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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志丹文史》
2012-09-10 10:05  

 

参加“七大”的志丹代表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423日至611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大会历时50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继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之后10余年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共计755名。所有代表均来自全国各地几十块大小不一且处于日寇和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分割与包围中的根据地,有的代表甚至来自国统区、敌占区、战区、还有个别代表因仍身陷囹圄,直至会闭仍无缘参会。例如:米脂县的马明方,虽选为七大代表,但身陷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狱中,无缘参会,仍被推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七大代表的参会资格是从1940529日到19414月。由中央专门成立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以任弼时负责,成员由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人参与的进行逐一审查的,审查前,先由代表填写一份干部履历表,一份自传,再由审查委派人初步调查,个别谈话,然后由审查小组做出书面结论,报审查委员会最后决定。于19453月,成立专门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彭真为主任,任弼时、陈云、李富春、蔡畅、胡耀邦、谭政等再次对原委员会的审查结果进行复审,共计752名,其中正式代表544名,候补代表208名。

由于中央七大在延安召开,陕北占天时地利的因素,加之西北根据地是抗战的中心原因,七大与会代表中陕北代表较多,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出席七大的陕北籍代表多达76人,占七大代表的十分之一,这是自1921年共产党成立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所仅见和未曾有过的现象。

在整个陕北76名七大代表中,榆林地区有代表56名,延安地区有代表22名,榆林地区七大代表最多的县是清涧县,共有七大代表17名,也是陕北各县之冠。而且有趣的是清涧县高主村镇袁家沟村,即毛泽东东征时疾书《泌园春.雪》的那个普通的小山村,就产生了6位七大代表,而且均为白氏子弟,令人侧目。其次绥德县代表8名,居第二,米脂7名,神木6名,横山和佳县各5名,子洲2名,榆林、靖边、吴堡、府谷各1名。延安地区子长县有七大代表11名,位居第一位,整个陕北第二位。志丹代表4名,居延安代表的第二位,整个陕北各县代表中名居第七位。延长和延川各有代表2名,洛川、延安、宜君各有代表1名。而且有意思的是贾拓夫和白茜,郭涛和史秀云两对夫妻双双成为七大代表引人啧叹。

志丹县的七大代表是王子宜、刘景范、马锡五,曹力如。他们的生平简历是:

1刘景范 中共七大正式代表。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时任边区民政厅长,边区中央局常务委员,西北局委员。

1910920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鼎镇芦子沟村。幼时受祖父刘士杰(清末拔贡)的启蒙教育,勤奋好学,12岁时丧母,辍学在家协助父亲刘培基挑起全家八九口人生活的重担。劳动之余,认真阅读长兄刘志丹从外地带回来的一些革命书刊,了解社会的变化,向往革命。

1928年秋,渭华起义之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刘景范在其长兄刘志丹的带动下参加了革命,次年随刘志丹在陕北从事兵运工作。1930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协助刘志丹在南梁地区组建游击队,同年冬天,任西北反帝抗日同盟军第二支队一大队副队长。19323月返乡开展农民运动,19342月任保安游击支队支队长,率领游击队在保安、安边、延边、庆阳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10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6422团团长,率部参加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19354月后,历任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和清剿土匪,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9月上旬,刘景范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王生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得知红25军长征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当即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动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与慰劳红25军将士。会后,又亲自与习仲勋带着保卫分队和交通员去永宁山迎接红25军。910月间,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陕北错误“肃反”,使刘景范和陕甘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被党中央解救出来,重新分配了工作。

193512月,刘景范任中共三边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长,平叛了因错误肃反造成的“三边事变”和“赤安事件”彻底地消灭了几个县内千余名叛匪,为红军顺利东征和西征扫清了障碍,为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创造了条件。

抗日战争期间,刘景范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秘书长,边区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建设厅长,民政厅长,司法工作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职,在边区政府工作,他是林伯渠主席的得力助手,对民政、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有着许多建树,深受林伯渠主席的赞许。特别是协助林伯渠实行“三三制”,执行精兵简政,坚决落实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和反对官僚主义,有力地促进与巩固了边区的政权建设。他还为边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贡献。

解放战争期间,刘景范历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秘书长,边区政府民政厅长、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西北野战兵团和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组织动员边区群众支援前线,曾参加保卫延安、沙家店、瓦子街、陕中、兰州等战役战斗的组织指挥工作,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转战陕北,消灭国民党胡宗南匪军,解放大西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全国解放以后,曾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副部长,为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人民监察体制,监督国家政策、法令和经济计划的正确执行,查处官僚主义及违法失职行为,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突出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严重迫害,被入狱长达7年之久,但他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对党忠贞不渝。

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刘景范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先后担任民政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平反后,他为拨乱反正,重建民政工作尤其是我国救穷救济工作费尽了心血。19908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0岁。

2马锡五  中共七大正式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189918日(农历戊戌年1127日)出生于陕西省志丹县双河乡芦草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马锡五祖籍陕西省延川县马家圪塔。祖父在世时,由延川迁至延安,后来祖父病故,其父年幼无法生活。被张某收为养子,改名张得元。为了寻求出路,得元夫妇由延安逃荒到保安县城为人揽工做活,长年省吃俭用。添置了一院房和十来亩山地,就这样靠种地维持生活,马锡五就在这时出生在保安县城,后来由于土匪骚扰,不得安宁,举家又被迫迁到农村,靠租种他人田地生活。

马锡五于1909年上学读书,1916年毕业于保安县模范小学,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只好在家放羊做零活,过了一些时期,父母让他外出谋生,以补贴家用。从此,马锡五便走向社会,四处奔波,为了生活他兵、农、工、商样样都干过。他曾经给人记过账,当过宪兵,做过生意,也曾参加过哥老会。总之,青年时代的马锡五,饱受失业的痛苦,历尽人间世态炎凉的辛酸。他接触过旧社会的“三教九流”,也看到旧军警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种种黑幕。使他感到在这些军阀豪绅的统治下,既不会使正直青年找到真正的出路,更不会给国家民族带来任何希望。他深深地陷入苦恼和失望之中。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刘志丹在陕西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又秘密地回到家乡保安县,开展建党和建立革命武装的活动。当时刘志丹在保安县的革命活动影响很大,经过合法斗争,掌握了伪县民团的武装,建起了党的支部,许多有志于革命的青年,纷纷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徘徊之中的马锡五下定决心,千方百计地寻找刘志丹,跟随共产党闹革命。

1930年春,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县境组织军队。马锡五闻讯后喜出望外,急速赶到金汤镇,见到了刘志丹和谢子长,毅然参加了革命队伍。开始,他在部队中担任军需工作,转战于陕甘边界各地,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又到旧军队中去从事兵运工作,南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马锡五被分配到军事委员会任管理科科长,负责管理修械厂、医院和白区小商贩的工作。1935年春,敌人围攻南梁,红军从南梁撤退,在陕北连续解放了六座县城,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为了加强地方政府工作,马锡五到安塞洛河川担任陕甘省苏维埃的粮食部部长,同年12月,马锡五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65月,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省苏维埃主席。他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困难很多,但他认真学习,不懂的事就随时请示省委,遇到问题和群众商量。终于很好地完成了省苏维埃的各项重要任务。

红军西征后,根据前方报告,甘肃的哥老会势力很大,因此做好哥老会的工作至关重要。马锡五主动向省委报告,说明自己在22岁时曾参加过哥老会,对哥老会情况比较熟悉,省委研究决定,派马锡五到环县、曲子一带去做哥老会的工作,他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向哥老会群众宣传革命主张,耐心进行教育争取,工作颇有成效,为后来巩固陇东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安事变后,我党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取消了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副专员。1939年秋季,我边区军民赶走了庆阳县城的顽固派。庆环分区领导机关随后也由曲子县城迁到庆阳,改称为陇东分区,马文瑞任陇东地委书记,马锡五任陇东分区专员。从1936年到抗战结束,马锡五一直在陇东做地方领导工作。

马锡五在陇东担任专员期间,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巩固红军西征成果和建设陇东后方基地,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特别是1941年组织运盐成绩显著,受到边区政府的赞扬和嘉奖。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急速将定边和盐池县出产的食盐运出去(当时食盐占边区出口额的90%),以便换回所需要的物资,因此,边区政府决定各级政府要大力发动群众,积极完成运盐任务,分配经陇东分区的运盐任务是22万驮。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陇东分区抱着“党的决定必须坚决完成”的态度,立即行动起来,马锡五多次赴曲子、华池、合水、环县等地,一面向对运盐工作缺乏信心的人进行说服教育,同时也了解和解决了许多具体情况和实际困难,为了方便运盐群众和减轻群众负担,分区制定了统一的客店管理办法,这一切都为完成运盐任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上下团结一致,经过一段艰苦的奋斗。陇甘宁边区政府在表彰书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在马锡五同志的积极领导下,陇东分区顺利地完成了运盐任务。“不仅做到了调剂民间需要,平衡收支与稳定金融的作用,而且直接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建设事业得以支持,这种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那个时期,也正是边区粮食最困难的时期。陇东分区是全边区的主要产粮基地,所产粮食不仅要供给分区各机关、单位和驻军,还要给延安调一部分粮食,供应党中央机关,分区公仓的粮食来源,除了在集市上收购为数不多的一点和机关、部队自产的一点外,主要还是征收救国公粮,由于需要团结抗战力量,党对地主的政策由没收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但都必需缴纳救国公粮。当时,马锡五负责分区的粮食工作,他针对分区粮食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热情地指导和鼓励粮食部门的同志,不要怕困难,工作中的困难肯定是有的。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注意总结经验,事情总是会办好的。并给同志们出主意、想办法解决一个个困难。例如,马锡五检查了解粮食入库情况时,发现了贫苦农民应缴的公粮,基本上都入了库,但地主、富家应交的公粮总是推拖不缴,由于地富户拖欠的公粮数量较大,有的粮仓出现了粮食入不敷出的情况,影响了部队和分区的供应。马锡五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采取了让部队来打粮的同志直接上那些不缴粮的地富户家里去装,留了收据。然后粮食部门再凭收据补办手续。这种办法制服了一些顽固地富,其它地富户也就不敢拖欠,加快了征粮的进度,在马锡五的领导和全体粮食部门同志的努力下,保证了分区和边区粮食征购和供应,为巩固胜利成果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善于联系群众,忠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是马锡五同志最突出的特点,在陇东工作期间马锡五经常和机关的干部学习、生活,还经常告诫同志们要时常记住联系群众,注意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关心群众的利益,如果忘记了群众,办事违背群众利益,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他不但要求机关干部这样,而他本身就是分区机关干部联系群众的模范。那时,他除了经常到各县、区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外,还经常到庆阳县城附近找群众谈话,去的时候,他常一个人随身带一件生产工具,和群众一边劳动,一边交谈,就这样,他在庆阳县附近的西河湾、五里铺等处,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这些朋友经常找他交谈农业生产情况和出现的问题,把他看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时至今日,一提起“马专员”,这里的老年人,便纷纷交口称赞。

1943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加强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决定在各专区公署所在地设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由专员兼任分庭庭长,依照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的规定,马锡五以专员兼分庭庭长的身份,开始从事司法工作。在这期间,他亲自调查审理了陇东省有名的“刘巧儿”婚姻上诉案,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陇东人民称誉为“马青天”。

有一天,马锡五来到华池县检查工作。突然遇见一个女青年拦路告状马锡五受理此案后,首先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中进行细致的调查,并且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原来,这个女青年叫封芝琴(小名胖儿)。自幼由父母包办与张金才之子张柏订婚,到1942年胖儿长大成人,经人介绍曾与张柏见过面,双方都愿意结为姻缘。但她的父亲封彦贵为了从女儿身上多捞“彩礼”便与张家退了亲,准备将胖儿卖给庆阳的财主朱寿昌,张家知道后,纠集了亲友二十多人,深夜从封家将胖儿抢回与张柏结婚。封彦贵告到司法处,司法人员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胖儿婚姻无效;张金才判刑六个月,草草结案,张家不服,胖儿也不服,便拦路告了状。马锡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胖儿的态度,胖儿表示“死也要于张柏结婚”。马锡五完全掌握了案情又广泛听取了群众意见后,马锡五召开群众性公开审判大会。作出如下判决:一、张柏与胖儿的婚姻,根据婚姻自主的原则,准予有效。二、张金才深夜聚众抢亲有碍社会治安,判处短期徒刑;对其他附合者给予严厉批评。三、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违犯婚姻法令,判处劳役,以示警诫。这样的判决,合情合理,非常恰当,群众听后十分称赞,热烈拥护,胜诉者胖儿和张柏更是皆大欢喜。双方当事人也无不表示服判,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在评剧《刘巧儿》。

马锡五兼任陇东分庭庭长期间,还亲自调查审理了曲子县所谓苏发云三兄弟“谋财害命案”,释放了错押的苏发云三兄弟,惩办了真正的杀人凶手,以后合理地处理了两起土地纠纷案,这些案件的正确处理,受到群众的好评,因而马锡五被陇东人民称颂为“马青天”。经过几年的的实践,马锡五的工作方法在边区的司法战绩上渐渐形成了有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它的基本特点:一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轻信言状。而是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对一般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把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二是审判方式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便于群众。“马锡五审判方式”从1943年开始形成,到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推广后,使解放区的司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解放区的司法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

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会上,马锡五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和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离开陇东到延安,领导全边区的司法工作。

马锡五到边区高等法院后,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他不仅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搞好案件审理工作,而且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也十分重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常常对司法人员讲,要重视罪犯的教育和改造,批评了一些在教育方法上的简单和粗暴,要求全体干部了解犯人,要认识到犯人也是人,要把罪犯当人看待,他能变成坏人,也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新人,在马锡五的领导下,高等法院的管教工作有了很大的改进。法院经常组织犯人学习有关材料,认识形势,特别是帮助他们分析各自犯罪的根源,从而使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马锡五还经常去监狱里检查卫生情况,并提出,犯人有两只手,可以组织他们参加生产,这样不仅可以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还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在马锡五的领导下,边区法院组织犯人开了几十亩荒地,种了蔬菜,还办了豆腐坊、粉坊、养猪厂,并组织了三十名犯人纺线,马锡五空闲时,也同法院工作人员一起参加生产。就这样,法院和监所不仅做到了菜和副食品基本自给,还通过生产促进了犯人的改造,在马锡五的领导下,法院采取了正确的管教方式,在押犯人大多数都得到了很有效的教育改造,这些犯人在刑满释放和提前释放后,基本上都能遵守法纪,很少有“二进宫”的现象。

19492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改为边区人民法院。同年5月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进驻西安。194912月,马锡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19528月,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4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相继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1959年,马锡五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时,紧紧握住马锡五的手,热情而风趣地说:“马锡五你来喽!你来了事情就好办啦”。此后,马锡五在谢觉哉院长的领导下,出色地完成了最高审判机关担负的各项任务。

马锡五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期间,仍然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他经常教育司法干部,调查研究要有群众观点,要体贴群众的困难,处处方便群众。他有时到基层了解情况,不论到那里,都能平等待人和群众打成一片。1959年春季的一天,湖北省孝感县花园人民法庭来了一位老同志和一位青年同志,他们拿出最高人民法院的介绍信,上面写着:“兹介绍我院工作人员马文章、张敏二同志来了解情况”,县法院的同志将他们安置好后,每天和这位和蔼的“老头”一起饮食起居、毫无拘束,这位老同志有时到派出所了解社会情况,有时到附近农村与社员一起劳动和聊天,群众见他说话和气,同他也就无话不谈,半个月后,县法院接到上级电话,大家才知道这个“老头”原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马锡五副院长。正如一位了解这一情况的同志所说:“人们每回忆起这些情景,敬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那种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优良作风,对于某些领导干部下来时那种蜻蜓点水、主观武断、前呼后拥、吃喝受礼的‘钦差大臣’的作风,难道不是一面镜子吗?”

1962410日,为革命奋斗了30余年的马锡五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马锡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得到了党的高度评价和人民的爱戴。毛泽东主席曾多次亲切接见和表扬过马锡五,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了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马锡五同志的公祭大会。马锡五逝世的第二天,董必武副主席沉痛挥毫,写下了高度评价马锡五革命一生的挽诗:

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同舟十二年。未即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马锡五病逝的当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他日记中写道:

“锡五同志今晨三时逝世,悼以诗”。

锡五同志:

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你做司法工作: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能深入、能显出;既细微、又自然。人民叫你马青天。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马锡五审判方式”贯彻到许多案例,“刘巧儿”只是小小的流传。病,夺去了你的生命,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的心田。锡五同志,永别了!记起了在瓦窑堡初次认识你,到而今已有了二十七年。

3曹力如  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时任延安地委常委,延安市市长。

1902年出生于西乡吊坪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曹儒贤,曾以率农民反抗官府羊捐税被关押。力如9岁入私塾学习,11岁辍学,16岁上高小,19207月考入榆林中学。他学习刻苦,思想进步,成绩优异,很受魏野畴老师的熏陶,经常在学报上发表讽刺军阀井岳秀的文章。他和刘志丹等同学一起,成立学术团体,创办进步刊物,组织学生罢课,被榆林军阀井岳秀诬蔑为“八大罪魁”之一。

19221月,金佛坪恶霸地主张廷芝的叔父,派庄丁骑马持枪窜到旦八前牛沟村,用假契约敲诈姓王人家的几十只羊,还把王家的1个人绑走,在途经吊坪村时,被村上的人拦住询问详情。这时,曹力如正好从榆中放学回来,见此情景,急步上前问道:“你们为什么抓人?”张家庄丁见来了一位青年学生,个头不高,双目圆睁,英气逼人,忙说:“他欠了我家老爷的钱,还赖账,抓他去见我家老爷。”力如问他们有何证据,张家庄丁拿出伪造契约递给曹力如。力如接过契约一看,大声喝道:“这契约是假的!你们仗势欺人,敲诈良民,天理难容!赶快把人放了,回去告诉你们主子,再敢为非作歹,老百姓总有一天和他算总账的!”张家庄丁做贼心虚,见面前这位青年凛然难犯,又见村口人越围越多,只得乖乖把人放了,羊也不要了,灰溜溜地走了。

力如中学毕业后,无钱报考大学。1925年春,进入北平国民二军无线电讲习所学习。次年4月回陕,在杨虎城部炮兵营当文书。11月,经魏野畴推荐,进入共产党在西安创办的军事政治队,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党组织派力如到杨虎城部国民第10军工作,先后担任军政治处组织科长、代理政治处长、2师政治处长等职,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随杨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下令实行全面“清党”。力如说服代军长孙蔚如,使近百名共产党员离开杨部,安全出境。力如到达皖北,参加中共皖北特委扩大会议,被选为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参与皖北暴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皖北暴动失败后,力如机智脱险,先后到开封、西安等地寻找党组织,均未接上关系。

1928年秋,曹力如在回乡途经甘泉下寺湾时,与刘志丹相遇。俩人一起回到保安县政府所在地永宁山,通过社会关系,力如担任永宁山县立高小校长。他协助刘志丹整顿保安党团组织,建立起中共永宁山支部,并担任组织委员。他还在家乡吊坪村建立秘密联络站,兄长曹崇周担任联络员,志丹、子长、子宜等经常在那里接头,召开秘密会议。

1929年春,中共永宁山支部决定利用县长崔焕九和团总路登高的矛盾,开展合法斗争,夺取县民团的领导权。力如即在进步学生中培养骨干,揭露路登高的罪恶,动员各乡民众参加反路斗争,请四乡父老在“要求罢免路团总”的条幅上签名,并将条幅送到县衙。路登高暴跳如雷,控告学生扰乱社会治安,非议县政,拆县民团的台。力如赶到县衙和路辩论,他说:“学生乃国民之一分子,更读书识字,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况且团政非县政,路不平自有人铲,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和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又怎能和扰乱社会治安弄垮民团扯到一块呢?”路登高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崔焕九当即决定3日后在学校院子投票选举团总。选举那天,校园里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墙上贴满“要刘志丹,不要路登高”,“请选刘志丹”,“请选曹力如”的标语。路登高拉了一伙乡伸进入会场,力如和子宜也将早就组织好的学生带进会场参加选举,巧妙地击败路登高,刘志丹当选为县民团团总,曹力如当选为副团总。志丹因兵运工作四处奔波,民团的担子全落在力如肩上。他在民团中发展党、团员,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民团。同时还调整了区民团团总。刘志丹在庆阳地区三道川组建革命武装,力如从民团抽出10多条枪,还派青年学生参加。三道川武装斗争失利,刘志丹脱险回保安,张廷芝派蔺士殿带一连兵追到永宁山寨下,曹力如说服县长用武力拒绝蔺士殿的搜捕。蔺要见刘志丹,力如接连布置了9道岗哨,急得蔺满头大汗。最后允许蔺士殿只身一人上寨,又遭到刘志丹的严厉痛斥,只得捲旗归去。志丹决定袭击太白镇,力如即为他抽调10多条枪和10余匹战马,使刘志丹智取太白获得成功。

1931年春,永宁山党支部派刘兆庆以县民团的名义赴山西为刘志丹买武器,不慎将秘密信件被国民党延安驻军高双成部查获。5月,永宁山党支部遭破坏、曹力如和王子宜、刘兆庆、曹继芝等被捕,押入榆林城监狱。力如在狱中渡过4年“铁窗生涯”,始终坚贞不屈,并建立起狱中党组织,以各种方式同敌人民开斗争。1934年冬,曹力如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在家养伤半年。他在家里办起1所小学,吸收附近20多名青少年入学,后来这些学生中有11人投身革命。他只身到金鼎山寨子说服民团武装投降,扩大了苏区。

“西安事变”后,力如任中共志丹县委书记。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各界人士参加抗日,分化、瓦解顽固民团和土匪武装;动员妇女织布,义务为抗战将士做军服、军鞋;领导全县人民开荒2700多亩;组织成立抗战剧社,宣传抗日救国。使志丹县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先进县。19377月,曹力如任陕北西地区专员。次年1月改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194010月改任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兼审计处处长。他亲自领导修建从裴庄到邓家沟的引水渠,可灌地1500亩。

19418月,力如调任绥德分区副专员。19431月调任延属分区专员。他认真惯彻《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组织大生产运动,使分区的各项工作都取得好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力如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秘书长、陕北行署主任等职。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北命林伯渠、曹力如、王子宜、马锡五等7人组成后方委员会,坚持开展工作。在胡部逼近延安城的紧急关头,力如和王维舟等根据中央部署,率后方机关和家属从另一条路线撤出延安,制造假象,迷惑胡军,掩护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1949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曹力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全权代表,和朱侠夫、张汉武等赴榆林与驻守榆林的国民党22军谈判,达成和平解放榆林的协义。榆林解放后,力如任军管会主任,他发布通告,安定民心,整编军队,消灭匪特,整顿金融市场,解决粮食危机,使榆林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生产得到迅速恢复。19499月新疆和平解放,曹力如被派赴新疆任省政府副主席。128日赴任途中因车祸遇难,时年48岁。中共中央、政务院、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及西北各省、市委机关、团体都送了花圈和挽联,陕甘宁边区各界人士在西安召开追掉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致悼词,对力如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

4王子宜  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出席七大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副院长。

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保安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19年子宜12岁时,就读于保安县永宁山高小,此时刘志丹也在这里上学。王子宜与刘志丹在学校里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1年,王子宜同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等前往榆林中学求学。第二年,刘志丹也来到榆中。

王子宜、刘志丹在榆中魏野畴、李子州老师的引导下,积极要求进步,阅读进步书刊。他们为了能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思想,传播革命道理,相继成立了“读书会”、“文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他们面向大众,走向社会,在榆林举办了“平民学校”,进行义务教育。他们常常以“平民学校”为活动场所,宣讲革命道理,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榆林中学成立了党团支部,王子宜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榆中支部成立不久,爆发了榆中第二次学潮运动,刘志丹、王子宜组织学生同陕北军阀井岳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支部的领导下,12月,学潮斗争又起。井岳秀派兵镇压,重兵包围榆中,并勒令学校当局开除了一百多名思想进步的学生。王子宜就是在这次学潮中被学校开除。

1926年春,王子宜回到故乡保安县。在离开榆中村,王子宜收到刘志丹从黄埔军校寄来的信,他要求王子宜在榆中毕业后(他不知道王子宜已被学校开除),回保安县,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从教育入手,发展有觉悟的青年加入组织,组成骨干力量。志丹还根据自己的了解,开了个发展建议名单。

王子宜回到保安后不久,伪县长就邀请他在县高级小学任教。在偏僻、荒凉的保安县城里,能到榆林中学读书的人,就像是前清时期中了“举”一般,在县里是很希罕的,大家都另眼看待。

保安县老县城实际上是一座废城废,只是有时驻兵。陕北地区地贫人穷,铤而走险的人很多,兵匪多如牛毛。老县城依山靠河,沟浅城低,易攻而不易守。于是县政府和县城的人早几年便已搬到永宁山寨了。永宁山寨地处周河与洛河交汇处,三面环水,周围的石崖高达数十丈,山下水势湍急,无法攀渡,只有一条小路才通山上。小路上还设有吊桥,确是鬼斧神工,天然造就的一座城堡。山虽为石山,但山上树木茂盛,有泉有洞,曾被称为保安县的第一名胜。县政府搬去后,人们又陆陆续续地修下许多窑洞,一些店铺人家、机关学校也相应地建立起来,时间一长,人们一提起保安县,便自然而然地说成是永宁山了。

王子宜在永宁山落脚之后,先找到在永宁山高级小学任教的同学赵耀先,告诉他刘志丹、曹力如已到外边投身革命了,还叙说榆中闹学潮等情况。随后子宜向缓德特支汇报了回乡后的工作情况及自己的打算,1926年初,特支同意先发展团的组织,成立团小组;决定王子宜由团转党,并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中共永宁山党小组。根据特支的指示,子宜积极培养党团对象,迅速壮大党的力量。5月间,将赵耀先接收为中共党员。不久,由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介绍入党的曹继之(后叛变)从延安返回保安县,任了县教育局长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子宜被任用为县教育局的督学,六月份接收赵光前、周玉杰、曹士荣等7同志为共青团员。下旬,成立了中共永山党团小组,王子宜担任组长。从此,保安县党团组织在王子宜的领导下,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和壮大,使山城保安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1928年,渭华暴动失败后,省委决定刘志丹回陕北。7月间刘志丹在返回途中适逢共产党员曹力如,俩人一起来到永宁山寨子。刘志丹和王子宜、曹力如商议决定:成立中共永宁山党支部。在党员大会选举中,刘志丹被选为支部书记,曹力如为组织委员,王子宜为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支部诞生后,刘志丹去陕北特委,党支部工作由王子宜具体负责。从此,保安地区马列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斗争的开展,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19294月,刘志丹从陕北特委回到保安搞兵运工作,刘志丹、王子宜、曹力如研究决定,先夺取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使它成为一支革命的武装。现任团总是本县的一个大地主,姓路名登高,字仰之,没念过书,懂点武术,和本县豪绅多有联系,他常以势压人,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支部决定先从路登高身上开刀。经过党团员的活动,没多久,全县都听到人们议论登高:“说是个团总,既没读过书,又没上过阵,就会派粮要捐。”“以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现今刘志丹、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北伐,能文能武,真刀真枪领兵在战场上打过仗,比路登高强万分!”王子宜、曹力如将四乡父老签字的条文面呈崔县长。路登高知道后,暴跳如雷,在县长面前指挥学生受人教唆,扰乱社会治安,拆县民团团总的台。曹力如当面驳斥说:“学生乃国民一分子,更读书识字,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况且团政非县政,路不平有众人铲,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和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呢?又怎能说搅乱民心,弄垮民团扯到一起呢?”曹力如一席话气坏了路登高。接着王子宜又转向县长申述道:“老师明镜高悬(县长崔焕九,原是子宜在榆中读书时的老师),路登高文不识丁,武不服众,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玩忽职守,无所用心,乃至团练疲惫,民怨沸腾,以前因蜀中无大将,乃至路等长期应居团总,如今景桂(刘志丹)等人多已归乡,有此将才不可不用,否则值此兵荒马乱之年,怕是要贻误乡梓!”如换上自己的学生当团总,也省得遇事受人挟持,于是当场决定:三天后由县长主持在县高小公众投票选举民团团总。

选举那天,县高小学堂张灯结彩,四壁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尊重选举”、“慎重考虑,请选刘志丹”、“请选曹力如”。几个学生敲锣打鼓吹唢呐,吸引了不少群众。县长在大红票箱后边的太师椅上坐下,刘志丹和路登高分别坐在两边的木椅上,路登高雇了许多绅士和家丁来投票,王子宜机智地让几十名学生参加选举。选举揭晓,刘志丹和曹力如得票最多,路登高落选了。县长宣布由刘志丹任民团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路登高不服,跳起来大嚷大叫,此时由王子宜等同志秘密组织民团团丁全副武装,吹着洋号,打着洋鼓,列队向高小走来,一路上不断高呼:“拥护新团总!”路登高见此情景一下傻了眼,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从此,县民团就掌握在党支部手中。

党支部掌握民团后,针对当时的形势,决定主要抓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利用眼前这一胜利,把全县教育系统的工作狠抓一下,以便有利于今后的斗争需要;二是利用民团这一合法条件,抓紧民团的改组工作,使它能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又有合法地位的一支革命武装。根据这一决定,由曹力如抓整顿民团的工作,由王子宜抓教育系统工作和县里的全面活动。刘志丹则按照陕北特委的安排到甘肃做“兵运”工作去了。王子宜、曹力如根据党支部决定,及时开展工作,将五个乡的民团团总逐个改组换人,并从延安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分别派到各乡民团中,改变了民团的成份,按照组织布置,在各乡民团中积极活动,发展组织,并适时成立党小组。同时王子宜利用这一合法身份,下到农村宣传马列主义,打击贪官污吏和欺压百姓收粮要款的恶霸分子,并将农村零散的土枪和大刀收集起来,为武装斗争做准备。

从此,永宁山党支部就成了保安地区革命斗争的秘密大本营,它如同星星之火,燃起了燎原之势,革命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6月间,以王子宜为首的党支部领导全县广大群众开展了一次抗粮抗款斗争,在党支部的秘密组织下,数千群众将永宁山寨子围困达五天之久,高呼:“世乱法不乱,无钱无粮要吃饭”等口号。在愤怒的群众面前,来县执政不久的伪县长郭乐三只得答应了群众的要求,免粮免款。使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领导全县人民进行反饥饿斗争的同时,7月份王子宜又发动了各区进步开明绅士和群众清算县、区官史的帐项的斗争。经过算账,将县长和一些区长贪污的款项全部用于教育事业。通过这些斗争,全县人民的革命热情迅速高涨,永宁山党支部也更加巩固。

1930年春,刘志丹、谢子长在三道川组织革命武装,王子宜在永宁山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王子宜让自己的弟弟也去参加。但是,由于斗争经验不足,这支刚诞生的革命武装,被张廷芝匪徒围剿,子宜弟在突围中牺牲。刘志丹从甘肃反营途中,得知消息直奔永宁山,张廷芝派匪徒蔺士殿尾追前来,由于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等保护,刘志丹方才脱险。9月,刘志丹回到永宁山,重建革命武装,王子宜又积极配合,从党团员和民团中抽调了二十几个优秀青年和十多匹马,参加了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十月初一,刘志丹率领这支游击队奇袭了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黄毓林民团,发展壮大了陕甘游击队。

1931年春,刘兆庆为刘志丹在山西买枪时,将随身带的刘志丹给曹力如等人的秘信被敌查获。结果王子宜、曹力如、赵耀先、刘兆庆、曹继之等先后被逮捕。在监狱里曹力如、王子宜秘密组织临时党支部,坚持与敌人斗争。

敌人多次凶狠地行刑审问,王子宜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敌人毫无办法,无奈,又演了一出假枪毙的戏,将他们押赴刑场,子宜毫不畏惧,视死如归。敌人见此捞不到任何东西,只好以“危害民国嫌疑犯”的罪名,将他们关押在狱中。狱中支部通过在榆中上学的党员学生曹士荣、刘光实等人同陕北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当他们听到刘志丹领导游击队在南梁建立了根据地,并领导游击队南北驰骋,终于创建了我们自己的正规武装红二十六军时,手扶铁窗,遥望西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19337月,他们经过党组织营救由开明绅士陈一卿、贺明堂先生出面说情,王子宜因病被保释出狱。

19338月,王子宜与赵耀先回到永宁山。那时党团支部遭到破坏,部分党团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王子宜回来后,按照特委指示,开始着手恢复和整顿党团组织。使失散了两年之久的党团员,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并通过在民团中的党员金玉贵,逐步恢复了我党在民团中的活动。1935年,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联合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县城,活捉了伪县长,接着又攻克了靖边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当时敌保安县长李德安,在永宁山坐不住了,便向井岳秀部张廷芝匪帮求救。他一面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一面派人通知民团,加强警戒。王子宜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召集支部会议,决定:乘此时机,组织民团起义,迎接红军解放永宁山。经过王子宜和永宁山党团员的共同努力,民团起义成功,永宁山解放了。保安县的穷苦百姓,欢欣鼓舞,万众欢腾,集会庆祝人民的胜利。

1935年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王子宜先后担任陕甘省苏维埃内务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内务部长、裁判部长和国民经济部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先后担任定边县县长、裁判部长和国民经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主任,延安行政学院代院长,延安大学副校长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为陕甘宁边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和人民法制建设,为培养革命干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在解放战争时期,王子宜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民政厅长,曾带领工作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在国民党大举进犯延安时,他又承担了繁重的后勤、支前任务,为动员边区人民支援人民解放军消灭胡宗南匪军,进而为解放大西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建国初期,王子宜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长、人事部长,兼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为西北地区的民政、人事和政法工作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52年调内务部担任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谢觉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各项民政工作,加强民政业务建设。在支援抗美授朝战争,加强地方政权建设,推进拥军优属活动,优待革命残疾军人,妥善安置复员军人,发展社会救济福利事业等方面,建立了显著的功绩。

1959年,王子宜蒙受不应有的打击,被撤职、下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遭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但王子宜始终保持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持党的原则,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王子宜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

王子宜衷心拥护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欣欣向荣满怀喜悦。他在担任民政部顾问期间,虽然重病在身,行动极为不便,仍然坚持上班,经常参加会议,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刻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全国民政工作的开展。

王子宜曾被选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3125日,王子宜因患重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整个陕北的76名代表其中包括志丹的4名代表都是陕北地区的优秀儿女,陕北人民代表,堪称陕北精英,也是当之无愧的陕北优秀共产党员,因此,毛泽东1945412日在党的七大筹备会上曾满怀深情地说:我说过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那么志丹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区域,刘志丹将军的故乡,产生了4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七大代表是志丹人民的自豪,也是志丹人民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结果,和值得光辉的理由。据《志丹县志》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志丹县共支售军粮674.5万公斤,马草125万公斤,运关军粮46万公斤,食盐440万公斤,做军鞋4万多双,组织担架49375人次,参军参战3000余人,有300多名优秀儿女为国捐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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