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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志丹文史》
2012-09-10 10:05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

司法实践中的价值

——以董必武的人民司法观为视角

 

黄淑彬  胡恋梅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提法使得六十多年前被各界热烈拥护的马锡五审判方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事隔多年后,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有何时代意蕴?我们又该如何学习借鉴具有战时意义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势必牵涉到司法观念和社会背景的转变,本文选取董必武的人民司法观为视角进行探讨,其出发点在于董老的人民司法思想与马锡五审判方式、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间所具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董老的人民司法理论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渊源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该理论也被赋予了更具体、更丰富的含义,但其精髓是贯穿始终的,对于指导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马锡五审判方式形成于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对该经验做法的发扬和积累与董老的人民司法理论系统的形成处在同一个时代,后者所蕴含的便民、利民思想在前者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因此,思考董老的人民司法观给我们学习借鉴马锡五审判方式带来的启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一、董必武人民司法观的内涵

1950年,在新中国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董必武发表了《对参加全国司法会议的党员干部的讲话》,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他的“人民司法”思想。他说:“人民司法的基本精神,是要把马、恩、列、斯的观点和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与群众联系,为人民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19534月,在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上,董必武再一次阐述了“人民司法”思想本质:“总结我们三年以来的经验,就是:确认人民司法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武器;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全心全意地运用人民司法这个武器;尽可能采取最便利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所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此后,董必武又多次在他的报告和讲话中,进一步论述了人民司法思想。有学者将散见于董老文章、报告和讲话中的人民司法思想概括为以人民司法专政观为核心的七个方面内容。从这些论述来看,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的基本方针是群众路线,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其目标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渊源之一,董必武人民司法理论中的许多观点直到今天依然为我国司法制度所沿用。在笔者看来,董老的人民司法观之所以历久弥新,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精髓之群众观点的科学性。

其一,董老强调司法工作要为人民服务。在1953年的《论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报告中,董必武指出:“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尽可能采取最便利于人民的方法,人民觉得怎样便利,我们就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关于审判手续问题,审判机关还是应该从便利于人民着想,尽量使手续简化。”同时,董老还对陪审制、巡回审判制以及在法院设问事处、接待室等制度进行了研究,希望司法工作者能不断发掘有利于人民的审判制度。

其二,董老认为实践应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检验标准。他说:“实践以什么为标准?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也就是一切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只有从广大人民的利益着想,解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问题,个人利益也就在其中了。”

如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仅是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三个至上”指导原则的最终归宿。

其三,董老认为司法工作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1957年,他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报告中对政法工作者说:“你们要把这一工作做好,必须充分依靠群众,……多多征求和倾听群众的意见,以及有关部门的意见。”报告并在多处强调了群众的地位,他指出,“我们政法机关的工作,没有一桩事不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我们不能不采取这种高度严肃负责的态度。”“政法工作如果不发动群众来参加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单单依靠我们政法机关的干部,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要虚心的向群众学习”。

显然,董老极其重视群众的利益、智慧和力量,当今法院系统大力倡导的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理念与董老群众观点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司法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从本质上未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在民事司法领域,司法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也一度因审判方式的改革而削弱。在“为人民司法”理念回归至法院工作主题的今天,曾经实践这一理念的典型经验如马锡五审判方式也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便不足为奇了。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的起伏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是董必武人民司法观的典型体现。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抗日民主政权时期由马锡五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的运用于审判工作中形成的办案方法。关于其内涵的表述,张普藩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法制史》中将其概括为三个特征:“1、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2、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依法合理判决案件;3、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具体来说,马锡五审判方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1)、追求实质真实,彻查案件真相。表现为求真、求实为价值追求,深入群众,进行客观、全面、细致地调查研究。对此,马锡五在讲话中深有体会的说:“要把案情的始末与因果,得到透彻的了解,……必须要多方调查,周密思考、研究、判断”。正是这种调查研究的作风对于克服当时立法粗疏等困难,稳固根据地秩序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巡回审理,就地办案,手续简便。便利当事人开展诉讼是当时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明确规定的一个原则。为此,马锡五常携卷下乡,亲赴案发地;审理案件不拘形式,无论早晚,无论田间地头,只要有利于案件的处理和纠纷的解决便可就地审判;群众也可以随时用口头或书面提起诉讼。这些方法深受人民群众欢迎。时至今日,马锡五审判方式仍被视为巡回审判方式的典型代表。

3)、注重调解,审判与调解灵活运用。谢觉哉同志曾指出,“审判与调解相结合,即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马锡五注重调解的工作经验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立法和实践。从战时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的时期内,民事审判是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突出代表的“调解为主”的时代。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将“着重调解”的原则纳入立法,更是使得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高达70%以上。

此外,马锡五很重视让群众参与断案,既发动群众作说服解释工作,又参酌群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进行判决,开创了司法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民主化路线,这种做法形成了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雏形。

可见,马锡五审判方式中有一条主线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的“密切联系群众”。马锡五本人虽非学习法律出身,但他所实践的一些与现代诉讼模式有所差异的做法却得到了当时各界的一致拥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把“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根本宗旨应用于审判,以灵活多样的司法形式做到了“为人民服务”。这些具体的实践正好与董老的人民司法观理论精髓遥相呼应。马锡五审判方式中所蕴含的群众观点在董老的讲话和报告中,这一审判方式的精髓得到了司法上的提炼和升华。因此,马锡五审判方式为董必武人民司法观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是董老人民司法观精髓的具体实践和见证。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改革中的演变。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产生虽然与当时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审判员素质低、战时等因素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但作为密切联系群众的典型经验,却在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构造,其中的许多具体原则和做法并被直接运用于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其深远的影响一直到改革开放方才发生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法院受理的案件数激增,且“纠问式”审判方式带来的法官先人为主、庭审走过场甚至法官替代当事人“打官司”的弊端日益暴露,以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的司法改革也提上日程并逐步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所带来的三个强化,即“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合议庭职责”改变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形成的超职权主义模式司法传统,法官调查研究的职权弱化,司法的被动性和中立性成为一致认可的原则。同时,程序公正被高度重视,公正和效率成为法院工作主题。与职权主义弱化相应的是,庭审功能的发挥成为关注焦点,巡回办案、深入实地调解的做法甚至司法的亲和力都有所淡化。1991年新的民事诉讼法修订颁布,在立法上也不再强调“着重调解”,而是进入了“调判并重”时代。经过几轮司法改革的洗礼后,在我国大多数法院,马锡五审判方式已被注重程序正义的新审判方式所取代,并一度给人们带来淡出司法舞台的错觉。有学者撰文指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的民事诉讼模式正朝着与马锡五审判方式完全相反的方向继续改革。也就是说马锡五审判方式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司法实践中的价值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时代需求分析

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民事审判的实践和立法中历经起伏,如今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自然免不了一番争议。对于早已熟悉并广泛应用“辩论式”审判方式的法官们来说,学习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优良传统反而成为了一项与时俱进的任务。在现代化法治进程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既体现出“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的回归、基本国情没有本质改变的现状以及发扬优良司法传统的需求凸显,也彰显出鲜明的时代意蕴。

1、理念转变的需求——从人民司法到司法为民

笔者在上文分析了董必武对人民司法观精髓的阐发,但必须理性的看到,他的人民司法观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人民司法专政思想构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司法作为巩固政权的政治意义浓厚,司法依靠群众、司法为了群众主要表现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对封建及旧社会残余势力的专政式法制,司法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处处折射出新政权与旧社会的绝对对立。因此,董老的人民司法思想也深深地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烙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司法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和法官的要求和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这些都促使人民法院必须以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审判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为民理念作为法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方针被适时提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也与时俱进的演变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继而由“公正与效率”转换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这些指导思想和方针与董老“人民司法工作必须站稳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主张是一致的,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战线的具体表现,体现出一脉相承的内在的历史继承关系。

当然,司法为民思想在继承董老人民司法思想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司法为民要求把握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感知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和期待;要求坚持以人民为本、关注民生,把司法为民落实到法院各项工作中,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求从贴近民心、文明执法、廉洁司法等方面努力改进司法作风。从实践层面来看,送法下乡、巡回审判、上门立案、深入走访群众等都是司法为民的具体要求。这其中的许多优良传统正是由马锡五审判方式所开创的,因此,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正当时。

2、多元化审判模式的需求——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并存

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城市与乡村无论是在经济水平、文化水平还在法律意识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我国目前的社会格局实际上是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交错并存着。而且从广泛的基层来着,我国社会的乡土特征仍极其明显,这就决定了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不能不加区分的搞“一刀切”,这一点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群众的诉讼能力不强、法制意识淡薄的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农村地区具有普遍性。与城市相比,大部分农村和边远地区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封闭性、落后性。对于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法制观念淡薄和文化素养不高、诉讼能力不强的群众来说,机械的要求他们承受专业化、技术化、复杂化特征明显的现代诉讼方式所带来的种种不便,只会使群众更加疏远司法,而这正是违背司法便利性原则的。

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的过程,乡村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改变。其一,乡村社会的程序受到了现代化进程的冲击,社会纠纷远比传统社会复杂。人们的利益需求、价值观念发生重要变化,国家权力与民间力量、法律政策与习俗之间亦存在着无数可能的冲突,引起纠纷类型的多样化。其二,自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行政治理能力和传统权威弱化,难以有效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积极主动介入乡村内部的纠纷调解。第三,农村获得经济自主、进城劳动等现代性权利的同时,村民对村庄共同体的依赖和认同下降,乡村开始慢慢地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过渡。基于这些变化,群众对法律的需求增大,但获取法律资源的能力和渠道尚不乐观,此种条件下借鉴马锡五审判方式在乡村发展诉讼外调解机制以及加大法律宣传力度便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在广大的基层法院尤其是人民法庭,由于受理的民事案件类型中,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纠纷和诉讼标的额不大的纠纷占了大部分。因此,承办这类案件的法官实际都会或多或少采用马锡五同志办案的办法,如简易程序的运用或者用情理和地主性知识进行说明解释等。作为司法的优良传统,马锡五的办案方法在乡土基层仍是为大众所认可和需求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汲取精华,弃其糟粕加以运用。换言之,具备灵活便利和乡土化特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仍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生命力,尤其值得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在审判实践中予以借鉴并发扬。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当代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虽然马锡五审判方式存在着一些与现代法治原则和精神不相吻合之处,但由它开创和形成的许多原则和做法实际上早已纳入我国法律体系。如调解制度、两便原则、巡回审理以及由群众参与断案演变而来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这些制度在继承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和发展,与旧有的做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新的形势下,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既不是否定多年来司法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也不是要重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原有做法,而是要在司法为民的理念指导下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髓进行延伸,学习借鉴它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便民利民的司法宗旨。

1、转变司法作风,充分学习和借鉴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审判工作的方法。为了改变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司法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加紧建立法官走访、联系群众制度,加大了解社情民意,增强为民意识的力度,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转变司法作风,提高法官的群众工作能力。

2、充实“两便”原则,用司法关注民生的理念落实便民利民措施。马锡五在办案中处处为群众着想,因而他的办案风格不拘形式,不受任何框框约束。在现代,这种便民利民的思想则必须用制度具体的措施落实,这既是对法院一方履行义务的约束,也是当事人权益不受损害的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许多由法院承担的涉及当事人权益的义务,如法官释明义务、依申请或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义务为例,对于举证意识和举证能力较弱的当事人,法官要主动提醒或者启发其完成举证,绝不义务,开展司法救助的义务等。以释明能使任何一个当事人因不熟悉诉讼程序而承担不利后果。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又推出了17条新的便民措施,指导着下级法院不断完善司法为民工作机制。

3、以更加完善的制度传承“巡回审理,就地办案”的做法。

现代审判方式所提倡的巡回审理与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巡回审理已经有了很大区别,但却是在对后者的优点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现代法治理念下,审判工作的专门化、职业化特征明显,而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巡回审理缺乏必要的程序和制度化保障,这就决定了不能原样照搬旧有的巡回审理方式,更不能抹杀审判工作自身的中立性和被动性。因此,应该从受案类型、具体运作、与当地基层民调组织的沟通以及法官职责等方面对巡回审判工作进行制度完善,防止出现违背司法规律或者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发生。

4、完善现代调解模式,并使马锡五审判方式与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互配合,满足多元化社会中不同主体处理社会关系的需求。

如果说群众路线是马锡五将党的优良作风创造性地运用于审判工作的基本路径,那么通过调解化解纠纷,稳固社会程序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根本要义。抛开传统调解制度中那些违背现代司法理念的做法,如压迫式的调解、封闭式的调解、法外任意式的调解等,马锡五在调解工作中吸引群众参与司法工作的思想完全有理由启发我们对现代调解模式的拓展和完善。

现代调解模式按照分布领域可以分为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其中诉讼调解就是指法院调解以及在法院授权下进行的调解。非诉讼调解则有仲裁调解、民间调解、社会调解等多种形式,这些不同的类型都吸收了分布在各领域的社会大众或专业人士参与化解纠纷,既有利于发动群众的智慧,也使得法治的本土资源可以被充分利用,解决纠纷的思路更宽更有成效,因此,对于这些非诉讼调解模式在今后的工作中还要进一步完善和坚持。诉讼调解同样可以吸取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委托调解、特邀调解的出现使得原本较为单一的法院调解也变得多样化了。因此,在继承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基础上,现代调解制度更为丰富多彩,也承担了一些崭新的功能,如缓解司法压力、进行法律宣传等。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是乡土特征与现代特征并存的社会格局,有着大量生活在传统社会模式中的乡村,也有着不少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过渡的乡村。这一特点决定了强调以一种审判方式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比如马锡五审判方式在“熟人社会”更能发挥其作用。因此,重提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意义还存在于使多种解决纠纷社会中的方式与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互配合,以东路多元化不同主体处理社会关系的需求。

总之,倡导继续和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一个总的原则便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在准确把握现代法治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吸收司法的一切优良传统,并大胆进行审判方式和审判理念的创新,为解决我国的司法问题提供思路和举措。这也不失为我们重新审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一种视角,但仍有待各界的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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