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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志丹文史》
2012-09-10 10:05  

 

李铁映的少儿时代

 

阮观荣  卜晓业

 

红石窑洞的婴啼声

 

2010225日下午,北京东城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旁一家饭店的客厅里,气氛热烈,亲情洋溢。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在这里热情接待从陕北来的亲人。坐在茶几一端的李铁映虽然74岁,但精神矍铄,笑容满面。他正在同一位头发花白的亲人交谈。这位亲人名叫胡海兰,是铁映同志养父段世章的儿媳妇,也是铁映同志的嫂子,现已75岁。她家住陕西省志丹县(原保安县)城郊麻地坪村。这次她同亲人和村干部到北京办事,同时看望阔别多年的李铁映。铁映同志亲切询问起海兰和乡亲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海兰和村干部告诉铁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麻地坪村,农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村办工业、建筑业迅速发展,乡亲们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铁映听了很高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铁映同志,曾经在2002年和2005年两次回到陕北。在调查研究工作之余,铁映同志参观他60多年前的出生地,访问过养育他的麻地坪村和养育他的段世章家,同嫂子胡海兰等乡亲亲切交谈。

 

中央领导住进红石窑洞

我们把镜头拉回到75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山丹丹开花红又红,中央领导住进了红石窑洞。”高亢的陕北新民歌,在黄土高原上回荡。

那是1936年的秋天。“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山下一片米粮川。”陕北志丹县(原保安县)的黄土坡上,成片的枣林硕果累累。河岸的田野上谷子黄,高粱红,一派色彩斑斓的丰收景象。

也是这年的7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保迁移到志丹县城(原保安县),并定名“红都”,即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首都。民谣歌颂:“中央定都在志丹城,西北根据地成了革命的大本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中组部、中宣部等中央机关,都住在炮楼山下的红石窑洞里。在红石窑洞的前面有一棵高数丈、枝叶繁茂的国槐。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住红石窑洞的七月,正是这棵槐树小白花盛开的季节,飘散着阵阵清香,好像是迎接新主人的到来。

“保安是穷山窝,窑洞比房屋多。”炮楼山下的红石窑洞是在红色沙石崖壁上凿出的十几间窑洞,一字排开。窑洞带花格的木门窗上,雕有云纹和花鸟,很是讲究。据说,这些窑洞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是当地的富人居住的。战乱中,这些富人都逃走了。19367月,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机关进驻这排窑洞。现在洞内有简陋的桌椅、油灯、炕床等用具。窑洞高朗、宽大,一间约30平方米。窑洞从左到右分别居住的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炊事房、贺子珍、毛泽东、警卫室、机要室、张闻天与刘英、博古以及中组部、中宣部等机关。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炮楼山只有百多米高。现在炮楼的山顶上,还残存着一座高十几米的“炮楼”即烽火台,两侧还有古代的城墙遗址。这座在夕阳照映下的炮楼山,见证了这里的战争风云,突显出它的战略要地。

志丹县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西北部,离延安市不到一百公里。古时为边关屯兵的要地。战国初期属魏国,后属秦国。秦汉时代属高奴县、利平县所管辖。三国、西晋以后,为匈奴之地。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开始设置保安军。金大定十一年(1171年),改设保安县,一直到民国。193411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保安县改赤安县)。19366月,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带领红军东征到山西临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为了纪念这位革命烈士,经党中央批准,将赤安县更名为志丹县。

也是这一年,即19361019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三支主力红军,在保安县城召开了隆重的胜利会师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新的伟大战斗征程的开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出席会师大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

 

红石窑洞的婴啼声

也是这一年,即19361023日晚上,炮楼山下的红石崖壁下一字排开的十几孔窑洞里,透出微弱的灯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中央机要室的同志们正在工作。

突然,在右边的一口窑洞里传出了喜讯:金维映要生孩子了!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和夫人金维映的窑洞。这个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的窑洞。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挺起八个月的身孕(怀李敏),向罗迈的窑洞走去,正好碰上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和女红军李坚贞。她们三人高一脚低一脚走进了罗迈的窑洞,忙着给金维映接生。

当时,由于条件差,来不及送医院,也没有医生、护士。好在毛泽东主席的夫人贺子珍生过几个孩子,熟悉临产、接生的一些知识。贺子珍对初次分娩的金维映十分关心。她拉着金维映的手,摸着她的额头,小声地说:“阿金,不要怕,好好生个小红军。”金维映忍着疼痛,点点头。贺子珍鼓励金维映:“经过枪林弹雨的阿金最勇敢。”金维映说:“是呀,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邓颖超、李坚贞也鼓励金维映,不要害怕。

不一会,窑洞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一个新的生命降生了。

金维映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邓颖超说,真的生了一个小红军。金维映和邓颖超、李坚贞十分高兴。金维映抱着婴儿亲了又亲,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这个男婴,就是五十多年以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铁映。

第二天,金维映的丈夫罗迈(李维汉原名)回到窑洞,看到躺在床上的妻子和婴儿,十分高兴。他抱起新生的婴儿,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夫妻二人商量,给儿子取名:罗小金。

“罗小金”,把丈夫罗迈和妻子金维映二人的姓名和情感,都锁定在孩子身上了。

金维映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喜讯传到了红石窑洞的邻居那里,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为罗迈夫妇高兴。这个喜讯传到经过长征的女红军那里,她们更是激动不已。她们抱起用毛巾包裹的婴儿时,眼泪滴在小金的脸颊上。她们回忆起女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艰险。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血雨腥风,加上没有卫生用品,活下来的女红军,不少没有了月经,没有了生育。自金维映怀孕以后,女红军怀着欣喜的心情,伏在她的腹部听胎动。现在抱着金维映生下的孩子,心情十分激动:这不光是金维映的孩子,更是我们的孩子呀!这是革命的后来人呀!

 

罗小金父母的传奇经历

说起罗小金的父亲罗迈和母亲金维映,他们都有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

罗小金的父亲罗迈,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18966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高桥乡,原名李和笙,后来化名罗迈。1918年,他与毛泽东等在长沙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21年他同周恩来等在法国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1922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党中央1927年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罗迈是当时中央五位常委之一。1931年他到苏联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在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江西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193410月,罗迈同妻子金维映随中央机关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10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7月,随党中共机关进驻保安,继续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解放以后,罗迈改名李维汉,担任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的迫害。1977年恢复工作以后,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48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罗小金母亲金维映的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定海两女将”,“江西苏区两名女县委书记”。这是人们对她的赞誉。1904年秋天,金维映出生在浙江省岱山县高亭镇一户小盐商家里。1922年师范毕业,任幼稚园教师。1925年(21岁)参加“五卅”运动和妇女联合会工作。被称为“五卅”风暴中的“海燕”。1926年(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县委宣传部部长,领导盐民罢工,成立盐民协会,是盐民眼中的“女侠”。被地委领导称为“定海两女将”(另一名叫王士宏)。1927年、1930年两次被捕,后被营救出狱。1931年(27岁)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31年秋天,同邓小平从上海经香港赴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途中,结为夫妻,1933年夏离散。金维映1931年秋到江西以后,任中共于都县委书记,是中央苏区两名女县委书记之一(另一位是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193310月(29岁),任瑞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同年11月,调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1933年冬,同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罗迈结婚。193410月红军开始长征。金维映同29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纵队地方工作部。193510月随中央机关到达陕北,19367月进驻志丹县(原保安县)。19361023日,在志丹县炮楼山下的红石窑洞里生下罗小金。1937年初,金维映、罗迈随同中央机关从红石窑洞迁往延安杨家岭。19385月,金维映同贺子珍、刘群先等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养病。在政治班任学习委员,俄文名妮达。194012月病情加重。1941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军队进攻苏联,金维映不幸在战争中牺牲,时年37岁。

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回忆:金维映生下罗小金的第三天,国民党的飞机在志丹县城上空盘旋,向中央领导居住的窑洞和城区扔炸弹。刘英看见罗迈同志抱着出生只有几天的罗小金钻进防空洞。罗迈紧紧抱着孩子,担心孩子的安全,口里说:“真是没有法子”。金维映更是疼爱孩子,但她身体弱,生活差,还要外出工作,抚养孩子十分困难。

 

招娃在段家

 

罗小金出生的第三天,志丹县城遭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罗迈抱着罗小金躲进防空洞。

这是处于革命战争的年代,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的年代。当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刚站稳脚根,东征、西征的战事没有停息过,生活很不安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机关,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转移频繁。加上保安是一个人口稀少、土地脊薄的穷地方。保安县城当时只有一百多户人家。军队和机关的物质供应都很困难。主食是“小米干饭熬酸菜,玉米棒子煮洋芋。”革命干部和军人的口头语常常是:“红豆角熬南瓜,革命成功再回家。”在这种动荡的战争年代和物质匮乏的陕北,不少革命干部不得不把出生不久的婴儿托付给当地农户养育。

罗小金也不例外。他出生第七天,父母亲含泪把婴儿托给农民段世章家养育,陪伴罗小金到段家的是一口枣红色的木箱。

 

段家迎来了“招娃”

193610月下旬,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离保安县城南三华里的麻地坪村的农民,像平日一样在收割谷子、棒子和荞麦。只是段世章和他的媳妇蒋成莲没有下地,他们在村头等待着什么。

晌午时分,一个农村医生模样的中年男子,带着两名穿灰色军装的战士,从罗迈的窑洞中出来。一个战士抱着用毛巾包裹的婴儿,这就是出生七天的罗小金。另一个战士手里提着一口枣红色的木箱。他们同含着泪水的罗迈、金维映夫妇告别以后,就沿着一条大路向城郊行进。他们走过一块一块蔬菜地,穿过一片一片柳树林,跨过清凌河上的石礅桥,来到了麻地坪村。这是一个背靠山坡面向河滩的山村。前面是一条从保安城里流过来的小清河(周河),河两岸都是秋熟的庄稼地。“清清的流水,蓝蓝的天。地上一片米粮川。”男女老少正在地里收秋。

这三个人走到村头时,等候在那里的段世章夫妇,一眼就认出是李海清医生和两个战士,心里就明白了。因为段家的媳妇蒋成莲半月前生了一个女婴,由于发“脐风”,不到10天就夭折了。段家没有第二个孩子,总希望抱养一个孩子。正好李海清医生串乡行医到段家,段世章请陈医生帮忙找一个孩子,继承段家的香火。陈医生是一个热心人,交往的人也多,当打听到红石窑洞有一个男婴要托人抚养的信儿时,陈医生登门向罗迈、金维映介绍了段家的情况:一是政治上可靠,段世章是共产党员;二是家境不好也不坏,有能力领养孩子;三是刚生下女婴,不几天就夭折了,有奶喂孩子;四是段家抱养孩子心切。罗迈、金维映夫妇认为段家条件很好,就欣然同意了。金维映怀着深深的母爱,为即将送走的婴儿准备衣物,她腾出他们装衣物的枣红色木箱,装进小宝宝要用的衣裤、鞋帽、尿布等用具,足足装了一满箱。第二天就委托两个战士随陈医生送走了刚满七天的小宝宝,这也是母子最后一别。

段世章夫妇把客人引到家。这是靠小山坡的一个土窑洞,里面宽绰,收拾得很干净。段世章抱起毛巾裹着的婴儿,横看竖看,两人高兴得合不上嘴。蒋成莲,把哭着要吃奶的小金抱在怀里,当奶头喂进小嘴时,小金不哭了。段世章趁着这股高兴劲,当着客人的面,给小金取名“招娃。”按当地农村的习俗,抱养的孩子一般叫“招娃”,意思是由我段家招进来的娃子,是为段家立门户的。

段家用丰盛的农家饭菜招待三位客人,声声感谢陈医生和两名战士,并托他们向小金的父母致谢。

送走三位客人以后,段世章打开木箱,只见满是孩子用的衣物,心里十分高兴,感谢小金父母亲的深情和细心。

当天晚上,忙完收秋的邻居们,纷纷到段家来看“招娃”,并向段家祝福,希望“招娃”健康成长。

“招娃”在段家夫妇的精心哺育下成长。一个月以后,由于“招娃”的食量增大,养母的奶汁不够,“招娃”常常哭着闹饥荒,段世章夫妇也舍得花钱,掏出积蓄买了一只奶山羊,用挤出的羊奶喂“招娃”,补充人奶的不足。

虽然是战争年月,段家还是尽心尽力来抚养“招娃”。天气炎热的夏天,担心窑洞里闷热,就抱着孩子在树阴下透气纳凉。天寒地冻了,段家夫妇不敢在家里用木炭烤火,怕烟气熏孩子,就把土炕烧得暖和一些,把孩子放在最温暖的地方。家里有点好吃的饭菜,也先让孩子吃喝。小招娃在段家一天天长大,他学会了爬行,学会了走路,学会了说话。

 

招娃掉在热锅里,烫伤了屁股

生活在农村的“招娃”,同陕北贫苦农民的孩子一样。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小金身体瘦弱,不停地流鼻涕,上嘴唇常常挂着两条“碧龙”。袖头就成为“招娃”擦鼻涕的最便利的工具。不到两个月,一件新棉衣的袖头被擦得锃亮。孩子们戏弄“招娃”说,光亮的袖头可以擦磨剃头刀了,“招娃”同孩子们都笑了。

招娃在段家还有一个被烫伤屁股的故事。农村的孩子,没有玩具,也没有游戏场所,只得在炕上炕下爬,在场院玩泥巴。一岁多的招娃,有一天从地上爬到炕上,从炕上爬到地下,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在炕头的热锅里了,招娃疼得尖声乱叫。养父慌忙赶进屋子,抱起招娃一看,屁股上烫起了几个潦泡,整个屁股都红肿了。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农民看不起医生。养父母脱掉招娃的开裆裤,用洗净的白布沾上盐水,敷在烫伤的屁股上,防止化脓感染。招娃忍着疼痛,走路一拐一拐的,再也不敢在炕上乱爬乱跳了。农村孩子的抵抗力强,招娃的屁股没有化脓溃烂。两个月后,就慢慢好了。幸好没有伤筋动骨,没有留下残疾。

 

两岁半的罗小金,被接回延安

19371月,也就是把罗小金送到段家后3个月,父亲罗迈和母亲金维映随中央机关由志丹县城迁到延安城,住在杨家岭中组部的窑洞里。

金维映由于战争环境艰苦,工作繁重,长征到陕北以后,身体变得瘦弱多病。在罗小金一岁半的时候,即1938年秋天,经组织上批准,金维映离开延安,同贺子珍、刘群先等经迪化(乌鲁木齐)到苏联养病、学习。

罗小金的父亲罗迈(李维汉),1937年从中央党校调抗大任党委书记、副校长,后来还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等职务。

罗小金两岁半的时候,即1939年春天,罗迈接到金维映从迪化(乌鲁木齐)几经周转才到延安的家信。金维映在信中,要求罗迈把小金从段家接回来,并告诉了具体地址。

李维汉也想念儿子,于是派手下的工作人员到麻地坪村,同段家联系接罗小金回延安的事。段家开始不愿意,对工作人员说:“招娃在我这里,一泡屎,一泡尿,拉扯到两岁多了,我们舍不得他走。另外,我们没有别的孩子,只有这一个招娃,要为段家撑门户的”。工作人员只好回延安把情况转告罗迈。罗迈听了,认为段家讲得有道理。罗迈还是放不下小金,只好让工作人员买了两只羊,送到段家,再一次做工作。并且说明,“招娃”被接回延安,段家还可来延安看孩子,两家当亲戚走。深明大义的段家,忍痛割爱,同意“招娃”被接回延安。

骑着两头大马的工作人员,把“招娃”抱上了马背。养父、养母一直把招娃送到离村很远的河边,才流着眼泪挥手告别。招娃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段家。180多华里的路程,走了两天,才回到延安城中央机关住地——杨家岭。

后来听说,当时中央机关先后有七个婴儿被送到附近的农民抚养,但由于战乱,饥饿,疾病,只有罗小金幸运的活下来了。

罗小金住在父亲罗迈的土坯房子里,旁边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家。这个院子里还有工作人员、秘书的住房、厨房,还有菜地。在杨家岭,人们不知道“招娃”,还是叫他罗小金或小金,由于金维映在苏联,罗迈工作忙。两岁半的罗小金,由曹和靖阿姨照看。不久,罗小金被送到中央托儿所(后改为洛杉矶托儿所)学习、生活。

 

不忘段家的哺育之恩

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罗迈去信邀请罗小金的养父段世章、养母蒋成莲到延安来看望小金。养父、养母很高兴。第二天就带着土特产上了路。养母蒋成莲是小脚,走路不方便,只好骑上毛驴,由养父段世章赶着毛驴,走了三天,才到延安杨家岭罗迈家里。罗迈热情招待客人,并把小金从托儿所接回来。小金见了养父、养母很高兴,偎依在他们的怀里问这问那。养父、养母对小金也很亲热,打量他的身高,摸摸他的脑袋,说小金长高了,身体变好了。活泼的小金高兴地在养父养母面前抛弹子球玩。弹子球跳在他们的身上,滚在地上。罗迈热情地招待他们吃饭,询问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还带他们在杨家岭散步,正好看到了走出窑洞的毛泽东主席。他们很高兴,连声说,运气真好!段世章、蒋成莲看到罗迈工作很忙,第三天就回麻地坪村去了。

罗迈在延安这段时间,虽然工作调动频繁,常在陕北、渭南等地奔忙,但同段家还是有联系,常常写信问候。解放以后,罗迈随党中央机关进了北京。20世纪六十年代初,麻地坪村来了一个串乡作生意的人,初识文墨。当他到段家听说罗迈在志丹县工作过,罗迈的儿子罗小金在段家生活了两年多,还听说罗迈就是现在的李维汉时,他拍着大腿说:“李维汉现在北京,也是当大官呀!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他是中央统战部部长”。他建议帮段世章给李维汉写信,段世章很高兴地同意了。信寄到北京中央统战部不久,段家接到李维汉部长的亲笔回信。信中对段世章夫妇表示问候,对养育罗小金的事表示感谢。信中还说,李铁映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待以后有机会来志丹看望二位亲人。当时,中国农村、城市处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特别是粮食紧缺,不少人饿肚子。李维汉把家里人省下的粮票,多次寄到段家,帮助段世章一家人度过饥荒。段世章也多次回信,感激李维汉的帮助。

李铁映对段家的养育之恩铭记在心。不管是远走国外,还是两鬓白发,都没齿难忘。1961年身在国外的李铁映,给麻地坪段家来信,深情问候二位老人的健康,感谢他们的哺育之恩。信中还介绍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活。随信寄来一张李铁映毕业回国途经莫斯科的照片。身穿短袖白T恤衫的李铁映,显得青春焕发,踌躇满志。背景是尖顶式的莫斯科大学主楼。段世章看到李铁映留学的照片,喃喃地说着:“招娃,招娃……”蒋成莲拿着照片,先是流着眼泪看,接着带着笑脸看,庆幸“招娃”的今天。胡海兰把这张珍藏了半个世纪、已经发黄的照片,在2010225日带到了北京。李铁映看着这张50年前的照片,感慨颇深。胡海兰带到北京的还有一张段世章的照片。扎着白头巾、挂着白胡须、穿着黑裤褂的段世章,坐着一个木凳,两手放在膝盖上。背景是麻地坪的黄土坡。这是1970年的照片。段世章已60多岁,但人很结实、硬朗。段世章和蒋成莲二位老人,在1980年左右先后去世。李铁映凝视这张照片上的养父,深深怀念已故的二位亲人。

20029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到陕北考察工作。他第一次回到阔别60多年的故土——志丹县麻地坪村,看望这里的乡亲和段家的亲人。

他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热爱的感情。在麻地坪的山坡上,他看到60多年前他同养父母住过的土窑洞已成遗址。他同大嫂胡海兰一家老小在新盖的砖瓦房团聚。当他怀念已故的养父、养母的恩情时,不禁潸然泪下,长时间沉默无语。当他看到段家亲人们收入增加,生活幸福的光景,感到无比高兴。他在村里访问乡亲,同老红军座谈,重温艰苦战斗的烽火岁月,畅谈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展望充满希望的未来。

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铁映,第二次踏上志丹县这片红色土地,是20059月。这是一个丰收的金秋,志丹县的工业、农业和社会事业又有新的发展,生活水平又有新的提高。他又一次走进麻地坪村的段家院门,同胡海兰嫂子拉家常,谈变化,怀念二位已故的长辈。李铁映还走进麻地坪村的乡亲家里,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产、工作与生活。李铁映到刘志丹烈士陵园敬献了花圈。深深怀念和敬重这些为民族的独立、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而抛头颅、洒鲜血的革命烈士;深深感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而作出贡献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各方的志士仁人。

 

罗小金·托儿所的娃娃头

 

在延安城西北几华里的兰家坪,桃花红,李花白,把这里的山崖、河岸,打扮得春意盎然。中央托儿所(又称延安儿童保育院)于1939年春天在兰家坪的一个山坡上开园了。

托儿所第一任所长丑子冈,带领工作人员在修整一新的窑洞前迎接第一批入园的七个孩子。

这七个孩子中,有罗迈的儿子罗小金,只有两岁零七个月。有比小金出生晚两个月的毛泽东、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有谢觉哉的孩子谢丁丁,王首道的女儿王苏云,贾托夫的孩子贾丽丽,陈正仁的孩子小胖,还有创办中央托儿所的倡导人傅连璋的女儿傅维芳。

 

毛泽东关心创办托儿所的事

说起傅连璋倡导办托儿所的事,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毛泽东。

193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在枣园的窑洞前呼吸早春的新鲜空气,舒展腰身,举起双臂,做自己编排的健身操。

“主席,这么早就起来了!”因为毛主席常常是通夜工作,上午睡觉的。

毛泽东回过头,发现是卫生部长傅连璋,他也是一脸困倦的模样。毛泽东问:“你也没睡好觉?”傅连璋说:“前天向您汇报托儿所的事,同有关部门商量,有一些眉目了。”

毛泽东关心地问:“怎么个办法?”

傅连璋说:“把文联用的一排窑洞进行修整。选了一位所长,叫丑子冈。她是一个参加革命十几年的女同志。丈夫牺牲以后,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延安,在中央疗养所和中央医院当过护士,现在是合作社主任。她工作认真,能吃苦耐劳,对孩子有爱心。我们还准备派几个年轻同志协助她干保育工作。”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这是件大好事,尽快办。我的小娇娇(李敏)第一个报名进托儿所。”

毛泽东提起娇娇,就想到他和贺子珍在江西苏区生下的毛毛。因为行军打仗,只能把孩子送给农民抚养。毛毛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知。他感受到办托儿所是解决前方后方抗日将士后顾之忧的一项重要工作。

毛泽东对傅连璋说:“照你说的去办吧。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也是革命的希望,一定要把他们养育好。”

后来,毛泽东、朱德多次到托儿所探望,为托儿所题字,还捐款100银元。

 

边区的孩子乐园

经过托儿所所长丑子冈等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各方的支持,到1942年初,中央托儿所扩大了很多。窑洞由六、七间增加到二十多间,工作人员由八、九个增到二十多个,入托孩子由7个人增加到几十人。

由于罗小金的父亲工作忙,母亲到苏联去了。组织上安排由曹和靖小阿姨照顾他的生活。曹和靖是延北一位参加革命工作的少女,当时只有十六岁,工作认真细致,性子温和。罗小金住在托儿所,很少回家。从小过着独立自主的集体生活。

三岁的罗小金同别的儿童一样,穿着宽大的齐膝盖的深灰色棉袄,捂着脚跟的棉裤,戴着有耳捂的棉帽,俨然像一个未拿枪的小八路。

李大立是1940年进入托儿所的,是罗小金的同学。李大立的母亲隋灵璧,是中央托儿所的保教科长,负责编写教材,管理生活。我们访问李大立时,她拿出她母亲19916月病逝前写的《延安儿童保育院回忆》打印稿。在这份没有写完的回忆中,对“孩子们生活”作了如下叙述:

“由于党中央毛主席对这些革命后代的关心爱护,全体工作同志对孩子的衣食住各方面是极为认真的。她们有一个共同思想,为了前后方的同志安心工作、作战,自己把孩子保育好、教养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党交给的重要任务,所以都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地工作着。”

“孩子们日夜由阿姨照管,早晚穿脱衣服,春秋两季,穿着阿姨和教师们织的白色毛裤毛袜,冬季穿戴军工厂制作的新棉衣裤和鞋帽。晚上由值班阿姨整理被褥。她们都熟悉那个孩子夜里撒尿,小的孩子便轻轻地抱起来把尿,大的唤醒起来自己撒,其他的孩子使他们整夜熟睡。”

“阿姨夜里值班分上下两班,每班由老少二人共值,以老带新。因为没有计时的钟表,就以香作为交接班的标志。一根香烧尽,即是交接班时间。”

“孩子们起床后,由阿姨代为洗脸,以免耳后颈脖子上孩子自己洗不干净。大孩子由阿姨指导自己洗,自己刷牙。牙刷是由保育院的木工制作的。”

“伙食标准,由中央规定,孩子们吃细粮,和中央首长等同。南泥湾开荒种水稻后,孩子们吃上大米。自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后,鸡肉、蛋及蔬菜,供应丰富。保育院有自己种的菜园,各种蔬菜如西红柿等俱全。院里喂了五十只羊,好多头猪,并在外地设有收购站,收购鸡和鸡蛋。”

“吃饭前排队洗手,各有自己的毛巾。‘吃饭前洗洗手,吃饭后漱漱口’,已成为孩子们吃东西的习惯。饮食用具,饭后都煮沸消毒。”

“孩子们的房子,是一长排石窑洞,寝室,教室,饭堂连接在一起。窗子大,宽敞明亮。冬天地下烧火炉地坑,窑洞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寒冬地带,却暖煦煦地。

“孩子每日午睡,夏天午睡后洗澡,然后吃点心或水果,点心是炊事阿姨制作的。冬天每周洗澡一次,换洗衣服。”

“在医疗方面,院内有内外科两位医生,每月到班上查看。由于医护周到,孩子很少生病。记得那时曾传染过两次大病,一次是新入院的孩子,入院前患百日咳,未痊愈即送进来,使大班孩子普遍被传染。因为及时在后山特设了隔离室,因此小班及乳儿班的孩子未被传染。”

李大立回忆说:“铁映在保育院(托儿所),身体不好,他得了百日咳,传染给我们。后来,保育院采取了隔离措施。犯病的孩子要隔离一个月,病好以后,才能入班。罗小金和我都是这样恢复健康的。”

在保育院,是保教合一,为抗战和建国培养人才,不单纯是慈善单位。教孩子们做游戏,讲故事,演文艺节目,练习跑路、爬山,锻炼身体,都是为了抗战、建国这个目的。

 

托儿所的娃娃头

罗小金是一个自主性很强的娃娃头。有事自己拿主意,组织能力强。

铁映在托儿所的同学秦刚回忆说:“我们这些孩子在托儿所过集体生活,有吃、有穿、有玩,没有什么家庭观念,对父母亲的观念很淡薄。有的家长来托儿所看孩子,孩子不认父母,回头就跑。铁映,很少回家,过集体生活,自主性更强。”

秦刚说:“铁映(小金)在托儿所,常常穿空心棉袄、棉裤,不怕冷。他常常流鼻涕,鼻涕挂在嘴上,同学们取笑他,他就用袖头擦。特别是冬天,鼻子周围擦得红红的,碰一下就疼。但他是孩子王,有主意,也顽皮,他常常同我打架。但他有同情心,同欺侮小同学的孩子斗。他很少回家,能吃苦耐劳,带着同学们在栅栏外山沟里到处跑,滚得满身都是土。当时,粮食定量,孩子们好动,感到吃不饱,小金和我们就抢吃锅粑,当作美食。”

罗小金做游戏也是领头的。托儿所的旁边有一个土山坡,小金领着几个孩子翻出栅栏,从土坡上滑下去,爬上来,再滑下去,他们说这是土滑梯,玩得很高兴,弄得满身都是土。小金在土坡上下滑时,十分得意,两只小胳膊举得高高的,不断地是晃动。嘴里还“嘿哟,嘿哟……”地喊着什么。孩子们也随他一齐折腾。照管小金的曹和靖看到这种危险的场面,怕摔坏了孩子,就反映给所长丑子冈。丑子冈跑出窑洞,看到小金正领着孩子们滑土坡,后面一串孩子,个个小脸通红,玩得正高兴。

“小金,回来!”丑子冈喊道。

“不,我们还要玩呢!”小金还在滑行。

“回来,都给我回来!”丑子冈表情很严肃。

小金无可奈何地冲着小朋友说:“走,我们回去吧!”

孩子们来到丑子冈面前,头上渗满了汗珠,衣服上沾满黄土。小金身上最脏,不光有黄土,还沾了泥,他袖头上的鼻涕与黄土沾在一起成了黄泥浆。鼻涕与黄土还把小金的脸涂得像个偷吃的小花猫。

丑子冈看到这副模样,又气又疼。她一边给孩子们拍打身上的黄土,一边给孩子们讲道理:“土坡又高又陡,不小心摔下来,要摔坏胳膊,碰破头的。再说,土很脏,沾到手上,吃到肚子里,还会生病、长蛔虫。打针、吃药,你们愿意吗?”小孩们摇摇头,表示不愿意吃药、打针,只有小金冲着老师作怪相。别的老师领走了其他孩子,只留下小金。

“小金,你是最大的孩子,今天这件事你做得对吗?”丑子冈问。

小金没有回答,内心感到惭愧。

丑子冈继续说:“你要听老师的话,帮助老师照顾好弟弟妹妹,怎么能领着他们滑土坡,这多危险!你父亲把你交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带好你,万一出了事,老师怎么向你父亲交待?你母亲出国了,老师要加倍爱护你,你懂吗?”

丑子冈的话,打动了小金。小金点头说:“丑妈妈,我再不做这种事了。”丑子冈把小金搂在怀里,深情地说:“好孩子,乖孩子,妈妈晚上给你枣子吃。”

 

没有母亲的母爱

在战争环境里,金维映生下小金7天,不得不把小金送到农民段世章家哺养。后来金维映到苏联学习、养病、牺牲,母子一直未见面。但失去母亲的罗小金,在托儿所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母爱。

小金从小身体瘦弱,常患感冒。有一次,小金躺在窑洞的土炕上,烧到41度。当时照看小金是托儿所年轻的保育员王茜平。

笔者200812月在北京万寿路访问了84岁的老人王茜平。她介绍了背小金上中央医院看病的情况。

小金,晚上高烧到41度。当时,物资匮乏,托儿所没有药品。看到小金的脸通红,手也发烫,王茜平急得直哭,只好把小金抱在怀里,用湿毛巾搭在小金的身子和额头上降温。体温降不下来,王茜平只好把小金发烧的身子贴在自己的身上来降温。不一会,小金感觉好些了。他睁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姐姐,你身上好凉快。”王茜平说:“凉快就好,等天亮了我背你上中央医院找傅院长看病。”小金嚅动发干的嘴说:“我渴,想喝水。”王茜平端来一杯凉开水,慢慢喂小金,小金也感到好受一些。这一夜,王茜平照顾小金,几乎没合眼。天刚亮,王茜平背着小金去医院。王茜平当时只17岁,孩子们都叫她姐姐。她个子小,人又瘦,背起五六岁的小金,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爬在王茜平背上的小金说:“姐姐,你背得这么吃力,还是我下来走吧。”王茜平说:“只要你的病早点好,姐姐累点也不怕。”小金用手抹去王茜平头上的汗珠。小金说:“你背我受累了,我长大以后,用汽车来接你,想去哪都行。”王茜平十分感动,吃力地把小金背到了中央医院。经过打针、吃药,小金的烧退了,几天以后病就好了。

后来,已成为大使夫人、使馆办公室主任的王茜平,一提起这件事,记忆犹新。

王茜平还讲了小金要肉吃的故事。那时,延安的物资紧缺,中央机关每人每月才吃一顿肉,托儿所的孩子每天有一顿肉,但很少,孩子们想多吃一点肉。有一次,我正在吃饭,小金又来了,他先是站在门口看我吃饭,但不敢进门,只是说:“好香,姐姐,你们的菜真香!”王茜平知道他又谗了,便把饭里的肉夹给他。他不敢吃,左看右看,看看没有人,才伸过头来咬住了我筷子上的肉,吃完了还吧嗒吧嗒的。小金长得不算好看,但很招人喜欢,是个小淘气泡。

笔者在北京黄寺总政幼儿园里,看到一张放大的照片,上面是一位穿白大褂的阿姨蹲在地上,为小男孩洗澡。小男孩黑黑的皮肤,瘦瘦的身子,大大的眼睛,光着屁股坐在大木盆中打水玩。这个小男孩就是罗小金,帮助洗澡的阿姨就是王茜平。70年前的照片,再现了罗小金在托儿所得到母爱的场景。

 

洛杉矶托儿所和大磅秤的故事

在黄寺总政幼儿园还有两张放大的照片,一张是一台老旧式的外国大磅秤,一张是一位穿白大褂的阿姨在给一个孩子量身高和体重。

我们访问小金托儿所的同学、后来是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参赞的程海,他讲述了这台磅秤和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的来历。

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鉴于沦陷区的38岁孩子被日军抽血输入日本伤兵体内这一残酷现实和儿童遭受的各种苦难,宋庆龄等爱国人士于19389月在武汉发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宋庆龄任会长。全国建立了61个保育院,收容了三万多孩子。延安是其中的一个保育院,即中央托儿所。这些托儿所由国民政府出经费,每月给500个孩子2500元大洋,从1938年到1946年为止。与此同时,宋庆龄、宋美龄姐妹还在美国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难民、伤员、儿童募捐。当时在香港的宋庆龄,将远在大洋彼岸洛杉矶爱国华桥及国际友人捐助的一批药品、食品、玩具及儿童用品,用飞机运到香港,再经重庆、西安碾转运到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宋庆龄在来信中表示:“这些东西是送给孩子们的,饱含了洛杉矶人民的一片深情。”为了报答洛杉矶人民的恩情,中央有关部门决定,将延安的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1942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兰家坪中央托儿所的大门口,新搭了一个高高的门楼,用松枝、野花装饰一新。门楼高悬一块大木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洛杉矶托儿所”的大字。在卫生部长傅连璋的主持下,命名大会开始了。操场上坐满黑压压一大片孩子。他们开始弄不清为什么在参加会议前大家都要戴尖尖的船形帽(二战时美国军人的帽子),穿双排扣的呢子外衣。听了大人的讲话,罗小金、李大立这些大孩子弄明白了改名的道理。小孩子也只是看看热闹,弄不清什么是“洛杉矶”,还是“落山鸡”。

托儿所新来的大磅秤,不光引起孩子们的兴趣,连毛泽东主席都称用过哩!外国友人捐赠的这台大磅秤一到延安,就送给幼儿园。小孩子以为是一个大玩具。罗小金这些大孩子围着大磅秤又嘣又跳,口里叫着:“大磅秤,真新鲜!”过去托儿所量体重,是用大杆称和箩筐。把孩子放进箩筐里称体重,又麻烦,又不准。这下用上了大磅秤,老师们,孩子们别说有多高兴。

一天下午,毛泽东来托儿所看望孩子。当他走到儿童体验室时,发现了那台大磅秤。毛泽东问丑子冈:“这是孙夫人送来的吧?”丑子冈说:“是,解决大问题哪!”随行的傅连璋说:“运这个大磅秤很费劲,还累死了一头骡子呢!”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这么好的东西,我也来称称吧。”他还说:“我们小时候下地劳动,没有进过托儿所,现在来补偿一下进托儿所的乐趣吧!”一米八高的毛泽东站上磅秤,一个秤砣打不住,加了两个秤砣才打住。毛泽东连声说:“我太重了,太高了!”丑子冈见毛泽东高兴,就说:“主席,请你题几个字吧!”工作人员拿来纸和笔,毛泽东提笔写下了“好好的保育儿童”七个大字。事后,罗小金等大孩子看到毛泽东的题字,感到很荣耀。

 

不忘老妈妈们的养育之恩

罗小金,从1939年春天开始,先后在中央托儿所、洛杉矶托儿所生活了4年多。1943年秋,他7岁那年转入“保小”即“延安保育院小学部”上学。

1948年罗小金在华北育才学校时改名李铁映。

不论是延安时期淘气的罗小金,还是以后的李铁映,包括以后当上了省委书记、国务院委员、中央政治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李铁映,总是念念不忘为了革命、为了社会、为了养育自己做出贡献的老妈妈们。

李大立说:“铁映这几十年,有两个未变,一是尊师,二是和好同学。我母亲隋灵璧也是铁映托儿所的老师,1991年病逝后,铁映到家祭奠、慰问。”

19604月在布拉格留学的李铁映给北京万寿寺幼儿园院长丑子冈和陆屏同志来信。信中说:“在那艰苦的抗日年代,爸妈不能时常来看我,更不能给我带来爱护。但我并没有哭泣,反而更加热爱这个可爱的儿童世界。这和阿姨们的苦心抚养是分不开的……阿姨这个可敬可亲的称呼,对我就像爸爸妈妈一样……我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发育,不能没有你们的血汗在内,请你们代我向当时的阿姨们问好,祝她们身体健康。”

李铁映1961年留学回国时,特地去看望当年托儿所所长丑子冈老妈妈。后来听说她老人家病逝,铁映心里非常难过。他说:“丑子冈妈妈崇高的思想和伟大的母爱值得我们敬重、学习。”

李铁映当辽宁省委书记时,准备去看望在延安抚育过他的曹和靖老妈妈。可是曹和靖老人因为在“文革”中受了刺激,已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过世了。李铁映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悲痛。

19891014日下午,在北京中国儿童活动中心会议厅,聚集着十几位当年在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工作过的老妈妈们。她们是丁祝华、韩浩、郭运轩、陈真仁、李新、王茜平、任宝珍、李文芳等。这是当年的罗小金、现在的国务院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邀请来的师长。穿着灰色茄克的李铁映,已五十三岁了,但见到这些老妈妈,异常高兴,激动得像当年顽皮的罗小金一样。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吗?”

“你还记得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吗?”

“记得,记得”铁映连声回答,“那时我是一个淘气泡,领着孩子们翻篱笆,滑土坡,裤子磨破了,膝盖、袖肘露出了棉花。真是让你们操心了。”

“你还记得托儿所所长丑子冈妈妈吗?”一位老妈妈问。“记得!”铁映回答。老妈妈继续说:“当年你们在延安时,她正怀孕。为了使你们能吃好、喝好,穿好,她挺着大肚子,山上山下为你们“化缘”,一星期跑两次杨家岭,去想办法,来回二十多里路。”

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听了很感动地说:“我从小就只吃过7天的母奶。是养父、养母和托儿所的妈妈们用人奶、羊奶、牛奶、米汤把我喂大的。我要感谢你们养育之恩。”

一位老妈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已经老了,但是看到当年亲手培育的孩子,如今已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心里真是高兴啊!希望你们发扬延安精神,把孩子们的教育抓好,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李铁映听到这里,从座位上站起来,向在座的老妈妈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妈妈们又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代表在您们精心培养下已经长大的孩子们和全国一亿三千万学龄儿童,向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老妈妈们拜个万福!并通过你们向全国的保教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花红犹思延河岸

 

延安城西的小砭沟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叫邓家沟。邓家沟的山坡上挂满嫩枣的绿树成荫,在枣林掩映下的70多口窑洞,像梯田一样分四层排列在东山坡上。四周青山环抱,山下延河东流,校园内花草繁茂。这就是1944年初秋“抗小”的校园环境。

 

艰苦、甜蜜的干小、抗小生活

1943年春,6岁半的罗小金,由洛杉矶托儿所转到保小(保育院小学部),不到半年,又转到“干小”(即八路军干部子弟学校),升为二年级。当时,“干小”只有四、五十人。罗小金的同学有秦刚、秦新华、项阿毛、黄义生、李久铭、李慧、李笑武、张明远、封小宝等。1944年春天,“干小”改名为“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简称“抗小”。学生增加到二百多人。学校也由大砭沟搬到小砭沟的邓家沟。罗小金这年秋天,升为小学三年级。一直到194611月撤离延安,小金在干小、抗小生活了近四年。他在这里学知识、炼思想、炼意志、炼身体,健康成长。

干小的环境是美丽的,但干小的生活是艰苦的。李铁映、李大力回忆了当年的小学生活。那时日本侵略军对延安实行封锁、轰炸,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延安实行经济封锁。“干小”的物质匮乏,教学设备简陋。学校没有教室、桌凳。窑洞既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学习的场所。天气好时,罗小金和同学们集中在窑洞前的平地上上课,学习。学生们用石头当座凳,用双腿当桌面,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画画。没有课本,也没有笔记本。罗小金和同学们只好用当地产的粗糙的马兰纸,订本子,做笔记。这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灯,只有清油灯。从窑洞的窗纸上透出暗黄色的灯光,把山坡上的层层窑洞点缀得如同七月的银河。老师们在油灯下给同学们讲革命战争、历史人物、抗战英雄等故事。罗小金和同学们一张张小脸聚精会神,听得有滋有味,要求老师讲了一个再来一个。

干小的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充满了革命情谊和爱心。老师是多重身份,首先是一个革命战士,同时也是传授知识、教书育人的老师,还是孩子们的家长和保育员。老师关爱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学生敢于给老师提意见,老师也乐意听取。

 

罗小金吃肥肉的故事

“干小”生活是艰苦的,但同学们的生活待遇比一般干部高。罗小金“干小”的同学、后来是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的李钊回忆:“干小”是实行养、教结合的供给制。学生全是寄宿在窑洞里。

罗小金和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全都由政府开支,生活和学习全由学校校长、教师、工作人员管理。当时,在延安的机关、学校、部队工作人员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两钱油、三钱盐、一斤半煤。但干小学生的标准高一些,还配备部分细粮,如大米、白面,还有肉食。还多发一套衣服。

铁映同志还回忆在干小吃肥肉翻胃的故事。孩子们虽然有肉吃,但也是隔三差五打一次牙祭,都是以土豆、小米、南瓜、青菜、萝卜等粗粮、素食为主。1944年春,有一次食堂打牙祭,猪肉很肥。罗小金和同学们一样,吃了不少肥肉。不一会翻胃难受,到窑洞旁呕吐了一大滩。从这以后十五年,不敢再吃肥肉,看了肥肉就难受。一直到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铁映同志才重新学吃肥肉。先喝汤,再吃几口面条,然后再吃肥肉。

干小的物质条件差,但教学理念是新鲜的,是切合实际的,旨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方法是“教、学、做”相结合。罗小金和同学们的动手能力都比较强。他们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字、画画。他们把河里各色各样的小鹅卵石磨成圆圆的石珠,当作游戏的工具。罗小金和几个同学还把磨得最漂亮的石珠,送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爷爷,表达他们对边区政府关心“干小”的感激之情。

 

长大了打日本,当英雄

罗小金在干小,也是一个自主性强、有独立活动能力的孩子。小金的母亲金维映,1938年到苏联学习、养病。1941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延安,小金的父亲罗迈(即李维汉)到机场迎接。当谈起金维映的情况时,周恩来告诉罗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进攻苏联,逼近莫斯科。机关、医院、学校向后方疏散。在战火中,金维映不知下落。罗迈听了很难过。小金从小缺乏母爱,加上父亲罗迈工作忙,小金在星期天都很少回家。这样,养成了罗小金独立生活的能力,自主思考的性格。

铁映同志回忆说,我们在延安是小学生,学校的培养,老师的教育,还有延安这个革命大染缸的浸泡,我们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我们当时立志:长大了打日本鬼子,当战斗英雄,为老百姓谋幸福。我们从小学习共产党人不信神,不怕鬼的精神。连山野里豺狼的叫声,我们都不怕。当时,延安周围,一次就打死40多条豺狼。当然,我们不会在夜里走出窑洞。

罗小金很注意炼意志、炼身体,锻炼吃苦耐劳精神。1941年、1942年,在延安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罗小金和同学们一起栽西红柿,种蔬菜,浇水,施肥,锄草,累得满头是汗,满身是土,也不肯休息。小朋友们还在山坡上放羊,在棚圈里喂猪。他们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同小猪建立了感情。罗小金常到猪圈看小猪,看长得快不快,有没有病。他还把小猪的后腿提起来,吓唬同学们,像李大立、秦新华这些女同学被吓得乱跑、乱叫。

 

采桑葚·学游泳·摆渡船

罗小金还练习爬山,下河游泳。当时,延安的山岭上树很多,野果子多。一个星期天,罗小金约几个男同学,沿着崎岖的山路爬上一个山坡,只见紫红色的桑葚缀满了高大的桑树。小金第一个脱下鞋子,卷起裤腿,爬上了树干。他用力摇晃树枝,熟透了的桑葚像雨点般落了满地。同学们捡起桑葚不住地往嘴里喂,小金也在树上饱餐一顿。罗小金还经常爬周围的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有一次,小金和几个同学爬上了宝塔山,看到塔上的门洞里有鸽子飞出飞进。小金脑子转得快,对同学们说,我们上去捉鸽子,加餐吧!他和同学们吃力地蹬上宝塔七层时,只见鸽子扑腾一下全飞走了。他们躲在塔门内等了好一会,也没有一只飞回来。

那时,延河的水又大,水又清。罗小金同几位玩得来的同学,到河里学游泳。那时没有游泳裤,小金只得脱下长裤子,光着屁股,爬在清浅的河水里学游泳。像农民的孩子一样,学狗爬式。两只胳臂在前面刨水,两条小腿在水里扑通、扑通……,打起雪白的水花。他还在水里抓鱼、捞虾,玩得十分痛快。当时,还有不少部队、军人在延河里游泳,打鼓泅。小金他们还看到身材瘦长的宋平叔叔在延河岸练跳水。扑通一声,宋平跳入水中,但上岸时脖子歪了,引起人们一阵阵笑声。

罗小金还和同学们在延河学摆渡,当艄公。当时,延河上桥很少,大多靠木船摆渡。一个星期天,罗小金同两位同学上了延河的渡船。他们让农民艄公休息,自己学艄公,摆渡。过河的农民,做买卖的商贩,挑起担子,背着粮食上了船。小金三人学着艄公,两手使劲拉动指头粗的铁丝缆绳,两脚蹬着船板,喝吆!喝吆!叫着号子,让渡船离开岸边,沿着铁丝缆绳向对岸行进。他们三人手拉疼了,嗓子也叫沙哑了,头上也挂满了汗珠,好不容易把渡船拉到了对岸。人们上岸时,都回头招手,感谢小学生们的义务劳动。

 

割马草,换西瓜

罗小金还有一个割马草,换西瓜的故事。延安的夏天,瓜果上市了。一个星期天早晨,小金走进了延安的一个市场。看到开铺子的,卖粮食的,摆布摊的,还有赶马匹的,卖马草的。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他走到一个西瓜摊子前,看到又大又熟的沙瓤子西瓜,真想买一个尝尝。可一摸口袋没有钱。但脑子一转,刚才不看到赶马匹、卖马草的吗?小金回到窑洞找到了一把镰刀,爬上山坡,只见一片片的青草长得又高又壮。他弯下腰,抓一把,割一把。但他割草不利索,好半天,才割了一捆马草,背到市场叫卖。他拿着卖马草的钱,到西瓜摊上买西瓜。摊主说,这点钱还买不了一个西瓜哩!小金只好离开了西瓜摊。后来,铁映同志回忆这个故事时,风趣地说:“想吃西瓜,就得付出足够的劳动!”

 

撤离延安,千里行军大转移

1945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抗小”的师生带来了狂欢之夜。4年来的“干小”、“抗小”的学习,使罗小金尝到了艰苦而又甜蜜的学校生活。

194611月,是罗小金难忘的日子。由于国民党撕毁国共达成的“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炮声隆隆,硝烟滚滚。为了保护“抗小”这些革命后代,上级通知,“抗小”于这年11月的一个清晨撤离延安。罗小金和同学们冒着寒风,一步一回头,念念不舍地撤离延安邓家沟。走了一天,来到离延安36公里的安塞县白家坪。“抗小”同那里原有的保育院小学合在一起,称为“一保小”。师生们在这里4个月,教学工作一直没有停。1947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及陕北解放区。“一保小”的师生们,开始千里转移大行军。罗小金同二百多名同学和老师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经晋西北,晋东南,到河北省的涉县、武安、井陉、行唐、新乐、保定、徐水等县,师生们历经千辛万苦,用两年半时间,行程二千多华里,于19498月到达和平解放的北平城。101日,师生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典。罗小金所在的育才学校(1948年保小等三所学校合并。十二岁的罗小金改名李铁映)驻进了北平的先农坛。这是清朝皇帝祭祀天地、演示农耕、祈求丰收的神坛,红墙大殿,气势宏伟。一直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先农坛大门口还是挂着“育才学校”的牌子。

罗小金1955年在北京101中学毕业后,被选送到捷克斯洛伐克留学。1961年回国以后,当技术员,高级工程师,辽宁营口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国家教委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花红犹思延河岸

从延安走出的这位少年罗小金,在他事业有成的48岁那年,即19841115日,给他延安保育院的隋灵璧老师写了一首诗《题赠延安保育院的老妈妈们》:

“爱儿酣出战马鸣,

妈妈夜缝伴繁星。

窗外宝塔通日出,

山下延河送英雄。

 

四时春秋谈笑间,

顽童两鬓霜已见。

位卑不敢忘忧国,

花红犹思延河岸。”

隋灵璧老人于19851月在《忆延安保育院·答李铁映同志》的诗作中,有这样动人的句子:

“父母抗战委幼婴,

赖党抚育得长成。”

“衣帽毛纺亲手作,

被褥拆补勤洗缝。”

“午睡起罢饼果哺,

碗筷沸煮讲卫生。”

“最是爱怜动心处,

夜夜绕床烛映红。”

隋灵璧老师的女儿、李铁映抗小的同学、后来的长安航空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李大立,读了李铁映的诗,很受感动,于19851月以《忆延安保育院·给李铁映同学》为题,作诗一首:

“回看嬉戏忆当年,

宝塔延河作乐园。

兄妹开荒非作戏,

南泥湾里瓜果甜。

 

四十春秋各分散,

童心豪情似当年。

位卑未敢忘忧国,

愿作碎石延河岸。”

现在,75岁的李铁映同志,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还在为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心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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