新作曲的《志丹陵——悼志丹同志》那缓慢悲壮的歌声徐徐飘起——

一滴眼泪一滴汗,一块石头一块砖。修起了志丹陵,修起了志丹陵。志丹陵来百尺高,高不过志丹同志的大功劳!
为穷人吃来为穷人穿,千万穷人把身翻。纪念碑立在陵前,刻下了纪念。刻呀刻呀刻不完,刻在那千万人民的心中间!
送灵队低下了头,抬着灵柩慢慢走。往年咱跟刘志丹,咱是他的游击队员。陕甘宁到处都走遍,而今的路可比过去宽!
红旗蒙在灵柩上,百姓祭灵在路旁。千万人排成队,唱出的歌儿多悲壮。志丹同志没有死,志丹陵发出万丈光芒!

公葬大会后,《解放日报》详实报道了公葬大会的情况,并发表了林伯渠撰写的“永恒的纪念”和贺晋年“志丹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等纪念文章以及“刘志丹革命史略”。
在公葬刘志丹期间,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之墓”;“革命烈士纪念碑”。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志丹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陕甘苏区的创造者” 。
此外,彭德怀、林彪、贺龙、徐向前、叶剑英、陈云、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张闻天、王稼祥、李鼎铭、肖劲光、贾拓夫、张秀山、贺晋年、阎红彦、南汉宸、曹力如、张邦英、王世泰、吴岱峰、习仲勋、刘景范等数百名党政军领导人也分别题词。中央书记处、中宣部、社会部、西北局、西北党校、边区政府等敬献了挽幛、挽联。最后,我们用著名爱国人士续范亭先生的挽诗结束本文吧:

志丹城内志丹陵,创造边区第一人;
不为权门称知己,只因穷汉是乡亲。
无产阶级老同志,布尔什维一英雄;
中华民族好儿女,轩辕黄帝好子孙。
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
多病未能亲执绋,西望云天吊将军。群众创造历史实践检验真理——志丹县农村改革纪实暨改革开放三十年启示

薛鑫良中南海连着宝塔山,
万水千山隔不断;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老百姓喜吃“定心丸”。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笔者想起了当年延安儿女歌颂农村改革的陕北信天游。
“一穷二白”不是社会主义
延安地区(今延安市)志丹县原名保安县,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刘志丹的故乡。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毛泽东题词)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决定改名为志丹县。
保安县地属陕北黄土高原梁峁丘陵沟壑区,山大沟深,灾害频繁。1898年(清朝光绪二十四年)编修的《保安县志略》中,一首民谣《场牛歌》反映了老百姓的辛酸和悲惨:“雨淋日晒汗血红,辛苦劳积禾场中,簸扬碾磨渐成食,始得一饱饥场空。”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志丹县与延安地区各县一样,“一穷二白”(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面貌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笔者1969年2月9日(农历1968戊申年腊月二十三)由北京市到志丹县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就亲身感受了凄苦、艰难的程度。七十年代仍然没有摆脱“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状况(1973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考察延安时,曾经因为群众生活贫困而流泪);1977年志丹县还供应返销粮158万斤(当时农业人口约76万人)。直到1978年,全县财政总收入只有81万多元(财政总支出394万多元);农民劳动日值只有042元。不少农户穷得“贼来不怕客来怕”,甚至离乡背井,逃荒谋生。
志丹县是延安地区农村改革的发祥地
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了党中央“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同时强调“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全会前后,党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具体政策和实际措施,包括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实行休养生息的惠农政策(减免农业税等);切实改进干部作风,认真纠正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问题;提高粮食、棉花、油料等18种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降低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农用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等等。同时,中央从1979年起直接拨付“陕北老区建设专项资金款”,连续十年,每年约5000万元。
当时,笔者正在志丹县委宣传部工作,与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一道,翻山越岭涉三川(周河、洛河、杏子河),到农村宣讲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异口同声地对我们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党中央这回抓住“牛鼻子”(主要矛盾)了!
就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安徽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到了志丹县。社员群众窃窃私语,跃跃欲试;基层干部忐忑不安,拭目以待。县委当时 对于这个问题也感到难以表态。于是,在1979年2月15日召开的全县(县、社、大队)三级干部大会上,首先肯定和推广了金丁公社1978年大胆试行联产计酬“六定一评”(定领导,定劳力,定任务,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评奖赔)专业队的做法。1978年金丁公社48个专业队平均每个劳力生产粮食5494斤,比没有实行“六定一评”的生产队平均每个劳力只生产粮食2785斤,增产973%。这些专业队,正是七十年代末期志丹县敢闯敢试、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最初的雏形。
三级干部大会之后,春耕大忙在即。那些“穷怕了”的生产队,率先对于“六定一评”专业队的做法借题发挥,举一反三,建立了作业组。谁知一传十,十传百,全县在1979年春夏之交就有247个生产队(约占生产队总数25%)建立作业组共670个。这批作业组,成为延安地区十三个县市实行农村改革的先躯,群众称作“落地的金娃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79年秋季,从延安传来了“另一种声音”:上级批评、指责志丹县“搞明组暗户,分田单干”,要求(责令)县委“纠偏”。在这种情况下,作业组秋收的粮食究竟怎么分配,是像过去“吃大锅饭”那样分配呢,还是采用新的办法呢?这个问题,顿时成了群众日夜关注的焦点,成为县委思考抉择的难点,同时也直接关系到这批作业组乃至整个农村改革的命运。
当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联产承包等词语,恰似套在亿万农民和干部头上的“紧箍咒”,县委承受的非议之多,压力之大,是现在难以想象的。
县委书记刘怀章(1982年2月调任延安地委副书记)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从实际出发,认定“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79年11月,他亲自带领县委办公室、农工部、宣传部和县政府农业局等单位的十多个干部,到金丁、吴堡、旦八、双河四个公社调查。我们划分成两人一个调查小组,用一个月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场院炕头,对一百多个作业组的生产情况以及粮食分配等问题,与男女老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座谈。
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能听到群众议论:“搞了作业组,人人闲不住,一年出了两年的力,一年打了两年的粮。”例如,金丁公社王渠大队前湾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子,烂摊子,整来整去(县委、公社、大队多次派工作组整顿)还是没法子”,被人们讽刺为“死猫扶不上树”。1979年春耕时建立了四个作业组;结果,社员劳动出勤率提高50%,秋收时全队人均生产粮食达到920斤(比上年增产76%),社员分配平均口粮由上年不足300斤增加到620斤。生产队长对我们说:“作业组使我们一年大翻身。合作化以来二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分到过这么多的粮食!”然而,与前湾生产队村靠村、地连地的塔尔坡生产队,1979年因为照旧搞“大锅饭”那一套,人均生产粮食只有460斤(比上年减产20%)。群众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作业组就是治疗烂摊子的特效药。”笔者问:“变化和差别的奥妙到底在哪里呢?”前湾生产队队长回答说:“道理很简单嘛!作业组把庄稼作务(耕种、管理)的好坏、产量的高低、分配的多少,都与各家各户秋后喝米汤还是吃干饭这样的切身利益问题紧紧连在一起,社员当然就尽心尽力地干活啦!比如锄地除草吧,以前图快混工分,在锄把上不用力,庄稼地里往往斩草不除根,十来八天草又生,结果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今年在锄把上用劲,锄过的庄稼地斩草又除根,效果和产量当然就大不一样了。”真是一语道破,说清了“大锅饭”与责任制的区别。
我们在调查过程中也发现,群众知道上级对志丹县搞作业组的指责以后,普遍担心“明年又要撤组合队、饿肚皮”。旦八公社的社员和队长们还说:“作业组才搞了一年,乍能判死刑呢,连个缓期也不给?!”
事有巧合,天遂人愿。正当我们进行“百组调查”的后期,刘怀章书记从内部材料中看到一篇报道:安徽省农民在秋季分配中搞了“大包干”——秋收的粮食,交够国家征购任务,留足社队集体提留,剩余部分全都归社员自己所有。这个消息真是“雪中送炭”啊!刘书记及时召集我们调查组全体成员讨论并与县委其他领导同志达成共识:全县作业组秋收的粮食,都可以实行“大包干”的分配办法。笔者按照县委的这个态度,为县广播站写了一篇公开报道。结果,“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三句话,几乎成了当时农民的口头禅。
到1980年春耕时节,全县已有90%的生产队建立“大包干”作业组共3045个(其中,不少生产队实际上已经包干到户)。这一年,全县获得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人均生产粮食1010斤;超额93%完成了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社员人均分配粮食717斤。城乡广大群众和干部有口皆碑:“政策好,天帮忙,科学种田多打粮!”
1981年1月22日,志丹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1980年9月27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央文件中明确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不久,延安地委又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把生产责任制形式的选择权交给群众”的指示。这样,县委心里踏实了,干部头上的“紧箍咒”解除了,广大农民更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舒坦。到1981年初夏,全县1079个生产队中,就有999%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千家万户的农民,终于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干起来了。
杏河公社沙湾大队王家沟生产队社员姬存清,1979年还吃了国家返销粮200斤。1980年“包干到户”以后,他精耕细作,饮水思源,1981年秋收时就向国家交售余粮1万多斤,成为延安地区第一个“万斤户”。当他双手捧奖状、胸戴大红花的照片在1982年1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干部和群众奔走相告。姬存清说:“大包干”好啊!两年功夫,我就从“救济户”变成了“万斤户”,从“叫化子”变成了“大模范”,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五个“1号文件”就是五个“加油站”
从1982年1月1日至1986年1月1日,党中央又以非同寻常的胆识,连续发出五个“1号文件”,主题都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基本精神都是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继续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保护和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1984年的“1号文件”中关于“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例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的规定,使广大农民欢欣鼓舞。笔者时任志丹县委副书记,多次听到父老乡亲们说:“党中央给咱老百姓又吃‘长效定心丸’啦!”在十五年将要到期之前,党中央又在1998年1月24日文件中明确规定:“第一轮承包到期的地方,都要无条件地延长三十年不变。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具备条件和群众自愿,不许强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
在中央五个“1号文件”的指导和推动下,志丹县委审时度势,乘势而上,紧密联系本地实际,在城乡广泛开展了“一不变”(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两转化”(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生产经济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三兼顾”(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教育;同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促进城乡经济全面发展,群众生活明显改善。198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150万元,等于1978年3219万元的25倍;粮食总产量突破“亿斤大关”,人均生产粮食1116斤,等于1978年580斤的1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287元,相当于1978年48元的6倍;有一半以上的农户建房箍窑共16万多间(孔)。1998年又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革命老区的一部分农民,终于开始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粮满囤,肉满缸,还有票子存银行”的好日子。
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发展新成果
2008年7月8日上午,笔者应邀参加了志丹县委、县政府在全国政协大楼(北京)举办的“志丹县推进率先跨越发展座谈会”。
县委书记祁玉江、县长白小平在汇报中介绍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志丹县已经进入“陕西经济十强县”(第八位)、“西部经济百强县”(第十九位)的行列,并荣获“陕西省绿化模范县”、“陕西省文明县城”等称号。2007年全县GDP达到1238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246亿元,成为延安市十三个县区中首屈一指的“强县、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7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47元,年增幅都创造了历史新纪录……从现在起到2012年,将围绕“生态大县、文化名县、经济强县”和“全市争第一、全省创一流、全国上名次”的奋斗目标,全力推进志丹县率先跨越发展,为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作出新的贡献。
一串串熟悉而鲜活的数字,一个个荣誉而难得的称号,使笔者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志丹县“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笔者衷心祝愿“第二故乡”的广大干部和父老乡亲们,早日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启示
大江南北,神州大地,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变沧桑。抚今思昔,温故知新,有许多弥足珍贵、发人深省的重要启示。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因此,我们一定要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继续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改革。改革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误入岐途。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保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决不能搞“西化”、“分化”、“和平演变”那一套。
——党章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1980年2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谈到思想路线问题时也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以“发展”这个热点问题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说明,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否则,违背科学的乱发展就没道理,甚至可能成为少数人“拉大旗作虎皮”、“挂羊头卖狗肉”、不择手段地搞歪门邪道、贪污腐败的歪道理。因此,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路线;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切实解决 “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
——要坚持辩证法,防止片面性,不论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从全国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不容否定;出现的问题触目惊心,无庸讳言。“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邓小平讲话)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保持“两个务必”(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切不可盲目乐观,更不能讳疾忌医。只有认真总结和全面分析三十年来的利弊得失;只有扶正祛邪,扬长补短,才能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一穷二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在1985年8月28日就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在1985年9月23日又强调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现在,全国城乡实际上还有2亿多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胡锦涛同志讲话)、“执政为民首在扶贫”(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题词)和“扶贫就是还账,还人民的账”(中国扶贫基金会原常务副会长何载讲话)的理念,始终不变地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谨防一些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由人民公仆异化、蜕化为人民公贼甚至人民公敌。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共产党。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大众)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我们必须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决不能掉以轻心!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和“三农”问题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建国执政近六十年的经验和教训都昭示人们: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以农村改革作为全面改革开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我们的一条宝贵经验。现在,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实际上仍然在75%左右;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农村情况和农业生产水平既千差万别,又千变万化。因此,如果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切不可“饱时不知饿时饥”,更不能“好了 伤疤忘了疼”!毛泽东、周恩来与刘志丹、
习仲勋在1935年前后薛鑫良一座座山哟一道道水,
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满天的乌云哟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千里的雷声哟万里闪,
革命的力量大发展。
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
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陕北“信天游”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1935年无疑是一个既血雨腥风、又激情燃烧的年份,同时也是一个既出生入死、又化险为夷的转折点。在193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是我们不能忘却的记忆和纪念。
中央红军(中共中央机关):“死里求生”突围转移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革命形势开始逐步好转。全国到1930年夏季已有十多块农村根据地;人民军队在1933年发展到约30万人;共产党员在1934年也发展到约30万人。其中,以江西省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拥有21座县城、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居民约250万人;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共产党和红军力量的壮大,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感震惊和不安,必欲除之而后快。从1930年10月至1933年3月,国民党军队就向中央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等人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从1933年9月下旬开始,蒋介石又亲自主持,秘密制订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调集五十多万精兵强将和大批飞机、大炮、军用运输卡车,从四面八方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扬言把“共匪”首脑机关和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由于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的错误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了严重失败。到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经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恶果,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共八万六千多人,从1934年10月10日晚上开始,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从瑞金等地仓促突围,实行战略大转移(毛泽东于10月18日傍晚离开于都县城,踏上长征的路途)。当时,苍茫大地,路在何方?目的地又在哪里?中央领导人和指战员们都心中无数。毛泽东比喻为“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只要狗咬不着就行” 。然而,到1934年11月底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以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就锐减至只有三万多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险境。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35年2月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担任总书记);同年3月决定,由周恩来(团长)、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央红军执行毛泽东关于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曙光。
陕北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长征“落脚点”
由于王明、博古“左”倾错误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从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统治,导致革命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根据地和苏维埃地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至约三万人,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少至约四万人;陕北(陕甘边区)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陕北早在1924年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1933年3月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刘志丹(1903104—1936414)、习仲勋(19131015—2002524)担任特委委员。1932年2月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相继担任总指挥;1932年12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担任师参谋长、师长,习仲勋时任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1932年4月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历任副主席、主席。1934年5月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担任主席;同年11月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担任主席。1934年10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到1935年夏季,陕北红军和游击队陆续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
1935年9月,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陕北大搞错误的“肃反”,先后抓捕关押了包括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领导干部在内的三百多人,并将其中的二百多人杀害(华池县列宁小学19岁的女教师黄兰,也在“肃反”中惨遭活埋)。陕北革命根据地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由于陕北与中央(江西)之间远隔万水千山,又没有通讯联系,所以,双方互不知情。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转战到达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镇。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信息: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共匪”;“刘子丹(刘志丹)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军长)有合股势”;“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非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军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于是,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9月27日正式决定:“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把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部队还提出了口号:“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拥护刘志丹!”
1935年10月19日下午,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机关共约七千人陆续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今延安市吴起县)。“九死一生”、饥寒交迫的指战员们欣喜若狂:到家了!终于到家了!聂荣臻时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纵队政委,建国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一个落脚点了!……真是令人高兴。”
毛泽东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毛泽东于1935年10月19日下午6时许到达吴起镇。他在与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人研究、指挥并取得“切尾巴”战斗胜利,消灭尾追之敌国民党骑兵部队二千余人以后,在10月22日接见了保安县游击队队长兼政委张明科等人,了解到陕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指派王首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等人携带电台,策马赶赴关押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人的安定县瓦窑堡(今延安市子长县瓦窑堡镇),代表中央,向西北保卫局传达和执行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
1935年11月7日,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人获释出狱。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对笔者说:“要是(如果)毛主席、周总理晚到几天(吴起镇),老刘他们就没命了!”习仲勋也说过:“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他们(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活埋了!”马文瑞(时任陕甘边区东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建国以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五花大绑被押往瓦窑堡,关进了西北保卫局的‘牢房’一排砖瓦房。我被戴上了脚镣……一天放两次风。放风的时候,我看到院子里挖了许多土坑,问是干什么用的,回答说是防空掩体。后来才知道,是准备活埋我们的。……我们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
1935年12月上旬,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他对刘志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一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刘志丹说:“你是我的老师,我也是黄埔的学生。中央不来,我们就见不上面了。感谢中央救了我!”周恩来说:“是互救嘛!”(刘志丹曾经由党组织选派,于1925年冬季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炮兵科学习,1926年秋季毕业;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二天,周恩来带着刘志丹到毛泽东住的院子。毛泽东快步迎上来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啊!”刘志丹忙说:“是你救了我!”“中央来了,一切都好办了。”周恩来还对人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西北保卫局局长那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刘志丹等人获释以后,中央重新安排了工作。刘志丹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中央所在地)警备司令等职。习仲勋担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等职。马文瑞担任陕北省委秘书长等职。毛泽东周恩来习仲勋沉痛悼念刘志丹
1936年2月,刘志丹从瓦窑堡出发,指挥红二十八军征战国民党晋绥军;4月14日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不幸左胸中弹,当场阵亡,年仅32周岁。
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使陕北民众和广大指战员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刘志丹的遗体于4月23日运到瓦窑堡,周恩来亲视入殓;4月24日举行了约三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周恩来、博古先后致悼词,许多人痛哭失声乃至倒地。会后,周恩来等领导人亲扶灵柩,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三里处的水沟坪山坡上。
为了永志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决定:将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正式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周恩来尽管年龄都大于刘志丹、同桂荣夫妇,但一直都称呼同桂荣“刘嫂子”。在黄土高原的千家万户,乡亲们传唱着一段段怀念、赞颂刘志丹的民歌:“太阳落山烧起火,流着眼泪哭老刘。你过黄河精神爽,怎么一去不返乡。英勇牺牲传千古,教育后人更英勇。”“陕甘的山,陕甘的水,记着你的情,记着你的恩。忘不了你的大功,忘不了你的叮咛。看不见你的身子,却能梦见你的笑脸。”
1943年4月,“刘志丹烈士陵园”在志丹县竣工。4月20日早晨在瓦窑堡举行了迁灵仪式。4月23日中午,延安市各界一万五千多人举行公祭大会。4月26日灵柩运至志丹县城;祭奠的干部和群众络绎不绝。5月2日上午,志丹县近万人在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和公葬仪式。
当年,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人和领导机关都题写和恭送了挽联、挽词、挽文、挽诗、挽匾、挽幛等,表示沉痛哀思和敬意。毛泽东题写了墓碑“刘志丹将军之墓”;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又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题写挽诗:“知仁而勇,党国之珍。壑蒙万江,奋迹三秦。但伸正谊,何惜一身。百千后世,伟绩长新。”音乐家贺敬之、麦新还创作了歌曲《志丹陵》:“一滴眼泪一滴汗,一块石头一块砖,修起了志丹陵啊,修起了志丹陵;志丹陵来百尺高,高不过志丹同志的大功劳!为穷人吃来为穷人穿,千万穷人把身翻,纪念碑立在陵前啊,刻下了纪念;刻呀刻呀刻不完,刻在那千万人民的心中间!”患难与共相濡以沫李建翔在张闻天的旧居里,挂着一张刘英与张闻天结婚时的照片。新婚半年的张闻天夫妇,1936年7月随党中央机关由瓦窑堡迁至保安,住在炮楼山下靠边的一个套窑里。
张闻天在此居住期间,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在这里先后召开了21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而刘英也担任着中央秘书局秘书长。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
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在婚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就按中国封建习俗,戏称她“娘娘”,张闻天为“明君”。但她并不以此为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细心的照料着张闻天的生活起居,没有丝毫变化。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就是在这个套窑中,上演了一场战胜死神之战。1936年9、10月间,刘英得了一场重病,几乎丧命,死神在向她悄悄走来。高烧不止,整个身子骨仿佛散了架一般,似乎长征以来所受的一切饥寒风湿,都集合起来向刘英发起总攻击。医生来看过多次,说是流行性感冒,但没有药,急得直搓手,一点办法也没有。医生让张闻天到别处去住,同刘英隔离开来。刘英一时昏睡,一会清醒,每天喝一点小米粥汤,完全靠自己的体力和意志同病魔对抗。张闻天干着急,工作又忙,每天早晚两次,到她的窑洞外面,透过窗户纸上捅开的小窟窿眼,看望刘英,问候她说上几句安慰、关切的话。他发了津贴,全交给了警卫员,交代买点鸡蛋做汤给刘英吃。那时,凡是政治局委员,每月有五元钱津贴,周恩来有病,王稼祥养伤,加一倍。保安时期,经济困难,五元钱不是发的光洋,是苏票,大约够买两只鸡的。后来,刘英问警卫员,“五元津贴全给了我,他吃什么?”“警卫员眼泪汪汪地说:”就吃“红锅炒白菜”。凭着小米粥和鸡蛋羹,凭着张闻天的安慰和警卫员照料,连续高烧20多天,刘英的病竟然慢慢地好起来,只是人瘦得不成样子。在这时期害病的人很多,没有药,又谈不到营养,不少同志顶不住垮了,有些同志并发了肺炎,更是没有办法救。当她病愈,回到同志们中间的时候,红军三大主力已经胜利会师了。
看到他俩照片,我更想为大家讲的是他俩最后一次党费的感人故事。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张闻天同志在党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又遭沉重的打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极度迫害,数十年想为党竭力尽心而不止,终于身心交瘁,猝发心脏病而死。在临终之前,反倒愧疚地对刘英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有为党工作深感遗憾。”然后一再重复说:“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并要求刘英立字据: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

张闻天刘英
1976年4月

两人都签上了名。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把一切献给党?刘英和张闻天同志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传世之作的背后 ——海伦·斯诺为《西行漫记》付出的巨大心血

白保荣 斯诺1905年7月19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贫苦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30年后,他遍访中国主要城市。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美国著名的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并结识了鲁迅,宋庆龄等一批民主进步人士,产生了冒险进入苏区采访中国红军的想法。在宋庆龄和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1936年7月13日斯诺来到保安,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深知斯诺此行的意义和价值,第一次向一个外国记者敞开了心扉。用几个整夜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及长征的经过,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等。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不几天,斯诺就深入西征前线采访。在长达三个多月的采访中,他广泛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一切人和事,并将这次采访记录整理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后,立即轰动了全世界。世界通过斯诺的书打开了了解中国红色区域的窗户,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面目第一次为世人所知。
斯诺在保安的成功采访并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建立的深厚友谊,使中国人民、保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建国后,斯诺及其夫人海伦·斯诺和亲属曾多次访问保安,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促进中美人民友好做了许多工作。
红都保安不仅为中国人所熟知,而且能名扬四海,是斯诺这位有正义感的西方新闻记者——不同寻常的采访——《西行漫记》的发表。
但是,几十年来,当世界各地读者在阅读《西行漫记》时,恐怕极少有人知道这部传世之作的背后,作者的妻子海伦·斯诺为《西行漫记》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作为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每当向参观的人们讲述斯诺,讲述《西行漫记》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作者的妻子海伦·斯诺所付出的巨大心血。

海伦·斯诺于1931年8月来到中国,翌年冬与同乡同行的埃德加·斯诺结婚。在中国,他们先后结实了宋庆龄与鲁迅,从而改变了“来中国看一眼就走”的初衷。随之,便投身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入侵的伟大斗争中。她继斯诺之后,曾几度潜入风雨飘摇的西安,最终得以进入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红军将领们的热烈欢迎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叙谈。1978年,灾难深重的中国“文革”结束不久,已入古稀之年的海伦又一次踏上了中国大地。这年9月,她率领了一个电视摄影小组,去追寻30年代斯诺和她在中国从北京到西安、延安、保安的全部足迹,且拍摄了一部电视剧。2004年8月24日,当年跟随海伦的摄影记者康西丁专程从美国开车,将1978年海伦在保安的四张珍贵照片交给了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2007年9月在隆重纪念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暨《西行漫记》发表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她的家人见到了这些照片后非常高兴。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与战争的一系列问题,6月间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首先,他来到当时苏区的临时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收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然后,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国民党中央部队犬牙交错的前沿阵地宁夏南部的预旺堡,最后冒着炮火,重新返回保安,由保安顺利到达西安,后辗转回到北平。他在北平首先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篇轰动一时的通讯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发行。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

1936年10月末,埃德加·斯诺从保安回到了分别四个多月的北平盔甲厂13号院。面对他从陕北红军根据地带回来的一大堆稀世珍宝般的照片资料和笔记本,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珍藏了多年委托他带回北平翻印的早期照片,经过他们夫妇俩一遍又一遍的阅读、欣赏、整理后,最后将其撰写成一流的报道文章,编辑成书后,发往世界各地。
“可惜,我没有来得及见到朱德等其他一些杰出的红军将领”。斯诺一边翻阅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欣赏着毛泽东讲述的生平资料,一边不无遗憾的说道。“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也到苏区去一趟。……我要把你没有来得及访问的人物采访回来!”海伦说到做到,很快将其付诸切切实实的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准备,1937年4月下旬,她悄然离开北平,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充满凶险、荆棘遍地的西行旅程。
海伦在陕北呆了将近5个多月的时间,收集了丈夫前一次来不及采访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包括朱德本人和朱德的部队,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她还约访了许多人,提出了她和丈夫急待诠释的数以千计的疑问。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其中同毛泽东长谈5次、还为其中的34个人物写了小传。后来,依据她此次采访的笔记,不仅大大充实了丈夫正在撰写、修订的《西行漫记》,而且还写成了堪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姐妹篇《续西行漫记》,以及另外三本书。
在延安,毛主席先后五次会见了海伦。第一次会见是在海伦抵达延安当天的1937年5月6日,主席和朱德一起拜访了她。她告诉主席:“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刻把你的自传打印出来。这是一部巨大的经典著作,于是我决定将不惜一切代价来访问你的地区……。”主席还收到了她一行带来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和自己头戴八角帽的照片。第二次会见是在1937年7月4日,主席向海伦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第三次会见是在1937年8月中旬,主席向海伦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十年奋斗史。第四次会见也是在1937年8月中旬,主席向海伦逐条介绍了尚未发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希望她将其介绍给世界人民,后来海伦将该纲领写入了《续西行漫记》中。第五次会见是在1937年8月19日,海伦要求去前线采访任弼时、邓小平时,主席给她写下了介绍信。因战争的变化,未能如愿。42年后,也就是1979年,海伦向访问美国的邓小平面交了这封介绍信。
西安事变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斯诺不得不重写《西行漫记》的最后四章。正在延安深入采访的海伦把丈夫急需的材料,及时的从延安,托专人转给了他。1937年6月13日,她还委托她的翻译、中共地下党员王福时自延安回北平时,给丈夫稍回她拍摄的十四盒胶卷,并提醒丈夫“注意保存”。

无论是在斯诺去陕北之前,还是自陕北回到北平后,作为妻子的海伦都不遗余力地甘为丈夫承担一切。
1936年5月9日,当斯诺从上海宋庆龄那里回来,做出去陕北苏区采访的决定后,海伦一边帮助丈夫落实旅行安排,一边准备相应资料,购买日用品,收拾行装。当丈夫去医院的防疫机构接种各种疫苗时,作为妻子的她,则夜以继日的为丈夫西北之行编写、打印一系列的采访提纲和问题单。1936年10月底,当丈夫从陕北回到北平后,海伦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整理丈夫采访回来的资料。她一一仔细核对照片,辨认照片上所有人的名字和面容,并根据丈夫零乱的笔记,坐下来逐一撰写大段的传记性标题。
海伦不仅是丈夫埃德加·斯诺西行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西行漫记》的忠诚合作者,而且还是一位公正、务实的评判者。在《西行漫记》的全部写作过程中,海伦与丈夫斯诺之间有过许许多多的争议,几乎全书的每一个章节,她都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当斯诺向妻子提出:“把毛泽东的生平材料压缩一下,并为他的书做些摘要,然后用他自己的话把其中的某些部分重写一下。”海伦听后惊呆了!她多次阅读了斯诺所记述的关于毛泽东本人经历口述的笔记后认为,斯诺不仅为自己,也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发现了毛泽东,这可是他访问苏区带回来的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呀!于是,她当即予以激烈的抗辩。她又一次提醒丈夫道:“这可是经典著作,无价之宝!”海伦坚持认为,毛泽东的这些生平材料,必须而且应当成为丈夫著作的心脏和灵魂,成为支撑整部书的脊梁骨。它完完全全可以以其完美的形式,展示这位红军领袖的整个背景。海伦还进一步论证说:“埃德加·斯诺不应当改动原始资料,而应该一字不漏、不走样的使用毛泽东向他讲述的原话。”然而,在以往的写作生涯中,斯诺已经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他想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改写。同时,他还要考虑书的市场。他对妻子说:“你不能将这么一大块读者无法消化的东西塞到一本书里去。这样做是绝对不行的,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这将会使这本书丧失销路的。”海伦寸步不让的对丈夫强调道:“别管销路,如果读者愿意,他完全可以略过这一部分不看。但这将使你的书成名。如果你的书有这一重要情节,而未塞进太多地迎合时尚的货色,你的书就能成为传世之作。”
正是由于斯诺被迫接受了妻子海伦的“客观报道”的正确意见,完整地使用了他所亲笔记录的有关毛泽东生平自述的全部材料,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述部分。这部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中外学术工作者研究毛泽东前半生的权威文本。
《西行漫记》这部书是斯诺和他的妻子两位伟人的一次卓有成效、联手合作的产物。我们应该感谢美丽、睿智、具有深远目光的海伦,给我们打造了一部让全世界读者都受教育且经久不衰的历史文化遗产!平凡而伟大的陕北女性——缅怀刘志丹将军夫人同桂荣

薛鑫良她是陕北农民的女儿,1934年正式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刘志丹的妻子和助手,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她曾经亲手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棉鞋;亲自为毛泽东、贺子珍夫妇的女儿姣姣(李敏)接生。毛泽东、周恩来尽管年龄都大于刘志丹、同桂荣夫妇,但都称呼她为“刘嫂子”。
她1999年5月4日在西安市因病逝世之后(享年93岁),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领导同志都送了花圈。

刘志丹是陕西省保安县(今延安市志丹县)金丁乡人,同桂荣是毗邻的吴起县楼坊坪乡人。笔者从1968年冬至1992年春曾经在这两个县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并从1984年起先后担任志丹县县委副书记、吴起县县委书记等职,其间屡次访谈同桂荣及其亲属和老红军,与同老情似家人。值此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谨以本文缅怀和纪念这位中国革命史上平凡而伟大、德高又望重的女性。
对革命矢志不移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长夜难明赤县天”的血雨腥风里,刘志丹等人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在陕北发动群众,开展党的地下斗争,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
早在1924年,陕北地区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刘志丹于1925年在陕北榆林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安县第一名共产党员。1932年2月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相继担任总指挥。1934年5月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担任主席。1934年10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1935年9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红十五军团,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徐海东担任军团长)。
同桂荣作为刘志丹的伴侣和战友,义不容辞地为党组织传送信件,站岗放哨;在红军被服厂当工人,为部队做军装和军旗;向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妇女姐妹们送子送郎参军入伍;还在家里掩护谢子长、阎红彦等红军指挥员和战士治病疗伤。大伙儿夸她“真是老刘闹红(干革命)的大帮手”。
1934年春,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大肆“剿共”。穷凶极恶的敌人,抄家、烧房、挖祖坟,扬言“掘地三尺也要抓住”刘志丹的家属。同桂荣带着婆母、婶娘等老老小小十多个人,逃进深山梢林。有一次,为了逃脱敌人追捕,她情急之中跳下山沟,幸运的是被半崖上的灌木丛架住,才得免一死。同桂荣下定决心:“刘志丹的婆姨(妻子),就是死了也不能让敌人抓去。”她和四岁的女儿(刘力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藏在密林山洞里,八天八夜不见天日,饿了只能用山水、雨水和炒面糊口。后来,游击队员终于找到她们母女俩,才接回了根据地。
1935年春,蒋介石又调集5个省6个师30个团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国民党报纸大肆造谣宣扬“陕北残匪即肃清”,“匪首刘志丹已被击毙”。同桂荣既不信邪,又不退缩。她说:“我不怕国民党,既然干革命就不怕死!”
1935年秋,王明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大搞“肃反”,杀害了二百多名红军指战员和革命群众(华池县列宁小学19岁的女教师黄兰也惨遭活埋)。西北保卫局还给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领导人扣上“反革命”、“右倾分子”等帽子,投入监狱,准备活埋。同桂荣等人四处奔走营救,但是,不仅毫无结果,反而连她们母女俩也被打入劳改队。群众偷着给她们送水送饭,安慰她说:“他们(王明路线执行者)总有遭报应的一天”。同桂荣坚定地说:“我只要活着,就要和他们斗!”在这生死攸关、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下午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惊悉“肃反”情况以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才使刘志丹等人幸免于难。同老生前曾经对笔者说过:“要是(如果)毛主席、周总理晚到几天(吴起镇),老刘他们就没命了!”习仲勋生前也说过:“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他们(王明路线执行者)活埋了!”
刘志丹1935年11月7日出狱之后,担任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瓦窑堡(中央所在地)警备司令等要职;1936年4月14日在奉命东征的战斗中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不幸左胸中弹,当场阵亡,年仅32岁。噩耗传来,30岁的同桂荣当即昏厥……清醒以后对周恩来和邓颖超说:“我早有准备,为革命死了也是光荣的。”从此,她一直没有再婚,因为她对于既是丈夫、又是战友和先烈的志丹爱得太深太重了!当笔者1991年到西安市拜访她时,同老还手捧志丹遗像说:“志丹没有离开过我”。
为了永志纪念刘志丹,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决定:把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正式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题词:“红军模范”。
全国解放以后,同桂荣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担任过托儿所、幼儿园的名誉院长、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85年11月,八十高龄的同老依然题词明志:“继承志丹遗志,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同志情同手足
在革命战争时期,同桂荣经常在部队宿营地帮助“大师傅”即炊事员做饭。每当红军领导人开会,她就做自己的“拿手饭”剁荞面招待大家。同志们高兴地说:“刘嫂子又给咱们改善伙食啦!”平时,她身上总带着针线包,抽空就为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的指战员们缝补衣服。一旦有了布匹,她就给志丹做件新衣服。然而,经常是刚做好就送给了别的同志。刘志丹开玩笑说:“你们的嫂子用新衣服优待小弟弟哩!”
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造反派都找同桂荣搜集老干部的所谓“反动历史”和“反党材料”。然而,她不怕威胁利诱,绝不落井下石,总是实事求是地回答:“×××同志从小参军,我看着他(她)长大,怎么会反党呢!”造反派说:“你怎么认识这么多黑帮?”她回答:“我们都是阶级兄弟和阶级姐妹,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造反派说:“走资派就是反革命。”她说:“不要给革命同志乱戴帽子嘛!”……同桂荣用自己的坚定和智慧,保护了一批老同志,自己却在64岁时被“下放”到陕西省三原县,直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才回到西安市。许多老同志每当想起这些往事,都感慨不已:“刘嫂子人格高尚啊!”
对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同桂荣更是一往情深。1935年冬,陕北天寒地冻,冰天雪地,而出身湖南的毛泽东还穿着长征时的布单鞋。同桂荣看到以后,马上夜以继日地精心做了一双新棉鞋送给毛主席御寒;接着,又给其他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每人做了一双。1960年同桂荣在北京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时,毛主席还记忆犹新,紧握着她的手说:“刘嫂子做的棉鞋,又绵软又厚实,真得谢谢你啊!”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人1936年底在志丹县窑洞里开会欢迎和招待著名女作家丁玲(从国民党统治的南京市奔赴陕北)时,还专门请同桂荣作陪,并对丁玲说:“这位刘嫂子,文化比你低,可政治上很强哩!”
同桂荣比贺子珍大5岁,俩人亲如姐妹,情同手足。同桂荣喜欢听贺子珍讲长征故事;贺子珍喜欢“陕北通”同桂荣讲当地的风俗民情和生活常识。同桂荣忙碌时,贺子珍就帮她照看女儿。1936年冬季的一天早晨,贺子珍即将分娩。毛主席立刻派警卫员去请同桂荣来接生。贺子珍看到同桂荣带来了早就缝好的婴儿小被子、小衣服等,高兴地说:“有刘嫂子在,我就放心了!”后来,贺子珍的母亲带病从江西到延安,同桂荣就帮老人熬中药、梳头、洗衣服。
对后代爱若慈母
刘志丹英年早逝,只有一个女儿刘力贞。同桂荣含辛茹苦,抚养遗孤;并严格教育双方亲属,要求他们不能因为志丹的贡献而搞任何特殊化,不能给先烈们抹黑,不能忘本。
当年在战争环境中生儿育女的艰难和风险,在今天和平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哪位姐妹分娩之后没有奶或者缺奶,同桂荣就急忙为婴儿找奶妈或者找羊奶、米汤等代乳品;哪位同志要寄养孩子,同桂荣就为他们细心选择当地可靠的农民家庭。姐妹们说:“多亏了刘嫂子啊!”……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老干部被抄家、关押之后,子女们无处安身。同桂荣就照顾他们,说“只要我有一口饭,就饿不着你们。”当时,她已经被扣发部分工资,宁可自己喝稀的,也要让娃娃们吃饱。孩子们都感激涕零地叫她“刘妈妈”……这样,从战争年代到“文革”期间,“刘妈妈”照顾过的孩子数以百计。她说:“我喜欢孩子。他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啊!”后来,孩子们分布在祖国不同的地方和岗位上,许多人成长为高中级领导干部,有的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只要见到同老,依然会情不自禁地多叫几声“刘妈妈”。
笔者在志丹县、吴起县工作期间,每到省城西安市出差,总要拜访和探望同老,既汇报家乡工作之事,也叙谈前辈后代之情。记得第一次见到同老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赫赫有名的刘志丹将军夫人,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衣服竟那样朴素,依然是陕北农妇装束,待人又是那么实诚热情,令人肃然起敬!我告诉同老,自己刚到志丹县的时候,就听到乡亲们传唱陕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呀上横山,一心要共产。”同老听说我是江苏省常州市人,在北京上大学以后到志丹县上山下乡,又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对我说:陕北与江南相比,就像“一个天,两个地”,条件太差太苦了,不过苦能炼人哪!过去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应该讲“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革命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啊!保安县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三百多人,不止志丹一个人。他们真是抛头颅,洒热血!……你在志丹和我的家乡当“父母官”,可不能忘本,一定要做清官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同老对我严父慈母般的关怀和教诲,尤其是“一定要做清官”六个字,深刻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做“官”、做事、做人的座右铭。
同老,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保安两青天姜永明在起伏绵延的陕北黄土高原的西北角有一片圣土,距举世闻名的延安不足百公里,它就是志丹县。过去它的名字叫保安县,因中共中央继江西瑞金之后奠都保安,这块土地因而被《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称为“红都”而举世注目,更因为它哺育了陕甘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而名扬四海。其实,在边区二十三县的时候,保安还出了两个几近传奇式的青天人物……
青天一:马锡五
马锡五,1899年深冬出生在陕北志丹县芦草沟。祖籍延川马家圪塔人。世代以农耕为生,其父因家贫逃荒保安落户。
马锡五毕业于县模范小学,因家贫返乡务农牧羊。年岁渐长后四处奔波,打工、记帐、服役、跑小买卖、参加哥老会,历经人间世态炎凉,有丰富的社会阅历。
刘志丹在有名的“渭华暴动”失败后,秘密潜回家乡保安县,进行建立革命武装的活动,马锡五闻讯后欣然赴金汤镇,见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毅然追随革命。
他在长年的革命生涯中以从事部队军需工作和根据地后勤供应而出名,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后,马锡五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党中央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马锡五受命赴任庆环分区副专员,后任陇东分区专员。1943年春天,边区政府为了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各专区设立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由专员兼任庭长,马锡五即以专员兼分庭庭长的身分,开始了司法的工作,直到终其一生。他在任职期间,曾亲自调查审理了有名的“刘巧儿”婚姻纠纷案,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陇东乃至整个边区人民赞誉为“马青天”。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他受到党中央的嘉奖,领到奖品毛毯一块,毛泽东主席亲笔在奖状上题写了“一刻也离不开群众”。
“刘巧儿”婚姻纠纷案的经过是这样:有一天,马锡五赴华池县检查工作,路遇一名女青年拦路喊冤。对县司法处的一审判决不服,要求他秉公处理。他受理后,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细致的调查,并且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拦路告状的女青年叫封芝琴(小名胖儿)。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订了“娃娃亲”。1942年胖儿长大成人后,经人介绍与张柏会面,双方都愿结为连理。但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用女儿牟取彩礼,便与张家退了亲准备将胖儿卖给庆阳的财主朱寿昌。张家获悉后,纠集亲友20多人,深夜从封家将胖儿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告到县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胖儿婚姻无效,张金才判刑半年,草率结案,胖儿不服便拦路哭诉。马锡五掌握基本案情后又明晰胖儿的心愿“死也要与张柏成亲”。便召开群众公审公判大会。依法依情作出如下判决:一、张柏与胖儿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随从者给予严厉的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戒。这一判决,当事人都表示服判,胖儿和张柏两青年更是皆大欢喜,当地群众也十分称赞,奔走相告,后来边区艺术家以此事为素材,妙笔生花,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告状》,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演出后轰动整个边区,后又逐渐传遍全国。
马锡五在陇东还亲自调查审理了曲子县所谓的苏发云三兄弟“谋财害命案”,释放了错押的苏发云三兄弟,惩办了真凶,以后又合理地处理了两起土地纠纷案。这些案件的正确处理,受到群众的好评传颂,因而在陇东赢得了“马青天”的美名。并进而在边区的司法战线形成了有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基本内容有:一、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轻信言状。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对一般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把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二、审判方式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诉论手续简便易行,便于群众。这一审判方式在全国各解放区进行推广效法。使解放区的司法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成为解放区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
1946年,马锡五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泪洒陇东高原,挥手揖别朝夕相处十载之久的庆阳人民,重返延安。
青天二:奥海清
奥海清1897年,出生在陕北神木县凉水井,后因贫穷和饥荒离乡乞讨辗转保安(今志丹县)张渠乡南湾村,与马青天的家乡不足百里。他的童年是在高原千沟万壑流浪中度过的,遍尝生活的艰苦酸辛,也磨炼出爱憎分明、克勤克谨的性格。
1935年陕北闹红时,他投身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十年代,他担任志丹县政府审判员,因工作出色,被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授于模范司法工作者。边区政府在工作总结中提倡学习“马锡五、奥海清的审判方式”,学习他们在案件审理中秉公办事,不循私情的精神和适合民情、合理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
1940年3月,奥海清受命去志丹县六区审理一起盗窃案。运盐的脚夫付老五在途中草料店住宿过夜,不慎路费、卖盐钱均遭盗窃,同行的人都无法动身。付老五心急火燎,四处打转,并向政府报了案,奥海清接案后立即赶到店里进行周密的调查,发现店家在收拾炕铺时,有作案痕迹,盘问时发现店家语多吱唔,神色恍惚,因此断定是店家所为,但苦于无证无据,不便公开审理。故而他把店家和全体脚夫都叫来,当众声称:“钱已找到了,当时店家收铺时有人看见他在翻铺盖,但店家说自己没拿钱,明天你们都好好在住处四周找找,一定能找到。俗话说,好店不露针,这个店一定也丢不了东西的。”店家闻言,头上虚汗发亮。第二天,脚夫果真在院子里找到了钱,一场虚惊后付老五们赶着牲口唱着信天游,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这年夏季,奥海清任六区区长后,接到一件土地纠纷案。他携本区三乡乡长、村主任和邻县华池水饭台区区长、五乡乡长及发生纠纷的两家当事者20余人,云集高高的走马梁,燃一堆篝火,围火抽烟,细言慢语地叙谈家常,不知不觉中以梁上的一条水冲沟为界,将20多亩扯皮闹事4年多的是非之地划分清楚,双方当事人面容和悦地执手言和,一笑泯恩仇。此外他还巧断了偷糜子案,使因灾年家中贫寒而偷粮的人难为情地承认自己愿意归还糜子,而被盗者见此情景后也改变态度,颇有气魄地表示,奥青天在场,只要认数就行,啥时候有啥时候再还。他在任县审判员期间,先后审判了300多起不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因不服判决而上诉的。他深入民众,适合民情,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得到普遍仿效。
两青天相聚延河岸
建国后,马锡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还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任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建国后,奥海清历任延安地区政法党组书记,检察分院检察长,地委委员,还当选为陕西省第一届人代会代表。1958年10月,身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重返黄土地,来延安视察,两位当年被陕甘宁人民称颂的传奇式的青天人物,相逢相聚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两位志丹人见面后,整整交谈了一天,抚今追昔。他俩交流当年办案中把握时机、深入实际、体恤民情的人生经验,也抒发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在司法工作中探索创新、奉献一生的豪情壮志。
1959年,在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时,紧紧地握住马锡五的手,热情而风趣地说:“马锡五你来喽!你来了事情就好办啦。”此后他在谢觉哉院长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最高审判机关担负的各项任务。
1962年春天,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奋斗了30多个春秋,并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和表扬的马青天,病逝北京,享年64岁。4月15日,首都各界群众在嘉兴寺举行了马锡五公祭大会。周恩来总理,沈均儒副委员长,谢觉哉院长等参加了公祭大会。翌日,董必武主席沉痛挥毫,写下了高度评价马锡五革命一生的挽诗:

昨日惊闻噩耗传,
法曹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
风雨同舟十二年。

未及病床谈片语,
只瞻遗体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
道马青天不置焉。

不久,噩耗传到延安,奥青天泫然泪下,万分悲恸。在宝塔下,他用浓重的陕北方言朗颂着谢觉哉在马锡五病逝的当夜蘸泪写在日记中的一首诗:

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
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
你做司法工作,
不为陈规束缚,
不被形式纠缠,能深入,能浅出,
既细致,又自然,
人民叫你马青天。
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
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
“马锡五审判方式”贯彻到许多案例,
《刘巧儿》只是小小的流传。
病,夺去了你的生命。
你的品质、智慧、作风。
永远留在同志的心里。
锡五同志永别了!
记起了瓦窑堡初次认识你,
到今已有了二十七年。

六年后即文革爆发的第三个年头的初春,奥海清在砸烂公检法的疯狂中,与全国政治干警一样,惨遭非人迫害折磨,身心俱损,病逝延安,终年71岁,然后被子女悄悄安葬在他曾战斗过的家乡——志丹县张渠乡南湾村。
花开花落,苒苒物华休。10年后的陕北冬季,圣地延安为奥海清补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央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顾问王子宜,甘肃省大人委员会副主任王耀华、陕西省检察院顾问吴台亮、省政协副主席张伯伦等纷纷发来唁电,寄托了深深的缅怀之情。王耀华写诗痛悼:

虽死犹生忠魂在,
吾辈怀念泪满襟。
当年教悔仍在耳,
永记师表培育恩。

一生忠党为国酬,
何曾惜命怕断头。
屈死含冤十春秋,
今日昭雪恨方休。李林芳的传奇人生李致远李林芳以其卓越的经商才华、博大的亲民爱民之心和鲜为人知的助子革命的传奇人生代代流芳,永垂青史。
李林芳于清朝光绪十一年(1886年)出生在志丹县杏河镇李嘴子村,7岁进入私塾,18岁考取秀才,19岁受父亲李玉崇影响,在妻子支持下开始经商。
立志创业从零起步
李林芳的父亲是个小商贩,赚不来大钱,也满足不了当地百姓需要。他从小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立志要成为一名大商人,为当地百姓提供服务。
1902年,李林芳和老庄沟杨氏女成婚。杨家是本地的大户,女儿出嫁时陪了3个元宝。小俩口志同道合,恩爱有加。丈夫经商的想法得到妻子的支持,主动拿出3个元宝作为本钱。从此,他在李嘴子开始创业,用智慧和勤劳圆着经商梦。
李嘴子以李姓居住最早而得名。李林芳在李嘴子有三院地方,即前院、中院和后院。创业初期,他在前院首先箍起石窑5孔作为库房,盖起土木结构房子5间作为商铺。从山西、西安等地购回日用百货,办起商号为“伏盛宫”的商铺,十里八乡的乡亲都前来置货。同时,他将当地产的山货、羊绒毛等土特产通过“伏盛宫”收购回来,外出进货时再运往山西、西安等地出售。这样以来,“伏盛宫”成为当地百姓物资交流中心和集散地。
清朝末年的保安县,连绵不断的群山,到处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着,惨遭回民屠杀的土地上,人烟稀少,土地肥沃,粮食充裕,价格便宜。李林芳抓住这一商机,把李嘴子中院改造成缸坊——酒坊。大量收购糜子、高粱、小麦等粮食。从安塞买回石磨4合,整天不停地拉糁。从榆林、横山买回大缸、大盆、酒坛、脑锅,高薪请来酿酒师,将土窑脚底挖出酒窖8个,下糁发酵,开始酿酒。酒窖的发酵期为8天,每天下糁1窖,蒸酒1窖,日产烧酒300公斤左右。开始在“伏盛宫”出售,因产量过大,本地销售不完,就运往榆林、山西太原等地出售。
刚到太原时,人生地不熟,只好在市场上零售。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信誉提高,销售增加,收入增多,他在太原买下地方,办起“伏盛宫”的分号,既零售,又批发。缸坊的副产品——酒糟,用来养牛,牛养肥后,在满足本地市场需求外,剩余的运往山西太原出售,获得高额利润。通过加工,提高原粮价值,收入增加,这给李林芳一个很大启发。他扩大加工规模,以获取更大的利润。
山西是晋商云集的地方,李林芳落户太原后,虚心向晋商学习,转变经营理念,注重把握商机。他在晋商的影响下,把家乡运到的山货、羊绒毛等特产,直销到石家庄、北平、天津等地。既赚到了不少钱,还获得更多商机。他开始在太原扩大经营范围和规模,开设票号,扩大融资,开展汇兑业务。同时,把从天津、北平、石家庄等地采购的药品、丝绸、棉布等商品,放在太原和老家销售。为了方便群众,在边嘴子又办起“伏盛宫”的姊妹店“伏盛祥”——中药店(冯医生开设),解决家乡百姓缺医少药问题。
 为了扩大收购、销售范围,方便货物运输与周转,他出资从边嘴村起到太原市,沿途办起“伏盛宫”的分号16个。在销售、收购的基础上,增加食宿、汇兑等业务,既方便过客,还盈得利润。经过几年努力,他在太原、西安买下汽车2辆,生意越来越红火,成为颇有影响的秦籍商人,被选为东川参议和省议员。
充盈粮仓救济百姓
富裕后的李林芳,没有坐享其成。他依晋商之鉴,在家乡建设宅院,建立粮食和牛羊基地,创造着更加美好的生活。他在家乡选择宅基地两块,在边嘴子山脚下,为弟弟李林茂修起窑11孔、盖房子9间的四合院。就是这个四合院,1936年7月2日下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由瓦窑堡转移保安时,毛泽东同志路过这里,在这儿居住过一夜,传为佳话。解放后,四合院成为杏河镇政府的粮站。弟弟安居后,他在杏子河与边嘴子小河交界处修出地基,准备仿山西曹家、乔家大宅院为自己也修建一院地方。正在建设期间,有一天,雷电交加,暴雨倾盆,山洪暴发,洪水将备好的建筑材料全部冲走,工程被迫停工。
他仍不灰心,不惜重金买了37个村庄的土地(北至张渠乡柴梁子村大高山,南至吕川村,东至狼岔嘴,西至保安镇孙岔沟大杨树),方圆数百公里,租给门客。从内蒙古、榆林等地购回数以万计的牛羊,分给门客,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放牧、耕作。他和门客按比例分成,互惠互利。既保证自己的粮畜供给,又扶持了门客。经过坚持不懈奋斗,家中牛羊满圈,粮食满仓。外地贫民慕名赶来,纷纷提出落户,他一一接纳,租给土地,分给牛羊,共享丰衣足食的农牧生活。
民国十七年(1928年),陕北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粮食绝收,第二年,逃荒要饭的难民络绎不绝。李林芳在山西太原闻知此事,急速传回家信,让弟弟李林茂暂停酿酒,开仓放粮,救济穷人。这时,他家由永宁山迁回边嘴子崖窑。
边嘴子崖窑坐落在鹞坪山与边嘴子山涧之间的小沟里崖壁上,距沟底约30米,位置独特,地势险要,隐蔽性好,是躲避土匪、战乱极好地方。崖窑共有14孔,开凿石方2000多方。崖窑有两道大门,走进第一道大门,靠崖边有5间土木结构的平房,是“伏盛宫”商铺。院内有平顶石窑3孔,面积约150平方米,是酒坊和门客住的地方。高出大门有一块约200平方米的平台,是喂马的地方。靠山崖有马槽7个,同时可喂马14匹。马槽旁边有平顶石窑1孔,是马夫的居所。走进第二道大门有平顶石窑10孔,总面积约600平方米,这便是李林芳的家,由西向东第4孔内有水井1口。大门外是民团训练的操场,操场上面是一座吊桥,下面是流往杏子河的无名小河,对面是“伏盛祥”药店和地方民团团总李建堂的崖窑。
李林茂接到来信,按照哥哥的嘱托,暂停蒸酒,放下吊桥,在崖窑前院垒起灶台,支起大锅2面,让儿媳、侄媳一起放舍饭,救济乞讨者。这里从早到晚,炊烟不断,前来乞讨的络绎不绝,从不赶他们走,也不收钱。随着过客川流,信息外传,来的难民日益增多,原有的锅灶无法满足需要。李林茂派人到山西省太原市,让哥哥买回大锅3面,在大门外的操场上又盘起灶台3个,搭起帐篷,雇来十几个伙计砍柴、碾米、做饭,轮流上班,一天不停,一做就是一年多,赈济难民数以万计。
李林芳视门客为亲人。有些家户过穷,儿子大了娶不起媳妇,他拿钱给娶。老李一家从外地乞讨来到李嘴子时,他收为门客。几年过去,3个儿子相继长大到了结婚年龄。当地人都嫌老李家太穷,不愿意将女儿嫁给老李的儿子。老李愁眉不展,找到他诉说苦衷。他二话没说,给三个儿子划土地、分窑洞,亲自拿钱说媳妇,没多久三个“光棍”都成了家。
孝敬老人名扬秦晋
李林芳读过四书五经,知书达礼,是位有名的孝子。他的父母是一对苦难的鸳鸯。结婚前,本来是两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可是,在清王朝日趋衰败的岁月,政府腐败,不顾百姓死活,瘟疫四起,天花乱飞。李玉崇的前妻在这场灾难中离开人世,续妻卢氏的前夫丢下一双儿女也悲惨离世。同样的不幸,同样的命运,他俩走在了一起,生下2儿1女,长子李林芳。
李玉崇勤劳朴实,在农闲之余赶上牲口,搞一些小商品贩运,经常四处奔波,思想开化,孩子刚到上学年龄,就送到私塾读书。于是,李林芳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和良好的传统教育,尊老爱幼,彬彬有礼。在读书之余,主动帮助父母担水、劈柴、放牧、卖货,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成家立业后,他没有另立门户,过自己的小日子,而主动承担起大家庭的重担……只要在家中,常常给父母端茶送饭。出门在外,时常让伙计带回一些山珍海味,让父母品尝享用,并带回家信,问寒问暖。父母身体稍有不适,只要知道,再忙也要放下手中的活,扬鞭催马,昼夜赶回。
1916年,李林芳经过数十年的创业,成为远近有名的富人,为了感激父母养育之恩,在母亲60寿辰,特意为母亲贺寿。他请了保安县三道川的所有人家和晋陕商界的亲朋好友。事情过了数十天,贺寿的人络绎不绝,每来一波客人,李林芳就让母亲换一身新衣服,迎接客人,仅客人送来帐就有200余块。
为了增加过事气氛,他定的、还有送的鼓乐队20余把,在李嘴子小河两岸一字摆开,轮流演奏,一天不停,悠扬动听,十分感人。10多支饸饹床子,一天不停的压面。端盘子的年轻人上百人,轮流换班,有的累的不行,将盘子放在身边就睡着了。乞讨者上百人和客人一起享用了数十天。杀猪、宰羊、宰牛数以千计。事情过完后,从界沟门渠(李嘴子与边嘴子交界处)跑出肥猪2头,成为后人仰慕的话柄。
1934年母亲去世,按照当地的乡俗,母亲的遗体要进老坟与父亲合葬。于是,李林芳又过了一次大事,请人规模与前次一样,纸火做的和房子一样大,人可以来回穿行,令前来赶事的客人无不惊讶。他的名声由此不胫而走,传遍晋陕商界。
助子革命不幸遇难
李林芳是当地有名的秀才,但他厌恶当朝政治,没有参加科举。可他对培养下一代高度重视,教育子女从小树立良好的品行和远大志向,刻苦学习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立志报效国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经商事业的发展壮大,他的3个子女(2子1女)相继到了上学年龄。1918年,他拿出积蓄在永宁山买下石窑,迁居永宁山,让子女在县立永宁山高小学堂接受正规教育。
1922年,他12岁的儿子李建基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在校期间,受杜斌丞、魏野畴、李子州等老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在刘志丹、曹立如、王子宜等同学的启发下,12、13岁的李建基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加入了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秘密开展地下活动,后被国民党发觉,与刘志丹一起撤离学校。
1925年9月,刘志丹、李建基、李建堂、牛应凯等人在杏河镇新集关帝庙拈香结为异姓兄弟,组建了新集党组织,不久被国民党发现,刘志丹躲在张渠乡田家湾村蔡科峁,牛应凯跑到西川,李建基被徐成海送到山西太原父亲身边。李林芳得知儿子已参加革命并入党,出资3000多枚银元,为刘志丹的革命部队买枪支20支及相应子弹。有父亲的支持,李建基更加坚定跟刘志丹闹革命的信心。革命形势刚刚好转,他立即返回家乡,找到刘志丹,和刘志丹一块在边嘴子崖窑为革命同志上党课,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革命队伍。这个时期,边嘴子崖窑成为革命的基地和革命者的避难所,粮食成为革命同志的口粮,钱变成革命的资金。
有一次,刘志丹在庆阳兵运失败,遭到通缉。刘志丹跑到永宁山躲避,被张廷芝部队发现。他星夜跑到李林芳家,张廷芝的部队尾随其后。刘志丹刚到边嘴子崖窑不久,追兵就闯入大门,把刘志丹等随行人员围进二门。李林芳的妻子杨氏急中生智,让刘志丹及随行人员,立即下到崖窑里的井下,盖上井盖,铺上毛毯、被子当作炕。杨氏装作有病睡在上面,不让任何人动她。追兵进来反复搜查,没能发现任何线索,灰溜溜撤走。刘志丹在李家的保护下,又一次躲过一大劫难。
1929年,刘志丹按照陕西特委关于派党、团员打入军阀内部的指示精神,派遣李建基搞兵运工作。为了让儿子安全潜入国民党内部,李林芳出资5万多枚银元和12个元宝,给儿子买下国民党11路部队的营长职务(杨虎城部下)。不久,李建基将国民党部队配给他的枪支、弹药等军用品,全部送给刘志丹革命队伍后辞职。
1930年,刘志丹第二次派李建基到三边搞兵运工作。儿子临行前,李林芳再三叮嘱,要沉着机智,按党的意志办事。李建基不负刘志丹和父亲的重托,到了安边11旅后,积极开展对刘宝堂的策反工作,不久,担任11旅秘书,掌握了国民党内部更多的信息。
1931年,李建基和刘志丹、谢子长、刘宝堂等18人结为金兰兄弟。刘志丹亲拟蓝谱,并签名。后来刘保堂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多次设法使刘志丹等革命同志脱险,成为革命友人。李建基的才华再次显现,刘志丹对他更加赏识和重用。
1931年秋,刘志丹派人到山西搞兵运。他们到太原后找到李林芳,请求帮助。李林芳毫不犹豫,积极想办法,找熟人,投朋友,筹资金。通过关系,秘密搞到一批枪支弹药,指派手下护送,当运到黄河岸边时,被国民党部队拦路劫持。兵运人员和他的手下全部被捕,李林芳的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
1935年春,李林芳在做生意途中意外死亡。家人和亲朋好友赶到山西太原后,他静静地躺在一座庙里,手下也说不清他的死因。家人将他运回杏河镇边嘴子村安葬,享年49岁。
李林芳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那宽广的胸怀、执着的追求、卓越的经商才华、真诚的救济穷人、全力的支持革命的传奇人生,至今在民间广泛流传。他的事迹值得后人敬仰,他的精神值得代代传承。难忘延安薛鑫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我们1969年2月到延安地区(今延安市)志丹县插队算起,至今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然而,我在延安地区工作和生活的二十三年,在人生的旅途中和记忆的海洋里却往事如画。
1969:北京——志丹(吴起、延安卫校)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又是一个混沌不清的年代,经历了一个个善恶博弈的日子。
1968年12月2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送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电台还用“记录速度”进行了广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毛主席最新指示”。
当时,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因病肄业以后,正处于疗养和“逍遥”之中。凭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种赤诚,凭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一种神往,凭着“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的一种决心,我以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的身份,于1969年2月6日上午,在 “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与众多的“插友”们一道,从北京站登上了开向大西北的“知青专列”。我们乘火车到陕西省铜川市后,即转乘军用敞篷卡车,在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艰难地行驶。到志丹县双河公社革委会所在地附近的向阳沟供销社大院参加欢迎大会以后,又乘卡车返回到“延(延安)定(定边)公路”志丹县境内66里程碑处下车,再改用“11号汽车”两条腿步行。如此这般四天三夜,辗转三千多里路程,于2月9日插队时的薛鑫良(农历1968戊申年腊月二十三日)黄昏才到达大庄科大队陈庄科生产队。
那一年冬天可真冷!本来已过“立春”,可黄土高原还是冰天雪地。从66里程碑处到生产队有五里多路,路面不足两米宽,弯弯曲曲,七高八低,上坡、下坡反复无常。虽说坡度不大,但是,由于路面已经与冰雪冻成一体;由于我们当时脚上穿的是塑料底棉布鞋,鞋底与雪泥已经冻在一起如同冰鞋,因此,走不了几步就滑倒,滑倒了就爬起来再走,可走不了几步又滑倒,真可谓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寸步难行,胆颤心惊。当然,大伙穿着棉衣,跌得不痛不痒,反而嬉笑怒骂,在烦恼中寻欢作乐。有人甚至还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还是那位帮我们赶毛驴驮运行李箱子的生产队副队长屈大哥出了个好主意,叫我们每个人把头上、脖子上的围巾都解下来,连结成一条绳,屈大哥抓住一端,我们一个挨一个抓住这条“防滑绳”,才总算走完这五里冰道雪路。我这个南方人(1943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1962年到北京读大学)也亲身感受和深切体验到了“如履薄冰”的滋味。
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禁不住提心吊胆,因为我们住的是土窑洞。在昏暗的灯光中,我和三名“插友”躺在同一盘土坑上,虽然已经精疲力尽,但楞是睡不着,担心窑顶也就是头顶二十多米高的山崖坍塌下来怎么办?岂不是被活埋了吗?尽管大队党支部乔书记和大叔、大娘们再三向我们作了认真的解释和保证,我还是忧心忡忡,担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可不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呵!
第二天,我才相信自己真是杞人忧天。不久,“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这句当年的时髦话,就和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在穷乡僻壤不翼而飞了。“插友”们无论在公社革委会机关驻地,还是到县城,都会被人指手划脚一番,“北京娃”成了“北京插队知识青年”的代名词。那些冬天穿着开档裤、夏天光着小屁股的孩子,也把我们这些本应被称作“大哥哥”、“大姐姐”的人叫作“北京娃”,真让人哭笑不得。
从1984年1月起,我先后在志丹县、延安市(今宝塔区)、吴起县担任“七品芝麻官”。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第一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无论到农村下乡调研住在农民的窑洞里,还是到省城西安市开会住在陕西宾馆,乃至到外地出差住在上海的扬子江饭店和深圳的望海楼宾馆,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在陈庄科生产队那“窑洞第一夜”的情景。既为当年的幼稚无知而自愧,也为能在“老、山、边、穷”地区长期工作而自慰。我还曾经想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都住过十三年窑洞,我们又要住多少年呢?
直到1992年我调回北京时,吴起县六大班子领导成员住的还是平地箍成的石窑洞。每户两孔窑洞作卧室,两小间简易平房作厨房和储藏室,使用面积总共也只有约五十平方米。作为“一县之主”,我为自己在主持工作期间不能彻底改变全县“一穷二白”的面貌而内疚,也为自己不能根本改善大家的居住状况而自责。但是,大家随遇而安,清贫自律,一句“住惯了”给了我极大的谅解和安慰。不过,这样也省去了诸如“某书记贪污受贿,某县长不干不净,某主任财路不正”之类的街谈巷议。
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插队的志丹县,是延安地区十三个县市之一,是举世闻名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的故乡,1934年11月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人民政权。
我们在北京听取上山下乡动员报告的时候,那些夸夸其谈、娓娓动听的话语、宣传和鼓动,象火焰一样,把血气方刚的年青人的热情和期望值点燃到了沸点。然而,插队以后社会现实中司空见惯的“一穷二白”景象,却使那种热情和期望值一落千丈。
例如,当年在延安城,我们到饭馆(当然是国营的)吃饭,每人花四两粮票买二个“两面馍”(用白面和玉米面掺合制成),花三角钱买一碗猪肉粉条汤,自己还没有动筷子,三四个讨饭娃娃就围上来乞求:“干大,打发一点吧!”(意思是:叔叔,给我吃一点吧!)在志丹县城,对于国家干部每月只供应百分之四十的白面,其余百分之六十就供应小米、黄米、荞面、玉米面等杂粮,至于大米,只逢国庆、春节才象征性地给每人供应几斤(直到1983年2月春节我和家属回江苏“鱼米之乡”探亲时,还把八十多斤大米通过肩挑、车运带到志丹县,以解食欲之急需)。县城每到晚上十一点钟,本来就低压弱光的电灯泡也全部熄灭了,因为志丹县电厂的柴油发电机组每天都必须按时“休息”。在农村,乡亲们用蓖麻油点灯照明,玻璃罩煤油灯都用不起。“人民公社化”已经十多年了,乡亲们还把生产队叫“农业社”,把一家之主的丈夫叫“掌柜”。早婚和买卖婚姻现象相当普遍,有些父母甚至把闺女按体重论斤卖钱。农村的文化生活更枯燥乏味。全县3781平方公里之内,只有县城一座影剧院。从陈庄科生产队到县城,有六十多里路程,谁愿意在劳累之余再翻山越岭往返一百多里去看一场电影呢!
严峻的社会现实,使我和一些“插友”变得冷静起来。全国解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延安这样的革命老区为啥还这么穷、这么落后?贫下中农为啥还这么苦、这么累?文明程度为啥还这么低?我们这些“北京娃”又该怎么办?从窑洞“飞”出去,还是在穷山恶水的环境中干下去?……左思右想,瞻前顾后,我选择了“既来之,则安之”的主意。
有了这种打算,就有了心理平衡。在与志丹县、吴起县广大干部和群众长期共事共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并认识了延安人的另一面。他们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忠实善良,能忍则安。这种性格和精神,就象吃的是草料,流的是血汗,终生耕耘黄土地,无私奉献皮肉筋骨的老黄牛那样。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革命兴亡成败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19日达陕北吴起镇;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赴华北),作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儿女用小米、粗布和鲜血、生命,慷慨地挽救和援助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延安的大山、深沟和窑洞、土坑,象摇篮一样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首歌唱得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想补言之——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在八十多年的党史中,延安时期的十三年,无疑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和愈挫愈奋、兴旺发达的“黄金时期”。
1992:吴起(志丹)——北京
1992年3月3日,我和妻子、孩子由吴起县调回北京。
搬家之前,我和妻子专程到陈庄科生产队去向乡亲们告别。那五里崎岖坎坷的山路,早就可以通行东风牌卡车,我们乘坐的“切诺基”一直开到窑洞崄畔下面。村里那一孔孔窑洞,除了有一些是新建的和用砖石维修的以外,其余的面貌依旧。一位大嫂正在吆喝毛驴拉石碾子磨米,就和当年我婆姨(妻子)干活一样。
“小薛、小陈回来啦!”乔支书、王队长和乡亲们都来了!尽管我和妻子陈延红都已四十多岁,孩子也上了大学,乡亲们不论男女老少还是都叫我们当年的“小字辈”称呼。我和妻子也都乐在其中。
我俩和乡亲们都挤在老房东边大叔的窑洞里。大伙儿一会儿谈笑风生,一会儿沉默寡言,令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边大婶一面做饭——荞面饸饹羊肉汤,一面反来复去地絮语:“再见不到小陈啰 !见不到小薛啰!”我和妻子都说:“大婶,怎么见不到呢!你才六十来岁,可以到北京找我们嘛!我们也还会回来看你们的。”大婶一面用手揉眼睛,一面不停地唠叨:“难哪!见不到啦!”顿时,我感到鼻子阵阵发酸。
在返回吴起县城的路上,我闭目想了很多很多……从1969年到1992年,历史的年轮又前进了二十三圈,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面貌日新月异般突飞猛进,然而,革命老区、偏僻山区、贫困地区又怎样呢?应当肯定,在这些地区,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同时也应当承认,“一穷二白”的面貌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用群众的话说,只要政策好,天帮忙,就能吃饱肚子,可缺钱哪,还不富裕啊!尤其在那些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恶劣,“十年九灾”的地方,依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的贫困人口和依靠国家财政补贴发工资的干部都为数不少。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呢?有什么根治的办法呢?……如果仅仅简单地指责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那就太不公道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融冰三尺,非一日之功”。这些地区之所以贫穷落后,是由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造成的。我在任职期间,和同事们一道,立志“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并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八小时工作制”几乎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幻想,但是,“能尽人力,难胜天意”,治山治水有心,抗天抗灾乏力,“人定胜天”简直成了神话。例如,1991年从6月18日至9月30日,吴起县连续大旱一百零五天,川道地块的干土层深达五十三厘米,划根火柴就能把庄稼地里旱得干枯的玉米叶子点燃;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困难,哪里还有水源用来灌溉抗旱呢!因此,要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类地区的面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一种经得起大自然考验和老百姓检验的政绩,并不是三年五载、十年八载之功,也绝非按部就班、常规常定之策。我将要带着一种既高兴又遗憾的心情离开延安了!高兴的是,全家人终于调回万众向往的首都北京;遗憾的是,我与同志们和乡亲们共同艰苦奋斗了二十三年的延安地区还没有脱贫。我在心底虔诚地祝福她——延安早日成为社会主义祖国母亲怀抱的一颗现代化明珠。
2009:魂牵梦绕延安情
全家调回北京之后,几经周折,终于搬进了中共中央党校新建住宅小区的一套四室二厅楼房。1992年以来,面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面对纵横盘旋的立体交通,面对鱼龙混杂的大千世界,面对形形色色的穷人富人,我脑海里总抹不掉窑洞、土坑和大山、深沟的印象;还时常梦牵延安,在志丹县或者吴起县与同志们一道开会、下乡、访贫问富,与乡亲们一道防汛、抗旱、修田打坝。我想,大概这就是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二十三年而形成的一种刻骨铭心、朴实厚重的感情烙印吧!它提醒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革命老区,不要忘记劳动人民,不要忘记那句“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的至理名言,不要忘记那句“当官的有什么不要有官架子,没什么不要没真本事”的民谚;永远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永远都不要“饱汉不知饿汉饥”,永远都不要亏待老百姓。
2008年7月8日上午,我和老伴陈延红应邀参加了志丹县委、县政府在全国政协礼堂大楼(北京)举办的“志丹县推进率先跨越发展座谈会”。县委书记祁玉江、县长白小平在汇报中介绍说,党的十六大以来,志丹县已经进入“陕西经济十强县”(第八位)、“西部经济百强县”(第十九位)的行列,并荣获“陕西省绿化模范县”、“陕西省文明县城”等称号。2007年全县GDP达到1238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246亿元,成为延安市十三个县区中首届一指的“强县、富县”;农民人均纯收入279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47元,年增幅都创造了历史新纪录(注:1969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8278万元,财政收入349万元)……这一串串熟悉而鲜活的数字,一个个荣誉而难得的称号,使我们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志丹县“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
2008年12月20日,志丹县人大常委会的小丁、小姚到北京出差期间,来中央党校与我和陈延红欢聚畅谈了一个上午,把我俩的思绪又拽到了志丹县。一件件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一个个朋友,仿佛还在身边……四十年时空,四十年沧桑;山重水复心有路,星移斗转情难忘!
是啊,我人生旅途中立业成家、生儿育女、入党提拔这三个最重要的里程碑,都是在延安建造的。延安成了我不是故乡却胜似故乡的第二故乡。今生今世,如果要我忘掉延安,确实难啊!悼西秦冯华1995年4月27日8时许,上班的人流中忽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张局长因心脏病猝逝……
人群中嘎然失去了喧哗,个个满脸惊慌,百思不解。噩耗不胫而走,年老的为此惋惜,同事同乡顿感悲伤,市民为人生不测而感叹,就连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心上也泛起阵阵的心酸。谁能想到几分钟前,他还迈着快捷的步子到招待所为省交通厅蹲点扶贫的干部启程送行、谁能想到在他即将跟随县长再赴省城落实项目资金之前的瞬间而突然倒下了……目睹的人连声呼救,但他的心脏再也没有博动,时针将永远凝固在7时10分整……天光被浓密的烟雾笼罩着,春时的树木也是那样干枯,花叶零零星星,大地朦朦胧胧,显得那样低沉,那样穆静。
中午时分,我们默默地走向医院太平间,一向精力充沛、心强身更忙的人今日怎么却静静地躺在那里,一转念,他不是在闲息,而是与世长辞了。灵前痛哭流啼的孩儿跪在我们面前,立时,人的哀思在脑海里翻腾,情的热流在胸口上潮涌,同行的人有的泣不成声,有的泪流满面,此情此景,好不凄然,令人悲伤至极。走到家中,不少人正料理丧事。陈旧的窑洞、简陋的家具和普通的用物一目了然,和人们预想中的县政协付主席、交通局长的家境相差的很远很远……
1945年夏,他从省银校毕业自愿报名来到这里,那时人正当年,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心头曾暗暗下决心要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经过四十余年的风风雨雨和坎坎坷坷,他留下的人生踪迹足以显出志人的风骨、强人的坚韧和明人的选择。
七十年代初期的农村蹲点生涯,一晃近十年,洛河两岸踏满了他的足迹,旦八老百姓的土炕头卷曲过他的单薄身躯,修田造地,打坝拦水,科学种地,植树造林,兴电建路,他事事先行,样样在行。在那块土地上,真可谓山熟水熟人更熟,就连毛头娃娃都戏称他“毛胡子”爷爷。在那里全区召开过农田建设现场会,各县市的负责人轮流观摩,他的事迹早在74年就登载于陕西日报,他的经验在延安地直机关干部会上作过交流,并多次受到奖励。期间,他虽然提任了县水电局付局长和西川指挥部付总指挥,但他没有离开过那块土地,仍然和洛河川的群众滚打在一起,有多少次病倒在工地上,谁也无法记清。
八十年代起,他出任了县交通局副局长、局长,一干就是十几年,他年近五旬,不怕苦更不服老,成年累月奔波在修桥建路的土石沙场上,全县的道路、桥涵、车辆比他的孩子都熟悉。十多年来,从省地争取公路建设资金2000余万元,建桥17座43231延米,档墙27处100115延米,涵洞112道74031延米。全县公路通车里程达1200余公里,比88年净增3542公里。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拉动了全县的经济发展,1993年七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最高纪录,增幅达30%以上。公路建设从“七五”起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因此他手中的工程较多,要得到点实惠是比较容易的,但他不仅在作风上过得硬,而且在金钱面前也毫不动摇,在公路工程管理中推行了一整套严密的办法: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公开招标,三是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四是强化工程质量管理。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他及时提出了打通与邻省、县的“断头路”,修通接连乡与乡之间的“迂回路”,优先开通石油钻采区的“重点路”以及建路“六不补偿”的办法,这些思路、建议和规划,受到人们普遍赞同,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逐项实施,县政府在今年全省以工代赈总结表彰经验交流会上作过介绍,由于他的努力,1993年志丹县被评为全省公路建设先进县,1994年县交通局被评为全省公路建设先进单位,连续七年被评为全区公路养建先进县,他也同时受到地、县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经过他多方争取,县交通局家属住宅楼终于动工兴建,可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就匆匆地去了而且是永远地去了呢?他为什么就不能告别陈旧的窑洞而住一住崭新的单元楼呢?人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有的人应该得到的总是迟迟不来,而有的人不应该得到的却巧取豪夺、明要暗索。
张西秦同志因公不幸殉职,志丹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及时指派专人负责丧务,并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几百名群众冒雨参加,省、地、县数个领导机关和地委书记帝靠山、行署专员张志清、部分县市领导以及生前友好敬献了百余个花圈。一条长幅寿幛上写着:“倾注寸心尺身尽献公众,留得金桥玉路惠及后人”。人总是要死的,并且死而不可复生,但死了能有这样的评价和份量,确实就没有多少遗憾了。人,死去的人给活着的人留下念想是死去人的慰藉,而活着的人要在死后得到公认,就必须乘活着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为黎民百姓办些实事,使得自己终了时也能划上像张西秦那样一个圆满的人生句号。”
5月2日清晨,天色晴朗,春意习习,灵柩沿着街道徐徐地向小石山移近,随后灵骨安葬于紧靠公路之旁,当后人踏上此路、经过此地时就会想起这位建设山区、奉献一生的共产党人,他不仅把记忆留给了人们,而且把希望的种子撒满了“红都”的山峁沟岔,让我们永远缅怀这位终年58岁的长安之人、保安赤子。迎着微微的风,望着淡淡的云,细细地品味和领悟人生,灵感便一触而发:众愿英魂升天名垂青史,国盼杰人遍地奋力中华。安葬归来,我的心久久地不能平静,我先后同西秦同志朝夕相处近十年,工作上配合默契,相敬如宾,可物质之交淡如清水。从85年起我担任运输公司经理,他作为交通局长从未向我开口捎过一斤煤、一斤菜和一斤粮,没有安插过一个人……回忆起这些往事,使我隐隐愧疚,他那奉献精神、勤政作风和刚正不阿的品格将永远值得我学习,作为一个知情人和见证人,我非得要把内心深处的感慨呼唤于世不可。切盼更多的人特别是各级领导人向他一样忠诚于党,奉献于民,那么,延安的经济腾飞一定会充满希望。
西秦同志,安息吧!真水无香德艺流长——记著名书画家袁方

田柯家庭熏陶,给他遗传了艺术的天分;下乡插队,为他提供了艺术锻炼的天地;招工进厂,让他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聆教名家,使他学到了书画艺术的真谛;壁画研究,他在艺术创作的领域独树一帜;创办研究院,他用毕生的心血,在探寻民族文化艺术精髓的道路上默默地前行。他,就是著名书画家袁方。  
 袁方,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汉唐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他书画兼长,书法古朴浑厚遒劲洒脱,既有汹涌澎湃,金戈铁马之势,又蕴涓涓细流,淡淡舒云之态;绘画秀丽端庄,既丰瞻妍美,又风姿妩媚,意趣横生。他以卓尔不群的韵致构筑笔情墨趣,形成豪放大气又俊逸俊美的艺术风格。      
多才多艺的陕北精灵
 1954年,袁方出生在陕北的一个农民家庭。虽然家境贫困,但书香门第的熏陶影响,使袁方年幼时就接受了艺术的启蒙。
袁方的家里收藏着一本隶、楷、行、草四体《百家姓》,他如获至宝,从蚕头燕尾的隶书开始临摹学习书法。没有纸张,他就捡拾别人扔掉的烟盒,没有烟盒,他就用沙盘替代。经过几年的刻苦勤奋,他的隶书和草书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接着,袁方又开始学画画。他用《西游记》、《岳飞传》等连环画做摹本画人物,仿照陕北民间工艺品画花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逼真,花鸟栩栩如生,无论是谁家做家具,还是谁家出嫁闺女,在柜子和陪嫁的箱子上画画的事情,自然非袁方莫属。学会了书画手艺,聪明好学的袁方又开始钻研篆刻……
身材魁梧的袁方,上天赐给他一个艺术悟性的大脑和一双钟情于书画的大手,聪明加上勤奋,十几岁的他就出人头地,成为陕北多才多艺的小精灵。
 然而,突如其来的文革彻底打破了袁方清苦而平静的生活轨迹。因为亲属被定为走资派,家里受牵连房子被没收,他成了无家可归的“黑五类”。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初中毕业年仅16岁的袁方,搭拉煤车背井离乡来到陕西华县投奔亲戚。华县杏林公社老官台大队的支书曾经是叔叔的警卫员,厚道的乡亲们将袁方接收为插队知青,他的身份又成了“红五类”。     
 民风淳朴,文化气息浓厚的知青生活环境,给袁方提供了艺术锻炼的广阔天地。一次偶然的机会小试牛刀,让他脱颖而出一举成名轰动全公社。杏林公社从此发现了一个人才,袁方被抽调到公社宣传队。随后他又被推荐进柳溪小学校办工厂,从而有缘结识美术老师赵安稳,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袁方临摹颜真卿和赵孟頫的书法,研习水粉画,技艺飞长的他成为华县文化馆的重点培养对象。  
 袁方的插队生活顺风顺水,命运之神一次又一次给他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大门。华县商业局招收合同工,袁方被安排到西关供销社副食门市部,他有了更多的条件收集烟盒和包装纸练习书画,局里的黑板报和商店装潢于是成了他施展才华的平台,袁方又创造了震惊全县的纪录。凭着技压群雄的书画才能,华县把“番茄酱”在渭南市推广宣传的设计重任交给了袁方。独特的番茄造型,新颖的广告创意,诱人的文字内容,不仅迅速打开了“番茄酱”的市场,袁方也摘取了当年渭南市广告创作一等奖的桂冠。     
聆教名家的成长之路
华县给了袁方更多的爱和关怀,让他在艰苦的生活中依然执着地坚守书画,没有轻言放弃艺术的追求,袁方称之为第二家乡。而把袁方真正推向艺术领域,让他寄情于书画,以书画为业,则是韩城矿务局,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  
1978年初,袁方被招工进了韩城矿务局。在培训学习中,他举办专栏的特长引起了局领导的注意,于是,他很快从一个普通采煤工转干调入局工会,负责全矿工人的文化宣传工作。
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袁方迅速组织书画爱好者用手中的笔和纸宣传煤矿和工人,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书法和外出写生,真草隶篆、国画、油画、水粉、版画、人物、山水花卉等无所不及。几年时间的努力加上聪明的天赋,袁方创作的书画作品频频见报。其中,油画《省劳模》1982年在中国美术博物馆展出,在全国煤炭系统崭露头角,袁方由此以书画成名,不仅荣升为韩城矿务局书画协会副主席,还身兼韩城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等职。
袁方的艺术成就引起了煤炭部高层领导的重视。为培养人才,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被选送到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北京中国画院、煤炭部干部管理学院书画班带薪进修。学习期间,诚实厚道而艺术悟性极高的袁方深受中国顶尖级艺术大家的喜爱,范曾、谢志高、姚有多、黄胄、欧阳中石等名家都对他言传身教悉心指点,他临摹吸收书画名家的精华,潜心钻研书法和国画的技巧,书画技艺如虎添翼突飞猛进。学习期间,他创作的国画《姐妹俩》再次在中国美术博物馆展出,又一次引起全国书画届的震惊。         
书香门第的家庭熏陶、第二家乡的淳朴民风感染、历史名城的文化底蕴影响、师拜名家的终得艺术真谛,袁方从此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学成归来的他,一边继续用书画讴歌充满生机的煤矿和朴实的矿工,一边举办书画培训班普及书画培养新人。以后几年里,袁方创作的书画作品接连不断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大奖,成为陕西和全国煤炭系统的知名书画家。同时,他还创造了韩城市有史以来第一个举办个人书画展的纪录。 
1989年,拥有书画专业特长的袁方被调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担任壁画研究中心主任,负责古代壁画的修复、保护和研究,从事专业书画工作。
中国壁画艺术的尖峰在唐代,而唐代壁画的精华又云集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珍藏的数千件国家级书画佳作,为袁方的艺术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近水楼台的他在这个艺术的瀚海里尽情地畅游。他博览群书,在集众之长、汲古之韵充实自己的同时,如痴如醉地在书画世界辛勤地耕耘。付出必有回报,袁方不仅成为中国壁画的权威专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壁画专业人才,而且创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书画领域的艺术地位。
豪放俊逸的书画艺术
国画、油画、书法,袁方可谓样样皆精,尤其擅长汉唐壁画,被誉为中国当代壁画传人。他豪放俊美的书画艺术成就,给人以汹涌澎湃、金戈铁马、涓涓细流淡淡输出之美感和催人向上的精神享受。  将新派技艺融入传统技法,在变化中求新,使古老中见新奇,质朴中现瑰丽,袁方的画给人一种美的冲击和心灵享受。画风古朴,着笔清新,大气磅礴,耐人寻味的绘画造诣,尽显他综合艺术素质的深厚扎实功力。 
袁方的壁画,意境开阔,厚重而神韵,挺拔而富弹性,展现出剥落、残缺和浸蚀之美。作为壁画研究中心的主任,袁方将青春、热情和理想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汉唐壁画的研究、保护和创作上。在学习盛唐壁画线条、造型、着色、笔墨和气韵等精髓的基础上,他在创作中又注入了新的生命。他的《大唐仕女画》,造型典雅,纤巧细腻,设色清淡,仪态潇洒,工写结合,以笔传情,以神感人。他的《大唐百丽图》,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天真烂漫,有的雍容华贵,人人栩栩如生,个个惟妙惟肖,写照传神已达至高境界。
袁方寄笔墨以情感,去表现他心目中的美和爱。中国传统国画注重写意,而他在创作实践中有意打破技巧的束缚,把写实与写意熔铸一炉,写实时丝路可鉴,笔墨严谨不苟;写意时则浓墨重彩,妙在似与非似之间,给人留下无限遐思和艺术欣赏的空间。袁方的画,以继承传统精华的精神,对充满激情的当代生活勇敢地切入,对形式美大胆地探索。他的画笔墨灵动,生气盎然,充满着鲜明的时代感和韵律感。
人称“两栖人才”的袁方,艺开天窍,汲画于书,书法造诣更是炉火纯清,誉满全国。他为中国道教圣地楼观台书写的《道德经》、《清静经》、《养生经》三通碑文,书体真楷,入笔博采颜、柳、魏碑及隶、篆、草诸家众长,整篇一气呵成,极具清秀肃然、典雅淡泊的道家文化韵味。袁方的行草,集怀素、张旭之所长,尤其对于右任和何绍基研习最真,最终融合自己的艺术感悟和创新,形成独特的“袁体”风格——结体奇险,圆转流畅,极富动感,拙朴简约又不失大气典雅。他的书法有粗犷脱骨之气,极具穿透力,给人以飘逸、厚重、变幻莫测之感,令常人难以模仿。 
 袁方书法艺术的绝妙之处,还在于喜欢看待书法中的点、画、线条和墨色之间的关系,点画的粗细、疏密、位置,墨色的轻重、浓淡、干湿,笔法极为讲究,意在笔先又意在笔中和笔后,笔法雄健多变,天真而飘洒,形斜而神正,运笔自如而气势苍劲磅礴。
袁方主编的《中华始祖祭》,收录了自明代到当代公祭黄帝陵的98篇祭文和42首诗词,他以书法撰写,书写大气流畅,不仅成为一本书法专集、文学诗词专集,而且也成为了解研究黄帝陵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称赞:“首开以书法艺术展现历代黄帝祭文之先河,咏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为国人留下民族精神之精魂,传统文化之瑰宝”。 
艺无止境的探索创新
四十余年的辛勤耕耘和艺术磨砺,终于成就了袁方天资缘于书画的当代艺术名家。
在陕西乃至西北书画界,“书画双绝,德艺双磬”的袁方如日中天。书画界称他为“大侠',在于他是一位实力派的书画家。他的成就入编《中国当代美术家名录》、《陕西百杰》等。世人尊称袁方为“公贤”,虽然他的书画曾多次作为政府“礼品”参与过外交活动,也常常作为省级代表作在地方与中央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屡建奇功,但贵为名人的他从不以此“笑傲江湖”,凡是求字索画者,他总是人求必应,乐于助人。 
身为书画大家的袁方,依然保持着犹如黄土高原般朴实淳厚的学养。在艺术人生的道路上,他恪守着先做人后从艺的处世哲理,对“谋权争名”之事,他嗤之以鼻,对“阿谕奉迎”之举,他鄙之以土。袁方以平和的心境相伴,倾注赤诚的情感和爱心,艺无止境地攀登最高峰。每日自勉自励,时时孜孜不倦地研究创新,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和顽强的个性,他的作品多次荣获全国、省、市书画展大奖,被收录到《世界书画经典》、《中国书法选集》、《中国书法家选集》等典籍。部分作品还被美、日、韩、新、台、港等国家和地区及国内书画院、各界名流收藏。
自在之人以自在之心抒自在之意,丹青笔墨中自然有自在之姿,大气度、大胸怀,成就了袁方大手笔、大气派的艺术。
做实事,做有意义的事,做对得起良心的事,是袁方的行事准则。在他的艺术追求中,还有一个更宏伟的目标——研究、挖掘汉唐文化艺术,传承、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为了方便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发展,袁方发起创立了陕西汉唐文化艺术研究院,这是他多年从事文化艺术活动的结晶,也是他以文化为先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阵地。 
2001年,袁方为研究院取名汉唐,缘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汉唐壁画对他的心灵震撼和艺术感染,而云集300多位书画家和文史专家的研究院,挖掘研究的不止是书画艺术,研究院成立之初就出版了旷世之作《大唐兴亡史》。从山川秀美活动的组织到刘志丹革命精神的弘扬,从主编出版《山川秀美书画集》到创作百米长卷《民族英雄刘志丹》,他坚韧而默默地前行在探寻民族文化艺术精髓的道路上。
2009年9月12日,袁方被陕西省人民政府聘任为参事。作为书画家,他深知这既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做大做强陕西文化产业,振兴陕西经济发展,他常常深入基层走访调研,积极地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以一己之力助推陕西实现又好又快地跨越腾飞。
在人才辈出名家荟萃的陕西书画界,袁方谦称自己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大家。曾经的成绩只是过眼云烟,艺术的彼岸只有不断地努力和进取。在艺无止境的探索创新中,袁方从不刻意地追求暂时的成名和成功。他认为,艺术和做人一样,只有认真踏实地做人做事,也才能成就“真水无香,德艺流长”的人生理想。
 袁方艺术简介
 袁方,陕西志丹人,深造于中央美院及中国画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研究会会员、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陕西历史博物馆原壁画研究中心主任。陕西汉唐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陕西秦岭书画院名誉院长。
 袁方自幼习书作画,启蒙家父,修炼厚补,曾受到范曾、黄胄、欧阳中石等名家指导,终得艺术真谛。书法、国画、油画样样皆精,尤其擅长汉唐壁画。其书法艺术,古朴浑厚,既有金戈铁马之势,又蕴含淡淡舒云之感,形成他独特的风格;绘画艺术,秀丽大气,丰瞻而妍美,意趣横生;他的壁画,厚重而神韵,挺拔而富弹性,展现出剥落、残缺和浸蚀之美。
 近年来,袁方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书画作品三百余件,讲座论文百余篇,许多作品被美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多家艺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在祖国的名山、大川随处可见;主编出版的大型书画集及文史研究书籍有《中华始祖祭》、《刘志丹诗词选》、《走进吴起》、《红军不怕远征难》、《大唐兴亡史》等;创作有书画长卷:50米画卷《大唐百丽图》、300米书卷《中华始祖祭文》、100米画卷《民族英雄刘志丹》,以及部分国宝级珍品《汉唐壁画图》等。
 袁方近年的艺术成就,入编《中国当代美术家名录》、《中国优秀专门人才事略大辞典》、《陕西新世纪优秀人才》、《陕西百杰》等,他的书画作品,入选《世界书画经典》、《中国书法选集》等典籍。老百姓的贴心人——刘刚徐义成刘刚,男,汉族,陕西志丹人,大学文化程度,1963年12月出生,1981年10月参加工作,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保安镇政府文书,顺宁乡人武部部长、副乡长,吴堡乡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乡长,杏河镇镇长,现任杏河镇党委书记,享受副县级待遇。
从事基层工作24年来,他先后被省委授予“全民健身运动先进个人”,被县委授予“优秀党委书记”,2004年至2007年连续4年被县委授予“党管武装好书记”等称号。杏河镇的多项工作连续五年位居全县前列,连续四年获得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奖,2006年荣获“全国全民健身活动先进单位”、“全省卫生示范乡镇”称号,2007年获“全省文明村镇”称号,被县委授予“五个好”乡镇党委,2008年被县委推荐为全省优秀公务员单位。
 刘刚同志是新时期基层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是 “三个代表” 忠实践行者,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楷模。他扎根基层24年,牢记党的宗旨,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服务老百姓,脚踏实地,长年累月奔波在志丹的大山深处,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他为老百姓谋福利,认认真真做人做事,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乡镇党委书记的好榜样。他的先进事迹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集中展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品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他坚持向农民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书本学习,认真贯彻中省市各项农村政策,指导全镇和村上工作。能深入田间地头和农民家中,了解村情民意,倾听群众呼声,宣讲党的农村政策。八年来跑遍了杏河的山山峁峁,家家户户,对全镇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政策落实到位,光民情日记就写了厚厚几十本。通过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困难,积累了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成为一名讲政策、有技术、懂市场的新型农村领导干部。
他常年坚守基层一线,从来没有节假日和礼拜天。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他只参加过两次家长会。在杏河新村建设中,尊重群众意愿,从规划、平地、选料、选择工队的各个环节,采取了一事一议的形式,每次议定事项,都做出会议记录,由群众签名按手印认可。针对在退耕还林过程中存在虚报冒领、面积不实等问题,在全镇推行了由户主、小组长、村支书、村主任、包村干部、包片领导、镇长 “七人”签字制度,从源头上解决了退耕还林面积不实的问题。移民搬迁工作中,他创新思路,超前谋划,把移民搬迁和新村建设紧密结合,坚持山、水、田、林、路、住宅和产业综合配套,一步到位。狼岔咀村狼岔咀村民小组地处悬崖之上,被媒体称为“悬崖上的村庄”。几十年来,曾先后有7人不慎坠崖仅有1人生还。他到任后的第一个移民搬迁项目就放在了这里,经过紧张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不到半年时间全村29户108人搬进了新居。2002年以来,全镇共打深机井27眼,浅机井156眼,建集雨水窖41处,实现了全镇户户通自来水,成为白于山区第一个全部解决人畜饮水困难的乡镇。全镇11个村29个村民小组600多户2900多人,通过移民搬迁和新村建设住上了新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先后新修通村油路96公里,砂石路170公里,村组通达率达到100%。新修农田18万亩,由过去人均不足2亩达到34亩。架设高压电线308公里,低压配网205公里,实现了户户通电。退耕还林由原来4万多亩,增加到现在的86万亩,人均补助面积65亩。全镇新建苹果园5548亩,老园改造800多亩,新建日光温室大棚172座、大弓棚558座,新建沼气557口,发展一村一品专业村10个。扶持建起陕北地区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集商品猪、种猪、培育养殖技术推广为一体的兴强生态养殖场。形成了“公司+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全镇新发展规模以上养猪户400多户3000多头。发展养殖、加工、运输、商贸等非公有制企业200多户,去年产值达3900多万元。
他身着一身迷彩服,长年奔波在田间地头,参与具体工作中。每一个示范点都派有干部蹲点,对每个施工环节都亲自参与亲自把关,使全镇11个新农村示范点没有一个烂尾工程,没有一个跨年度工程,没有一例上访户,镇机关没有一个走读干部。2005年针对部分村财务混乱、石油征地款兑现不及时引起的群众上访问题,全面清理了18个村的村级财务,先后对5名挪用征地款的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党纪处分和撤职处理。在枣湾村移民搬迁中,他每天到村上检查工程质量和进度,亲自参与每一道工序,就连建设三圈一厕、沼气池和蔬菜弓棚的设计,行道旁绿化花木品种选择、栽植行距株距确定,他都亲自参与,仔细捉摸。当他得知3户残疾人因生活困难无力建设新居时,主动多方协调资金,为每户资助2万元,各建一间新房。工程建好后,还为每家每户送去了100只鸡、2头猪,建起1棚菜。牛寨新村建设中,为了给村民节约开支,他带领村民代表三上银川、四下西安,购回价廉质优的建筑材料,为每户节省开支3000多元。
他工作踏实吃苦,生活朴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找领导几乎是汇报工作,在荣誉、利益和人事方面他总是想着别人,想着干部,想方设法把名利和机会让给别人,而自己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正如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到:“我入党不图名,不求利,甘愿做老百姓的儒子牛”。 经常和干部谈心,了解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逢年过节他自己值班,让副职和干部回家休息。能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事,团结同志,决策民主,对班子成员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放手让他们干事,工作中遇到困难时给予大力支持,及早压担子、教方法,注重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先后向县委推荐使用干部23名,集中展现了新时期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服务百姓的优秀品格。
刘刚同志的先进事迹经2009年5月18日新华通讯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982期)和《半月谈》2009年第11期以《沉下去,办实事,变角色——位乡镇党委书记的农村工作口诀》为题报道后,省市主要领导非常重视, 5月21日省委书记赵乐际批示:“锦斌同志:建议派人去杏河镇调研,若情况属实,应予表扬、推广。”5月22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锦斌批示:“‘沉下去 办实事 变角色’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充分体现。请健能、朱峰同志按照乐际同志批示精神,组织专人认真调查总结,如情况属实,应大力宣传、推广。”6月10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希批示:“请钊利同志配合省委组织部做好调研组织工作,如情况属实,可以现场会议形式全市推广。”6月11日至17日,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当代陕西杂志社和市委组织部调研组深入我县,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查阅档案、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刘刚同志的先进事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了解,形成了《刘刚同志事迹调查报告》。6月29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希审阅后批示:“同意市委组织部调研组的建议。请钊利同志抓好落实。把刘刚同志作为学习实践活动中涌现的先进典型,进行深入总结、学习、宣传,并予重点报道” 6月29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蔡钊利批示:“请宗民同志牵头与宣传部等形成宣传报道计划并尽快实施,贯彻好李希同志的批示。”8月23日省委书记赵乐际再次批示:“同意作为重大典型,给予宣传。”随后,陕西电视台、陕西日报、当代陕西、三秦都市报、阳光报、西部网等省内各大主流媒体,又相继深入我县对刘刚同志的的先进事迹进行了采访。10月27日,《陕西日报》头版以《让老百姓早日过上好日子——记志丹县杏河镇党委书记刘刚》和短评《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好榜样》对刘刚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进行了宣传报道。
12月26日,全市向刘刚同志学习现场会在志丹召开,市委印发了《中共延安市委向刘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刘刚同志扎根基层、勤勉敬业的奉献精神;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本色;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敢于争先、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为了使学习宣传刘刚事迹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真正把学习活动推向深入。县委下发了《中共志丹县委关于开展向刘刚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号召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刘刚同志对党忠诚的思想品格;心系百姓的群众情结;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淡薄名利的价值取向;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并下发了《中共志丹县委关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创树“刘刚式”的好书记、好局长、好党员、好干部、好科技人员活动的通知》,县委常委会率先垂范集中进行了4次讨论学习,各部门单位迅速响应,认真学习刘刚同志的先进事迹,组织党员干部到杏河镇现场参观学习。同时,组建了刘刚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布置了事迹展室,全县共制作播放专题访谈3期,系列报道《用身边的人说身边的事》5期,大型电视专题片《赤诚丹心为百姓》一部,在电视台、《志丹通讯》等开设专栏,多渠道、多角度、多方式地进行宣传报道,营造良好的社会声势和舆论氛围。切实将刘刚同志先进事迹的学习融入到学习实践活动中去、融入到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去、融入到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中去。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刘刚同志先进事迹过程中,以刘刚同志为榜样,坚定信念、忠于职守、牢记宗旨、心系百姓、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真抓实干、开拓创新,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困难和问题,把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在基层体现行动,到群众中落实工作,真正做群众满意的人民公仆,做老百姓的贴心人。志丹扇鼓简介
旧时的志丹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方式低下。特别是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人们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同时也为民俗民间文化的生长和传承创造了条件。
志丹扇鼓志丹扇鼓,又名羊皮扇鼓(因其鼓面用羊皮鞔制,形似扇子,故名羊皮扇鼓)。古时的志丹(保安)为边塞地区,是北方游牧业和关中耕作业的结合部,也是一块多民族居集地。扇鼓最早起源于当地人们为了对付和威吓野兽而采用的打击工具。后来逐渐演变为对抗各种自然灾害和各种厄运的法器,再后来远离民间成为祭祀活动中专用的震慑邪祟之物。最早的扇鼓,为对付自然灾害及野兽的侵害,舞时为群体表演,采用左手拿鼓右手拿槌,一边扭动身体,一边呐喊助威,达到驱妖除魔,求得一方平安的目的。随着时间的变迁,志丹扇鼓逐渐成为独舞形式,并为巫神用以驱病防灾的专用器具。
志丹扇鼓的发展历史可以上溯到金代或者更早。上世纪70年代,在杏河镇曹老庄金代古墓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中就能得到证实。此画像砖记述的是一位古人,一手拿圆形状扇鼓,一手拿鼓槌,边唱边舞的形态。其造型精美,栩栩如生,耐人寻味。
1994年4月,志丹县文化馆胡锃、白岗、程宇人等分赴县域三道川,对羊皮扇鼓进行全面挖掘整理。通过对金丁镇王湾村吕世富,顺宁镇石场子沟村邢广才,杏河镇王湾村郭全全、曹玉秀等人的扇鼓技艺进行比试,认为顺宁邢广才的扇鼓技艺从动作、套路、舞姿、鼓点等方面技高一筹、独树一帜,极具开发价值。随后对其鼓技表演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挖掘整理,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并邀请市、县有关领导及业务人员进行了多次评估论证。1995年,县上决定由县文化馆负责实施志丹扇鼓的排练,并邀请延安市群众艺术馆舞蹈专家陈永龙会同县文化馆人员对其进行全方位艺术加工,使志丹羊皮扇鼓在动作、鼓形、服饰、打击乐、吹奏乐方面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模式和全新的广场群体舞蹈艺术。
志丹羊皮扇鼓经过搜集挖掘,先期论证、艺术提炼、走向市场等几个阶段的磨炼,日趋走向成熟,使这一在民间沉埋千年的古老艺术得以重见天日,充分显示了善良淳朴、勤劳勇敢的志丹儿女的精神风貌。志丹羊皮扇鼓一经问世,便深受各界人士喜爱和好评。中央、省市电视台等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和播放。志丹羊皮扇鼓艺术的成功开发为陕北鼓舞艺术乃至中国民间舞蹈艺术又添风采。鼓魂——记志丹羊皮扇鼓传承人朱治军

张东红六十年代初,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皱褶深处,一户贫苦的人家降生了第八个孩子。孩子的出世并没有带给他们过多的喜悦,反而将父母的眉头锁得更紧。在这个特殊的岁月里,能够吃饱饭几乎是所有人没日没夜熬死累活惟一的追求,家里多加一双筷子更是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省下一口本身就吃不饱的饭菜来养活他。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主人公朱治军,他所诞生的这个年代注定了他将要面对一个艰苦的童年。
自从有了记忆开始,朱治军就跟在大人的身后,挖苦菜、揽羊放牛、务农活。黄土高原给他注入了陕北汉子特有的淳朴、耿直、豁达的性格,更赐给了朱治军一副好嗓子。虽然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苦日子,每天都要满山遍野的寻找可以吃的野菜、树叶,可他活泼、乐观的性格伴随着的歌声还是让他在苦难中获取了比常人更多的快乐。
十二岁那年,朱治军终于入学读书。放学后书包都来不及搁便要帮大人做活,就这样,勉强读到初中,家里日子实在枯焦,为了让他能够吃上饱饭,十五岁那一年,他便辍学跟随民间艺人吕世富学巫神。由此,他便与羊皮扇鼓结下了不解之缘。初学巫神,朱治军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看到络绎不绝的人们找到师傅,再看到师傅施法的时候全然置身在尘缘之外,他似乎明白了信仰其实就是灵魂深处的一种寄托。
1980年,志丹县秦腔剧团在全县范围内广招演员,朱治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兴奋不已,他先天具备洪亮的嗓音正是秦腔剧团录取必备的条件。果然,朱治军顺利考入志丹县秦腔剧团。这一批招入的学员属于跟班生,一边学习,一边随团演出。在团里学习的时候,每天练功时间为早、午、晚三个时段,练嗓子、软功、走台步、背戏词,为了早日成为一名正式的演员,朱治军每日里都苦下功夫。随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们一帮十五六岁的孩子得背着沉重的道具箱和铺盖行囊,有时候住的窑洞连门窗都没有,饱受辛酸。就这样,经过五年时间的苦学苦练,1985年,朱治军一举成为团里的台柱子。志丹的各个乡村都留下他坚实的步履和浑厚、高亢的唱腔。
1985年,朱治军与一起进团的演员杨玲结为伉俪,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从80年考入剧团至今,在这二十多个春秋里,朱治军从学生到骨干演员,到连续就任两任副团长,从排练到演出一直独挡一面。曾兼任三届学员教练,为团里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新生力量。平均每年演出达二百场次以上,迄今为止已演出了八十余本戏。
1994年,志丹县文化馆在抢救民间艺术的工作中意外、惊喜的挖掘到濒临灭绝的羊皮扇鼓。工作小组经过多次跋山涉水的深入调查研究,在充分证实其价值趋向以后,特请延安市群众艺术馆的陈永龙先生一起拂去扇鼓厚重的尘埃,数月后,终于将羊皮扇鼓的动作完整的整理出来。并进一步将扇鼓的制作以及表演服饰定位于原生态的工艺形式。由于当时文化馆没有专业的舞蹈干部,县文化馆和文化局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由朱治军作为传承人配合陈永龙先生的工作,从而学习到羊皮扇鼓完整的动作套路,为以后发展打下基础。鉴于对文化艺术浓厚的情感和热爱,朱治军在起初涉足扇鼓之时便沉迷于此。介入此项工作中后,他开始悉心了解与认识到自己曾经从艺过的扇鼓的历史渊源和形成的社会背景。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扇鼓的挖掘整理工作中,经过无数次的实地排练与考证研究,终于在完整地保留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将埋没已久的羊皮扇鼓完整出炉。
志丹县位于陕西北部,属陕北黄土高原丘陵区域,境内群山叠嶂,沟壑密布,三国两晋时期属匈奴地,隋属延州地。过去这里属于边塞,战乱、瘟疫以及自然灾害无时不在危及着当地人的生存环境。羊皮扇鼓最初的形成是为了驱逐、抵御野兽侵袭,随着森林面积减少,游牧民族开始了农耕生活。羊皮扇鼓便演变成为了民间娱乐的鼓舞。近代,落后的交通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信息闭塞导致了贫穷落后的局面。直到九十年代末期,这样的局面在石油大面积开发后才有所改善。同时,当地的文化事业也由低谷慢慢开始复苏。尽管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却生活着一代代自强不息、勤劳朴实的人们。在那些贫穷的年代里,他们年复一年的面向黄土背朝天,用长满老茧的双手耕耘着这片土地。每一年的庙会对他们来说是盛大的节日,人们怀着虔诚的心将人力不能应对的自然灾害与疾病求助与神灵,请求着神灵的庇护。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会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务,十里八乡的聚集到庙会看戏。戏文里的万象人生与历史变故是当地人所能够接受文化熏陶惟一的途径。
志丹羊皮扇鼓在六十年代属于巫神施法时使用的一种打击器具。早在金代之前,羊皮扇鼓是游牧民族驱逐野兽时所使用的一种器皿,随着历史沿革成为了民间流传的一种大型鼓舞的打击乐器。羊皮扇骨形似扇子,用羊皮制作而成,故名羊皮扇鼓。羊皮扇鼓在演练中属于大型的广场演出,需一百余人列为方正,演员的服饰与鼓法都保留着原始的完整性。而作为总教练的朱治军每当演出的时候,仿佛回到了远古时代,浑然忘我,在熊熊燃烧的篝火中,他与族人一起手举扇鼓,奋力呐喊着驱逐那些企图侵袭居处的野兽、为将要征战的将士敲响扇鼓表达内心虔诚的祝愿、用最淳朴的方式,期待战士胜利平安而归……。
羊皮扇鼓的重新问世,名声大振,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飓风,先后在陕西境内的黄帝陵祭奠活动、海峡两岸摄影家看壶口活动、陕西省庆祝“十六大”电视文艺晚会、陕西秦俑民俗村文艺演出、北京2008奥运文化艺术周进行演出,同时多次参加延安市文艺汇演,中央、省、市、县多家电视台进行报道。志丹羊皮扇鼓艺术是继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龙猎鼓之后的又一奇葩,被列为延安“五鼓”之一。在人类无法抗拒自然灾害、疾病、邪恶降临时,在人们的意识里扇鼓是驱逐凶险、震慑邪恶、神灵佑护的法宝,它所阐述的是人类的风云变幻,更是人类的信仰与精神思想的诠释。它记忆着文明的印记与时代的脚步,流传着这片土地上诉不完的故事。狂放、豪迈、热情、朴实无华就是扇鼓的魂,更是志丹人的魂!
1995年,身为志丹县秦腔剧团副团长的朱治军从此便义无反顾地挑起了羊皮扇鼓总教练的重任,此后十五年当中,每年春节之前都要负责由一百多号人组成的扇鼓队伍的排练工作。截止目前,累计培训人员在千余人次,为志丹羊皮扇鼓培养了大批的生力军,为以后羊皮扇鼓的传承与弘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为了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志丹县秦腔剧团转型、改制为歌舞剧团。这样一来,歌舞团就得重新招兵买马,这对朱治军和其他演员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他们要从从事二十余年的秦腔事业转变跨入到现代剧的行列中,不但表演形式要变,思想观念更要变。新招进团的年轻演员多数都是从专业学校毕业,朱治军硬是凭借自己多年的演出经验,虚心学习,不但顺利转型,而且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在当地推出大型歌舞剧《红都颂》、《挂红灯》中担任主角,以其娴熟的表演技能赢得观众瞩目。其中,大型歌舞剧《挂红灯》一举获得了第五届陕西省艺术节表演奖。2009年,《一碗剁荞面》荣获延安市第四届小戏调演一等奖。
志丹,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一度荒芜的文化一振不拔,当改革的号角吹响之时,春风吹绿了山川,吹开了人们的笑颜。那早已被尘封的历史而今重现。我们带着无比的虔诚追溯那个远古的时代,那里是我血脉的渊源,更是我们进步的一个起点,那时敲响的鼓魂依然激励我们面对艰难险阻众志成城,我们向往和平,祈祷平安健康……高原深处的神灵之舞李亮长久以来,陕北在世人的视觉听觉中都是苍凉而缄默不语的。金戈铁马已沉融进春耕时被犁铧又一次细细翻阅的土地,胡笳羌笛已遥远成黄土高原之风挟裹的一线哨音。唯一永远留存的似乎只有天穹下那一望无际的高原,一个破例把沧海的形态和桑田的内容同时呈现的高原。
但一定有些什么同生命中最原始本真的东西一起隐蔽地保持着延续和流传——可能是某些图腾或语言,也可能会是一些声响,它们以自己的方式一直保留在黄土地的最深处。
听,正有特殊的声响从某些夜里像张着翅膀的鸟般掠飞而起。刚劲爆裂的鼓声伴着飒飒作响的铁环碰击之音,把煤油灯灯焰震慑得忽明忽暗!这鼓声环声,急骤处如钢珠四射,闪电齐迸,柔缓处如雨珠喁喁细语,吞吐缠绵。
擎着羊皮扇鼓的汉子正在这样的声响中完成着与神灵的沟通。他将通过自己的身体和手中的鼓而得到神谕。汉子满头是汗,双目紧闭,羊皮缠绕的鼓槌反复击打着那土黄色的羊皮鼓面,同时,他的脚步在鼓声中不停变换,忽而踉踉跄跄,如痴如醉;忽而轻柔敏捷,如猿似兽;忽而又跺足如怒斥,颔首如领会。
羊皮扇鼓在汉子的敲击中愈来愈响,锵锵声如有形之物点点扑来,撞向围观之人的脸面,那扇鼓底端的九个铁环的撞击声始终和着鼓声如阴柔的潺潺流水般欢溅逶迤而来——一时间,似天地初开时的混沌与清明,阴阳相合时的动人心魄,黄土高原的心脏在这鼓声中又一次被带动着强有力地搏动,鼓声和搏动声中,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唯一的愿望便是聆听与观望。
这持扇鼓而舞的汉子正是邢广才,志丹县羊皮扇鼓传承人之一。
邢广才1952年出生于志丹县顺宁镇桑树坪石场沟。从小家境贫寒的他根本没有条件去学校读书,他与自己的父辈一样,被命运继续安排在大山深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靠天年吃饭。到了成家的年龄,邢广才依父母之命娶了妻子张志英。张志英也没念过书,但最让邢广才难以接受的是她竟有精神病,好的时候还能勉强操持家务农活,一旦犯病,人就糊涂不清,生活都难以自理。但那时的陕北农村,家境困苦的人家能娶个媳妇已经很不错了,邢广才在父母的反复劝说下最终勉强接受了张志英。几年之后,随着几个孩子的先后降生,邢广才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孩子们个个聪明伶俐,邢广才这才觉得内心有了一丝安慰。但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他家的日子愈发过得捉襟见肘。邢广才肩上的担子越来越沉重,几乎要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除了继续加倍卖力的劳动之外,邢广才找不到一点生活的捷径或出路。
1980年的一个夜晚,28岁的邢广才招呼妻子和孩子吃过饭后,又在苦思冥想着如何才能改善家中的现状,孩子们逐年长大,上学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可就家中现状,要让孩子们都去上学是不可能的事,邢广才知道,孩子们再也不能继续困在这山沟里受罪了……突然,一阵鼓声传来,邢广才知道这肯定又是村里人请来的巫神在给人看病。巫神持羊皮扇鼓边击边舞的情景邢广才小时候就见过。苦闷中,邢广才便出了自家的门循声而去,想去看看热闹。
果然是村里一户人家有人得了病,家人为其请来了方圆百里有名的孟巫神。孟巫神名叫孟建勋,祖籍榆林市神木县孟家峁,幼年时随父迁至志丹县顺宁镇。孟建勋虽不识字,但精通天文地理,能说会算。他的扇鼓技艺在当地更是名声赫赫,请他看病行艺的乡民络绎不绝。由此,孟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着实令人羡慕。
邢广才站在围观的人群中,一边想着孟建勋的生活,一边慨叹自己的家境。场中正在行艺的孟建勋此刻看起来已是人神合一,旁边的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一脸虔诚。这时,邢广才突然心里一动,他想到,何不拜孟建勋为师也学这门手艺呢?一瞬间,邢广才自家那个破烂不堪的小窑,张志英犯病时痛苦的神态,孩子们瘦弱的身体和可怜巴巴的眼神全部浮现在邢广才眼前。也许,对于他这个的受苦人来说,这不失为一条好的出路吧——邢广才决定在当晚等孟建勋看完病后就问问情况。
众人渐渐散去,主家招呼孟建勋好吃好喝完毕,邢广才找机会走到孟建勋跟前,向他说起自己想拜师学艺的愿望。孟建勋听后对他说,羊皮扇鼓不是谁都会打,给人看病的技艺也不是谁都可以学。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能与神神沟通,二是打羊皮扇鼓时既要会打鼓,而且要会摇鼓,同时,还要边打边摇边跳。说完,孟建勋把自己的羊皮扇鼓递给邢广才让他试着体验一下。果然,邢广才觉得自己根本学不了,因为每当他拿着鼓槌去击鼓时,持鼓的那个手臂便不由自主地保持着等待和静止的状态,这样,羊皮扇鼓下端的铁环根本摇不起来,而要一边打鼓,一边摇鼓,一边再伴随着腿脚的动作同时进行,这对当时的邢广才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邢广才试了几次后,便把鼓递给了孟建勋,自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好不容易想到的出路原来也是这样难走。更重要的是,他那时根本没有孟建勋那样的和神神沟通的能力。虽然巫神这个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高,但是,邢广才却觉得自己连当巫神的机会都没有。他觉得希望破灭后的生活比从前更加黑暗了。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巧合,就在邢广才动了拜师学艺的念头之后,不久就得了一种怪病,病的症状是时不时手脚发麻,不省人事,胡言乱语。邢广才发病时有时正在地里劳动,有时正在回家的路上,有时则是半夜熟睡时,那段时间,邢家人心惶惶,生怕邢广才出个事情。正无计可施时,孟建勋却带着三个人来找邢广才,孟建勋告诉邢广才,有一个神神选中了邢广才,让他替自己在凡间为人们驱病消灾,所以,邢广才才会得这样奇怪的病,这是神神在试着和邢广才沟通,只要顺从神的意愿,他自然便不会再发病了。
邢广才想到孟建勋曾经说过的那两个条件,他想这一定上天体恤而给他的一点光明,同时也是命运的安排。于是,邢广才当场拜了孟建勋为师。那天晚上,孟建勋和其他三个同来的巫神一起,手持羊皮扇鼓,在鼓声和舞蹈中为邢广才举行了接纳仪式。邢广才从此正式开始了学艺生涯。
这些生活于苍茫神秘的高原深处的人们,长久以来的与世隔绝和交通闭塞使他们天生就对天地,对大自然,对神鬼有着无限的敬畏之心。这份敬畏亘古如一的在人们心中流淌。而羊皮扇鼓也正是起源于这份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和崇拜。
志丹县在历史中曾是多个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杂居之地,在这诸多的少数民族中,古羌族是一个以养羊为主的畜牧民族,他们最早生活在甘、青高原之上。在羌族人们的生活中,羊不仅为之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他们认为羊具有灵魂,能保护自己部族的成员,因此产生出羊图腾和羊崇拜。 而羊皮扇鼓最早的起源,大概可由这个古老的羌族传说而进行推测。
传说,羌族是拥有自己文字的民族,羌族巫师把从天神那里得来的各种经文和有关人间衣食住行的所有学问全部记录在一卷卷桦树皮上,准备传给羌族的后代。后来,在羌族的迁徙途中,羌族巫师劳累过度,昏昏入睡,他们的经书掉落在地上被一只羊吞吃掉,在寻找经书的过程中,这只羊托梦给巫师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皮做成单面鼓,敲三下,经书就会道出来。”巫师最终于找到了这只山羊并将它的羊皮制成了鼓,并给鼓起名为“日卜”,每当巫师敲打羊皮鼓时,眼前就会出现写在桦树皮上的经文字句。
志丹的巫神们把羊皮扇鼓称为“耳音”,不难判断,传说中的“日卜”与志丹的“耳音”之间无论造型还是意义都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或者,这神秘的羊皮扇鼓就是古羌族用来祭祀神灵、卜凶问吉的法器“日卜”的延续。在历史的进程中,也许有一部分羌族人在迁徙中留在了陕北的一些角落继续繁衍生息,他们的生活习俗及羊皮扇鼓也一并流传了下来,成为一些地区巫神看病驱灾的必备法器。
上世纪70年代,志丹县杏河镇曹老庄金代古墓曾出土一块画像砖,画像砖上用浮雕手法表现一位妇女,其衣着发髻似为少数民族装扮,妇女一手持椭圆形单面扇鼓,一手持鼓槌做敲击状,浮雕位于一桃形通天龛造型内,这为考证志丹羊皮扇鼓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留在黄土高原上古老的羌族人最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们一样,与汉民族杂居通婚,最终实现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大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一些民族的语言和习俗已被湮灭,但羌族的羊皮扇鼓却在融合交汇中以佼佼者的身份得以存留并发展下来。
孟建勋和邢广才,以及更多的使用羊皮扇鼓为人们驱病镇灾的人,正是他们,使得这古老的文化和艺术得以继续传承。
邢广才拜师后,在跟着孟建勋学艺的过程中渐渐掌握了羊皮扇鼓的特性及击打摇动的技巧。最初,他只能使用师傅的鼓,而师傅的鼓也只有在不行艺之时才会空闲下来,这样,邢广才不得不利用一切鼓空闲着的时间进行练习,刚开始练习时,邢广才不一会儿便腰酸背痛、胳膊酸麻,但随着对技巧的掌握和自身的体会,一年后,邢广才请志丹县马金崾岘的郝铁匠为自己打了一把羊皮扇鼓。郝铁匠好手艺,锤锤着铁,接口时只一锤便妥妥当当——这样的技艺与讲究正是打造羊皮鼓时必须要做到的,铁匠每一锤下去绝不能担空锤,不然会影响到鼓的神性和使鼓之人。
有了自己的羊皮扇鼓,邢广才一有空闲就把鼓拿出来敲打练习,那铿锵有力的鼓声和铁环碰撞之声逐渐和谐同步起来。邢广才的羊皮扇鼓愈打愈熟,愈打愈好,一打起来就浑然忘我,他的身体在鼓声中不由自主地舞动,伴随着鼓点的节奏时而粗狂豪放,时而温柔平稳。在这样的击打和舞蹈中,邢广才忘记了生活中的一切劳苦,完全沉浸在鼓声和舞蹈的世界中。而在孟建勋带着邢广才出外给人看病时,邢广才一方面仔细观察学习着师傅的扇鼓技法,另一方面又在师傅交给他的动作中不断加入着自己设计和感悟出来的动作。至1995年孟建勋去世之前,师徒二人一直在志丹境内为人们行艺看病。
鼓舞中的邢广才与平日里的他判若两人。每当击打起羊皮扇鼓时,在那渐击渐重,渐击渐快的鼓声中,伴随着若稳若虚,若滞若巧,若狂若癫的步伐和口中或高亢或含糊的念诵唱词,邢广才一颗头颅更是前后摇撼,须发皆张。似乎有另一种神奇的力量在鼓声中进入了他的体内,驱使着他进入一个人神合一的境界。他手中的羊皮扇鼓在不停的敲击中时而高举过头,时而持于面前静照,时而又移于耳畔聆听,似乎在那纹理分明的羊皮扇鼓中,正蕴含着古老而神秘的力量或传说中的经文,伴随着每一次敲击,每一次忘我的舞动,这神奇的经文就会浮现于邢广才的意念之中或耳畔,他终能以此得到启示与力量,为病人驱除病灾。
1996年,邢广才的扇鼓技艺以雄浑神秘、原始朴素、刚柔并济的特点在志丹民间艺术保护开发的进程中得到了重视和发扬。经过专业艺术工作者的挖掘整理和进一步的艺术加工,邢广才的羊皮扇鼓舞在音乐、服饰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志丹县文化馆负责组织实施了志丹扇鼓的排练,使之成为了一种既有时代新意又有历史积淀的广场群体舞蹈艺术。更多的人们得以见识到这一神秘动人的鼓舞艺术。由邢广才传承下来的羊皮扇鼓舞除了继续着它的特殊用途之外,如今已成为志丹县艺术品牌之一。
在羊皮扇鼓那震憾人心的鼓声中,在舞者浑然忘我的肢体语言里,人们一遍遍追溯着这片黄土地悠久的历史,感怀着那似乎从远古时期就回荡在高原山谷间对美好生活的呼唤和祈祷。聊斋续异(选章)张兴源 余自幼“好读书,不求甚解”,谓之有志于文学者亦久矣,盖未少谬也。少时习现当代,略长乃研古人,大学始以西方俄苏为专。北京读研以来,琐事日繁,写作日苦,然东西方之文史哲美盖无一日废也。不特史记红楼,版本众夥,聊斋阅微者,亦积有数种。每于夜深人静,笔耕之余,辄翻检数页,以怡心志,如是者盖有年矣。一日,有客来访,见吾之藏书盈室,作品数撂,乃慨然长叹曰,“当代作家,所多者乃急功近利、率尔操觚、大言不惭、欺世以盗名之徒,惟拾西人之牙慧,乃数典而忘祖者也。文言之为业,勿云操作,读赏且多有大碍焉!”余颇不以客言为然,乃作《迷麻痴妇》《蛇树》三五则以小试身手。经延安日报披载后,客复来电,以当代司马迁、蒲松龄谓余。人贵有自知之明。盖屈陶李杜之诗,左丘司马之史,韩柳欧苏之文,柳泉晓岚之笔,皆旷世之伟构哉,岂我辈粗识丁乙者可擅拟也。然文学之为业,其要乃在代有才人,代有创新,且推波以助澜也。设徒以吾辈之无能而妄自菲薄,不思进取,后世学子岂非寂寥太甚乎?拙荆高氏如梅者,学不满一毫,才未足半升,所谓一寻常妇道人家也。然其少时,余之后岳母每以当地风物故事及前世轶史传闻娱之,亦颇多佳材者。尝自谓“吾乃笨人有个笨记性”。知吾欲以聊斋阅微笔法另草新篇,遂絮絮叨叨,倾囊以献。迄今所撰各章,多所自来。盖余之创作,小说散文随笔者,已逾百万言,现代新诗亦千余首。今以文言缀此散文小品及小说诸作(聊斋与阅微者,亦非纯然之小说也),不特锻炼辞章,丰润笔墨,且亦拓展视野,调节心性。于己于人,亦良多佳惠也。今不揣冒昧,以公诸同好,冀事有相类、人但微似者,乃勿以余之浅陋为鄙而教余,则其谢深挚,其甘亦如饴者也!辛巳年九月十九日(2001年11月4日)张氏兴源自序于保安小城之亦聊斋。
 迷麻痴妇二则
 吴旗某女迷麻将,每外出搓麻,必扃儿于院。意有狼狗,料无它变。一日搓麻归,院落狼籍,血腥蔽天。狼狗吻下,遗儿一腿,鞋尚在脚。盖狼狗亦多日无食,啖儿以果腹。是儿五岁,聪慧异于常,食之狼狗者,邻人无不叹恨也。
又,子长某女亦深迷麻将。每搓麻,辄吊四岁儿于洋芋窖下。一日又吊,儿战栗不欲入,哀告曰:“吾不吾不,内有长虫虫!”女詈斥曰:“何来长虫虫?速内勿啼!”儿携水壶饼干乃入。黄昏女归,唤儿不应。入视,儿已毙多时矣。视之裆下,则一蛇入儿肛门,外余尺许,似僵者亦久矣。
异史氏曰:余行文至此,寒彻于骨。吾有是妇,当活剐之亦未解恨。盖麻将之害,有毁业荡产者,有夫妇离异者。然祸及无知童稚,未之闻也。迷麻诸君,敢不慎而戒之也。
 蛇树
 宜川某村河滩,有一树,初无异。某年冬腊,有村人夜行,偶见河树明光上冲,似巨烛燃烧状。翌日趋视,乃满树白蛇,屈曲盘绕,勾连交错,如绳似戟,蠢蠢欲动,不知其几百千头也。树干有不胜其力者,乃披靡委地。其人大骇而逃。此事传之四乡,人多往观,车辆塞道,尘烟蔽日。如是者浃旬有余矣。忽一夜不见明光,明日视之,则群蛇已杳。
北方冬腊乃有是景,其亦大异哉!
何其瘦酒家
 保安张氏,乃一介书生。两仟年春,忽心血来潮,拟开酒家,曰何其芳,盖取现代大诗人名讳以图利市耳。聘一厨,头大如斗,臂伸如椽,腹腆如豕,目迷如鼠。然开张浃旬,终无食客,徒与厨相对叹恨而已。忽一日,张氏似有所悟,与厨耳语有刻,遂见厨威立街侧,乃逢人硬拉。客有过此者,毋分男妇老幼皆无一幸免也。未几,此街行人与畜及鸟兽遂绝,而厨亦昏饿无状,隐难一见,拉客事遂张自任。越数日,张遥见一客,面黄如蜡,骨瘦如柴,蚁腰环目,咳喘惟艰,的似久未饱食者然。遂不由分说,拉至雅座。餐毕催买单,客始言其乃肥厨也。张与家人趋视细辨之,大惊亦复大笑。何其芳自是始关张矣。人闻之而嬉曰:“何其芳无乃何其瘦也!”
此系张氏兴源之自嘲耳。
贪污贿赂局
 西部某地新建反贪污贿赂局,党魁政要皆视以大事。未建之而各路神仙皆上下其手,递相交通;邀客柬贴亦飞如红血。至是日,会场森严,莅会者芸芸。反贪声起,四壁回应,挂牌揭幕,奠基剪彩,俨乎然也,一派清正。路人皆侧目以避。未几会毕,始排宴三十余席,喧至午夜。各方礼金逾二十有八万,以文图馆之芥茉小衙者,亦孝敬伍百。越明日,反贪污贿赂局局牌竟失一字,乃成贪污贿赂局。盖好事者之所为也。
此据保安李氏清彪之所述草就。
 蚰蜒女
 保安县吴堡赵庄赵某,家风严整,性素耿介。有小女,姿态曼妙而行甚端检,里中口碑亦尚好。然年未及笄而腹竟渐大如鼓,且面黄肌瘦,似弱不禁风者然。村人初未深察,及觉,乃骇怪哂笑,亦非止一日矣。赵虽知其女必无秽行,然众人之言崭人刀,亦深以为羞。遂与妻共谋,拟美食其女而活埋之。翌日,赵命其妻文火炖鸡,以饵其女;女亦馋涎欲滴,围被而待。及熟,才欲食,适邻妇造访,遂急匿肉碗于被底。邻妇以其小器故,特托词不即去。逾数刻,邻妇始怏怏归。女急从被底撤碗出,则见长短不等、粗细有别,数百头蚰蜒蠢蠢然麇集肉碗内外,肛门亦间有蠕动爬出者,令人嗝应欲呕。视女鼓腹,乃平舒如常人。女亦由是得免一死。此民国初年间事也。
以上写于2001年7月6日至7月10日
 夜猩二则
 保安某妇变夜猩,梦中掐抱里中小儿九十又九,止差一儿,即可于夜叉处交差。然方圆百余里,皆为是妇祸害,已无儿可抱。而数有不足者,妇亦必死无赦。遂语其夫,意欲掐抱己女以还债。其夫曰,“吾与汝三十有余,两男均为汝所掐,今止此一女,汝其忍心加害耶?”妇曰,“吾死亦死,儿死亦一死,汝其定夺哉!”其夫泪眼相向,未审可否。明日,妇问其女欲何美食,女以炸油糕对。油始烧红,妇借取柴禾故,直奔门外。少顷,一干驴粪蛋随风滚入门内,女速持箸夹取,欲投诸油锅。妇于门外大呼曰,“吾儿勿炸,是乃汝母也!”女不听,径投油锅中,即闻毕剥暴列声震耳欲聋。视其母,则腹裂肠炸如败絮,气息立绝。其父归问其故,女语之曰,“母不赦儿,儿何由怜母耶!汝等昨夜之谋,吾尽闻之。母之祸,乃其自取耳,与吾何干!”自是,女与其父亦多所不谐。其终乃不之知也。
又,保安西川某女亦变夜猩。凡蜘蛛、蝎子、蚰蜒、飞虫,百般变化,取舍任由。村人知其嗜美食,无不趋奉以自保。一日,邻人炖羊肉,女隔墙嗅知,即往觅食。邻妇以其要挟为常而厌之,固不与。女遂衔恨中怀,忿忿而去。知其必报,亦防备谨严。是夜,邻妇与家人掌灯夜半,以观其变。忽见水缸菜缸间立一白菜,束腰拧颈,翠绿异常,实与时令颇相悖者也。邻妇即屏声敛气,取炉膛热灰一盆,猛扣至顶。少顷,女谴夫诣邻,欲解其患。邻妇侍立两缸间,虚与委蛇。其夫怪问曰,“两缸之间扣一热瓦盆,所为者何?”言毕速伸脚勾,女魂侥幸脱逃。翌日,邻妇见女满面燎泡,问之何故。女怏怏曰,“是为厉鬼所挠耳!”自此,夜猩女亦稍稍收敛者云。
 狼变
 某女与母同诣外婆家,途遇一狼,突衔之将匿。母急投地祷之曰,“得救吾女者,女即妻之。”祷毕起视之,则女为一俊男携至。问之姓氏里居,亲族年庚,皆一一对答。观其神色,亦非不良者,遂许以为婿。其婿携女归家,炕不着席,被不覆膝,女每抑郁不欢。然辄夜出早归,时有牛羊鸡豕者佐餐,岁久亦少安。忽一日,院落遗一死婴,女怪问其故,婿漫言以应。女佯与承对,而终难释怀。是夜,其婿复欲行,女亦尾随之。遥见其婿于烟囱处裉去衣裤,就地一滚,竟成一苍然老狼,劳劳然驱前以逐食也。女遂抱衣归省,禀诸其母。未几,其婿乃诣岳母所,语其妻曰,“吾修炼五百余年,乃成气候。汝即不与吾为夫妻,亦望归我衣裤,免使复堕兽胎也。”女亦哀其数年夫妻之情,隔墙抛衣衣之。数月后,女产一男,酷肖其父。母恐其亦有它变,嘱女勿举,女弗听。后此子渐长,与乡间群儿亦无少异者。
 挖狼仔
 保安县张渠某甲与其兄三人共议挖狼仔。盖某甲素狡狯,行未至而谋数变:虑其在前,则母狼于洞中,必为所伤;在后,则公狼于洞外,难保不测;惟居中者,方万无一失也。遂驱其大兄在前,二兄在后,某甲居中以求自安。及大兄挖至狼窝深处,果遇母狼呲牙挑须,暴怒欲突。而公狼则于洞外,仆地刨抓,敫然长号,颇类呼朋引伴者然。未几,其大兄筑捣狼穴,困母狼于无睹;二兄亦挥锨扬尘,驱公狼于视外。始僵持计议间,忽闻颠顶草树嗖嗖,某甲亦裂帛嘶鸣然。扪之,则须面尽揭,血流如注。盖彼狼穴中顶亦有一暗洞,乃公狼复仇之所为也。舁之归,数月始愈,然其面目已全非矣。
异史氏曰:人之福祸,本非天定。然取巧避险者终陷于厄运,浑朴无觉者远祸而全身。细思之,岂亦非天意也夫?
 迷麻痴妇补一
 近闻保安某女亦迷麻将,无分旦暮,有场即就。一日赴邻搓麻,扃五岁儿于二层小楼。待其晚归,寻儿不见。四邻共举火秉烛,彻夜搜寻而无果。明日,于小楼下公厕中(一说井中)觅得儿尸。其妇与夫遂病痴,至今恒痴如故云。
 坟头宴
 保安县西川王某,少年时之城,日暮至旦八双墩。时值盛夏,暑热不堪,疲馁难当,遂枕一砖龛暂歇。才入睡,忽闻三五人声嘈嘈,中有一人大呼曰,“老李,赶会走者!”老李应声曰,“今夜吾家来客,不得奉陪,待平安送走贵客,明夜共赴不迟也!”嘈杂声遂渐行渐远。少顷,见老李手捧一油漆小盘,上盛碟碗三二,杯箸成双,一白瓷酒壶居中,置院中石桌前。笑问,“客何来,小酌一杯否?”时某正饥肠辘辘,不待更请,已就案自斟。老李亦未深怪。数杯酒入空腹,某已醉不自持,酣然而入睡。翌日起视,则头枕一古坟饭桌,而酒香犹似在口者。询诸村人,乃李姓之祖坟也。
 食人虱
 保安县西川刘某,中年致富,治宅约十余楹,辟三五间以馆客。过往商旅因之歇宿,某亦颇得赁资,乃两便也。如是者盖有年矣,而未见异常。忽一日,所宿商客三人尽成骷髅,某与家人大骇而匿之。复宿者亦然。某议不欲赁居,遂坚扃固钥,尘封久之。适一行商求宿,某坚拒不内,商以某较值故,特排纹银十两,某亦未为所动。逼之甚,乃实告之。行商曰,“但凡可避风雨处,聊胜旷野。吾之死生,必与汝无涉焉!”言已,乃秉烛入。洒扫既过,方于灯下环顾,惟梁上立猫见愁三五。守之良久,亦无它变,遂吹灯欲寝。烛才灭,阒无声。未几,即闻唆唆沙沙,响细而动急。遽起披衣举火,则见数十墙虱,大者如盆,小亦比盏,蠢蠢然由猫见愁中奔炕而来。行商大呼救命。某与家人亦闻声急至。棍棒齐下,合力剿杀,墙虱死伤太半。余者以火燎之,猫见愁亦火中自焚。明日起视之,则墙虱血洇盈尺,腥秽弥天,盖猫见愁中积年所余肉靡,乃养此食人大墙虱也哉!
 巨蟒
 保安县吴堡涝坝堰台,有深林绝壁。人畜经此,辄飞升半空而不之归。人迹由是遂绝,而终莫知其所以然者何也。后有勘探队员经此,亲睹其变,遂登对面石崖瞭望。始见一菜绿色巨蟒困于山石洞中,头巨如斗,目瞪如盏,其芯亦如鞭似戟,伸缩而嗖嗖有声然;惟身长几许盖隐不可见也。以土炮击之数过,蟒头始委蛇跄地,而蟒尾犹盘桓洞中,数日未僵者云。
 南蛮挖金鸡
  保安县吴堡王桥有沟焉,名乃不著者也。盖妻之后母幼时,闻有南蛮与徒诣焉,勘测有日,始挖刨不止。逾月半,乃于河沿得一灰突鸡公于深穴中。南蛮嘱徒曰,“吾疲且欲少歇。汝只可盯视,不可刨挖,待吾精气复原,自有妙法收之。”南蛮歇后,徒以其小巧故而甚未着意,不待南蛮而自凿之。岂意鸡公奋爪搏翅,腾空而起,对面山乃半塌,沟亦半平,其訇然之声直贯百余里外。南蛮闻声速归,视其空穴,拊掌顿足而叹曰,“吾之月半辛劳,竟毁蠢徒之手矣!”遂与徒分道扬镳。而半塌之山自是始名金鸡也。
异史氏曰:以吾之悬猜,彼之南蛮,乃盗掘文物者也。盖其盗得文物,恐乡人见疑,遂杜撰故事以愚村民耳。抑或乡人以金鸡之山名,附会故事如左者,亦未可知也。
 姊妹山
 保安县杏河墓庄台有姊妹山。盖有三姊妹者,饥荒年远逃他乡以乞食。行至狼岔咀之墓庄台,皆饥馁疲困而死。次年,此山遂齐生杜梨树三。岁月悠悠,树亦渐长成材。然杜梨每熟时,只宜摘食而未可攀折。即稍损其嫩枝者,或头痛脑发,或怪梦频频,必有以报者也。有拙荆之表兄绞脐者,文革间始享宴尔之乐,复受生产队长之命,为政治夜校治门。其时方扬科学、破迷信,绞脐乃于孟浪中,斫姊妹山之杜梨树一,以为夜校门板。数日后,驱羊饮水而溺之涝坝。后其魂乃提倒生人而戒曰,“吾寿不当死,乃斫树之折报也。有牵挂吾者,可为补栽其树,吾愿庶可了矣!”有绞脐之兄假女者,遂为补栽。其后乃无怪也。今驱车至杏河之边咀子山,遥望此三树者,乃两高一低。盖低者即假女之后栽者也。
 鬼眼
 余之岳翁高志栋乃老干部、老党员也。素不信鬼,亦寡言鬼事。然其所述一亲见怪象,迄今亦记忆犹新。岳翁之捐馆舍者已历三秋矣,录此鬼眼一章,聊表缅怀之意耳:盖岳翁之少壮时,其家乃在张渠寺台对面之石崖畔。一夜,与乡人闲话后欲返诸家,突遇其六婶母披发前行。岳翁乃趋前问曰,“六妈,汝欲何之?”其六婶母不答,亦未回首,仍疾步前行如初者。岳翁意其欲有它图,始急追不舍。然岳翁行速,其亦行速,岳翁方缓,其亦缓行,终难稍即者也。约追至村外半里遥,忽见其六婶母乃委地化为黑水,似有异味然。岳翁霎时毛发倒竖,齿颊皆寒,冷汗浸衣,而骨酥无力。良久始返诸村,趋六婶母所窥之,则见其六叔端坐于掌炕扪虱,而六婶母乃于前炕处捻线纳鞋底也。越数日,其六婶母平白投石崖下,巨响传至,其六叔方于河间灌水。舁之归,数刻乃渐苏。问之何故,答曰“吾方坐,忽闻锣鼓喧阗,疑其娶新者也。急奔视之,而响亦渐远。何由堕石崖下,固不自知耳!”将养月余,而终病瘵矣。六婶母去后,其娘家广纳人众,意欲滋事。而六婶母之魂灵乃提倒生人戒之曰,“吾之跳崖,实非它故,乃不自持者也。今吾既殁,而毁诸故夫家之产业,岂非两伤哉?诸子设吾之真娘舅,当以助吾夫安葬其妻,且永结后世之好为能事也。”闻是言,其乱乃平。而吾之岳丈其见六婶母之显化者,乡人乃谓之鬼眼耳。
 鬼手
 余方少年时,伯舅父乃为大队支书。言其某夜与三五村民宿于大队部之大房中。才欲寐,忽隐约见如盆巨手自窗隙入,其一张一握,一放一提者,似欲抓取生人状。方觳觫颤栗间,即闻隔被之铁拴敫然长号数声,同宿者遂为所惊。后数日,众修梯田而遇雨,避之墙下小窟中,墙忽崩,覆掩者乃十余众。惟铁拴等四人救之不及而殒命。中有吾之姨母一,脸黢黑,颈乃与颔平,全身着藏蓝色老衣,与余者三尸齐布于张渠医院之木板床上,视之如误入地狱者然。每忆及,辄觉头皮骤紧,恐怖逾常者也。
编后语
经过全体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志丹文史》终于面世了。这是志丹政协第一次以此形式编辑文史资料。出版《志丹文史》,旨在挖掘整理我县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并影响和带动广大文史工作者及社会各界参与到此项工作中来,更好地展示我县丰富灿烂的历史和地域文化,激励人们不忘过去,珍惜现在,努力创造美好未来。
在该书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广大文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提供了大量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编辑人员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讹误之处,敬请读者及各界人士指正。

 编者
 二0一0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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