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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志丹文史》
2012-09-10 10:05  

马锡五

 

马抗战  杨正发

 

生于乱世

 

“山保安,米粮川,穷人来了好圪钻”。

陕北人口中所说的山保安就是指保安县这块地方。战国初属魏,后属秦,秦汉时代属高奴县、利平县所辖,三国两晋属匈奴之地。保安之名始于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置保安军,寓永保安宁之意。金大定十一年(公元1171年)废保安军置县,后升为州,1269年元降保安州为县,明、清、民国仍沿用旧制。1936年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改为志丹县。

志丹县境内有洛河、周河、杏子河三条大河,把县域切割为三道大川。这里地广人稀,满山遍野的荒山,任你开垦,任你播种,虽说十年九旱,却很少出现颗粒不收的情况,逃荒的、要饭的,最喜欢往这里落脚,这里世代繁衍哺育着勤劳、智慧、笃厚、质朴的炎黄子孙。

今天,志丹县的老百姓在论及历史时,最愿提起两个人:一个就是群众领袖、名族英雄刘志丹,另一个就是百姓称为“马青天”的马锡五。

马锡五的祖籍在陕西省延川县马家圪塔。清光绪三年,陕北遭受特大旱灾,庄稼绝收,草木枯萎,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马家本来就贫穷,遭此大劫家里早早就断了口粮,吃了上顿没下顿,家中生活艰难,举家迁到延安。

马锡五的祖父病故后,父亲年幼,无法生活,被邻居张家收为养子,张家按族簿给收养来的这个儿子取名张得元。

张得元的养父去世后,家道中落,为了寻求出路,张得元带着妻子外出逃荒,一家人流落到保安县杏河李咀子村,靠给当地的富户人家揽工做活糊口。

同治年间,回民起义,见人就过刀,整个洛河川,几乎杀断了人苗子,老百姓都跑光了。回乱过后,回来的人廖廖无几,旧县城只有十几户人家。

李咀子村有个大地主叫李建基,有钱有势,给儿子在国民党部队里买了个团长。他借着儿子的势,常欺压穷人,对外来的张家更是无事找事,弄得不得安宁。张得元受高额地租和高利贷盘剥,虽年年辛苦,却吃糠咽菜,还是欠下一身债,地主见他债台高筑,交不起租,便要抽回他家的地,无奈全家只好又迁到保安县城,当时除了一条忠实于主人的狗之外,啥都没有。

张得元也算一个比较活泛的人,下了狠心,重整家业,又租种了他人土地。他勤奋劳动,起早贪黑,加上天帮忙,几年下来,粮食除过自己够吃外,还有多余,向外卖上点,补贴家用。妻子艾氏,娘家在榆林道米脂县,温顺善良,勤劳俭朴,也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推磙碾磨,针线手工,样样精通。俩人合计着开办了个磨房,给街坊、衙门推磨碾米,赚点零用钱。

渐渐地能吃饱了,也穿暖了。几年下来归还了债务,盖了几间房,买了十来亩山地,添制了牛具,一边开磨房,一边种地,日子才算安稳了。

189918日(农历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张得元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张得元高兴地眉开眼笑。庄稼人穷怕了,就给这个儿子取名“来财”,盼他能给家中带来财富和好运。

张得元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张文琢,乳名生财,在家务农。大女儿少亡,二女儿务农。张得元因祖上姓马,按照陕北风俗,张得元生下第二子,就要给马家开门,延续马家香火。二儿子“来财”就给马家开了门,叫马文章,参加革命后起名马锡五。

军阀之间混战,战火烧到哪里,哪里百姓就遭殃,房屋被烧,庄稼被毁,无辜百姓横遭残害。保安县城也不例外,经常遭受兵匪骚扰,不得安宁,张得元全家又迁到城南的米家砭乡下。

米家砭在洛河川道上,那时兵荒马乱,官匪不分,到处抢劫拉票。民团头子、地主、军阀和官府互相勾结,巧取豪夺,敲诈勒索,部队过境,你来他往,肆虐乡里,百姓时刻提防着,一家人的生活还是不安稳。后来又搬到距川道3里多的芦草沟居住,相对安稳一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马锡五的童年时代,正是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动荡时期,社会上不断发生新鲜事,辛亥革命爆发,封建皇帝倒台,统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结束;保安县哥老会杀了旧县长;陕西督军又派兵“讨乱”;老百姓有的被抓走,有的被杀掉,最后还说他们是“乱民”。军阀割据,土匪蜂起,无边战乱和灾难,一齐落到了百姓头上,穷苦的老百姓还得照样种庄稼,交地租,养家糊口,生儿育女。

马锡五家境贫寒,无法摆脱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命运,但他越长身体越强壮,在骨瘦如柴的孩子们中可算人高马大了,脸方方正正,很有几分灵气。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七、八岁时,马锡五就开始跟着大人干活,拦羊放牛。在家中帮助母亲推磨、碾米,做些家务零活。马锡五总感觉冬天来得特别快。因为一到冬天,他就没有多余的衣服添加了,拦羊放牛的时候总是盼着太阳能出来。时常看着羊儿悠闲地啃着荒草,他的肚子就开始咕咕作响,掏出怀里揣着的窝头,咬一口,涩得难以下咽。每到下午,肚子便会疼痛难忍,起初他以为是病,后来才发现是饿的原因。

羊是村里几家富户的,至于他给人家拦羊有多少报酬,那是大人的事,他不问也不想。马锡五总盼望着过年过节,这群羊儿肥了便会成为主人家桌上的佳肴,他能讨到一碗羊肉汤喝那才是美事。因此,他拦羊总是勤快的,有时为了找到一块好的草坡地,会翻山越沟走上几里路。

马锡五小时很顽皮,也很勇敢,自幼养成天不怕、地不怕、敢说敢干的性格,很自然就成了庄里的娃娃头。

马锡五接触的大多是穷人家的孩子,目睹这些穷人家孩子的父母终日劳累,疲惫不堪,却难得吃上一顿饱饭,他心中既充满了同情,又感到无比迷惘。当他看到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锦衣玉食,养尊处优,还欺压乡邻,他常想,应该把这些横行霸道的恶霸们都收拾掉,把他们的财物分给穷苦百姓,让穷人都过上好日子,既可以衣食无忧,又不受人欺辱,大家公平地生活。

米家砭村离县城十多里地,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也是土匪、白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官和匪在老百姓的心里没有什么区别,都能给他们带来痛彻心扉的灾难。百姓的日子时好时坏,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自家头上。好时,热炕暖窑饱肚皮;坏时,颗粒无收、妻离子散。年轻的男子担心被掠走做土匪、当兵;年轻的女子不敢露出花容月貌,脸脏了不洗,头发乱了不梳。

民国以来,这里兵匪不断,到处抢劫拉票,百姓时刻提防着。粮食、衣物都藏在山洞里,只留换洗衣服和口粮在家。一有动静,灭了灯火,夹起包包就跑,当地人叫“跑贼”。这种“跑贼”经常有,有时一天几次。

保安自古是民族绳结之地,民不聊生,人们重武功而轻文治,读书习文者很少。张得元终究还是精明的人,做出了一个改变马锡五命运的重大决定,让他到附近的寨子里去上学。对儿子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宗耀祖。他对儿子说:“本想等平静点再让你去上学,看来兵变匪灾老没个完,这个家没有啥守头。学好学不好,全看你的志气。”

马锡五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点了点头。

进入“民国”后,全国到处都在大变革,就连地处边塞的陕北这个山峦密布、沟壑纵横的小小保安县城,也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大街上男人们仍然留着辫子,女人们仍然缠着脚,酒馆中有钱人仍然身着长袍马褂,但毕竟是“民国”了,皇上没有了,县官成了县知事,“维新”、“革命”、“民主”、“科学”这些词,也有人谈论了。

保安城附近南山寨子,陈贡爷办个学堂,招收附近的学子。陈员外叫陈定邦,是清朝年间的贡生,人们都叫他陈贡爷,头上还留着长辫子。

1909年,11岁的马锡五去南寨子开始上学。

学校两个教师,一个是陈贡爷,一个是从西安请来的师范毕业生,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痛恨旧的封建专制,向往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拥护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主张,宣传“民主”和“科学”,经常向学生灌输这些东西,给了马锡五很深的影响,也使马锡五的思想得到新的启迪,改变着他的思想观念和对社会的认识,用自己涉世未深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着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学校主要讲些八股文之类的文章,课外还教算术、地理和历史。马锡五年龄较大,理解能力强,也肯用功,学习一直很好。由于家境贫寒,无力支付学费,勉强读完小学,便停学回家,后来靠自学,粗通文字,能记帐、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

岁月催人。曾经少不更事的马锡五,渐渐懂事了,他从学校回到家,帮助家人放牲口、干农活。

父母见他有心计,识些字,就让他到外面闯“世界”,出外谋生,以补贴家用。马锡五便走向社会,四处奔波。他生性豁达,性格倔强,为人正直,爱抱打不平,诙谐幽默,逗乐取笑,妙趣横生,在周边乡里人缘好,乡邻们都乐于和他来往,但命运总是与他作对,士农工商,样样都干过,结果是处处碰壁。

最初,他在保安县民团当兵,因不堪团丁的欺压而告假离开。回家后,母亲看他还有心计,便拿出多年积蓄的三两银子,让他做小本生意,一年下来一结算,不仅本钱赔光,反而欠了许多债。此后又到甘肃省合水太白镇李家油房当学徒,因遭兵匪抢劫,掌柜将他除了名,还强令他赔偿损失,只好回家。

马锡五由穷娃娃到读书郎,又到社会上闯荡,虽然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十几岁的他仍然是个孩子。那时,在封建传统的束缚下,即使不谙世事的孩童,也要肩负起传宗接代的重任。

1918年,马锡五19岁时,家里给他定了一门亲,为的是早娶过来媳妇,给家里增加一个劳力,早生子早得福。媳妇是榆林道米脂县陈家的女子叫陈焕章,和他同岁,是母亲娘家的亲戚。

米脂是盛产漂亮婆姨的地方,有“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说的是米脂的女人长得漂亮,绥德的男人威武健壮。

就这样,马锡五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马锡五看妻子能劳动,人还好,虽然是父母包办的婚姻,但也觉得满意。生有一儿一女,儿子早亡,女儿在家务农。后来,又抱养了个儿子叫马福泰,在家务农。

中国女人的命运往往是与自己男人的沉浮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马锡五没有投身革命,陈焕章也许很难走出志丹,也许很难离开马锡五,如果……

马锡五到庆环分区驻地曲子镇时,把陈焕章也接出来带在身边,帮助做饭,安排生活。有时,陈焕章还到民办社帮助做零活。19415月,儿媳妇生下孙子时,她就回到志丹老家帮媳妇带孙子。没想到这一回去,陈焕章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保安,1969年去世,享年71岁。

 

初涉社会

 

马锡五结婚没有几年,家中胞兄病故,父母年迈,一家生活重担,全落在马锡五的肩上。

陕北高原连年遭旱灾,收成不好,苛捐杂税增加了几十种,地亩税、田税、人头税、羊圈税、烟亩税,连挑担东西过街也要收几毛税钱,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少人就去拉杆子,投土匪,所以当时陕北土匪很多。一般有点资产的人家都要弄几条枪看家护院,富裕一些的寨子更是寨墙高垒,戒备森严。保安县原在县川,依山面河,易攻不易守,为了防止土匪,县城搬到洛河川里的永宁山寨子里。县民团早年间叫团练,入了民团就叫团丁有几十个本县子弟,十几条枪。团总是本县的一个大爷,叫路登高,懂点武术,每日除抽大烟就搓麻将牌,身子骨瘦弱,对团里的事很少管,他是个大地主,和本县大户多有联系,以势压人,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

起初,马锡五觉得当团丁很“威风”,但不久发现,这些家伙很坏,处处横行霸道,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鱼肉百姓,纷争不断,这使他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破灭了。马锡五心想,穷人要不再受这些坏蛋的欺负,必须得有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武装,就可以整治这伙欺压穷苦人的坏蛋,除暴安良。

一天,马锡五没有请示团总,便带人到安塞县闫家寨子土豪李某的民团收缴武器,没打下,虽没有人员伤亡,但擅自行动,触犯了纪律,团总路登高,把他关押了三个月。

陕北五县,一连三年歉收,这年从春到夏,又干旱了一百多天,滴雨未见,庄稼枯焦,土地龟裂,河床干涸。官府火上添油,只顾勒索七捐八税,军队过境,摊派粮草,拉夫抓差,哪天也要出几起人命,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成群结队,拿着大刀、矛子,抗粮抗税,围城打县,官军来了就散,走了又聚在一起。有的饥民胸前还挂上兜肚,说喝过符水,就变成“硬肚”,刀枪不入。

陕北各县闹硬肚,也蔓延到保安县。永宁山立时乱成一窝蜂,团丁们提着枪上下跑,老百姓三个一堆,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有的说“硬肚”打了税棚,有的说杀了差人。

县官王存授带民团下山,要打“硬肚”。民团来到三台山,只见满川都是“硬肚”。王存授喊声“打!”团丁放了几枪。“硬肚”哇一声扑上来,有跑得快的,冲到跟前,戳死几个团丁;跑得慢的,还没到跟前,就被子弹打中了。“硬肚”没有枪,抵挡不住,向旧城那边退去。王存授指挥民团,追了几里,抢了一路,骡马牛羊赶了一大群,牲口上驮着包包蛋蛋,老百姓哭叫嚎啕,乱了一条川,民团吃饱喝足,连夜开回永宁山。

永宁山,地处周河与洛河交汇处,三面环水,周围的石崖高达数十丈,无法攀登,只有一条小路才通山上,小路设有吊桥,确是鬼斧神工,天然造就的一座城堡。这座石山从宋朝开凿以来就是躲避兵匪战乱的固寨,矗立于洛河水道,奇伟陡峭,坚不可破,分上中下三层,可汲洛河水为饮,能容纳千余人。山虽为石山,但山上树木茂盛,有泉有洞,曾被称为保安县第一名胜。后来人们陆续修了许多窑洞,开了些店铺,机关学校也建起来了,时间一长,人们一提起保安县,便自然而然地说成永宁山了。保安城内除国民党高桂滋部驻一个营外,居民已寥寥无几,县衙上山,让人感觉与其说是“政府”,倒不如说是“匪巢”。

王存授捉了好多人,可没捉到真的“硬肚”,净捉些老百姓。家里宽裕的,托个人说说,花几个钱,人就放了;手头没钱的,押到永宁山,等家里人拿钱来赎。

这天,衙舍里一下子押来好些人,听说都是“硬肚”,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马锡五一抬头,这不是在太白油坊一块做活的赵二娃吗?赵二娃也认出了他,马锡五用旧布条给他包扎了腿。

说起来,马锡五跟他命运差不多,那年从吴起回来,跑到太白镇,给饭铺烧饭喂猪,不多日子,赵二娃也跑来了,给饭铺当伙计。赵二娃害了一场伤寒病,全凭马锡五照顾,后来他怕张家民团抓人,就跑到榆林去了。马锡五也上永宁山当了团丁,想找机会报仇,没想到上山就出事。还没等马锡五出去,赵二娃就进了监狱,在这里遇上了。

没几天,马锡五由群众具保要释放出狱。赵二娃请他帮忙,救他出狱,马锡五一口答应了。

马锡五回到县民团,安置了行李。第二天,剃了头,换了衣服,收拾得干干净净,来到监所,找值班看守,玩花花牌。

恰好这天夜里,转过风向,下场牛毛雨。马锡五找值班看守喝了一阵酒,趁着看守喝醉睡过去,他取了钥匙,提着马灯,来到监所,打开牢门,扶出二娃,用绳子将他吊下后山,二娃爬到洛河滩上,神不知鬼不觉,游水过河走了。

第二天,县官王存授正守着烟灯吞云吐雾,团丁报告赵二娃不知道哪去了,他当时就傻了,发了阵呆,急忙撇下烟葫芦传令搜捕。团丁们山上山下,搜了几个来回,渺无踪影。夜里抽了吊桥,山上又是绝壁,也不知由哪里跑的。那些团丁也恨县官平日刻薄,又见走脱个讨吃的,拿住也没有油水,都不肯下力去追,沿着川道游荡了一天,一个个无精打采回来销差。

老百姓捕风捉影,编起神话来:有的说赵二娃经过异人传授,夜里驾道白光走了;有的说“硬肚”练就一副钢筋铁骨,穿山走的。又有人说,山上有“硬肚”的同党,这回救了二娃,不出七七四十九天,就要挖县官的眼珠子。王存授吓得心惊肉跳,夜里不敢合眼,县大堂通宵点着大碗油灯,门口派了团丁守卫,生怕有人行刺。

马锡五就这样巧妙地从监狱里救出了赵二娃。他也毅然弃民团而走,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马锡五从永宁山下来后,只身南下旬邑(现在的陕西旬邑县),在旬邑县政府当了三年职员。接着,到旧军队里当排长,不久因抗拒连长命令而撤职,又回到家里从事生产劳动,总不得其所。

1928年大旱,秋田无收,冬小麦无法下种,1929年(民国十八年)持续大旱,从春到夏,滴雨不见,田野寸草不长,夏无收秋无获,这就是老辈人传说的“民国十八年大年馑”。老百姓本来已无法生存,政府不给救济,反而更加残暴地催粮要款。这年秋天,陕北土皇帝井岳秀下道命令收“羊捐”,县长一见发财机会到了,便把差役赶下乡,立逼收钱。本来七捐八税就多,种大烟,收烟捐;不种大烟,又收白地捐;春夏秋冬,有棉袄单衣费;逢年过节,又要跑腿钱;连家里杀个鸡,都要交“血税”,现在又追“羊捐”,不光穷家小户受不了,连那殷实富户也叫苦连天。

于是,洛河川成千上万的饥民拿着大刀、矛子、锄头、扁担,聚集起来,向土豪财主“借粮”,抗官府的税款,爆发了数千人的饥民斗争。饥民成群,来自四面八方,听口音,十分嘈杂,多数是横山人,少数是本地人。

马锡五、赵二娃都参加了饥民斗争,他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踏地主,端豪绅,吃“大户”,从这个山头移到那个山头,从这条川轮到那条川。

19296月,马锡五、王子宜等人,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抗粮抗税斗争,数千群众将永宁山寨子围困五天之久,高呼“世乱法不乱,无钱无粮要吃饭”等口号,在愤怒的群众面前,来县执政不久的伪县长郭乐三只得答应群众的要求,免粮免款,使群众的斗争取得胜利。

7月,他们又发动群众清算县政府和各乡的财务帐,吓得贪官污吏惶惶不安。

饥民斗争缺乏正确领导,没有武装力量配合,不能持久,虽然在政治上打击了地方豪绅,经济上饥民得到了利益,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马锡五青年时代,饱尝失业的痛苦,厉尽人间世态炎凉的酸辛。长期生活在艰苦的农村,和贫苦农民吃住在一起,养成牢固的怜贫惜苦的群众观点,他接触过旧社会的三教九流,也看到过旧军营内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种种黑幕,他感到在这些军阀豪绅的统治下,既不会使正直的青年人找到真正的出路,更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希望。

他深深地陷入苦恼迷惘之中。

当时,陇东乃至陕甘宁地区,哥老会这种民间群众性秘密组织比较普遍,活动面广,参加哥老会的人很多,在下层社会很有势力。

陕甘边界文化落后,官府压迫,兵匪掠夺,人们无处求助,不少百姓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想求个互相照应,互相帮助,在乱世中保家保命。哥老会也确实神通广大,官府办不到的事,它能办到;官府探不到的消息,它能探到;官府到不了的地方,它能到;讲起义气,颇似梁山好汉。

1929年秋天,马锡五加入了“哥老会”组织,被推举为永宁山龙头大爷。

哥老会内盛行一种作风,即内部等级森严,龙头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他的话别人不敢不听。

 

参加革命

 

马锡五的革命生涯,是踏着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的步伐开始的。

保安县自然条件恶劣,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除了沿袭祖传下来的那一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年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用汗水换来口粮的传统生活模式外,几乎没别的正当谋生之路。许多庄稼汉,往往把解决温饱和发财美梦寄托在赌一把上。当时,米家砭一带,赌博之风十分盛行,男人几乎都玩钱赌博。

马锡五也不例外的走进了赌场。在赌场上,输钱的人终归比赢钱的人多,靠赌博是很难维持一家人生活的。他有时整天在赌场里打牌,耍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赌场上结识了许多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以至于在后来的革命中,用这种方式秘密联络闲散人员,为革命提供了便利。

2010年夏,在南梁革命史迹征集座谈会上,当年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战士、青海省纺织厂原党委书记方世录,已96岁,耳有些聋,当问到他当年认识马锡五不,一开口就说那个“揭碗碗”的,当然认识。当地把赌博都叫“揭碗碗”或“揭宝”。马锡五就用这种办法秘密联络社会人员。

马锡五是个不爱管家的人,农闲时间多在外闲转、耍赌。但他富有爱心,虽然自己的光景很清贫,但却时常仗义疏财,尽力帮助其他贫苦人。马锡五身高体强,生性好动,自幼就喜爱舞枪弄棒,好抱打不平,还带头反抗政府的苛捐杂税,维护群众的利益。

土地革命初期,刘志丹在陕西领导渭华起义受挫后,1930年春,再次回到保安县开展革命活动,带着时任井岳秀部骑兵团副官的父亲刘培基给的两支枪,好朋友曹力如活动国民党保安县公安局长、绅土、刘志丹的老师陈定邦给的13支枪,又从保安县民团抽调了部分人马,寻找散落各地的党团员和革命同志,邀集卢仲祥、刘兆庆、赵子实、薛应昌等一批党团员和贫苦农民,在保安金汤镇组建了武装队伍。

刘志丹在保安经过合法斗争,掌握了伪县民团的武装,建立了党支部,王子宜、曹力如等一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参加了他领导的革命斗争,在周围影响很大。

马锡五在哥老会中有很高的威望,影响也大,陕甘边交界的哥老会组织,打富济贫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经常和刘志丹的队伍互相配合。马锡五认识了不少共产党员,经由他们的影响和教育,逐渐寻到了光明的出路。刘志丹想找他帮助搞武装,动员哥老会参加队伍。

马锡五接到刘志丹叫他来帮助搞队伍的信后,喜出望外,便在1930年阴历四月初来到金汤镇,当他见到了刘志丹后郁闷的心情一下轻松了许多,他觉得有许多话要诉说,但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

马锡五望着刘志丹清瘦的脸庞,高高的鼻梁,深邃而温和的目光,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谈话顿时活跃了起来。

马锡五叙述了这几年遇到的挫折和今后的想法,刘志丹向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新思想,对拉武装进行了详细交谈,马锡五听了十分敬佩地说“你是做大事的,我虽比你年长,但你是我的先生。”

真诚坦率的态度,亲切质朴的话语,使他们的心似磁石一样紧紧吸引在一起。这次谈话对马锡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此坚定了他革命信仰和追求。

刘志丹叮嘱马锡五,过去我们没有自己的队伍,没有根据地,现在我们要搞,你是哥老会龙头大爷,在这儿人熟、地熟,做组织联络工作,动员一些进步青年、哥老会成员参加军队。

马锡五从这一时期开始,既是刘志丹的“智囊”,又是“外交官”,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积极组织陕甘边红色武装,参与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踩到了中国革命的“两点”上,即毛泽东主席说的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马锡五先后到安塞县雪嘴河等地与李子实、薛应昌(时为党员)联系,李子实答应参加刘志丹队伍。薛应昌随后也来到了金汤镇。约在五六月谢子长也来了,带着两支枪。

五六月间,部队开到位于陕甘交界的三道川,编为谭世麟部骑兵第六营,下辖两个连,分驻三道川水泛台、张家沟门、白豹等地。

李力果、阎红彦、雷恩钧等人在宜川后湫天杨庚武部做兵运工作。这后湫天,是宜川县东北部(现延长县赵家沟乡)的一个山寨,距离宜川县城约有八九十里路,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杨庚武通过宜川大土豪、土匪头子郝子斌的儿子郝至德,取出他父亲去关中前压在寨子里的二三十条旧枪,在这里拉起武装。杨庚武任司令,郝至德任副司令,有三个营,周维祺任三营营长。周维祺是阎红彦的叔伯哥哥,(阎红彦的父亲原先姓周,后来过继给了阎家),利用二人的特殊关系,争取其部队。

农历五月份,杨庚武投降陕北军阀井岳秀,接受在延安高双成师收编,命令在瓦窑堡周围活动的周维祺营回后湫天接受改编。

阎红彦、雷恩钧给周维祺做工作,权衡利弊,谨防上当和不测,三营没去接受改编。

6月份,周维祺将一百几十个人拉到三道川,编为谭世麟的骑兵第七营,驻在川口向里不远的蔺家砭。

同到三道川驻防的还有土匪出身的张廷芝,此人原为苏雨生十六团的团长,驻军宁夏平罗。苏雨生被马家军打败后,张廷芝带领几十个人返回家乡吴起金佛坪,转身投靠陇东土皇帝谭世麟,驻在川道口的窦家砭。他是土匪高双成属下骑兵团长张鸿儒的大儿子,一贯为非作歹,恶贯满盈,罪大恶极。

这些部队共同编为谭部直辖第三团。团部设在三道川的水泛台。谢子长为团长,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周维祺,二营营长刘志丹,副营长赵子实,暂编卢仲祥、刘约三两个连,马锡五管军需;三营营长张廷芝。

这时,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委任谭世麟为庆阳警备司令,并给了个骑兵旅的番号,谭世麟让所属部队去庆阳参加庆祝大会。

刘志丹和杨树荣(姜兆莹)带了二营连长卢仲祥和20名骑兵前去庆阳参加谭世麟晋升警备司令和骑兵旅长的庆祝会,并帮助其整训部队。

有奶便是娘,占山便是王。这是军阀的共性,张廷芝也不例外。

张廷芝投靠谭世麟纯粹是政治投机,目的是想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他一看见周维祺的三营人多枪又好,便起了坏心,阴谋收买周维祺,吞并这支武装。

在金汤镇初次见周维祺时,张廷芝就给周赠送了两匹好马。第二天开往三道川途经金佛坪时,又将周维祺和阎红彦请到鲍家梁他家的寨子里,酒宴款待。席间,有意让其十多岁且长得有几份姿色的亲妹子“狗狗”,陪周维祺划拳碰杯,喝酒吃菜,乘酒兴让蔺士殿作媒将“狗狗”许配给周做老婆。饭后打麻将,又故意给周输钱。进驻三道川后,张廷芝又带周维祺去三边的安边堡去见他的父亲张鸿儒,并示意其父馈赠周维祺大洋五百块,长枪三支,大烟土(鸦片)两包。

张廷芝父子用快马、美女、金钱,收买了周维祺。

农历闰六月,张廷芝说他有二百多人,被石英秀裹挟到宁夏南部下马关一带,让周维祺带部队去下马关,帮助接他那二百多人。

原来,部队的一个河南人,在看望保安山区养病的谢子长时,谢子长说了刘志丹对张廷芝的看法。他回到三道川,在饭桌上喝多了酒,就走了嘴,说出了刘志丹的那句话:“在陕甘边界不消灭张廷芝,咱们就不能顺利开展工作”。这话传到了张廷芝的耳朵里,更加坚定了先下手夺取刘志丹部队武装的决心。

阎红彦在周维祺营中,也急于想找机会收编张廷芝的人马,听周一说,他便亲自带着39名骑兵随张去接部队。返回途中,张带队经盐池绕道安边,在张鸿儒设的酒宴上,张廷芝翻脸下了阎红彦的枪,给阎红彦一二百两大烟土,迫使其回了安定。随后又在三道川缴了周维祺营其余人员的械。

之后,张廷芝并没有把妹子嫁给周维祺,给了五百多两大烟土堵嘴。当时,一两烟土卖两块白洋,五百多两就是一千多块白洋,周维祺在西安开了个铺子,做买卖去了。

张廷芝收缴了周营的枪后,马上派兵包围了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的营部。团部一名战士听到了消息来给谢子长报告,谢子长急忙出门探询情况。刚出门张廷芝的骑兵已冲到眼前,幸好敌骑兵认不得谢子长,还以为这个穿着朴素衣服的是个老百姓,便喝道:“谢浩如在哪里?”谢子长随口答道:“在里边,快追,不然就跑了!”乘机跑下沟脱了险。

马锡五、刘约三等人顺沟跑了一夜,天亮在白豹对面谷子地里藏着,半早上实在渴得不行,在山洼洼吃西瓜。一起有营部里的文书,这人在北京念过几天书,爱说几句洋话,还穿着西服,说话、做事都比其他人慢半拍,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陶尔曼”。

大家边吃西瓜边商量,要赶紧给刘志丹送个信,别叫他撞到张廷芝手里。最后大家商定,几个人分头去寻找。正说着,蔺士殿率兵追来,“陶尔曼”跑了几步,西装吊袋断了,裤子绊住脚,被人抓住了。马锡五跑过一个沟渠,转弯处和追兵碰了个正面,也被捉住了。

马锡五、刘约三、刘兆庆、“陶尔曼”被张廷芝捉去,关押了3个多月。

刘志丹在庆阳开了3天会后,带着从庆阳领取的军饷等军用物资返回三道川,走到九嘴坡岳父家,打听到张廷芝缴了周维祺部队的枪,他那营也被打垮了,还派人在路上截杀他,即改道前往永宁山。

张廷芝派一个营追刘志丹,追到保安县政府所在地永宁山,在曹力如、王子宜等人协助下,设计把追兵营长蔺世殿骗到山上,连吓带训,蔺带兵退去,刘志丹摆脱了张廷芝部队的围追,从后山石崖吊着绳子下山,去绥德、米脂寻找陕北特委,途遇谢子长,遂结伴同往。

3个月后,马锡五等人被放了出来。

马锡五来到三道川张家沟门一带,一来探探消息;二来找藏下的活动经费。无奈人跑的跑,关的关,老百姓被乱兵吓坏了,闯荡几天,也问不出个准信。心想还是回永宁山找刘志丹。主意拿定,找到藏钱的烂窑,背上钱袋,找个棍子,提到手里,碰不到张廷芝的人便罢,碰上先摞倒几个。

到了永宁山,一进门,王子宜就说:“财神爷,快来救命!”

马锡五说:“财神爷只能救穷,可救不了命。”说着把包裹往桌上一放。王子宜说:“什么东西这么沉?”

马锡五说:“这可不能动,金条!”

王子宜说:“真的,哪里弄来的。”

马锡五说:“老刘筹借来的活动经费,想买些弹药。他还没有回来,张廷芝就动手了,亏得那晚上,我枕着它睡,没叫那些龟孙子抢去。这东西可把我担心苦了,家里没有个藏处,日夜守着它,觉也不敢睡。我看还是放在这里保险。”

王子宜听着,满脸带笑,心想,这真是个忠心耿耿的好同志,在那样慌乱的时候,还保住这捆金条,这样的人真比金子还贵重。

王子宜说:“你真救了命,张廷芝把杨跃云扣起来,叫拿钱去赎。逼得他老娘卖尽家底,连饭也吃不上,你快拿出来一些,去跑一趟,不知这金子是多少。”

马锡五说是一百两。

马锡五把包袱打开,取十两,其余交给王子宜存了。

不几天,三道川又陆陆续续回来不少人。跑到别处的,也写信来接头。

刘志丹回到永宁山,和曹力如、王子宜等人商议,搞革命得先有个落脚点,外面情况复杂,地形不熟,先在保安县搞,本土本乡,熟门熟路,各方面都有利,搞起自己的武装,在梢林里打游击,然后,从这里向外发展。曹力如说:“从三道川逃出来的一些同志,经常打问你回来了没有,都想跟着你再次搞武装。军需官马锡五,也放出来了,把军饷背回来了,那些金条原封不动的交给了组织。”

刘志丹感慨地说:“马锡五同志对革命忠心耿耿,这样的同志比金子可贵,是革命人无价之宝”。从此,马锡五开始了在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里,开展革命斗争的军旅生涯。

 

太白夺枪

 

游击队的几个领导谋划着消灭甘肃合水太白民团,即谭世麟的二十四营。由于太白民团归甘肃管,两省之间又不通气,便可利用这个空子,把太白民团搞掉,壮大自己武装。

派杨树荣先去太白,告诉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将到太白镇,请他们筹备粮草。这样就稳住了黄毓麟,然后一面分头调集人马,集中从三道川逃出来的卢仲祥、马锡五、马福吉、刘约三、王廷玉等八、九人以及从延安、安塞、宜川等地来的几个同志。曹力如又从保安县民团抽出一些人,凑到一起,有长枪二十多支,战马20多匹。这里面年龄最大的就算马锡五了,三十挂零,其他都是二十几岁的壮小伙子,真是兵强马壮。派人到苍沟马海旺大爷的崖窑上取回了那次从庆阳驮回来的服装。大家一看,军衣、符号、臂章、官防一应俱全,只少一面旗子,马上叫来几个妇女做了一面绣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子。

人马调齐后,部队在白沙川的密林中,进行了动员和必要的训练。

1930928日拂晓,趁着云雾迷漫,队伍打着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的旗子,化装成民团军的刘志丹游击队骑兵29人向太白镇进发。人人穿着崭新的绿军衣,佩戴着臂肩符号,刘志丹骑着一匹枣红高头大马,走在前面。

马锡五两年前就在穆团头和保安张廷芝在太白合开的杂货部和李家油坊当过相公(伙计)。常和太白跟前(附近)的小幼(年青人)谈天说地,有时也说到刘景桂(刘志丹)其人,说他会草上飞,一夜能跑四五百里路,将来还要来这里打富安良等。这天,马锡五走在队伍的前面给带路。

下午进了太白镇,杨树荣迎上队伍,带到东南头的烧坊住下。

太白镇,坐落于南梁南边的子午岭的密林中。是一个北通保安,西连华池,东接富县,通往延安的咽喉地带。同时,苗河和葫芦河由此汇入洛河。镇上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街道,太白镇北面有一座残破的土城,相传为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所筑。太白镇周围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景色如画,有“小江南”之称。战争年代,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队伍驻进了烧坊,掌柜叫李绪增,50多岁,以前在保安开烧坊,这人年轻时,爱和别人打拳头,人们送他个外号——蒜客(大蒜头的意思)。他读过点书,仗义疏财,爱抱打不平,是绿林好汉一类人物。在保安得罪了豪绅,站不住脚,才逃到此地。一些闹革命的人,来往陕甘边境,经过太白镇,住他的烧坊,总是好酒、好肉相待。“蒜客”见是刘志丹的队伍,便热情地招待。

当晚,在二十四营任班长的赵二娃以喝酒为名,来烧坊向刘志丹报告情况。

赵二娃,大名赵连壁,同刘志丹是姑表亲,1903年生于保安县金丁乡西沟塌村,父亲赵启德,有63女,9个孩子,赵连壁16岁时就成了家中顶梁柱,与父亲一块担起家中生活重担。为养家糊口,只身来到舅父刘培基(刘志丹的父亲)家做活。赵连壁是个正直诚实的人,性格直来直去,干活卖力气,深受舅父的喜爱,得到周围人的好评,一连干了好几年,在舅父的帮衬下,赵连壁一家的光景还能勉强将就。

这时,家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金佛坪寨子大地主张鸿儒派人到赵启德家追债,赵家一时还不上债,张鸿儒的儿子张廷芝派人把赵连壁拉上寨子当作人质,赵家一下子陷入了绝境。两个孩子得病,无钱医治而早亡,另两个孩子为了活命抱养给他人,一时家破人散,赵连壁集仇恨于心头,发誓要报仇雪恨。他听说刘志丹回到陕北从事兵运活动,决心投奔刘志丹。

在一个天黑月高的深夜,赵连壁假装起夜,摸到张营马房的草堆,放了一把火,乘张家团丁救火之机,摸进营房,拿出一支枪,逃出金佛坪寨子。后来,在刘志丹的安排下,进了合水太白黄毓麟民团。他小心谨慎,团结人员,办事干净利落,被提拔担任班长。他胆子大,枪法准,南梁一带的土匪都怕他,称他为“赵二爷”。

赵连壁告诉刘志丹太白民团有3个连,第一连驻在镇内一个骡马店里,第2连驻在河北边的黄家砭,第3连驻在离太白几十里外的林锦庙。

930日晚,在“蒜客”的烧坊里,几个人详细地研究了太白民团的情况,敌众我寡,宜智取而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制订了具体行动计划:刘志丹、杨树荣去见黄、王二营长,以商量军队住宿和粮草供应为名,供机活捉黄、王,并命其下令让部队缴枪,如果活捉不行,就打死;营副王子实和副官王庭玺做联络员,其余人跟卢仲祥留在烧坊招待二十四营其他官兵吃酒猜拳,见机行事;刘约三、魏佑民等人在河边警戒,观察黄家砭敌人的动静。

101日早,太阳刚冒花花,晨雾还没散尽的时候,刘志丹、杨树荣来到二十四营营副王凤珠住处,刘志丹和杨树荣坐在炕边上,王坐在对面。刘志丹和王营长拉了几句闲话后,很认真地说:“王营长,我们马上又来一百多人,怎么个住法,……还需要些粮草,想和黄营长商量一下”。

因为两天来彼此都很熟了,王营长想了一会就写了个条子,叫卫兵去请黄营长和副营长穆寿禄。这时,刘志丹给赵副官使了个眼色,赵副官领会了刘志丹的意思,立刻跑到烧坊里,告诉卢连长做准备。过了一会,黄营长来了,他走进房子和刘志丹打了个招呼,然后坐了下来。

突然外面“叭”的响了一枪,紧跟着赵副官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黄营长,你的兵变了!”

王营长听说兵变,正要掏手枪,刘志丹抽出枪对准他的脑袋,“叭”一下子就结束了他的性命。黄营长要往起爬,被杨树荣一枪打死,并收了两支八响手枪。

这时候,在“蒜客”的烧坊院子里,摆着好几桌酒菜,卢连长等几个人提着酒壶给黄营长的官兵灌酒,有的人已被灌得酩酊大醉,东倒西歪,没醉的还在吆三喝四地猜拳行令。

卢连长听见枪声,酒壶一扔,枪口对准敌人,大喊一声:“缴枪!”此时,队员们都把枪口对准敌人。

这时,赵连壁举起枪大声说:“兄弟们!刘志丹的军队是穷人的军队,咱们都是受苦人,还是跟他们走吧!”

敌人的一个排长转过身,准备抵抗,被卢连长一枪打倒。其他敌人乱作一团,有的钻进桌子底下,有的把枪甩下就跑,有的还在抵抗。双方经过一阵激战,敌人被全部制服。

黄家砭驻的二连听到街上枪响,都向山上跑。卢连长带着人马从烧坊出来,准备过河去打。刘志丹、杨树荣从西边过来,到烧坊门口吹号,不让追,人家长枪多,本地人情况又熟,追过去对我们不利。

中午,召开了群众会,刘志丹讲了话。随后把缴获的部分粮食、衣服分给穷苦百姓,把黄敏麟抢来的三十多头驴,都还给群众。

据王子宜在《和刘志丹相处的日子里》一文中回忆:

 

“去太白下黄的枪,都是十几、二十几岁的壮小伙子,真是兵强马壮,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志丹的军需官马锡五,有三十挂零”。……一切就绪后,马锡五拔枪打死了守在屋门口的黄儿子(黄毓麟)的两个护兵。里面黄儿子刚想翻身下炕,刘志丹抬手一枪,送他见了阎王。那个副营长还没反应过来,杨树荣一枪也把他打死了。

(引自《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61-262页)

 

马锡五组织人员带上队伍需要的东西,让牲口驮上,随队伍一同出发。队伍走到距太白镇30里路的枣刺砭,恰巧碰上民团三连连长马建有的两个随从在道旁放马,刘志丹缴了他们的枪。问道:“你们连长呢?”“在这儿一相好家里。”随从答道。

刘志丹带人捉住了马建有,在他身上搜出了折腰子枪。让他和我们一块干,马表示愿意跟上来。

走到林锦庙下边的四合台沟口,马锡五和杨树荣带了一部分人留下,占住去永宁山的路口,其它人向西北到林锦庙。

当晚二更时分赶到林锦庙,马建有把堡子门叫开,马说:“把枪给刘营长交了。”全连交出了20余支枪和一些马匹,然后把他释放了。

这次行动共缴获长短枪六七十支,15匹骡马。

谭世麟得知刘志丹带人收缴了他的24营枪械、马匹,带走了他的部分人员,从此对刘恨之入骨。在4年后即19342月,调兵偷袭刘志丹老家,杀死刘志丹的族弟、妹夫,烧毁房屋,其父母、妻子被迫逃往山林之中。并挖了其祖坟,焚骨扬灰,企图用迷信的办法促使刘志丹败亡。谭世麟的这一手,引起了革命同志的义愤,而且在其家乡庆阳也为众人所不齿。19499月被政府捕获,19504月在华池县柔远城子召开公判大会。判处死刑。就地枪毙。

黄毓麟的儿子黄金贵在1980年回忆:

 

我今年69岁了,一直就在太白街住,1930年“太白收枪”中,打死的黄团头就是我老人(父亲),他们没干过什么坏事。那时成立民团是为了护村保庄,为当地群众办事防土匪。但谭世麟为了扩充他在陇东的势力范围,给所有民团都安上了营的番号,一律归他管。谭世麟这样一搞,就把民团的性质改变了,成了反动组织,我父亲也就因此而送了命。

刘志丹收太白的枪恐怕早就有安排。马文章(即马锡五)、李蒜客、赵副官(赵连壁)都是提前派来搞底线的。马文章两年前就在太白镇穆团头(穆寿禄)和保安张廷芝在太白镇合开的杂货部里当相公。

(引自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第330-331

 

初战告捷,打破了南梁千百年的沉寂,启发了南梁民众翻身求解放的觉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

这是共产党在南梁地区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斗争历史。

 

游击队转战大梢林

 

智取太白后,队伍打上红旗,一路歌声来到白沙川,开了庆祝联欢会。

为了减少目标,迅速发展,游击队把人员枪支分成三部分。赵连壁带领一部分人马在南梁地区组织饥民武装;同守孝带领一部分人马在太白拉队伍;刘志丹带领总部在保安、永宁山、镰刀湾、安塞地区活动,马锡五管军需,随总部一块活动。

游击队回到永宁山。国民党县长崔换九(曾是共产党员)较为开明,对刘志丹说:“你们现在人数多了,风声也大,这里离延安只有100多里,不能常在这里住了。”县公安局长也说:“你们这些人,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一人拿两三条枪。”

崔县长找到刘志丹,苦苦哀求不能让他坐蜡,希望把队伍带开,否则张廷芝找来,他的性命倒无所谓,只怕百姓生灵涂炭。刘志丹就答应队伍开拔,可是到哪里去呢?

几个人把周围地方仔细想了一遍,最后决定去葡萄沟。那里离永宁山20多里路,在洛河川的一个拐沟里,方圆几十里都是梢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不同于陕北一般的黄土丘陵。他们一同去看了看,很满意,回来就把部队拉进去。这里虽然荒无人烟,早年间还是住过人的,葡萄沟的山梁上,有一个古寨子,有几排旧窑洞,修理一下就住进去了。

马锡五、王子宜回到县城,立刻组织人员筹备了一些粮食、生活用品背进山。

刘志丹对王子宜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广泛开展游击战,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你回去后立刻和特委、省委取得联系,看省委有什么安排,我带队伍在安塞、合水、靖边一带活动。”

于是,游击队就撤到永宁山南的瓦子川,在石峁弯安下指挥部,竖起“人民革命军”的旗帜,队伍撒出去几条川。

那是一个火红的冬天。定边集、刘家老庄、旦八寨子附近,都有人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到处都贴是:“推翻旧政权!”“实现工农民主政权!”“穷人要翻身!”“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开了会,拉了话,打了土豪,又分牛羊牲畜,群众还拉着战士,要捻香“拜把子”,一生一世做弟兄,这是这里的风俗习惯,照他们的想法,拜了把子才是最亲近的人。

老百姓对部队的叫法各种各样,有的叫“革命军”,有的叫“游击队”,有的叫“红军”,有的叫“刘志丹队伍”,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

游击队先后消灭了保安、安塞等地一些民团,打土豪,分牛羊,扩大了政治影响,震动了陕甘边,几个县都传遍了刘志丹拉起队伍打富济贫的消息,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军,在短短两个月内,部队发展到250余人,编为两个中队,卢仲祥、魏佑民分别担任中队长。

马锡五搞联络和给部队筹集给养。搞回粮食,分配到老百姓家磨成面,再收回来分给部队。他不但分粮、杀羊、杀猪、弄肉、弄油供给吃饭,还要想方弄棉花布匹等穿衣问题。

游击队建立了党支部,杨树荣担任支部书记。地方上的贫农团,雇农工会,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一块块牌子高高挂起,一杆杆红旗迎风飘扬。

打罢真武洞、镰刀湾,踏(打)了几家土豪,缴了许多枪,收来的牲口藏在瓦子川一带,财物分给当地老百姓。连打了几个胜仗,收了二三百农民战士,觉得也该整顿整顿、训练训练了,就把队伍集中到石峁湾大练兵,打靶、上操,又讲军事、讲政治,游击队不断吸纳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壮大队伍,使革命的星星之火在南梁山区重新燃起,为建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看到这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陕北军阀井岳秀慌了。

井岳秀有个习惯,清早守着大烟灯,抽到半晌午,长起精神,才问公事。从刘志丹打了太白民团,他就不那么自在了。睁开眼头件事就是叫参谋,问南路的情况。那些消息,也叫他心惊:一个说保安东岭上出现了革命军;又一个说革命军到了南边瓦子川的大梢林。安塞县报告,革命军打了真武洞;靖边县又报告,革命军打了镰刀湾民团;穷苦人都跟上共产党走了。打土豪分牛羊,抗粮、抗款、抗税,到处组织农民会、贫农团、妇女会。南路几县都风传着:“红了,红了!”

并岳秀坐卧不安,下道命令:着驻延安的国民八十六师二五六旅旅长高双城和驻守保安县的高雨亭营“围剿”。限期三个月,不肃清“革命军”,就要撤职。

高双城着了忙,天寒地冻,不要说打仗,光走路也扒层皮。队伍出动几天,四望茫茫川道,漫天飞雪,哪里去找革命军的踪影。

腊月间,游击队驻在保安县瓦子川下面的刘老庄。腊月二十八,永宁山上的王子宜骑着毛驴送来信,说延安高双城派队伍要来“围剿”游击队。

当下开了队委会,作出决定,敌来我走,避实就虚,转移合水。给几个干部分别派了任务,抽一个人到山西买枪弹,同时给特委送信;派人到苍沟,设个后方留守处,托苍沟马海旺大爷照看。

马锡五拿着铅笔,趴在炕桌上计算着这几天群众送来的东西,刘志丹进来嘱咐,许多人头回离家,一定会把过年看得很重,应该叫大家过得快快活活。马锡五忙说:“不用你操心,吃的喝的都齐全,好几天前,百姓都送来了”。刘志丹问:“付钱没有?”马锡五说:“我正为难哩!送一回,退一回,没有人要。”正说着,参谋在外面嚷着:“老马,快来卸驮子,又送吃的来了。”马锡五出门看,窑前赶来七八条毛驴,都驮着东西,猪肉粉条、油炸糕、黄米馍馍,还有两罐子黄米酒。

马锡五迎上去,跟老乡打了招呼,东西照价收买,人要留下过年。

除夕全军大会餐,一时窑里窑外,端锅的、拿碗的、提壶的、送盘的,忙碌起来。猪肉味,羊肉香,窜了一道庄。划拳的、喝酒的、说笑声、喊叫声,震翻山沟。

大年夜里,本来打算和老乡们联欢,不料发生敌情,只好通知战士,早点睡觉,老乡们见战士们不玩了,兴趣大减,都回了家。

后半夜,雪下大了,队伍悄悄集合,冒着漫天飞雪连夜出发。

雪不停地下,积雪渐深,脚步愈沉,行军一天一夜,夜里过了子午岭,到了平定川,人困马乏。侦察员报告,东边敌人追来了。部队又连夜行军,骑马的走路,走路的骑马,互相照顾过了葫芦河。又走一天到了太白镇西边,要翻过桥山中段,马乏了,打死也不肯走,人只好下来。鸡叫三遍,爬上山顶,甩脱了敌人。

山岭上风急雪猛,找了个避风处,打柴烧火,围起来,背靠背,坐着在地上睡着了。

寒风吹,大雪飘,渐渐人也埋在雪花里,透过雪花,传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正月初三到了固城川。固城川有个堡子,当地人称作“古城”,堡子内没有人家,东西两边各有村子,队伍就住在东村。

马锡五作为“外交官”,到赵连壁、同守孝、贾生才等“山大王”处联络,希望组织起来一起干。

太白收枪后,赵连壁回到南梁一带利用刘志丹给的5支枪拉队伍,动员了数十名贫苦农民参加,收编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队伍很快扩大到近百人。

杨培盛、同守孝都是米脂人,两家相隔不远,以收购皮货为主。杨培盛被国民党的便衣队抢了,生活混不下去,他又反过来抢了国民党士兵的1支枪。从此,他就和同守孝等几个收皮子的,拉起队伍,打富济贫,他们在太白一带也发展了100多人的队伍。

贾生财是横山人,小时候逃荒到蒿嘴铺,搞了个民团。后来民团里有一部分陕北人,也有一部分当地人,队伍发展后,陕北人坚持要他带队回陕北,贾生财却坚持要和刘志丹在南梁闹革命,那些陕北人偷着把他杀了,带了一部分人和枪回了陕北。

唐青山,原籍河南,在瓦岗川也建起了民团。后来落脚到西华池(今合水),是个江湖武夫,爱结交义士朋友。

在马锡五的联络下,赵连壁、同守孝带着200多人的队伍,贾生财从民团中拉出40多人,瓦岗川民团唐青山也率40多人来固城会合,部队增加到400多人。

游击队在东村召开干部会,研究编制,配备干部。经过几次协商,几方一致推荐刘志丹任总指挥,决定各部队暂时不改名称,不打乱编制。编为4个连,刘志丹任总指挥。一连连长卢仲祥,二连连长赵连壁,三连连长杨培盛,四连连长贾生财,马锡五负责军需供应,对外联络。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刘志丹讲话说,这支联合部队大部分是穷苦出身,或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或是受地方、官府的逼迫才拉起队伍,现在会合一处,人多力量大,大家要团结一心,坚决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武装斗争到底;部队要体察老百姓疾苦,决不损害群众利益;拉出山林,打豪绅,解决给养,不断发展壮大。

固城整编后,游击队在固城川和宁县的盘克塬一带边打土豪,边筹备粮饷。这一带是山区,山里有沟,沟上有塬,塬上有人,人家不多,粮食、弹药补充很困难。

224日,部队开到张皮塬,与陈珪璋部蒋云台(又说谢绍安,又叫谢牛)的第五旅遭遇。敌步兵、骑兵配合猛攻,游击队仓促应战,顽强抵抗,从上午打到下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敌人在正面进攻难以得手的情况下,派骑兵绕道从东面抄了游击队的后路。把三、四连截断,大行李、骡驮子、粮食驮子冲得四散,人挤人,马踏马,四处枪声零乱,左一堆,右一堆,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雪地上,东倒一匹死马,西倒一具死尸,遍地撒的粮食、骡驮架子、破布片、烂麻袋。由于队伍刚编起来,人有几百,但枪仅百余支,组织性又不强,游击队终因伤亡过大,子弹打光而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游击队在山头上集合队伍一百多人,独不见马锡五下落。

队伍连夜撤到麻子掌。黑灯瞎火,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在村子里进退不得,找了几个烂窑先歇着。

这时,马锡五赶着几匹骡子,从另一条路跟来了。

原来,战斗打响后,马锡五带着物资跟在队伍后面,三打两躲,没有跟上队伍,就带着物资和敌人打转转,到天黑不见队伍了,正在着急,从半沟里出来一个打散的游击队员,说部队向麻子掌撤走了,他们一起赶着牲口追来。骡子上还驮些粮食,炊事员跑丢了,没法做饭。

马锡五便叫几个人去找水,黑天半夜,找不到水,就化些雪水,下了米,煮得半生不熟,无碗无筷,用帽子兜着,一把把抓着,胡乱吃了。

天明,敌人又围攻,人无粮,马无草,枪无弹,处境不利。为迅速摆脱敌人,部队钻进了芦峁梁大梢林。

芦峁梁是桥山山脉中段的大梢林,周围几百里内,几乎断了人烟,一眼望去,梢林枝丫交错,葛藤盘纠,阴阴森森。鹅毛大雪,无声地飘落,高山、河流、荒原,四野一片银白。严寒和饥饿,像两根绳索,勒得战士们喘不过气来。

找了一孔烂窑洞,窑洞内没有一盘炕,一把干草,没法睡,只得背靠背坐在冷冰冰的地上,马锡五冻得发抖,站起来说:“再不能坐啦,裤子都潮透了!

外面风声怒吼,几个人跑到窑后,拉来些干树枝,生了火。窑里又是烟,又是气,烧得暖和起来,把火炭拨到一边,坐在火烧过的地方。

不料,天亮刘志丹浑身起了疙瘩,又疼又痒,满身乱抓。马锡五发愁地说:“这都是睡出来的病,得想个办法!”。

大家又换了一座烂窑,那里有两个一丈多长的石槽,马锡五把树枝放在石槽里烧过,等烧热了,拨出树枝睡在石槽里,两个人腿弯套腿弯睡下。马锡五笑着说:“这倒舒服,就是烫些。”到后半夜,石槽又凉了,大家只得坐起来,抱着膝盖,烤火、说话,坐等天亮。

大雪封山,弹尽粮绝,部队驻在深山老林的破窑洞里,饥寒交加,粮食吃完了,守着古窑洞烧起柴火,拿着粗瓷碗轮流煮开水哄肚子。刘志丹在火堆旁,拿根棍棍拨着灰里烧的黑豆,这是仅有的粮食,看见熟了,就送给伤员,自己也喝开水。部队靠拣拾野核桃、打猎充饥。

第二天天不亮,队伍就起来了,碰见两个打野猪的老乡,马锡五用一头毛驴换了人家的两头野猪,架起火,烧熟吃了。这时候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野猪肉,真算是很不错的年饭,大家高高兴兴,士气暂旺。

 

职田镇事件

 

游击队开会分析,这里不是长住之地,伤员得不到照料,粮食得不到补充,打听消息也困难,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就是敌人不来,没有群众,部队也无法生存。

研究决定:近联系小石崖民团给以帮助,度过难关;远联络苏雨生部,作长久打算。通过哥老会龙头大爷(指开山头的,凡这个山头上的人全归他管,不分省份、县境,龙头大爷下面有行衣大爷,行衣下面有兄弟会)解决困难。

马锡五、陈鸿宾、贾生财给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送去1匹骡子、200两大烟土,作为见面礼,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交涉粮草、子弹供应。

罗连城,贫苦出身,也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年轻时候,受不了豪绅的压迫,跑出来搞了些枪,在山中独霸一方。他占的那个地方,是陕甘交界上的一个口子,地势险要,官兵难得进来,国民党怕他造反,给个团总名义安定他。

马锡五认为,罗连城有合作的条件,一来,他是外乡人,当地豪绅也排挤他;二来,革命军目前还没有损害他的利益。如果打开罗连城这一关,以后摸民团的底子,就有门路,在山区活动,也有很大方便。

游击队的活动罗连城早已有闻,开始害怕把他当做太白民团的黄儿子来打,就说:“思来想去,这事麻烦,刘志丹心大,事大,麻烦也大!

马锡五解释说:“你想想看,当初刘志丹没有一人一枪,这些人为啥跟着他走,许多人放着大官不做,硬要跟他当兵,睡雪窝子,钻烂窑洞,吃没吃,穿没穿,也不抱怨,这又为什么?不就是他一心想为穷人打天下!不怕老哥生气,你谁都能得罪,可别得罪共产党!别人的日子长不了,这共产党干事可是子子孙孙,一代接一代。”一席话说的罗连城放心了。

罗连城痛快答应让部队开到小石崖,看望了游击队,送来了猪肉、大米、白面,供应粮秣,补充子弹,安置伤员。部队在这里休整2O多天。

近处安顿下来后,开始考虑长远打算,因为在1929年,刘志丹搞兵运时,曾在苏雨生的部队当过中校团副,两人有一段交往,由于这个关系过去没有撕破脸,决定先争取国民党西北军的番号和给养,搞些药品和子弹,使游击队渡过难关,再利用公开身份,扩大部队。

马锡五、陈鸿宾通过苏雨生的副旅长谷连舫(谷连舫在榆林中学当过教员,是刘志丹的老师)联系,苏雨生也欢迎联合,双方谈妥,收编为其部属,给了个补充团的番号,任命刘志丹为团长,杨树荣为中校副团长,陈鸿宾为少校副团长,马锡五为军需,下辖2个连,驻防陕西旬邑职田镇。

马锡五和苏雨生派出一个营的队伍来接刘志丹的人马,行至转角镇,那营队伍不愿再走,就地驻下。马锡五和两个团丁回来找部队。正好在半路碰上派出打前站的赵连璧,就把带回的两驮军装、药品、子弹一同留在职田镇。

19314月,游击队离开小石崖,经石底子、关门子、马栏、刘家店等地,一路南下抵旬邑职田镇。

游击队有了合法的地位,部队不仅换上了军装,而且还领到了部分生活费。那时说是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魏佑民,副连长刘约三;第二连连长同守孝,只有三四十个人。

职田镇是座小集镇,房屋陈旧破烂,街面冷落,镇上有座庙,就在里面设了指挥部,战士们分散住在民房。

马锡五和杨培盛去找镇长,叫他筹粮草,镇长见他们穿身老虎皮(国民党军服),当成了官兵,就按说的人数,去摊派粮草饭食。又怕把百姓吓跑了,叫他敲锣安民,说我们的军队不拉夫,不抓差。

战士们一住下,百姓挑担提篮,送来馍和面条。马锡五说:“今天吃的饭,照价开钱,不能白吃”。镇长正好在跟前,以为怪他招待不周,心中惶恐不安,再三作揖,说“怠慢怠慢”。马锡五笑着说:“你不要害怕,这是革命的队伍,公买公卖。”镇长才如梦初醒。

第二天,正逢集,贴出安民布告:

“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不扰民,不害民,公买公卖,望工农商学各界,各安本业。”

又给部队下了禁令:

“不准赌博,不准抽大烟,不准偷盗。”

百姓你传我,我传你,都说:“天开了眼,来了这么好的队伍”。见个战士就往前凑,说几句话,问个情况,不几天就亲亲热热,和睦相处了。

在职田镇,部队一方面加强学习和军事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方面与附近驻防的民团积极发展统战关系,争取和游击队合作,开展革命活动,发动群众打土豪,解决部队给养,救济百姓。

4月底,陕西省委派高岗以巡视员身份来到部队,带来省委的指示,指示信是写在拆开的《红楼梦》字缝里,放在点心盒中带来的。省委同意游击队的决定:“利用补充团名义,尽量扩大部队,筹些粮款军费,积极准备打红旗,寻找机会把部队拉出去”。

到了夏季,苏雨生对部队存有戒备,既不好好拨粮,又不按时发饷,使部队面临吃粮困难、花钱没有的困境,军需一时出现了困难。

马锡五为保障部队生活所需,带领供给部的同志设法从地主、土豪和当地民团那里搞粮食、咸盐、布匹和钱,有时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搞到部队所需。

不料,这时出了件事。

一天,陈鸿宾带一班人到职田镇下原大地主刘日新家催粮,刘日新家存有千余石粮食,部队要刘交出300石,供军队食用。刘惜粮如命,只交了一部分,再死活不给,战士把刘日新拉了几下,踢了几脚,刘日新自认为被羞辱,便于当日上吊死了。

刘日新是旬邑一带有名的大地主,在国民党省党部还挂着名,仗着有钱有势,常跑西安。

刘志丹的义举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遭到了地主老财的攻击。气急败坏的当地豪绅联名写状子,告到陕西省政府,说刘志丹是共产党,又在旬邑搞“渭华暴乱”,煸动百姓闹共产。再加上刘日新的一个儿子在苏雨生部当营长,直接上告到杨虎城处,杨虎城即命苏雨生严加追查。

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指示下,反复无常的苏雨生正欲借机吃掉游击队,先以商量军事机密为名,把刘志丹召到彬县,设宴招待,同车去游彬县花果山、水帘洞。当回到苏部时,苏以上面有密令,就地扣留了他,上了12斤重的脚镣,关进彬县监狱。

苏雨生派骑兵、步兵2个团包围了职田镇,勒令游击队缴械。二连突围进了子午岭梢林,被李培霄饥民武装收编;一连指战员听说刘志丹被押,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但是,大家又考虑到拼起来容易,也解恨,刘志丹怎么办?弄不好敌人会下毒手。除此而外,敌人兵强马壮,拼的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王世秦、刘景范、马锡五、刘约三几个人反复考虑,向对方提出了5个条件:缴械后立即释放刘志丹,并保证安全;缴械后除不愿当兵的外,全部在彬县旅部当兵;缴械后不许搜士兵腰包;缴械后若回陕北的,给路费、路条;不许打骂、辱骂士兵。对方基本答应了上述条件,将一连全部缴了械,编为苏部运输队。

交枪后,很少一部分人领到路费回家,留下七八十个骨干,不放心刘志丹安全,随同敌人一同到彬县。

过了些日子,还不见放刘志丹,部队赶快派一连党支部书记史智给省委送信。

这时,苏雨生部队任参议的共产党员白冠五,在旅部见到了刘志丹。

白冠五是根据党组织策反苏雨生,赶走井岳秀的计划,带着在高克清骑兵旅当参谋长的刘天民的推荐信,从三边来到彬县。白冠五向苏雨生递交了信件,苏看过信后,不冷不热地说:“如今队伍缩成了一个旅,下连带兵不行啦,还是在司令部当个参议吧!"他只好同意,先站住脚再说。一天,白冠五到副官处找王主任,见门口有四个站岗的,气氛和往常不一样,因为副官处从来不设岗,一边猜想着,一边往里走,平时和王主任来往多,关系较好,士兵也认识这个“参议”,不加阻拦。进了门看见王主任脸色阴沉地坐在桌子边,一旁套间的门敞开着,里面有3个士兵正给一位穿大衣的军人砸脚镣。

王主任间:“你有事?

他只“嗯”了一声。

“什么案子?

“共产党。”

“他是谁?

“刘志丹。”

白冠五心里一惊,却装作若无其事一样,把话题断开,和他闲扯,不大一会儿,里面的士兵出来,王主任便站起身来,白冠五有意坐着不动,他只好说:“你坐着,我先走一下。”

白冠五见屋里再无别人;便跨进门:“志丹,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见。”刘志丹抬起头平静地问:

“你是谁?

“我叫白冠五。”

“从哪里来?

“太原。”

“是谁派你到这里来?

“刘天民和杨怀英,我在司令部当参议。”白冠五急切地说。

“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我好想办法。”

刘志丹镇静而又严肃地说事情回头你就会如道,现在你听我说:马上到补充团通知马锡五、刘景范、刘约三,要稳定官兵,防止内部发生动乱;要想办法向17路军指挥部做工作,说那个姓刘的豪绅是在军民纠纷中受了惊吓,加上年老有病,故而身亡,和共产党没有关系;这事要快解决,不要拖的时间太长,不要让国民党省党部插手。

马锡五、刘景范等人到彬县,利用在苏雨生部当文书的我党秘密支部书记,送他们二人到了牢房。马锡五他们站在铁栅外,向刘志丹汇报了部队情况。

刘志丹叮咛说:“这是个是非之地,你们以后少来。苏雨生耳目众多,切不可麻痹大意。也叫送信进来的那个人,小心谨慎,谨防暴露”。又说:“东山也不是久留之地,要赶快转移,不要弄得被人吃掉。”

马锡五说,“我们想住得近些,有事好照应。”

刘志丹忙说,“切不可轻举妄动,你们要把队伍带好。同省委取得联系,转到山里活动。不要跑到敌人鼻子底下,等人家收拾。”两人点头答应。

刘志丹催他们快回去,马锡五塞过个包包,“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给你留着应急”。

刘志丹说:“我用不着,你们拿去买些书籍纸张,抓紧学文化,你念书不多,将来革命一发展,文化就有大用。”又接着说:“你们不要替我担心,铁镣算得了什么,它响一声,就走近新世界一步!等它不响了,这些反动派就都完蛋了。”

两人站在牢外,不忍离去。看守催着说:“有人来了。”远处苏而生的副官提着大包小包,往这边过来。

刘景范拉了拉马锡五的衣袖,急忙往外走,出了通道,在监狱周围转了一圈,找一家旅店住下。

马锡五在1959423日谈“刘志丹革命活动”中回忆:

 

“我在彬县监狱探望志丹,他安慰我:“不要伤心,我几天就会出去,我现在有个大计划,把毕梅轩和李培霄两股土匪收编,搞掉陈璋的势力,成立一支武装,开展革命活动,我出狱后,马上开始执行。”

(引自《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杜,第308页)

 

白冠五找到马锡五、刘景范等人转达了刘志丹的指示,研究了营救的办法,一是找副旅长谷连舫,他是个个性情温和、处事稳妥的人,比较同情革命;二是17路军方面,请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杜斌丞先生帮助,再称刘志丹病重要,求保外就医营救出来。

国民党特务机关四处活动,企图杀害刘志丹,他的处境很危险,大家十分焦急。

事有奇巧,在关键时刻,陕西省绥德公署主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原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去甘肃途径彬县,刘约三在彬县街道上转,碰见了杜斌丞,给杜把刘志丹被押的情况说了,请他想办法解救刘志丹。刘志丹和刘约三都是杜先生的学生,且杜先生同情革命。

杜先生当即致电17路军总部,声明这次事件乃是职田镇军民失和,行为有失检点,乡绅刘某从中调旋无效,故而气急交加,致使旧病复发,不幸身亡,并无共产党之情由。刘营长丧父,理应同情,但讼词失真,宜实事求是,善加安抚,望顾全大局,兵是为上云云。

谷连舫也对苏雨生陈说利害,苏雨生勉强答应。接着大家又称刘志丹患重病,请求保外就医。谷副旅长又愿具结作保,苏雨生只得顺水推舟,大家立即把刘志丹接出来。

刘志丹出狱后,又同刘约三、马锡五拜见了校长,当面致谢。杜斌丞离开彬县时,给刘志丹留了1把三号盒子枪、10条子弹、100元钱,鼓励他继续创业。

刘志丹辞别杜斌丞便来到街上。黑影里转出一伙人,紧跟在后边。一问才知是等着“劫法场”。

刘志丹叹口气说:“人在这里,总算被你们劫住了,都回去吧!”一起来到客店。

当时,陕西省委有个计划,即准备在甘肃搞5个旅的兵变。因此,派高岗、马志贞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去平凉与陈珪璋谈判,将李培霄千余人的饥民武装收编为1个旅,归属陈部,收编后再改造成自己的部队。

刘志丹一听,皱了眉头,分明是虎口夺食,省委领导机关住在西安,不了解自己的队伍,下的指示同实际不相符。不执行,说不遵守纪律;硬去执行,就得碰钉子。苏雨生这边事还没了,又打陈珪璋的主意,这太牵强了。

刘志丹就对高岗说,“你给反映一下,请省委多研究研究井岗山斗争的经验。不能太依靠这种做法,联合得自己有力量,不然联合也是纸上空谈,共产党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光凭三寸不烂之舌取相印。”高岗说:“我也想不通,省委的指示不能说不正确,可是一执行起来就出毛病。”

游击队被编为苏雨生直属运输队,分为两个排,队长魏佑民,副队长刘约三,一排长李锦如,二排长刘景范。驻在彬县城外东关娘娘庙。说是运输队,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运过,处在半受监视半受训的境地。

第二天一早,杨树荣、陈鸿宾、刘景范出城,把人编制一下,成立个支部,建立个联络点,使打散的人有个集合的地方。

马锡五留在彬县照顾受伤的卫兵,然后到南梁联络赵连璧、同守孝、王子宜等人互相通了消息。

19315月,出狱不久的刘志丹又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打进了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开展兵运工作。

 

患难见真情

 

刘志丹经陈珪璋的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引荐,同陈珪璋谈妥,委任刘志丹为新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陈鸿宾(后为朱理凯)任参谋长,驻防宁县早胜一带,派刘宝堂率1个步兵营同往,协助收编李培霄部队。

陈珪璋是个开油坊起家的小军阀,虽被蒋介石封为师长,驻守平凉,统治陇东14个县,但他与周边的军阀交恶,正处在四面楚歌之中,彬县驻有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的骑兵旅;张廷芝在庆阳以东也想乘机霸占陈珪璋的一部分地盘;李培霄领导的饥民武装在正宁一带活动。尤其是张应坤、杨万清、毕梅轩3个旅开始在镇原一带联合进攻,想占陇东地盘。陈硅障处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虽然如道刘志丹是共产党人,想利用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加之刘志丹又是黄浦军校毕业,委任刘志丹当旅长,收编李培霄,牵制张廷芝和苏雨生,这样,陈部就得以集中兵力在北线作战,集中打张、杨、毕等部。所以,陈很看得起刘志丹,在刘志丹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给他旅长职务。

刘志丹利用陈珪璋给的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寻机兵变。在陈部搞兵运的共产党员张秀山来到宁县,设立了办事处,收容张皮塬、职田镇失散人员。

王世泰闻知刘志丹的确切消息,便带着在彬县苏雨生部运输队的部分队员前来,彬县党组织还派来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学兵队,很快集中起四五十人的队伍。

1931年夏,马锡五回到保安永宁山,见到了王子宜,相见十分高兴,忙问他:“情况到底怎样,快告诉我!好长一段时间没听到你们的消息,真急死人了。”

马锡五说:“我回来就是专门来和你们取得联系的。”

马锡五和王子宜、曹力如谈起了前一段的情况和下一步打算,刘志丹又到了合水一带,准备在南梁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队伍,将来还要正式成立红军。

“哎呀,那太好了,我们早就等不及了。”大家兴高采烈的说着。

曹力如说:“我们已做了些准备,枪械和人都有。”

马锡五说:“哎,对了,志丹问你们搞的武器怎样了呢!他原先在县里时就安排了一些关系去买武器,不知咋样咧!

王子宜说:“这一工作,我们一直抓紧搞着哩,但他亲自布置的那件事还没有结果。”

原来,保安县西川有个姓刘的大财主,外号叫“刘疙瘩”,人们都叫“刘百万”,家里养着1000多只羊,300头牛,200多匹马,刘老汉虽然钱财万贯,就是舍不得花。土匪张廷芝看着刘家钱多,便有了敲诈之心,强派给“刘疙瘩”的儿子刘兆庆一个连长的官衔,要他自己去买枪、买马、雇人。张廷芝见刘家不愿意,派人把刘老汉抓到金佛坪关起来,放出口风,非得1万两银子才放人。刘家救人心切,只得将1万两银子驮着送去。刘老汉回来,心疼的要命,躺在炕上,不吃不喝,几天时间就断了气。儿子刘兆庆和刘志丹在榆林同学过,他咽不下这口气,想要报仇。他埋了父亲,找到刘志丹就诉苦,请帮他出气。刘志丹说:“家里放着这么多银子,不拿出来为革命买枪,却白白被张廷芝敲诈去,多可借。”在刘志丹的开导下,他参加革命,回去就拿了银子,和另一个同学胡立人前往山西买枪。

他们在山西,经过一番周折,买到了一挺机枪,装在牛皮筒子里运过黄河,藏在米脂县共产党员王守义家中。因为时间长了,不知道刘志丹的确切地址,就给王子宜写了一封信,打问刘志丹在哪里,好把枪直接送去。刘兆庆把信邮寄给保安县永宁山赵耀先转刘伯达先生收。

此信被延安国民党稽私队查到,一看起了疑心抄录下原文,又将原信发出。信中写道:

伯达掌柜:

 

你托我办的货已买到。现己送到吉镇,有几个掌柜,无法再送了,请你派人来接。

 

信左上角还写着:“代问力如、耀先、子宜好!”敌人因此对曹力如等人产生了怀疑。

接着敌人又查出在甘肃苏雨生部作兵运工作的刘约三给曹力如的来信,信中说:

“我这里生意很好,从山西买的羊毛已经运过黄河,派人来取。听说薛老板,在保安总管这一带下庄,生意如何?望告知。”

这封密信被国民党延安驻军高双城部查获,一看起了怀疑:保安县是出羊毛的地方,怎么能从山西往保安运羊毛,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当时,陕北的土皇帝井岳秀怀疑刘志丹、曹力如和杜斌丞联合秘密进行倒井活动。对刘志丹、曹力如的行动暗中监视。这一连串的事,引起井岳秀的警觉,立即命令驻扎在延安的高双城抓人。

敌人将信的内容抄下来又将原信发出。在约定接货的时候,把买弹药的人捕了,东西也丢了。

国民党怀疑永宁山是共产党的老窝,他们要剿老窝。县长崔焕九,原为榆林中学的教师,为人忠实公道,颇为民众拥戴,也被撤了职,中共永宁山支部成员全部涉嫌。

82日,敌人来捕人,赵耀先将支部文件全部烧毁,未抓到其它线索,只得把赵耀先等人逮捕,

马锡五乘乱瞅空走了,一气跑到蒿嘴铺赵连璧处。

几天后,刘志丹到了早胜,前去宁州(宁县)和李培霄谈判改编部队的事。

马锡五在《1930-1932年的革命活动》中回忆:

 

我们在宁州(宁县)相会,见到了刘志丹,告诉了保安的情况。刘志丹感到李部中我们的力量太小,要我再去保安一趟,联系刘兆庆,让朱侠夫去找谢子长。我去保安时,碰到贾生财,他已搞起百多人的队伍,在吴堡。我到保安,适逢曹力如、王子宜等人被捕。高岗也遭过捆绑,狼狈不堪。我送走高岗,曹等释放。找到曹后,又碰到敌人二次来捕,我逃脱了。

(引自《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22-323页)

 

王子宜、曹力如、高景山、刘兆庆等人,先后被井岳秀抓到榆林府,关进了监狱。大家自觉并无什么暴露之处,很感奇怪,等到一过堂,才知道是因为“非法买枪”的事,幸好信中没有涉及组织上的事,是用的暗语,所以没有暴露他们的身份。敌人怀疑他们不单纯是一般的军火走私犯,想通过严刑逼供,查清他们的身份以及这件事和南梁的关系,他们早已串好了口供,坚决不认帐,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组织,敌人也无办法,只好作为"倒卖军火"的经济重犯关在榆林监狱。

保安县在榆林中学读书的党员学生曹成业、曹士荣、刘光安等人,把情况报告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委书记马文瑞,同马文瑞到监狱探望了他们,接上组织关系,从政治上、生活上给予了很大帮助。l9337月,经党组织营救获释。

马锡五这次去没有见到谢子长,寻到失散和转入地下的同志了解情况,同时,也告诉了游击队改编饥民武装情况,鼓励他们继续工作,很快队伍就会回来的。这种情况下,马锡五在保安五六天后,返回陇东。

游击队与李培霄谈判中,因满足不了李的条件拒绝收编。

当时斗争形势是复杂的,陈珪璋部的谢牛、蒋云台两个旅也都在设法收编,结果收编不成,将李部打散。

在此之前,陕北军阀井岳秀部河套土匪高广仁带着七八百人在宁县境内哗变,投靠陈珪璋,被编为十三旅,驻兵早胜镇。苏雨生背叛杨虎城,欲北窜宁夏,杨要陈珪璋在陇东堵截,陈命令刘宝堂部队到宁县早胜一带进行拦击。

刘宝堂到达早胜镇三四天之后,高广仁突然再次哗变。这次哗变不仅缴了刘宝堂4个连的枪,顺手把十一旅的枪也收了,押着刘志丹、刘宝堂及所有被缴械的人向合水退去。

高部北窜时,一路烧杀抢掠,途经合水店子塬,攻开安吉堡子,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残酷屠杀,杀伤70余人,并掳去青年妇女数人。到了合水县城东关骆驼巷,被蒋云台骑兵团打散,刘志丹及其部队被解救,驻合水东关。

第二天晚上,刘宝堂进城见蒋云台,谈早胜事件经过,蒋云台对刘宝堂说,丢失宁县是刘志丹十一旅没有守住,要抓刘志丹。

刘宝堂回到东关,急派副官告诉刘志丹,蒋云台找岔子说刘志丹防务不力,丢失早胜镇和宁县,要抓捕他。

其实这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蒋早就想收编李培霄部扩充自己的力量,没料想刘志丹先行联系,导致李培霄出走陕酉,因而迁怒刘志丹;二是刘志丹在太白收枪时,打死的黄团长的儿子就在蒋云台手下当连长,这位连长提出要亲手打死刘志丹“替父报仇”。

刘志丹很快地收拾了一下,来到张秀山、王世泰、刘约三等二三十人住的大房里,对大家说:“蒋云台要来抓我,得马上离开,你们暂时都留在这里,由刘宝堂关照你们,以后再相继离开。”

大家感到很突然,让刘志丹一个人走不放心,都要跟着走。刘志丹说:“人多了目标大,反而走不脱。让王壁成跟我走,他是哥老会成员,对这一带熟悉,还可得到哥老会的保护。”说完他们连夜冒雨离开了合水。

这些单纯的兵变,过多依赖于军阀,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

这天烈阳似火,快到中午,闷热难挡。马锡五的汗水湿透了衣裳,解开扣子敞开胸,大步向宁县赶,在合水和华池交界的一座山下,碰上了从合水跑出的刘志丹。

原来马锡五离开永宁山,半路上听说高广仁叛兵把刘志丹拉走了,就赶快向合水赶,到了蒿嘴铺贾生财那里一打问,说又被蒋云台追上了,所以就在路上寻刘志丹。

他们坐在一棵树下,马锡五喘着气。

刘志丹问:“永宁山的情况如何?

马锡五抹了一把脸上流淌的汗水,叹了一口气说:“王子宜、曹力如等人被当作共产党嫌疑,都被井岳秀派兵抓到榆林,下了大牢,买下的武器也收去了,崔县长被撤了职。”

刘志丹“唉”了一声,只是皱皱眉头,呆坐了半晌,站起来,低声说:“走吧,到贾生财那里看看情况再说。”

马锡五跟在后面边走边谈,下了山,到了蒿嘴铺村。他们站住,不知道是进去,还是不进去。经过一连串的祸事,他们也不敢轻意相信了。正在迟疑着,贾生财迎出来,“快进屋喝水,累的很吧!昨天刘宝堂打发人骑马送信来,说黄连长追你两天了,叫我接你!”贾生财好久不见,显得格外亲热。

马锡五他们站在门口观察地形,指指外面说:“到对面小庙里,这里太热。”

贾生财左手提茶壶,壶上坐两个碗,右手拿着两盒哈德门烟递给马锡五,到灶房拿了些吃的。3人出门向右拐,过一条沟,上个小山坡,到庙里找个地方坐下,有空堂风,十分凉快。

刚喝了口水,马锡五一眼望见合水方向飞起尘土,随着黄尘的滚动,一群马队向这里跑来,敌人又追来了,一会儿包围了村子。

马锡五回头看着紧皱双眉的刘志丹,说道:“老刘,多亏我们没在村里吃饭,否则,我们又吃亏了。”

贾生财敬佩地说:“幸亏你们上了山,不然这会儿可糟了。”

贾生财说:“我回去应付一下他们,把这些东西就丢在这里,免得让敌人看出来。等我把他们打发走,再给你们送饭来。”

马锡五说:“不用送了,等会儿我们就走。”

太阳偏过西,他们一前一后从庙里下来,一连又翻了几架山,快天黑,他们已走出二十多里,进了一个拐沟,这里离大路远一点,打算找个地方歇歇,吃点东西。

这里叫姚家园子,他们以前没来过,进村子转了一圈,也没碰见个人。来到一家门口,看他们正在做纸活,摆着许多纸人纸马,一个纸匠正在低头做活。

他们进门向纸匠打招呼,说让歇一晚上,纸匠头也不抬说这里挤得住不下,再也不言语,也不看一眼,就是不欢迎。

进了屋,往炕上一靠,长出了口气。马锡五想吃烟,一摸烟锅跑丢了,求纸匠借烟锅用一下,纸匠理也不理。

刘志丹歪在炕上,看纸匠做活。纸匠动作熟练,一把浆糊刷子抹几抹,就糊成一个金斗。

刘志丹搭话说:“给谁做纸活?”

“姚家给老人过周年。”

“这金斗银斗不画点什么?”

“要画。”

刘志丹顺手拿起一个金斗:“做得这么巧!”

纸匠说:“不要乱动,看弄坏了着。”说完又低头做活。

刘志丹拿起笔,头脑一清,连画了两个,一个是梅兰竹菊,一个是琴棋书画。纸匠见两个人没有打扰他,正奇怪,一回头,见刘志丹在画,忙去看,“呀,你这人。”

刘志丹说:“老先生看画得对吗?”

纸匠看看画,又看看人,惊喜地很,问:

“你从哪里学来的本事?我学了十几年,也没你画得好。”

刘志丹松口气。纸匠递过烟锅说:“你这是贵人遇难吧,看样子,走了远路,还没吃饭吧?”

“这家掌柜是谁?”刘志丹笑笑说。

“姓姚,人家都叫姚三。”

“光景还好吧?”

“自种自吃,托天保佑,日子过得还行”。纸匠说着出了门。

不多时,姚三过来,拉了话,又看了纸活上的画,“你们真是贵人遇难了,这么大学问……”刘志丹笑着说:“我们也是百姓,不是贵人。要说贵人也行,民为贵嘛,老百姓比官贵得多。”

马锡五接上说:“我看咱们种地人要比当官人重要得多,没有农民种地,当官的吃屁去。”

说的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不一会,主家端上了饭菜,还提了壶酒。

饭后,马锡五他们被当作贵客,住在了姚家的上窑里。

半夜里,刘志丹推醒马锡五说:“我们见到贾生财,没有来得及说工作,天亮了,你到蒿嘴铺叫贾生财来一下,商量成立游击队的事。”

下午贾生财背了一斗麦,马锡五拉着一只羊,一道来到姚家园子。

见了刘志丹,贾生财就说:“得到刘宝堂的信,就做准备了,昨天打几壶烧酒,给那些家伙弄了些酒菜,吃到天黑才走了。”

刘志丹叹口气说:“亏了刘宝堂,不是他,这个跟头可栽大了”。

贾生财说,他见杨培盛来,带着几十个人,来到蒿嘴铺,又去贾家沟找赵连壁去了。又问:“咱们咋办?”刘志丹说:“这回倒霉透了,干,把队伍集合起来,再干!”

马锡五去赵连壁那里,王壁成去杨培盛那里,等各地点的人联系好了,就把队伍集中起来,开展游击战争。

他们讨论了一个下午。吃饭后要离去,贾生财和姚三再三挽留,又住了一夜。

第二天临起身,贾生财把麦和羊留下,姚三不要,贾生财说:“路这么远,再背回去多麻烦,先留下,这些人短不了还得来住。”姚三才不好推辞了。

马锡五他们向着东边的贾家沟圈,走了大半天,眼看就要到了,见路上百姓乱跑,马锡五说:“前面在打仗了”。刘志丹说:“问个确实情况,再说。”马锡五拦住一个百姓问:“老哥谁打谁呢?”百姓说:“黄连长打赵连壁,今早天一亮就围上了,叫赵连壁交出刘志丹,赵连壁打得硬,一枪一个。”说着慌忙又跑了。马锡五看看刘志丹说:“先往北走吧,东边去不成了。”

他们决定改道,拐进拐沟,往西北方向走去。

 

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活动从19308月的“三道川事件”,张皮塬失败,再到19318月的“早胜事件”,三起三落连续失败,根子在哪里?

他们夺过永宁山民团,活动过后湫天,打通过谭世麟,借用过苏雨生,占领过织田镇,联合过陈珪璋,收容过秀才李培霄的饥民武装……但都没站住脚。

几年的兵运工作屡次失败,使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利用军阀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马锡五他们一连走了几天,也没能踏实地吃顿饱饭,睡个觉,进了南梁地区的平定川,已累得腰直腿硬,坐在石头上休息。

天黑摸到平定川的高家沟,这村子只住着几户人家,他们曾在这里住过,和村里的群众都很熟。

他们来到以前住过的刘大有家,刘大娘正在喂猪,忙迎上去说:“哟,这是老刘啊,是啥风把你吹来了?”

她打量了一下马锡五,“这,这不是你们队伍上的那个管吃饭的老马吗?”

刘志丹笑着说:“大娘的眼力真好,他就是那个管队伍吃饭的老马。”

刘志丹又说:“你老人家还康健?”

大娘说:“好着呢。”忙着扫炕端水。顺便叫儿子去村头放哨,让媳妇忙去做饭。

马锡五和刘志丹确实累了,倒在炕上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看见刘大娘婆媳忙着做饭,他们洗了脸。不一会儿,饭端到炕上。

刘志丹端碗吃了几口,问:“大娘,你们家荞面这么新鲜好吃?”

马锡五接上说:“这不像去年的陈荞面。”

大娘笑着说:“好吃吧!我们媳妇巧,你俩别问,只管好好吃。”

刘志丹说:“巧媳妇能把陈荞面做成新荞面?”

刘大娘见瞒不住,只得实说。

原来,刘大娘看着进入梦乡的他们,心里又高兴又着急,家里除了一些小米之外什么也没有,给他们做啥饭呢?儿媳妇也着急,不给他们做个像样的饭,心里过意不去。

还是媳妇脑子转的快,说脑畔峁峁种的荞麦已基本熟了,割回来打下就能吃。

婆媳俩便上到脑畔,割了些已基本成熟的荞麦,回来揉下颗粒,放锅里烤干,用擀面杖擀烂,过了细箩,才做成荞面。

刘志丹听了,无心再吃。说道:“你这样招待我们,日后不敢再来了,让我们怎么报答你老呀?”

刘大娘笑着说:“你呀,快别说这话,只要你们闹成了事,把心摘下来,我老婆子也舍得。去年咱们军队分过粮就走了,地主老财又得了势,穷家小户谁不盼你们回来。”边说边又换上热面。

刘志丹笑着说:“有你们这样的人,咱们准闹成事,等着吧,过不了几天,咱们的部队就回来。”

吃过饭,大娘点上“艾腰儿”熏蚊子,扫罢炕,放好枕头说:“你们只管睡,老汉和儿子轮流放着哨。”

这件事在陕甘宁边区曾传为佳话,多次见诸当时的报端,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马锡五在《回忆刘志丹》一文中深情地写道:

 

有一次,我们(刘志丹)几天没有吃饱饭,到了高家沟,刘大有的老婆说:“你们从哪里来,看把娃饿成这个样子。”后来半天没见她,我们以为她避开了。到晚上,她端来了荞麦面条,才知道她是到地里将没有完全成熟的荞麦割来现磨成面给我们吃。群众热爱工农红军的情绪,非常感人,群众见了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引自《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46页)

 

南梁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支持革命。

第二天早上,他们把两块袁大头悄悄压在刘大娘的炕席下,告别婆媳顺着平定川,马锡五去找赵连壁,刘志丹去苍沟马大爷家。

马锡五到贾家沟圈找到赵连壁,他已有一百多人。杨培盛从宁县突围出来,剩下八九十人,二十来条枪,跟赵连壁合在一起,和敌人打了几仗,人员有些伤亡,现在集中休整。

贾生财设法取得合水县蒿嘴铺民团团总的身份,招募饥民、壮丁,也搞起了百余人的武装。

马锡五和赵连壁把队伍集中起来,他亲临训练场,督兵操练,风雨无阻,沟圈上下,村里庄外,鼓声冲天,喊声阵地,充满着紧张热烈的备战气氛。

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大家来了精神,都盼着游击队马上回来,联合起来,在一起搞。

马锡五看队伍已得到训练,各方人员思想一致,斗志高昂,就来到苍沟。

马锡五向刘志丹汇报了合水几支队伍的情况,随手还从捎裢里取出两条纸烟,这是赵连壁的战利品,刘志丹把香烟放在桌上打开,让大家抽。

几个人围上来,刘志丹把他的想法和大家进行了交换,最近,杨琪的队伍也向这边开来,队伍一集中,得作长远打算,再不能瞎跑了,得有一块比较稳固的地盘,他想趁队伍没有集中起来之前,到南梁走一趟,看看情况,把队伍带到那里。

马大爷满脸带笑,“这一步你们算看对了,南梁几百里梢山,离敌人又远,地跨两省,是个‘三不管’的地方。这片梢林里有用之不完、取之不尽的资源,还有淳朴善良的山民,藏队伍最合适。”

马锡五和刘志丹回到南梁,准备钻梢林、爬荒山,对南梁数百里梢林,进行一次深入细致地考察,下决心把这几百里梢林周围情况弄清楚。

第二天吃过早饭,带上干粮,离开苍沟,到西川去,因永宁山党组织遭到几次破坏,好多人被敌人捉去,只有西川几个党员没有暴露,顺便去看看。

太阳快落山了,来到麻地台川的阳洼河,走的很疲倦,打算到榆树沟找个驴子骑上走,刚坐在路边休息,却碰上了给刘志丹送家信的王七麻子,也叫“记脸子”。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刘志丹接过看了,是父亲写的,他看着皱着眉头“哼”了一声:“糊涂。”随手把信扯了,原来是父亲让刘志丹回家,和张廷芝妥协。

刘志丹对“记脸子”说:“你回去对他老人家说,不要管闲事,我跟张廷芝势不两立。他是反革命,只有消灭的,没有讲和的,除非他投降。”“记脸子”吞吞吐吐说:“干大说,冤仇宜解不宜结。张家既然求上来,愿意和解,就该宽宏大量些。”刘志丹火了:“这不是私仇,张家是一窝子反革命,这仇解不得,张家父子作了多少孽,现在又假惺惺赔情?这是圈套!叫他老人家不要上当,血债还没还清,就不能饶他。我能在张廷芝的狗下巴下捉苍蝇吗?”

“记脸子”咕嘟着嘴,还想说什么,马锡五说:“话说到头了,还不快走?”“记脸子”翻他一眼,赌气走了。

马锡五看这个人二流打瓜,不正派,旦八寨子驻有敌人,离这里只有一二十里,万一他走露了消息,敌人来捉,就不好办了。

打发走送信人,他们不顾疲倦,连夜又走了二十多里,离开那地方,因西边有张廷芝的兵,就转向东,直奔南梁。

他们从曹家圪崂来到南梁,又到井岔沟,顺便去看一个远亲白文秀。打听都说没这个人,只有个毡匠姓白,见到这个人,原来就是白文秀。穷人有名字也叫不开,毡匠就成了本名。

白毡匠正在擀毡,身上满是羊毛,一脸胡子茬。住的土窑破炕,没铺没盖。

当问起这几年的情况,他话刚出口,嗓眼就哽塞了。婆娘见男人这样,又见到老家来的人,便哭起来,边哭边说:“好你呢,不知道我们的苦,前年一家人几乎饿死,拉根棍子讨饭,才从林锦庙逃到这里……幸好他早年学过擀毡,眼下刚糊住口,不然这几件骨头早烂了。”

马锡五坐在炕上闷头抽烟,皱起眉头,一句话不说,好像人家诉起苦,就勾起了他的心事。

白文秀知道刘志丹闹革命,要跟上走,刘志丹说:“这回我也要在南梁扎根,不走了”。

回到南梁,贫苦农民就像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晚上来了十几个贫雇农,跟他们一块拉话,给他们讲闹共产、闹红军、穷人翻身的道理,向他们了解情况,直到东方发白,大家才散。

陕西和甘肃两省的边界上,横贯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山脉,长达1千多里,东西宽400余里,统称桥山。在桥山中段,有一条很大的山梁,在清朝末年,几户大财主,在山梁上修筑了一个很大的堡子,由于修在南边的山梁上,人们都叫南梁堡。后来,这“南梁堡”就渐渐成为方圆几百里梢林地带的通称。

南梁周围土地,都属于庆阳两家大地主,漫山遍野荒地,无论谁开了都得给他们出租子。这几年从陕北逃来的难民年年增加,劳力越多,这两家地主收的租子越多。他们住在庆阳,派人下乡收租。当地几乎所有地主都和官府勾搭,真正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这天,他们来到南弯子郑大爷家,见面互相双拳一抱,向左一举,行了“哥老会”的礼节。原来这郑大爷是哥老会龙头大爷,讲义气,颇似梁山好汉。

这位大爷是榆林逃来的难民,弟兄几个,种了几十垧地,累得腰直腿硬,都没有翻过身来。经刘志丹指点,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又见刘志丹看重他,待人诚恳,便也掏出真心来对刘志丹。

郑大爷请来五六个陪客吃饭。这些人见了都跪下磕头,马锡五说:“不必多礼,请坐下说话”。这是哥老会的人拜头目,头回见面,都要磕头。刘志丹说,哥老会里的兄弟,要捏成一个疙瘩,打倒欺压咱们的人,又讲了要革命,要推翻反动官府的道理,随后又跟大家干了杯酒。

散席后,郑大爷交代。“大家听清了,刘大哥、马大哥叫咱们抱成一个膀子,同心对付坏人,你们出去都警醒些,听到啥风声都要报告”。

那几个人,素来和郑大爷交情厚,都说请大哥放心,如果三心二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他们离开南梁堡,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从这道川到那道川,见上农民就拉话。

马锡五发现许多人少言寡语,一诉起苦来,就像大河开闸。有人看着笨手笨脚,他们一旦看到出路,眼里就有了神采。

一天,马锡五问刘志丹:“搞土匪的队伍,他们纪律不好怎么能行?”

刘志丹说:“王八打起墙,没有鳌走的路啦!”

要在没路走的情况下找出一条路来,这才是革命者应有的创造性。

土匪军队中有的是基本群众—贫农,他们坚信党可以改造这些人。革命要成功非靠山不可,这大山里培养了许多军阀力量,如陈珪璋、李培霄、张廷芝等都是从桥山中出来的。这些人能出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顶不上他们吗?刘志丹说:“不肃清桥山的两个坏人:张廷芝、谭世麟,我们就没有根据地。”现在想来,刘志丹这些思想并不是空想得来的,而是经过斗争,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当时少数人批评这走的是“土匪”路线,批评者似乎很革命,但陕甘边界的第一支游击队恰恰是由被批评者缔造出来的。

他们从平定川到瓦子川、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从南湾子、寨子湾到南梁、四合台、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南梁山区经过一个多月考察,对南梁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经济状况、阶级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

他们心里有了底子,觉得这地方正合需要,只要扫清民团、土匪、封建势力,这几百里深山地区,就一定会成为革命的营盘。这里两省三不管,敌人统治困难,咱们活动方便;地多土肥,只要没有剥削,百姓好好生产,粮食就多。百姓又多是难民,容易闹革命,只要有一支红军给他们撑腰,就可以闹出名堂。

从渭华起义到陕北,从陕北几次南下平原地区,又从平原地区到南梁,陕甘红军的发展,走过的就是如此曲折艰难的道路。

1931年秋,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在南梁梢林里经过一个多月考察的刘志丹、马锡五来到葫芦河倒水湾杨培盛队伍驻地。

张皮塬失败、职田镇被缴械后,赵连壁、同守孝先后回到南梁地区,聚集旧部,从头干起,这时,已各自拉起一支队伍。同守孝被叛徒李庚娃打死后,队伍和赵连壁合在一起,在太白、贾家沟圈一带,安营扎寨,收集饥民、散兵,还得到从职田镇突围出来的一部分战士的补充,约200余人。

杨培盛在平定川拉起几十人的饥民武装。贾生财利用民团团总的合法身份,招募饥民、壮丁,搞起了百余人的武装。他们聚集在子午岭梢林,杀富济贫,反抗国府及豪绅的压迫。

马锡五奔走于这三支农民武装之间,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从政治上、军事上加强指导。在贾家沟圈赵连壁的驻地,对这支武装进行了整顿。同时,他多次与这三支武装联络,指示他们做好建立的革命武装准备。

马锡五说:“每走一步都要看到下一步,步步留有后路,使革命可以保存力量,得以发展。”

贾生财、赵连壁、杨培盛等人思想有了根本的转变,有了较坚定的革命信念。当时,军阀陈珪璋以营长头衔来收编赵连壁的队伍,赵连壁毫不犹豫地说:“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跟陈珪璋当营长。

杨培盛领着刘志丹等人到各排各班看望大家,询问生活情况。回到大队部,又商量集合队伍,开往南梁的事。主意已定,派人去贾家沟圈通知赵连壁,马锡五去蒿嘴铺,帮助贾生财,把队伍拉出来。

他们一走,杨培盛带着队伍筹集粮食,准备地方,忙个不停。

非常时期,一切都打破常规,迅速快当。

马锡五到蒿嘴铺把刘志丹的意思跟贾生财一说,贾生财当晚就把团丁召集起来讲话,说要拉出去打游击,愿干的就走,不愿干的就回家。那些团丁,大半也是穷得没法,才出来掂枪吃饭的,都愿跟着走。当下砸毁团旗,打了两家土豪,给穷人分了东西,第二天一早离开蒿嘴铺,开往倒水湾。这回拉过来八十多人,四十多条枪。

一时,赵连壁也从豹子川掌的马泉疙瘩领着队伍来了,三下里合起来有四五百人。分编为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壁,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盛;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为军需,这就是南梁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倒水湾整编”。

数年来,他们奔走于陕甘边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使自己的革命武装在陕甘高原上的南梁山区诞生了。游击队当时未正式命名,群众都称之为南梁游击队,是陕甘宁边界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

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兵运”工作的基本结束。据南梁游击队战士张占云,在1985411日回忆:

 

民国20年(即1931年)古历4月,刘志丹、刘丕杰、马锡五等一行6人从早胜出来路过我的家乡,要我给他们带路去太白,到太白后就留我给刘志丹当警卫员。刘志丹给我剃掉长辫子头发,因而受凉感冒,让我住在牛车坡养病,他们出去搞活动去了。过了三四个月,刘志丹同马锡五回来了,第三天人睡定时在豹子川掌的马泉疙瘩找到了赵二娃,住了三四天,我们一起又到了白马庙川的雷家坡,在此又住了近半个月时间,翻回来到小河沟,豹子川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打问到杨培盛也搞起了一二百人马,住在平定川口的倒水湾一带。刘志丹、马锡五、赵二娃商量要成立游击队,商量完后,刘志丹让马锡五通知这些人带队伍前往倒水湾杨培盛的驻地去整编。

(引自刘凤阁、任愚公编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第326-327页)

 

倒水湾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一时被几百名指战员住地满满的,到处是欢歌笑语,一派兴旺景象。

游击队成立后,组织部队在南梁周围打土豪、分粮食,解决部队给养。

倒水湾整编后,部队在附近打游击,很快传开。敌人调来部队要剿灭游击队。盘踞三边的张廷芝经三道川、纸坊畔由北来到二将川。陈珪璋的一个营,由南边来“围剿”。合水民团也乘机由南向北进犯南梁大凤川。很明显,敌人企图南北夹击我军,阴谋将刚刚诞生的红色武装扼杀在摇篮中。

梢林里可没你们占的便宜。决定利用南梁一带的梢林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游击队马上布置部队:杨培盛、贾生财带二、三大队对付南来之敌,赵连壁带一大队北上牵制张廷芝。

时已深秋,细雨绵绵,战士们冒雨行军,淋得透湿。一大队连夜进抵二将川,部队驻在张廷芝必经的山庄白沟口,选择有利地形,隐蔽待敌。

天亮,雨过天晴。

羊出山时分,侦察员回来报告,张廷芝的营长蔺士昌,领着骑兵来了。赵连壁听说后,忙把队伍埋伏在梢林里,把老羊皮袄一撩,跑上山崖观察敌情。

果然是蔺士昌带着四十多人,骑着高头大马,从北面大模大样地过来了。

赵连壁心想把这些马夺来才好,便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主意,叫一个中队诱敌追击,自己带两个中队埋伏下来,准备夺马。

蔺士昌一队人马,都斜挎着枪,扯开嗓门唱着小调,嘻嘻哈哈地慢慢走着。

忽然前面山坡上“叭叭”响了两枪,有人叫道那是刘志丹。

蔺士昌忙叫快追。过了二将川河顺着山坡,都上了山。山坡上密密麻麻的长满山刺、沙棘,马进不去。

蔺士昌叫着“下马去追,不要让跑了!”一时都下了马,叫几个人把马牵上。

赵连壁见敌人走远了,跳起来打个口哨,战士们一拥上去,夺了马,守马匪军慌了手脚,乱放两枪,急忙逃命。

蔺士昌听见山下枪响,知道中计,忙吩咐往回跑。山上的游击队返身追下来,土匪连滚带爬,窜进北沟,又被赵连壁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死伤近半。此战缴枪20余支,战马40多匹。

这伙人出来四条腿,转眼变成两条腿。蔺士昌无心再战,连夜逃回老窝。

南犯之敌,拉上合水民团打头阵。

杨培盛、贾生财设下埋伏,刚一接头,杨培盛8枪打死8个,战士们又活捉30多人,收了30多支枪。彻底打垮了合水民团,迫使陈珪璋部退出南梁地区。

南梁游击队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1个骑兵连,接着消灭了合水太白民团,收缴了旦八寨子民团的部分枪支。贾生财又联络谷聚山、张天禄,先后从陈珪璋部队中拉出五六十人参加游击队,使部队扩大到500多人。

去年这时候消灭了黄毓麟,今年这时候,打了两个胜仗,一时游击队名声大振,军民扬眉吐气,革命斗争形势迅速发展,在军事上站住了脚,政治上扩大了影响。

南梁游击队是我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军阀番号而创建的红色武装。

1931年夏,在山西汾阳和中阳交界的一个村庄,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由于敌人“围剿”,在山西站不住脚,拓克宽、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黄志文等三十多人,西渡黄河,来到了陕北。

黄子文和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接上关系,陕北特委还动员了一些党、团员参加,部队扩大到50多人。又与杨鼎、杨琪、师储杰带领的商贩队(烟商的武装保镖)联合在一起,有200多人,编成个大队,因为商贩的大头目叫师储杰,人们就叫“师大队”。在安定、安塞、延川一带打游击,打土豪,分粮食。杀了安定县的大恶霸张发华,在玉家湾消灭了敌人一个骑兵排,缴获了几十支枪和部分马匹,还有不少弹药,当天打进了瓦窑堡。

这一下,游击队的声势大了,敌人集中周围的白军和民团来进攻。由于有群众的支持,经常抓到敌人的侦察兵,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常处于主动,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后来,敌人尾追游击队,没有根据地,站不住脚,就向陕西、甘肃交界的山里转移。

9月中旬,游击队抵达华池豹子川的牛家堡沟口。

游击队到达南梁地区,一、二大队驻在南梁堡子,三大队驻在阎家洼子。休整七八天后,顺葫芦河南下,到合水太白镇。

南梁游击队一面派刘景范到东华池一带寻找;一面派马锡五到林锦庙一带动员群众,筹备粮草,做好迎接准备工作。

刘景范在东华池见到师储杰、杨重远和白锡林,决定在林锦庙汇合。

10月下旬,两支队伍,顺利到达林锦庙,两军合兵一处。

部队在南梁堡一带休整,打土豪,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伍,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

不久,部队又移驻南梁荔园堡一带,消灭了南梁境内荔园堡、金家湾民团和南梁周围的土匪武装,占领了二将川、城壕川、悦乐川等地,出师告捷,声威大震。

一时南梁川里,欢声荡漾,战马嘶鸣,刀枪林立,红缨似火,一派兴旺的革命景象。

10月初,谢子长受陕西省委指派,从西安到平凉了解党在陇东陈珪璋部队的“兵运”工作情况,并寻找晋西游击队。

当时,天气渐冷,战士还穿着单衣,又缺少鞋袜、弹药。队委会讨论决定:刘志丹原在陈珪璋部还挂了个十一旅旅长的名,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派人到平凉向陈要些衣服,以解燃眉之急,同时设法同省委接通关系。于是就派马云泽作为代表,赴平凉与陈交涉。

盘距在陇东的军阀陈珪璋,是“哥老会”的大爷,江湖气息很浓。这时,他处在镇原毕梅轩部,固原杨靖部,静宁张应坤部,陕北三边张廷芝父子以及杨虎城、苏雨生军阀部队四面包围之中,为谋求生存和扩大地盘,想继续扩大势力。陈珪璋的警卫团长刘宝堂,在南梁一带寻找游击队,收编武装。马云泽就顺便和刘宝堂一起去平凉。

马云泽和谢子长在平凉相遇,马云泽向他介绍了晋西游击队的情况。11月中旬,谢子长、高岗、马云泽一同来到南梁。

谢子长和刘志丹重新团聚,高兴得几个晚上都没睡着。他俩在南梁窑洞的热炕上,叙说着这几年的遭遇。

经过几年的曲折,刘志丹、谢子长共同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游击队成立了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一些重大问题,都经队委会讨论决定。

游击队利用军阀急切扩充势力的心理,即派一支队的马云泽,二支队的刘约三,前往平凉,在保证独立的前提下同陈珪璋达成如下协议:

 

1部队的番号定为陇东十三师警备司令部暂编骑兵第二旅,暂住庆阳县新堡(现归华池县)。

2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杨仲运任参谋长,马锡五任军需主任;

3拨给40余大车军需物资、过冬军衣鞋帽一千余套、军饷3000元;

4修枪造枪工具15驮,修械工人20余名;

5拨给西药1驮,军医、护士2名;

6派陈部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前往新堡典验部队。

 

部队经二将川、城壕川移驻到庆阳县城东北的新堡、城壕川张家沟门一带,休息整训。一支队驻悦乐川新堡一带,刘志丹率二支队驻城壕川张家沟门、王洼子一带。

这次整编把部队原来的支队、大队、中队建制,改成团、营、连的编制。营设有教导员,连设有指导员,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运、马锡五等组成的旅部,形成了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

刘宝堂草草例行了典验程序,即宣布整编结束,部队遂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

这时,省委派交通员高岗,传达省委指示:省委认为应当整顿队伍,很快打出红旗,正式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省委要求把部队开到陕西三原、韩城一带平原地区或接近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

庆贺整编大会后,举行了十八兄弟拜把子香堂会,作为团结利用各方面力量的一种手段。

参加换贴的有:谢子长、刘志丹、杨仲运、阎红彦、刘约三、马云泽、胡庭俊、雷恩钧、白锡林、程玉清、师储杰、杨琪、杨鼎、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唐青山和刘宝堂。刘志丹亲笔写的“金兰谱”。

 

我弟兄志投意合,结为金兰,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若有中途背叛盟离之情,天诛地灭。

 

接着十八人依次在“金兰谱”上签了名。

此后,事实证明,这次拜把子香堂会,对增强部队的团结是有利的,对团结率部投向革命的商贩队、民团和饥民武装首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十八人中间,除赵连壁被枪杀,师储杰叛逃后又投向革命外,多数人实践了“在中国革命战线上共同奋斗,始终不渝”的誓言。

接受整编,补给换装后,部队随即转入整训,主要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教育,及遵守革命纪律教育。

组织部队学习毛泽东在井冈山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即: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的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即: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并对个别违犯纪律的战士进行了处理。

期间,一团三营下属的八连连长杨秀山土匪恶习不改,依然抽大烟,强奸妇女,什么坏事都干,雷恩钧多次找团长师储杰商量,主张撤掉杨秀山的连长职务。但杨秀山的老同伙师储杰一再姑息迁就,怎么也不同意撤,无奈之下,雷恩钧派遣一个连将团部包围,下了手枪排(警卫排)的枪,威逼师储杰就范。后来经谢子长出面劝说调解,师储杰最终被迫撤了杨秀山的连长职务。

部队经过初步整顿,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素质得到很大提高。游击队员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常识,明白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战的,而且要利用一切机会为群众服务。

 

三嘉塬事件

 

这期间,全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193112月,陕西省委派省委委员荣子卿来到新堡,再次传达省委指示:根据“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到处组织“抗日救国会”等,为了适应抗日运动的形势,省委决定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单独树帜,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这样号召力大,向陕西关中移动,首先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发展。

部队在新堡休息二十余天后,分批向南转移,二团先行南下。因人较多,让一团派人协助一块先行。遂派一团三营(营长雷恩钧)暂归刘志丹指挥,一块行动。当天雷恩钧便带领三营离开新堡来到城壕川,第二天,刘志丹、雷恩钧、马锡五一起率领一团三营和二团,沿子午岭东侧南下。

1931年的冬天,南梁的风雪特别大,秋天收的庄稼还没来得及往场上被,就被大雪埋住,像一个个坟堆。

马锡五默默走着,心里千头万绪,对这次南下,他感到有些迷惑。实际革命斗争,告诉他一条真理,要发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块根据地,张皮塬失败,职田镇被围,都从反面印证了这个真理。遍寻陕甘大地,选中南梁,如今脚未扎稳,就匆匆南下,背后无依靠,飘来荡去,势必要走过去的老路!怎么不让人忧虑!

部队翻过几个沟,上到当地人叫的“塬”上,每块塬几里、几十里长,几里宽不等,塬和塬隔着深沟,从这个塬到那个塬还得翻沟。

先行南下部队出发后,陈珪璋派一个营的兵力包围了一团,准备瓦解这支武装,谢子长指挥部队在庆阳六寸塬,歼灭了陈珪璋部两个连,沿着子午岭西侧,来到了正宁北柴桥子。

1932年元月初,部队在正宁县月明塬北柴桥子村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荣子卿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指挥部下设两个支队,一个警卫队。一支队有300多人,队长师储杰,下辖3个大队,大队长分别为阎红彦、杨鼎、雷恩钧。二支队有200多人,刘志丹兼二支队队长,下辖4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赵连壁、杨培盛、贾生财、唐青山。晋西游击队改为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共100来人。警卫队随指挥部行动。

随后,部队成立了党委会,支队均建立了党支部。

1932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塬、湫头。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陕西省委派来一批学生,三原县辛字区、武字区和旬邑县地方党也组织动员一批青年充实了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发展到700余人。他们散步抗日传单、张贴标语,还同陕甘杂牌军联系,商讨抗日事宜,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期间用很大的精力抓了部队纪律教育,整顿了队伍。开办了军事训练班,学习中央红军游击战争和部队政治工作经验。实行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根据部队情况,提出了十大纪律,清洗了部队里十几名地痞流氓,每人给1头驴让其回家。

经过一个月的整顿学习,统一了部队思想,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加强了对部队的思想改造工作,使指战员初步明确了建立红军的正确路线,提高了游击战术的思想水平,为后来建立陕甘红军、开展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同时,部队开始改变过去只顾打仗的作法,担负起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

这时,发生了“三嘉塬事件”,一支队收了二支队的枪。

收枪后,雷恩钧负责,带一些人对这两个大队的队员进行集训审查和善后处理,按照党委会决定的“老的给些路费让他们走,年轻的,想继续革命的,经过训练后留下,不愿意留的也可以走”的原则,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区别不同情况,对各类人员分别作了处理:愿意继续革命,且有教育培养前途的王殿斌(华池林镇人,战争年代曾多次立功受奖,1999年被树立为全国民兵战斗英雄)等80余名战士,经过教育后,分配到一支部的各大队,30多个秉性难移,恶习不改以及吸鸦片成瘾的“大烟杆子”,则全部发给路费,清除出了部队。

张占云回忆:

 

天快黑的时候,我有意找借口打探刘志丹的情况,找来找去,我见马锡五和刘志丹两个人住在附近一群众家里,马锡五蹲在炕边上,刘志丹斜身躺在炕的另一边,身上大挎着盒子枪,不知两人在低声商量着什么,门上没有站岗的。

(引自刘凤阁、任愚公编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第329页)

 

马锡五虽然精明强干、一身本事、一片忠心,却不让留下。被无辜开除,忍着气、冒着雪、带着游击队给的1头毛驴作路费,离开了刚刚改编的西北反帝同盟军,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开了子午岭的数百里梢林,离开和敌人拼杀的战场,含着眼泪离开三嘉塬。

这次行动,也震动了一支队内部。收了二支队的枪,师储杰心里有些害怕,加上部队宣布要进行整顿,严明纪律,过去当过土匪的人都觉得不大自由了,就暗地活动师叛变。

26日晚,师储杰派他侄儿来找雷恩钧,说第七中队马凤银肚子痛,马凤银是雷恩钧发展的党员,叫去看一下。

雷恩钧一进门,就被用4把盒子枪逼住下了枪,副队长程玉清也被扣押了。当时原准备把谢子长、阎红彦、雷恩钧、程玉清等人打死后再叛变,但马凤银坚决反对:“你们不愿在这里干就走,不能伤害一个人。”马的话还是中听的,于是,这天晚上师储杰部队绑架着雷恩钧率旧部100多人出走。到南梁的阎洼子,马劝雷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干,雷不愿当土匪,就把雷和程放了,回了陕北。后来,张廷祥派人收编未成,打了一仗,马凤银被打死,师部受损后到西安投靠了杨虎城的孙良沧团,师储杰放弃部队经商去了。

第三天,杨培盛去了小石崖,给人下苦,维持生活。

刘景范、贾生财等40多名干部战士离开了同盟军。

19859月正宁县三嘉塬村梁怀德回忆:

 

枪一响,部队和群众都跑了。埋赵营长(赵联壁)时,买了南庄子王自成的黑油漆棺材,另一个买了武诚信未油的棺材(用一头毛驴换的),有一个负伤的(二大队指导员白冠五),部队叫我在东庄子派张积富、范存树、武有娃等4人送到彬县水帘洞治疗,每人得了两块钱工钱,南庄子村派人送了赵二娃赵连壁的家属。

(引自刘凤阁、任愚公编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第341-342页)

 

刘志丹、马锡五等同志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搞起来的这支革命武装,被自己的同志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搞垮了。刘志丹也离开反帝同盟军到西安找省委汇报工作去了,顺便带着白冠五到彬县看病。

这就是陕甘边区红军历史上的“三嘉塬缴枪”事件,这次事件,大大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量。

50多年后的19865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批转冯文彬、宋时轮同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

 

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

 

党中央对这次事件,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和定论。

马锡五回到保安,为了防备敌人的搜捕,经常钻树林,宿荒野,吃饭住宿没有固定的地点,有家不能回,有时回到家里也是深更半夜,大多住在山上的旧窑洞里。

在曲折、复杂甚至是惨烈的战争环境下,部队领导人的变化经常、频繁,有时也是出人预料的。

这期间,陕甘游击队,一连撤过四个总指挥。开始撤了谢子长,刘志丹当总指挥;撤了刘志丹后,阎红彦当总指挥;撤了阎红彦后,总指挥又是老谢。那时,谁当总指挥,打胜仗都不说,但打一次败仗,就被撤下来了。

1932年夏谢子长任总指挥,部队采取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逐步恢复了元气。

这期间,马锡五一直在周围活动,还到李家嘴子招兵,也没招下。但他不时的关注着队伍的情况,得知刘志丹又回到部队,带着70多人在合水塔儿原一带活动时,便急急地来到队伍里,继续给部队管生活,从事军需供应和对外联络工作。

193212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王世泰,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政治处长刘志丹。

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照金根据地的建立,使杜衡头脑发热,强令红军南下渭华建立新根据地,遭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不久,省委书记杜衡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

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被打散了。

红二团南下后,中共陕甘特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团,721日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新建了耀县游击队,于8月初,几支革命力量进入照金根据地。

10月上旬,敌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红军主力转移外线作战,坚守了近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失守。

照金根据地失守,使陕甘红军再次陷入漂泊的困境;失去上级领导,无处立足,又一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指挥部于1933113日至5日,在合水包家寨子召开联系会议,作出三项重要决定:

 

①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

②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南梁,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中心;

③陕甘边区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向南发展;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山脉向南北发展。

 

陕甘边革命领导人,从多次失败中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不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就难以坚持和存在下去。开始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分地、分粮、分财物)五抗(抗税、抗租、抗债、抗粮、抗物)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军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主动、打开局面。

包家寨会议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陕甘边的党和红军,在全国革命陷于低潮,远离党中央及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立足西北实际,走井冈山道路,坚持武装割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西北党史上的一次“遵义会议”。

部队分兵两路,横扫陕甘边界的地主民团,敌人据点,取得了合水、毛沟门、西华池战斗的胜利,全面地展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离休前任陕西师大政教系讲师的张文华,在1997111日谈陕甘边区党政军建设时回忆:

 

我是1934年农历九月初到南梁的,我十月开始担任秘书长,同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军委工作人员有马锡五(保管),杨载泉(秘书)等。

(引自刘凤阁、任愚公编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第435页)

 

马锡五对军需工作如粮食、布匹、物资等特别重视,他识字不多,记帐全是自己创造的文字、符号,横七竖八,全是道道,别人看不清,但他一拿起便一目了然,都能说清,在哪个村打土豪,没收委员会交来多少布,多少钱;哪一仗缴来多少弹药、多少军衣,又派谁买进多少东西,这个支队取多少鞋,那个支队取多少子弹;在哪个村开多少饭钱,给俘虏发多少路费,一清二楚,差错很少。

马锡五为保障部队生活所需,和军需部的同志,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设法从地主、土豪和当地民团那里搞粮食、咸盐、布匹和钱,有时要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搞到东西。

一次,供给部主任刘约三带领两名战士,天黑前到旦八镇,在半夜,利用绳索偷偷地爬上旦八寨子,摸进了民团头子曹俊章住的窑洞,用枪顶着曹俊章的脑门,强迫家丁牵来8头骡子,准备了8驮粮食、咸盐和布匹,从敌人手里搞到许多军需物资。至今在群众中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旦八寨子两头尖,东靠洛河西靠山。

南北悬崖兽无路,易守难攻稳如盘。

红军里头有好汉,半夜爬上刘约三。

为筹军饷不怕死,吓得团总身打颤。

 

红军部队和游击队时常进出南梁,进行暂短的休整。解决军队供应和医治病号,这成为政府一项极为繁重艰苦的工作。马锡五建议政府在荔园堡的瓦房院落设立了粮台,专司军粮征购、加工、发放事宜。

瓦房院就是老爷庙的后庙,隐蔽在浓浓的杜梨树、杨树林中。发放给部队的食品主要是炒面,即将软糜子晒干放在锅里炒熟,然后在石磨上碾成细面,装在长条布袋,队伍出发时,每人背一袋,以备食用。由于部队及后方人员多,军粮供应就显得特别困难和窘迫,为保证军粮供应,政府采取得力措施和严格纪律保证后方人员及部队的吃饭问题。

1998年刘万华回忆,至今还流传着习仲勋处罚粮台工作人员的事:

 

当时粮台有一位管理员叫刘海银,对粮食出现库损问题负有责任,按照苏维埃政府法令要以贪污罪处以死刑。习仲勋命令保卫队立即执行,但当地群众却挡在粮台门口,坚持不让保卫队入内抓人。保卫队一面鸣枪示警,一面反复说服群众离开。习仲勋看到这么多群众一致请求郝免,便觉得其中另有缘由,表示尊重大家意见。就说:“看来这人群众威信蛮高,就给一次悔过立功的机会。”刘海银在以后工作中吸取了教训,做出了成绩。

(引自《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1-192页)

 

部队还有一个解决军需的办法:山西军阀阎锡山明令禁止大烟,暗地里却勾结陕甘宁三省奸商偷偷向山西贩运烟土,牟取暴利。部队在平凉、天水等地设下伏兵,专等从兰州过来的客商,截住搜查,撬开标有“兰州水烟”的箱子,箱底都有夹层,夹层内装的是大烟土。他们用没收的大烟土换回大量的后勤军用物资和枪支弹药。就这样一驮驮粮食、咸盐、布匹、日用百货、药品、医疗器械、猪、羊肉源源不断地运回南梁。战士们有饭吃,有衣穿,伤病员也得到了及时治疗。

19345月,马锡五担任陕甘边区军事革命委员会管理科科长,负责管理修械厂、医院和白区小商贩工作。

南梁根据地在豹子川、小河沟设了修械所、医院、被服厂等后勤保障工厂。游击队的武器大多是缴获敌人的,而且就连这样的武器也不是每个红军战士都有,有的战士得拿大刀、长矛、铁叉去打仗。所以修好一支枪,就会起相当大的作用。豹子川修械所开始只有几名工人,后来在西安党组织的帮助下,联络杨虎城部兵工厂15名修枪工人,通过敌人一道道岗卡,渡过洛河,上咸榆公路,爬山越岭,历经艰险,来到根据地,王泰吉起义部队带来十几个工人,共有三十几个人。工具简陋,材料十分缺乏,特别是制造子弹的底火。惠子俊、冯永贵、王家朝、陈随儿兄弟俩、齐平安等人因陋就简,一边修理部队送来的旧枪支,一边摸索制造步枪和手枪子弹。没有原料,从西安购买底火及药品,用搜集的铜元和麻钱,熔化后制造子弹和手榴弹壳子。再一个是搜集旧弹壳,加工处理后使用。游击队也下了命令,打仗用过的弹壳必须收回,火药是用土办法配制的黑色火药。

修械所还制造了一种“麻辫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是在弹壳上绑上几根麻,用一段铁丝压上几根火柴头,装在已经装好药的弹壳上,扔出去就响,有一定的杀伤力。后来,用土办法制造地雷,有拉火的,也有踩火的,杀伤力很大,是游击队的“最新式武器”,游击队和敌人展开地雷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铁匠李青山,为当地农民打制铁器、农具,修制猎枪,人称李炮匠,是南梁革命初创时期枪械修理员和秘密联络员。1931年夏,在给阎洼子赵富奎民团修理枪支时,为红军游击队转送出一些步枪部件,并帮助游击队活捉了赵富奎,缴枪54支,红军在南梁成立修械所,马锡五动员李青山参加革命,当修械厂的技术员。当时红军的枪支弹药十分困难,一支枪最多配备5发子弹,一般只有两三发,就这几发还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马锡五和李青山,还调来一些有经验的战士,大家共同研究,终于想出办法来,把打过的废子弹壳拣回来,敲下旧底火,打平整,再装上火药,重新安上底火就成了新子弹。弹壳里装的无烟火药弄不到,就自己熬硝、烧炭,配制黑火药代替(硫磺和炸药从敌占区弄来)。弹头制造是在土坯上掏出一个尖窝,把烧熔的铜液倒下来,冷却后稍加修整就成了弹头。子弹造出来了,只是打三五枪就要擦枪筒,不然黑火药燃烧时产生的大量烟尘就会把枪筒锈死,不过这种子弹还挺管用,杀伤力大。

组织妇女办起了缝衣厂,给部队做冬装,缝补军衣,做鞋。这时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也来到南梁,组织井岔沟附近农村妇女为部队做鞋、缝补军衣。马锡五关切地说:“同志们找点布很不容易,做好衣服,剩下的布头一定要保存好,战士们衣服破了好补。”元城川有名绅士高名山,又被调到南梁政府的被服厂工作。他会画画、油漆、剪裁的手艺,在被服厂当师傅。他同工人们一起为红军研制出了统一的军装。这种军装把白土布用糜草灰染成灰色,做成八角帽,中山装,军帽上缀有五角星。1934117日,召开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红军参加检阅时,穿的就是他们制作的军装,显得既威武又大方。刘志丹高兴地称赞马锡五、高名山是我们红军当中的大能人。

同时,将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大多是兵变过来的,腾出几孔窑洞,因陋就简办起了医院。

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回忆:

 

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医院设在华池南梁(现林镇乡)小河沟,院长马锡五,医院设备简陋,医务人员较少,大夫名字已记不清,只记得那一年出水病流行的厉害,有一次,我的女儿刘力贞病情很严重,被大夫检查后开了中药,杨在权同志从药房取回当晚服用,第二天就减轻多了。那时,当地群众较少,医院主要为部队服务,遇到重病,西药极为困难,主要以中草药、针灸为主。

(引自刘凤阁编的《陕甘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538页)

 

南梁政府还采取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保证商业自由,不干涉商业市场关系,采取保护政策,允许白区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

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群众交易很困难,农村经济十分萧条。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了集市,每月开市三次,逢一为集,为了把集市贸易巩固下来,马锡五他们组织秧歌队、社火班子、皮影戏剧团在街头演出,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的、荞面的、卖羊肉的、卖其它小吃的,还有卖熟米、细粮、马料以及蓝布做的鞋。市场上牛羊骡马、山货农具、日用百货,样样齐全,吸引了周围几个县的客商。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人来人往,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繁荣景象。

几乎每逢集日,马锡五叫上几个人去走一走,一天,他们到集市上群众把他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一个老太太开了口,“你看看,还开了个药铺,谁想得这么周到。”

“咱们这达成了小省城了!”有人又补充说:“还得加上个‘红’字,是红色省城。”

一个白胡子老汉,背着布捎裢,挤过来问:“你们可听说‘苏爷’在这达开会?我想跟他老人家商讨个问题。”

一个头上绕着白毛巾的年轻人,“噗哧”一声笑了:“这老汉!光说外行话,什么‘苏爷’、‘苏奶奶’的,不能叫‘苏爷’,叫‘苏维埃’。”

老汉喜说:“对,对着哩!我就是要找这个苏主席。”

年轻人大笑起来:“这老人家!又说远了,苏维埃不是人名字,咱们的政府叫‘苏维埃’,乡有苏维埃,县有苏维埃,边区有边区苏维埃,咱边区苏维埃主席叫习仲勋,也不姓苏。”

老汉听得半明不白,点着头说:“原来他姓习,都说他跟咱老刘、老马共事哩!”

马锡五一边察看集市,看白区联络的商人来了多少,一边听百姓拉话,听到说“苏爷”“苏奶奶”,心想,从外国翻译过来的名字,老百姓不习惯,咱们都学共产国际的,受的一个教育,听说全国各地,凡有苏区的地方都叫“苏维埃”,好象不叫“苏维埃”,就比人家矮一头,非叫“苏维埃”不可。

马锡五走近老汉,打招呼道:“老人家,你找苏维埃有要紧事,跟我说吧,我给你办。”

老汉打量一阵儿,见这人和颜悦色,态度诚恳,就答道:“也没啥大事!想托人到庆阳城里扯点花布,不知这苏票到白区通用不通用。”

马锡五指着前面说:“老人家,你看那边的布棚子,就是咱们政府的兑换所,你要是到白区买东西,怕苏票不好使,可以去换白洋,一块顶一块。来,我领你去。”

老汉换上白洋,欢天喜地。

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同国统区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马锡五组织商铺,开展盐业、药材、皮毛经营生意,将苏区的山货、羊畜、烟土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棉花、布匹、盐、药品和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给我们运进来。这样久而久之,一些商人因受到革命影响,恩想进步了,逐渐变得同情革命,有时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给苏区输送货物。每逢集日,有从韩城来卖布匹、棉花的商人;有从西峰、庆阳上来卖纸烟百货的;有从山西过来卖纸张、西药的。有牵骆驼,牵马匹的三边人,有从蒙西过来的商人,他们从白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白纸、油墨等物品,在集市上购买药材、皮货、骡、马、牛、羊,带走大烟土和白洋。

集市过了一些时间,出现低潮,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马锡五亲自访问群众,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候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在南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为苏票),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系统,禁止国民党货币在苏区流行。

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造币厂只有三名工人,其中一名就是1934年在元城“抓”的那位开明绅士高名山。在技术设备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马锡五和高名山经反复试验,就地取材,采用木刻版印在白洋布上,盖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的蓝色印鉴,涂以桐油制成。票面分壹圆、伍角、贰角4种。苏币与银元等值。一开始,人们对布币持怀疑态度,上集市只观光,不做买卖,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4个苏币银元兑换处,客商可以用布币直接兑换银元。时间长了,携带方便的布币终于使用开了,集市也逐渐活跃起来,苏币取得了很高的信誉。

当时苏币发行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壹角钱,能买到许多东西,物价很稳定,人民非常赞成和拥护。

19342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今属林镇)小河沟四合台重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28日,在南梁寨子湾恢复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武装斗争的全面开展及根据地的形成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复进攻,仅1934年对南梁根据地就发起了3次“围剿“,根据地人民与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以血肉之躯铸起保卫根据地的铜墙铁壁,到193411月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并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东到洛河川,西至元城川,北至宁条梁,南至耀县的东西约600公里,南北约700公里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庆阳、合水、延安、靖边、安塞、甘泉、正宁、旬邑、耀县、淳化、宜君等20多县,面积2.3万平方公里,为陕甘边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是:

千里的雷声万里闪。

来了些红军闹共产。

  红旗那个插上寨子湾。

南梁川里扎营盘……

 

成立南梁政府

 

陕甘革命委员会和军委会都驻扎在南梁附近的寨子湾、金岔沟等村庄,但经常活动的中心是荔园堡,这是个大村,户数和人口多,位于大川,地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等几个大川的交界,交通方便。

荔园堡古城,在子午岭原始森林腹地,沟壑梁峁纵横,乔木灌木杂生,站在堡子上看不见南又望不见北,复杂的地形和茂密的植被使这一地带变得既荒凉而又神秘。堡内有城门楼、关帝庙,有作为戏台的清音楼,清音楼前有一块平地,并且每隔几天有一次集市,所以开些较大的会,进行宣传群众的工作,大都在此地进行。

1934年的夏秋之交,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就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政府,做了近两个多月的筹备工作。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蔡子伟一起在陕甘边豹子川红军干校住了好些天,有时开会商量具体办法,有时分头进行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蔡子伟等同志为大会起草了《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以及其他准备提交大会通过后付诸实施的文件。

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办法,是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按照各方面人数的多少确定代表名额。代表的产生,是有阶级路线的,当时将农村阶级划分为雇农(无产阶级)、贫农(半无产阶级)、中农(小资产阶级)、富农和地主。为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府中的领导作用和骨干作用,对代表的选举作了明确规定:雇农每5人选举一名代表,贫农每10人选举一名代表,中农每20人选一名代表,富农地主没有选举权。工人、农民、军队、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

那时,根据地交通不便,在复杂的战争环境里,许多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刘志丹同志说:“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做首领,何况现在的人。”代表先由村上选,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

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是不一样。”选举很认真,在当时紧张复杂的战争环境里,比较充分地发扬了民主。

193411月,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

宋代戍边的兵家营寨荔园堡,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近千年,今天共产党人把鲜艳的红旗插在这里,使得这座古堡又获得了新生,成为国人瞩目的地方,成为陕甘边革命的心脏。

南梁根据地,人人动手,缝衣织布,筹款备料,杀猪宰羊,书写标语……

这次大会还吸引了红军,关帝庙前的树上、石头上拴满了马,平时过庙会才用的关帝庙。一时人喊马嘶,风云际会。

各路游击队、各县都派来了代表,来的人很多,几十里路上都住的人。114日,刘志丹上阎洼子来看各地来的代表,问红二团任排长的王四海,训练的科目是什么,王四海说阅兵式、分列式,刘志丹说我们主力部队训练都没时间,赤卫军嘛训练那个干啥!学一学射击、投弹、埋伏、侦察就可以了。至于阅兵,走过去就可以了。可见刘志丹是非常务实的。

193411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的大厅里隆重召开,会场布置也简单,贴了红纸标语,桌子就用庙里的供桌,代表们坐着石头、砖头、大圆木。到会有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中选出的各方面代表一百多人。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黄子文、吴岱峰、张策、张庆孚(党中央代表)等领导同志,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代表们和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等领导同志一起,认真商讨了有关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审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这些深居深山老林,祖祖辈辈受地主阶级压迫的代表们,听着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讲的革命道理,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方针,连连称好,高兴得了不得,有的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会议讨论选举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张秀山宣布选举结果: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政府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会议还决定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选出了委员长。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和地点……

117日,适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南梁地区晴空万里,红日高照,荔园堡洋溢着喜庆、欢快、热烈的节日气氛。

荔园堡庙前广场的大戏台(清音楼)前,隆重举行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场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

清晨,列宁小学学生、儿童团、少先队、赤卫军、红军干校党员、政治保卫队、机关干部、红军部队先后进入会场。除参加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外,南梁地区的红军,庆阳、合水、保安、安塞、靖边等各路游击队和18个赤卫军大队,以及从周围数十里以外赶来的老百姓共三四千人。

刘志丹首先讲话,当宣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会场上口号声经久不息,习仲勋接着讲了话,肃反委员赫文明和各界工农兵代表都发了言。

大会号召,要把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迅速传达下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土地革命推向新高潮,争取更大的胜利!

刘志丹代表边区军民向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授了印。

大会后,在荔园堡河对面马洼子平台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

在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下,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各路游击队、十八个赤卫军大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阅兵台前,并绕场一周,阵容非常壮观,骑兵团的200多匹战马昂着头,头上都拴着红布小旗,显得十分威武,给检阅的部队平添许多威武雄壮的气势。群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

锣鼓响处,秧歌队扭过来了,后边还跟着狮子,龙灯,旱船,高跷。只见扭的、唱的、蹿的、跳的,把人都看迷了。直闹腾到日头偏西。

晚上,举行了苏维埃政府成立文艺晚会。旧戏楼也清出场子演出了自编自演的“红军舞”、“红旗颂”、新戏、说书、秧歌、机关干部排的“秦腔”等文艺节目,南梁军民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在南梁堡寨子湾(今华池县林镇乡四合台村老庄窠组境内),距荔园堡10多里路,因此群众习惯地称之为“南梁政府”。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驻寨子湾。

寨子湾,坐落在陕甘边界的分水岭上。依北面南的簸箕状沟掌上,沟掌下是巨大的山谷,沟底有泉水,依此为中心,方圆数十里之内,几座大山梁相交,周围是遮天蔽日的森林,又连接着陕甘两省的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平定川和瓦子川、白沙川、樊川、麻地台川等主要川道,地势险峻,林海苍茫,扼据要塞,进退相得。其深藏于密林之中,十分隐蔽,清静幽深,人烟稀少,远距离眺望,很难发现。进入寨子湾后,透过树隙远望,则视野开阔,群峰众壑,尽收眼底。

整个办公机构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办公旧地在寨子湾的西崾岘,有4孔窑洞,办公室、警卫班、政府主席习仲勋住室、伙房各占一孔;第二部分为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旧址在东崾岘,与西崾岘隔一条沟,有6孔窑洞,西边3孔为办公室,东边为刘志丹及其妻子住室;第三部分为政治保卫处,位于政府和军委两大机构办公地址中间的半山腰,即上崾岘,有9孔窑洞,住百余人,两条小路分别通向政府和军委两院,这里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便于观察、瞭望。

山顶有哨所、炮楼、战壕,与政府、特委和军委的驻地形成犄角策应之势。

白天,党政军工作人员和来访的群众,在蜿蜒崎岖的山道上来来往往,歌声笑语在山林中激荡;待到入夜,排排窑洞明灯闪烁,窗棂上影映着繁忙工作的人影,山头上站立着警惕的哨兵,又别是一番充满诗情画意的景象。这一切,给寨子湾这座险峰,更增添了无限风光。

寨子湾,作为陕甘边区的心脏,红色摇篮,从此,犹如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指引着陕甘边界的革命斗争。

在这里,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认真总结以往斗争经验,参照中央苏区实施的政策、法令,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以至群众生活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颁发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政粮食政策、军事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政劳资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肃反政策、优待俘虏政策和各种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实行,推动了南梁根据地和广大陕甘边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南梁政府在严格执行“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破坏武器者处死刑,强奸妇女者处死刑,缴获胜利品不归公者处死刑”等18条纪律的基础上,又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制定了这样一条法规: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政权建立之后,把廉洁当做头等大事。这些法规的实行,严明了党、政、军纪,保证了对人民的利益秋毫无犯和为人民清廉理政,深受根据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到办公所需的笔、墨、纸张,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规定统一配发。待遇很低,军队每天每人供给小米1斤,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子自备。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总是互相谦让,相互体贴,关系十分融洽,谁也没有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了艰苦为荣的革命风格。有一次蔡子伟害了病,又值换季,天气寒冷,马锡五及时地给他送去了一件内装羊毛的新棉衣,同志间这种情同手足的感情,十分感人。

当时,由于畜力缺乏,机关工作人员吃的小米都是自己推着碾子去碾。刘志丹、习仲勋、马锡五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推着碾子碾米,这种事谁也不感到稀奇。这年秋天为逃避敌人捕杀迫害而携带全家来到南梁的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当得知刘志丹被冻得经常腰、腿疼,就找来许多旧的、新的、各色各样的碎布,一片一片地拼凑起来,缝了件棉袄。可是,这件棉袄也只穿了几天,就送给行军掉到河里的一个战士穿去了。

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还明确规定,“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于豪绅、地主,并向敌人夺取”;“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缴‘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

政府对群众不收税,但是对剥削阶级是收税的,没收他们的现款和物资,因此,所收的税都是直接的。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苏维埃政府只对10%的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一部分款,对小商人不征款。另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人民群众认识到苏区对他们的重要,自愿大量的捐献粮、钱、布匹给红军。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采取成立农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等办法,自力更生,补充红军机关所需。尽管当时经费困难和粮食短缺,根据地群众自愿地给政府“欢迎粮”和物资,都一概被婉言谢绝。相反,边区政府却以极大的热忱和努力,尽量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在整个苏区范围内,边区政府对作战或因公牺牲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赤卫军战士、少年先锋队员,均给予埋葬费和抚恤费;对红军家属和革命烈士遗属,均实行优待和照顾;对社会上的孤寡残疾人员,除依靠群众给予扶助外,政府均给予救济;并对贫雇农的困难,也尽力予以解决,边区政府曾一度对雇农也实行供给制,发给他们棉衣、单衣、鞋袜、毛巾等物。那时的南梁山区,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衷心拥护政府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军委和政府驻在寨子湾,但党、政、军领导同志,并不常住在这里,他们经常生活、工作在人民群众中间,同南梁军民患难与共,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红军部队里,刘志丹早就有“活地图”、“老伙夫”、“老马夫”种种美称,一直被战士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刘”。习仲勋当时只有21岁,这位年轻的边区政府主席,则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小主席”、“小伙子”、“娃娃主席”或者直呼其名。惠子俊,是从西安一个兵工厂投奔红军来的修械工人,原在南梁红军修械所工作,他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重要领导职务之后,仍然保持着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经常和修械工人们一起,为红军修枪炮、造子弹,大家还是那样亲热地叫他“惠师傅”。在这些看似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却同南梁人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至今,在南梁一带还传着他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动人故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确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西北实际,走井冈山道路,坚持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远离党中央乃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创立的,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为各路红军会师大西北和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陕甘边区政府领导下,南梁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成为一个人们热烈向往的地方。荔园堡的城门天天开着,每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城门。学习、唱歌,过着紧张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的,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在青年们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南梁像一首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动人的音符。

据张策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设立集市、发行货币、办学校等几项重大措施,这些事那时都是很新鲜的,影响很大,群众传言叫“南梁政府”为“南洋政府”,豪绅一听“南洋政府”就很害怕。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是哪一级政权建制,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有的认为它是县级政权建制,有的认为它是地级政权建制,有的认为它是省级政权建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对它下了定论:

 

1931年和1933年,先后颁布《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1931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就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赣、赣南等省级苏维埃政府,到19351月,先后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有250多个。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原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特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陕甘边(特区)和陕北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引自2006312日《陇东报》第四版王发廷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领导级别有定论》)

 

这就明确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为省级(或相当于省级苏维埃政府)。

陕甘边苏维埃政权创建过程,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它的领导机关是中共陕西省委,设在国民党统治的陕西省西安市,处在秘密状态之下,而它的政权机关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却设在陕甘边南梁革命地区之内,是公开的陕甘边苏维埃政权机关。

这是陕甘边区第一个跨省“五脏俱全”的省级苏维埃政权。说它“五脏俱全”是因为,它不仅有党团组织、武装力量,而且有县、区、乡几级政权机关、后方医院、兵工厂、被服厂、银行、商贸集市,同时还制定了《土地法》、《政治决议案》等一系列法规。

从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黄土高原上一盏划破长夜的明灯!

秋去冬来,大雁南飞。转眼到了冬天,在南梁堡子的深山里,红军战士这时还穿着单衣,脚上穿着麻鞋,一早一晚,实在难以御寒。

马锡五为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费尽心力,四处想办法,派人去侦察,看哪里有棉花和布匹。一天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在三百多里外的曲子县城,国民党伪县政府在那里屯集了一批棉布棉花,还有几百套棉衣,只有一个骑兵连和县保安大队,共300多人看管。

游击队得到消息,决定进行长途奔袭,出奇制胜,飞兵取棉衣。

红军先派出几个侦察员化装成商人模样到曲子县,做好前期侦察准备工作。

11月的一天,曲子城里,来了些做小买卖的人,有钉秤的,修箩的,还有补锅修壶的小炉匠。他们一边干活做买卖,一边和群众闲聊。日头偏西,他们又各自收拾自己的东西,到别的地方去了。偏僻地方的小生意人,小手艺人,利用农闲时间走街窜巷,揽点生意或活计是司空见惯的事,无人在意。谁能想到,这几个小买卖人,小手艺人竟是庆阳游击队的侦察员,他们利用干活做生意的机会,把曲子城里的情况侦察的清清楚楚。

陕甘边区军委决定夺棉衣的任务让善于袭击的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担任,熟悉情况的庆阳游击队配合。

1115日,鸡叫两遍时,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在悦乐附近和庆阳游击队第三、四中队会合,共有步骑兵近300人。战士把马喂在树林里,人到庄上喝水,吃干粮。骑兵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及庆阳游击队负责人张志孝等人在悦乐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红军部队剩着夜色继续前进,游击队员紧跟骑兵团一路小跑,经辛家沟、孙家湾子、顺便收了庆阳县孙家湾民团四五支枪,又马不停蹄的赶路。

夜晚天开始降霜了,河滩上,河湾里,到处是一层白花花的冰霜,身穿单衣的战士们感觉特别寒冷,不由加快脚步,靠行走御寒,游击队员几次趟过冰冷的环江,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和热情。

奔袭部队沿环江北进,急行军一夜赶到曲子附近,前几天派出去的侦察员前来报告,一切都布置好了。

天色开始渐渐亮起来,远远能望见曲子城残破的城墙,我大队人马停止前进,命一连的柴正祥排长,带着20多个便衣先进城。侦察员领着他们来到离城不远的客店里,从客店里拉出一些骆驼,大家都扮成骆驼客,几十个驼铃在清晨里叮当作响,甚是惹人注目。到了城门下,哨兵一看是骆驼队,心想有油水可捞了,就争着下去开城门。城门打开了,两哨兵急着向“骆驼客”要钱,刚一伸手,就被红军战士干掉了。二十个红军战士冲上城门,把一班敌兵给活捉了。

这时,城里响起枪声,骑兵战士勒马加鞭,从南门冲进了曲子城。敌人保安团刚刚起床,敌骑兵连在北门外环江边上步操。我骑兵一连,飞速穿过大街直冲北门外,敌骑兵毫无防备,仓皇逃散,拼命往山上爬,另外十来个敌人向环江川道跑去。

三排长周羊娃带着一班骑兵抄小路跑上山梁,堵住敌人的退路,开了两枪,接着大喊一声“把枪放下!”吓慌的敌人把枪扔下,或坐或跪,乖乖的当了俘虏。

国民党环县第四区区长朱文成带着十几个团丁向北逃跑,我骑兵一班人马边打边追,一直追到打底洼把朱击毙。

曲子城里战斗顺利地进行着,保安团200余人,身穿蓝制服,头戴羊皮火车头帽子,爬满了南山坡,也有少数逃到河川里,我骑兵二连、三连和庆阳游击队正四处追击,搜寻着。1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击毙了国民党曲子区长朱文武,俘敌团长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以下300余人,缴枪二三百支,马四五十匹,子弹及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伪县长郑致中住在曲子城西面的寨子,听到枪响,化装骑马逃跑了。

接着,部队把俘虏押进老爷庙里,召集群众大会,杀了敌保安团长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刘天云、还有一个盐务局的局长。

胡子拉茬的敌排长胆怯地问:“你们是从南梁飞来的吧!”刘志丹轻蔑地一笑说:“我们就是飞来的红军,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南梁到这里,抬脚就到。”刘志丹看着这群愚味无知的害人虫说:“红军宽大俘虏,你们愿意干的跟我走,不愿意干的发给路费,放你们回去。

马锡五组织人员从库房里搬出一捆捆棉衣、棉布、棉花、还有许多其它物资和药品。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了庆阳游击队,骑兵团的战士每人发了一顶羊皮火车头帽子。部队吃过饭,处理完俘虏,把粮仓里的粮食分给当地群众,带着缴获的棉衣及有用物资,撤离曲子镇,回到南梁。

马锡五在《在刘志丹领导下开展兵运工作》一文中写道:

 

刘志丹同志党的观念很强,他处处时时都依靠党的领导。

志丹和群众的关系很好,并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如对罗连城的统战工作就做的很好,这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有很大的便利。即使保安县的一些士绅、地主(比较开明的),对志丹也很尊重,在经济上对志丹的革命活动曾给予帮助。

志丹同志有远大的思想和科学的预见,对开展革命运动有非常周密的计划。每走一步都看到下一步,并且步步留有后路,使革命可以进一步发展,还可保存力量。如他屡次派赵连壁等出去搞武装,就是为了给革命留路,每当志丹的武装失败后,还有赵连壁等的武装可以依靠,于是很快的搞起来了。

志丹同志很重视根据地建立。南梁根据地建立,是根据几年的根据地建立与失败后经验与教训总结出来的;要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而且根据地要建立几处,使革命武装有回旋余地。

志丹同志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从不叫苦,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坚持继续干,直到搞起革命武装为止。

(引自《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第324-325页)

 

任粮食委员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逐步形成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两支主力红军,由于陕甘边和陕北是被敌人分割开的两块根据地,党和红军也就存在两个领导关系。陕北根据地直接受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领导,陕甘边根据地属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被破坏后,直接归陕甘边特委领导。

陕甘边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就是将两块根据地联合起来,统一领导,共同作战,并且这已十分必要了。19352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及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其他武装。

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又产生军委归谁领导的问题,因此,会议又决定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特委撤销,陕北特委领导的各县县委改由西北工委直接领导;陕甘边特委保留,原陕甘边特委所属各县县委仍由其领导。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

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前途未卜的长征。

西北根据地与中央根据地不同,经历了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战役。

“围剿”指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进攻;反“围剿”则指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而进行的战斗。

1935年春,蒋介石在重点追剿长征红军的同时,调集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

25日,中央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今子长)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确定首先打击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却在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然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方针。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和二十七军共同作战。

220日,敌三十五师从宁夏出发,分兵两路,陆续占领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建立“战略村”,强迫群众移民并村,修筑碉堡。

当时红军主力不在根据地,就靠游击队、赤卫军与敌人对峙,借老爷岭的有利地形,迷惑敌人,在老爷岭山头上搭起许多毛毯帐蓬,密林中竖起红旗,四处伪造埋锅做饭的“炊烟”,再加上各山号角呼应,似有千军万马。白天,游击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活动;夜间,漫山遍野点燃篝火,派出小股部队不断袭扰,迫使敌人在老爷岭以西滞留达月余之久。

在国民党重兵逼近的形势下,政府工作人员按照中共西北工委“暂时撤离南梁”的指示,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积极做好撤离南梁的准备。

413日,正是农历三月十一日荔园堡逢集的日子,这一天,马鸿宾部突然进至荔园堡。

习仲勋、刘景范、马锡五等同志带领后方工作人员和保卫大队、庆阳游击队百余人,迅速从寨子湾、阎家洼子、荔园堡撤离,向洛河川转移。进入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山林,马部发现边区政府机关,调集了500余骑兵尾随追击。

414日,陕甘边区政府后方机关人员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处的张岔岭被追敌包围,赤卫军参谋长梅生贵指挥队伍阻击敌人,且战且退,掩护政府机关转移,战斗一直持续到后半夜,待退到十里之外的瓦子川,才摆脱了敌人追击。梅生贵右腿负伤,仍将身上仅有的五发子弹射向敌群,后被俘遭敌杀害。突围后,习仲勋才发现自己的双腿被马蹬磨了两个血洞,所骑的白马也被条条鞭痕染得血红。

习仲勋对于南梁突围中掩护过自己的王殿斌,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全国解放后,习仲勋先后5次邀请王殿斌到北京,每次都要他住一段时间。王殿斌没有儿子,习仲勋就爽朗地让自己的儿子习远平给他做儿子。2000年,王殿斌去逝时,习仲勋让秘书发了唁电,还叫夫人齐心和儿子远平、女儿桥桥去南梁时,专程到林镇乡黄渠村王殿斌的家中看望其家属,给王殿斌唯一的女儿王玉萍留下600元现金。习仲勋一生不忘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挚的情怀和伟大的人格魅力。

边区苏维埃政府撤退时,有组织的坚壁清野,躲藏隐蔽,致使国民党占领南梁后,既找不到人,也没有粮食,甚至连做饭用的锅也找不到。他们便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南梁堡、荔园堡、小河沟、豹子川的房屋全部烧毁,使村庄变成一片废墟,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变成“无人区”。

19354月下旬,马锡五随着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保卫大队、赤卫军转移到陕甘边东区洛河川的石峁湾,二十多天后,敌人又尾追而来,党政军机关又转移到洛河川的阎家湾,陕甘边特委也撤至王家湾,军事委员会驻屈沟坪,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

陕甘边政府到洛河川后,一面派出大批干部分赴三边、肤甘、临镇、宜川、洛川等地,开辟新的游击区,建立革命政权。一面在原洛三川的基础上,沿洛河上下游扩展,短期内使边区政府的直属区域由3个区扩大到5个区,建立了3个县级革命政权。

在此前后,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成员发生了一些变化。惠子俊调任西北工委书记,李生华继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继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李生华去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工作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土地委员长张步清,经济委员长杨玉亭,粮食委员长马锡五,文化委员长冯树立。西区委员会主席黄子文(后张帮英、秦善秀),东区委员会主席马文瑞。

陕甘边政府在极端恶劣的斗争环境中,领导着根据地军民的革命斗争。地方的中心问题是:搞土地革命,口号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对哥老会、知识分子、工农群众争取团结他们,对经济问题如粮食、布匹、物资问题特别重视。

这时,下寺湾一带驻扎机关多,人员也多,吃穿成了大问题,我们的粮食政策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对群众也不动员粮,也不收“欢迎”粮,仅收购民粮,供给部队。

马锡五改任粮食委员长,从部队到地方专门筹集粮草,他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磨面、碾小米、做豆腐、准备蔬菜、杀猪、宰羊,男女老少人背、驴驮,源源不断地把军粮、肉食、鸡蛋、蔬菜运到红军部队,全力支援反“围剿”斗争。

9月上旬,陕甘边党政机关迁至离甘泉县城70余里的洛河川的下寺湾。

下寺湾当时称银矿区,由田家沟传说有银矿而得名,是个小集镇,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在洛河川下游,河水清澈,树木茂密,山上山下,一片绿海;洛河两岸,全是大川,布满着村庄,树林中,掩映着密密麻麻的石窑和瓦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军委都驻在这里几个庄里,马锡五随边区政府驻义子沟。

在陕甘边党政机关撤离南梁转移到洛河川时,红二十六军主力与红二十七军在陕北协同作战,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根据地面积达六万平方公里,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游击队四千多人,使西北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当时任甘洛县第一区赤卫军大队长的李世俊回忆:

 

三月中旬一天下午,甘洛县第一区赤卫军大队包围了伪保安县政府的临时驻地永宁山。第二天,保安县城的敌军营部派出了援军,又被红军在半路上击溃,永宁山的敌人更加惊慌失措,我即带领一区赤卫军大队于当晚赶跑了山上的敌人,解放了永宁山。

解放永宁山的当晚我们立即查封了山上所有的粮食、衣物和其它物资,并连夜派人报告了一区政府。第二天上午,区政府干部陪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干部杨玉亭等几十名同志来到山上,我们即向杨玉亭等同志移交了一切缴获,协助他们于当日运走一部分物资。这天下午,当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的马锡五同志也来到永宁山,他一见到我就高兴的说:“世俊同志,你们赤卫队很勇敢,这次行动搞得很好,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向你们祝贺!”我汇报了这次情况后,马锡五同志对我说:“永宁山这里按你们已经安排好的工作抓紧搞,我待一会还要到县川去。”稍停片刻之后,他思谋着说,你们赤卫队要注意两件事,一是不要延误农事,组织大伙把庄稼种好;二是赤卫队要抓紧时间进行训练,准备接受新的任务。马锡五同志走后,我马上召集赤卫队员开会,传达了他对赤卫队工作的指示,全大队随即按上级的指示开展了紧张的生产和训练活动。

(引自《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第145页)

 

81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甘洛县下寺湾(今属甘泉县)史家河滩召开军民大会,习仲勋主持,秘书长张文华讲了日军侵略华北的形势、“八一宣言”精神,组织部长李景林在大会上号召群众报名参加红军,参加共产党。同时还举行了阅兵和军事表演,四千多名红军战士和赤卫军接受了检阅。会场上放两张桌子,一是报名参加红军处,一是报名参加共产党处。

李世俊回忆:

 

19357月底,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下寺湾的河滩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红二十六军的部分部队,陕甘边政府机关干部及政治保卫大队,甘洛县各区赤卫队及延安、富县几个临近区的赤卫队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根据地形势发展很好、很快,最近我们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边区来,我们要积极做好迎接他们的准备工作。接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长马锡五同志讲话,马锡五在讲了形势问题后,重点讲了粮食工作。他说:“现在我们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习仲勋同志讲了,我们的兄弟部队要来,这样,粮食就显得更重要。常言道,兵马未动,粮食先行。兄弟部队要来我们就需比现在还多的粮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向农民要更多的粮食,咋办呢?我的意见,今后打下地主、土豪劣绅的粮食,都要节约使用,要保管好这些粮食,防止霉烂,使兄弟部队来我们这里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我们粮食的主要来源还只是打土豪,打地主,所以大家要十分注意节约粮食。同时,还要争取多种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马锡五讲完后,甘洛区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9月份,陕北高原的秋意显得特别浓重,山风卷起纷飞的黄土落叶,荒野上空迷雾蒙蒙,一派萧瑟。97日,从鄂豫皖撤退转战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经关中、陇东到达保安鹞子川。随之,陕甘边党政军各界在屈沟坪召开大会,欢迎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边根据地,会后设宴招待了二十五军连以上干部,陕北群众像待亲人一样,腾房子,送猪羊,热情慰劳。

 

亲历“肃反”

 

1934年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向各根据地都派出了毛主席称之为“钦差大臣”的中央代表,风风火火的推行各种“左”的政策,“肃反”便是其中之一。

在反击国民党“围剿”的紧要关头,19357月,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的朱理治受原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指派,以中央代表团书记身份到达陕北,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的代表聂洪钧也在北方局交通带领下到达西北工委所在地永坪镇,他们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领导西北苏区,着重解决所谓的“右”倾及反革命问题。715日至21日朱理治在延川县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传达了由中央代表和河北省委共同签署的长篇指示信和军事指令。会上,对革命形势未能做出正确的估计,认为西北形势和全国一样,处在“伟大阶级决战之前夜”,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提出陕北党的任务是: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与陕南、四川以至甘肃、新疆、青海连接起来;军事上要“全面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要红军去攻打瓦窑堡、延安等城市。并作出了《反“右”倾取消主义的决定》。

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仍在反“围剿”前线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

8月下旬,朱理治等人来到文安驿召开前总会议,重申永坪会议主张,大反“取消主义”,为贯彻“左”倾路线的旨意,把对“左”倾路线怀疑,抵制的人,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这次会议,实际上就为“肃反”定了调子,造了舆论。

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道路,并以此而闻名于世的。这条道路就是不同的地区建立一块一块的根据地,由此形成分别活动在不同根据地的一支支红军部队。虽然根据地是分块的,各支红军部队是相对独立活动的,但领导这些根据地和红军的党却只有一个,党中央对各个根据地和革命武装的统一领导是绝对不动摇的,无论是南方上来的二十五军,还是土生土长的西北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党中央的绝对领导。

915日,红二十五军在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即由朱理治、聂鸿钧和程子华组成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朱理治任书记。

917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主要领导人会议,主要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问题,中央驻西北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决定组织党的领导机构,代表团全面负责陕甘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改组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撤消了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省委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戴季英兼任政治保卫局局长;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聂鸿钧任主席,戴季英兼任参谋长,并决定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

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国耻纪念日,在永坪镇举行了庆祝大会,成立十五军团,下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成七十五师,红二十六军编成七十八师,红二十七军编成八十一师。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部队经过几天休整,派出八十一师一个团佯攻甘泉,调动驻延安的东北军支援,其余大军在途经甘泉的崂山地区隐蔽,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全歼敌一一0师,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等千余人。随后,在阳泉歼敌一个营。接着,向榆林桥守敌进行了强攻,歼敌四个精锐营,俘敌1800余人。

这次战斗的一大收获,是俘虏了曾当过张学良警卫营长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寻找到“统战”东北军的契机。

徐海东等红军领导去看望了高福源,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告诫他作为一名军人,一个东北军人,日本鬼子占了东三省,你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你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正在被日本鬼子压迫糟蹋,你如果是个有骨气的军人,就应该打日本鬼子去,为什么要来打红军,在中国人面前充当英雄好汉?现在,大敌当前,应该枪口一致对外,不要睁着眼睛干瞎事,替军阀卖命打内战,成为民族罪人……朴实的语言,深刻的道理,严肃的口气,令高福源又感动又羞愧。

后来,毛泽东来到这里,又亲自接见了高福源。

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思想有了很大变化,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

这些卓有见识的举措,不但教育了高福源,也影响了东北军的一大批军官,对促成“丙子双十二事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崂山、榆林桥战役,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粉碎了南线敌人的“围剿”,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

这时,一场空前的“肃反”灾难落到了西北党政军干部的头上,给热气腾腾的根据地泼了一盆冷水。

在永坪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免去惠子俊的西北工委书记,调清涧修械所当工人,免去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免去杨琪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职务,被迫离开部队去后方为部队筹备冬装。把刘志丹等西北领导人从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排挤下来,安插“左”倾路线执行者担任要职,并继而打击那些跟着刘志丹闹革命和为创建苏区和西北红军有功的军事负责人。

7月到9月初,他们对陕甘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进行“肃反”,也只是有其心,而无其力,因为没有人支持他们。红二十五军来后,有了军事力量支持,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921日,陕甘晋省委发出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指示,颁布了“赤卫戒严令”,动员地方、群众严格执行阶级路线,进行“肃反”。接着,穿黑衣服的军人在永坪开始捕人,使用残酷的肉刑和指名逼供的手段确定“肃反”名单,再根据这些名单不断扩大“肃反”范围。

根据地出现了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反动派的进攻;“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积极筹划着夺权、抓人。一时间,洛河川成了错误“肃反”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前方、后方都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被“肃”的全是原红二十六和陕甘边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及其所属各县、区的主要领导,部队营级以上,地方县级以上干部几乎被一“肃”而光,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

刘志丹是106日以开会为名被骗去根据地首府瓦窑堡被捕的,他从前线去瓦窑堡途中,在安塞真武洞遇到给红十五军团送信的通信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便把信直接交给他,拆开一看,不是什么通知,而是一张密令逮捕自己和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逮捕令。

刘志丹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不过,他还可以有另外的选择。比如,打发走通讯员,回到苏区,在南梁、在陕北,每户庄稼人的院落都可以成为刘志丹坚不可摧的堡垒。但是刘志丹没有这样做。那种深植于血脉深处的对党的忠诚,使他只能有一种选择,唯一的选择。

刘志丹看后,把信交给通信员,平静地说:“你把信交给军团部去吧,就说我已去瓦窑堡了。”刘志丹就是这样一位赤胆忠心、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的革命家。“肃反”的策划者竟然把这样的好同志诬陷为反革命。

他刚到瓦窑堡即被关进监狱,接受“党的审判”。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志丹的那匹枣红马,也因为跟随他转战多年,而犯下大罪,列为刘志丹的“反党同案犯”被扣押。

政府主席习仲勋在王家坪被捕,军委主席刘景范在贺家湾被捕,东区工委书记马文瑞在临镇被铺,杨森、张秀山、高岗、胡彦英、张策、张仲良、张文舟、黄罗斌、赵启民、张文华、杨玉亭等六七百人被捕,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枪杆子万能”、“梢林主义”、“浓厚的土匪主义色彩”等五项大帽子,能站住脚的事实一条也拿不出来。被捕的人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被捕的人给戴个黑色筒筒帽子,只留出个眼睛,不准与人讲话,审讯时,杠子、皮鞭,各种刑具都用上。晚上睡觉时仍然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不给被子盖,睡在潮湿的地上,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

在苏区大批领导干部被关押刑讯逼供之时,在执行打仗任务的前方,错误肃反开始用活埋的方法杀害革命同志。在省委所在地挖好土坑,做从肉体上彻底肃清所谓“右”倾的准备。

 

根据中央统计,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惨遭杀害的有二百多名革命同志。毛主席曾经说,杀了二百四十名马列主义者。

(引自刘凤阁、任愚公编的《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第496页)

 

那时洛河川一带的恐怖气氛十分严重,保卫局、手枪队等横行乡间,动辄抓人杀人,搞的干部群众人心慌慌,人人自危,有的干部怨惧成疾,从此脱离革命。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煸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红区”变成了“白区”,敌人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

下寺湾、油粉村、高家哨、王家坪、乱柴沟等村成了埋人杀人的主要场所,一坑一坑的尸骨让人心寒。

 

在陕北的老百姓中,传说红二十五军是白军,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二十六军了;红二十六军的机关枪全收缴了……

把干部乱打乱杀,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中发生了问题,在前方军心完全动摇的时候,前方军队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恐怖、怀疑……

(引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军》第86387页)

 

敌人外面进攻,肃反里面杀,致使陕甘边党政军的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陕北的形势,骤然间急转直下,人心惶惶,危如累卵。

五十年后,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审查错误肃反五人“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李维汉也感言错误“肃反”对苏区造成的严重危害:

 

“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在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也进行了“肃反”,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86年,第370页)

 

这时,党中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着一次没目的仓促大撤退。

撤退、转移到哪里?战士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

北上,只是个大的战略方向。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历史的抉择,竟是一张国民党的报纸。陕甘边、陕北有红军,又有根据地。

这对于一年来苦苦寻找落脚点的党中央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1019日,在西北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带着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华池吴起镇(当时属于甘肃省华池县,19427月,陕甘宁政府设立吴起县时,将华池县所辖的吴起、水泛两区划归吴起县。)

吴起镇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川道上,地处陕甘交界,洛河源头,浑浊的洛河水,载着古老的传说匆匆流过,相传战国时期魏国大将吴起,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带兵在此戍边长达23年之久,人们为了纪念他,遂起名吴起镇。

一切都那么亲切,墙壁上,用白灰写着:吴起乡苏维埃政府。在山峁上不时响起一阵阵清亮悠长的信天游—

 

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

受苦人跟定了刘志丹……

 

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吴起后,立即打听刘志丹和根据地情况。这时,陕甘边独立营正在吴起附近活动。吴起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泉(刘志丹的堂弟)立即找到独立营长马福吉、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保安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带领他们去见谢觉哉,汇报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诬蒙冤,身陷囹圄的问题。谢觉哉立即领着张明科、龚逢春、马福吉三人,去见毛主席、周副主席,详细报告了“左”倾路线执行者乱捕乱杀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情况,一直谈到深夜。

党中央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即派王首道、李维汉、刘向三、贾拓夫等人携带电台,代表党中央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瓦窑堡接管保卫局,制止杀人、捕人。贾拓夫是陕西神木人,1934年代表陕西省委到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任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唯一参加红军长征的红军领导。

113日,毛主席、周恩来等到达下寺湾,不日制止了错误“肃反”。直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听取了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的汇报,纠正了错误“肃反”,首批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受诬陷被逮捕的18人,接着其它被关押的同志陆续释放出狱。

1126日,中共西北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1130日召开了平反大会,对戴季英、聂洪钧进行了处分,安定了民心、军心、人心,混乱的形势得到了扭转。

聂洪钧在《刘志丹同志冤案的产生》一文说:

 

他离开上海时,沪局同志和他谈话时说:“北方局中央代表的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甘、陕北苏区,专门挑拨陕甘、陕北的对立面,挑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对立……”刘志丹思想很右,要我们依靠郭洪涛来好好解决陕甘、陕北苏区的右派问题。

(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34-436页)

 

党中央在一份关于陕北“肃反”的事件中曾用过这样一段话: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4月,第67页)

 

他们真的疯了,狂了!党性且莫说,就连起码的人性都泯灭殆尽了。

“肃反”中马锡五都写进了黑名单,但他们没有敢动他,抓了马锡五,他们会饿肚子。这一带原有流动仓库,各村各镇都放有公家的粮,随要随取,打崂山,部队大集中,吃光了,他们去向百姓买粮,百姓都躲了,说他们乱抓人,乱杀人,是假红军,要把他们饿死,只有马锡五去了,百姓才卖给粮食。

马锡五眼看着一个个同志被关押,有的被杀害,心里像锥扎一样,疼痛难忍,内心感到非常不安和焦急,时常晚上睡不着觉。可他是男子汉,不能哭,不能叫,不能骂,只有装在心里,表面上,还得过得去。幸亏他从小受过苦,在旧社会滚打过,把人生、社会看得一清二楚,谁是谁非,好人坏人,心里明镜一样,他相信,风会止、雨会停,他只能克制、忍耐。

他在党内斗争日益复杂、政治气氛压抑的情况下,仍全身心地投身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还像在南梁时一样特别重视粮食、布匹、物资供应问题。计算着粮食账,这里还有多少军队,需要多少粮食,怎么去购买,千方百计给部队搞粮食,在这些事上,不能闹意气,要对革命负责,再恶劣的环境,也要让战士吃饱肚子,能打仗。有多少棉花、羊毛,做了多少棉衣、军鞋,让战士穿暖。也怪,马锡五出面,人不骂、狗不咬,就把事办了。

1935年发生在陕北的这起“左倾肃反”,从7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至19351030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甘泉县下寺湾制止肃反止,历时三个多月。

这次错误“肃反”的主要起因,是当时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流毒尚未肃清,策划“肃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动机不纯,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肃反”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仅引起整个根据地人心动摇,形势不稳,而且被整的同志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甚至牺牲,侥幸活下的,被释放出以后,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降级安排。刘志丹分配到中央军委驻西北办事处任副主任,后又担任红二十八军军长;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被派到环县任县委书记,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到赤安县任组织部长,红二十六军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杨琪到三边任独立营营长,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到神府任组织部长,红二十六军团级干部王世泰、黄罗斌、胡彦英等同志均为县军事部长……许多身经百战,有能力的干部分配成杂务人员,摆在无用的地位。

兰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刘懋功回忆:

 

借着“肃反”,原红二十六军部队的兵员、武器也被“平调”走了,红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改编)两个团被缩编为一个团,新规定每个连只能配备三挺轻机枪,超过的被收走;原来所有干部都配有短枪,新规定只有连长、指导员以上可以佩带,其余干部的短枪一律收走。

(引自刘懋功的《梦回吹角连营》第50页)

 

据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回忆:

 

“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边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引自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第373页)

 

“肃反”是左倾错误在根据地的极端表现,它的特征是黑白颠倒,把革命者打成反革命;它的残酷则在于不但不允许蒙冤者辩解,而且也不给你“改造”的机会,直接挥刀将你杀掉;它的悲哀则源于杀人者与被杀者都认为自己是在从事着同样的革命伟业。

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张秀山深情地说:

 

毛泽东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但对我们西北的同志来说,心中永远不可忘怀的是党中央救了陕北。如果不是党中央及时赶到,采取正确果断措施,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以及西北红军还能存在吗?当然,如果连我党这块唯一仅存的根据地也被葬送掉的话,中国革命的历史又将会是什么状况?

(引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188页)

 

迎接党中央

 

党中央到吴起后,一面派人到下寺湾、瓦窑堡接管保卫局,制止捕人杀人;一面派朱开铨到洛河川、下寺湾筹备粮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朱开铨带一个连的红军到了下寺湾。

进入苏区的三支部队,穿着三色军服,红二十五军穿黑军服,群众叫“黑衣军”,红二十六军(西北红军)穿绿军服,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穿灰军服。当时,受“肃反”的影响,洛河川的群众很恐慌,各村庄白天群众的门户都关着,很少有人走动,晚间早早安了眠,白天就是在田间劳动,群众也不敢向大路上瞅,见说南方话的黑衣军和灰衣军怕的都上山躲在梢林里。

那时到苏区的部队有十五军团、红一方面军、中央机关100余人,要保证准备足够的军粮,还要组织运输、向导、担架等,必须依靠当地人。10月间,“肃反”关押了习仲勋主席,“左”倾机会主义者派王生玉代替主席。王先玉原是硝皮子的工人,是个吸大烟而曾受过处分毫无工作经验的人,没有号召力,做不了这些工作。朱开铨反复对王生玉等做工作,中央阻止了“肃反”,再不捕人杀人,再打一仗,粉碎敌人的“围剿”,要找回当地干部筹粮筹款,做好迎接中央红军的准备,完不成这个任务是要杀头的。朱开铨问哪个同志能负责,王生玉说粮食部长马锡五能行。

后来,下山找水的游击队战士罗培兰给马锡五发了鸡毛信,没被“肃反”关押的干部陆续才从山上下来,组织了支前工作团,很快筹备了大量的粮草,组织了向导、担架队,保证了部队所需。

罗培兰,陕西乾县人,1934年只有16岁就随丈夫来到南梁根据地,在下寺湾,丈夫被错误“肃反”杀了。她是南梁政府当时第一位女同志,1935年她任鄜甘县的妇女主任,陕甘错误肃反时,在游击队工作,所以才幸免一死。红军到陕北后,她又回到省政府内务部工作。19365月,由马锡五介绍与从江西过来的红军朱开铨结婚。

中央领导机关、中央红军在吴起镇共12天,完成一系列重大活动和修整任务后离开吴起,沿洛河川南行,到陕甘晋省委驻地下寺湾。张明科就打发赤卫军送了鸡毛信,火速转给马锡五,通知沿路各站:旦八、金鼎山、象咀子、刘家老庄、桥夫峪、鹞子川等地准备粮草食宿,备好开水、干粮。

洛河川农民,人老几辈子从未见过如此众多的军队。现在的一些老人就是当年十多岁的孩童,王咀子村的何礼玉老人、旦八镇前牛沟村的张玉珍老人清晰记得,前后六天时间里,洛河川每个村庄都有红军驻扎。

党中央和毛主席途经金佛坪、土佛寺、金汤、金丁、旦八、永宁、桥镇等,在旦八以北的榆树沟和永宁以南的石畔村住宿两晚。1030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彭总司令到了陕甘中心地带陕甘晋省委驻地—甘泉县下寺湾。

马锡五组织群众准备好了一切:妇女们把军鞋都送到了各村,王家坪、高家哨、桥夫峪都有军鞋和粮肉,红军司令部就驻在下寺湾,首长们安置在大院子里,窑洞也大,吃食都准备好了。还组织当地干部、游击队员、群众在街道两边欢送,沿途设了20多处接待站,派出游击队和群众赶上毛驴运送装备和给养。

毛泽东住在白云德家坐北面南的石窑洞,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住在阎家沟列宁小学。毛泽东的行装非常简单,只有两个铁皮文件箱和一顶供行军休息用的小竹轿。

张明科、龚逢春、马福吉等人把马锡五介绍给各位领导人。

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司令顾不得洗刷吃饭,先问:“开会的人到了没有?”马锡五汇报说:“大部已到了,都住在本村。”毛主席说:“好嘛,今天晚了,明天一早开会,请你再给通知,明天的中心问题是谈‘肃反’,凡是参加‘肃反’的主要人物,都要参加,叫他们准备一下。”

当天晚上,周副主席布置了会议安排,马锡五管后勤,保证部队的食宿,会场在大窑洞里,有前后两盘炕。马锡五心眼灵、办事细,晚上就派人烧了炕,满窑热腾腾。怕南方人坐不惯炕,摆了些方桌、长桌、长凳、靠椅,还拿来了水壶、喝水的瓷碗。

马锡五办事待人既稳当,又诚恳,谁见了都喜爱。中央的领导人在吴起动身前,已听接应的人员做了介绍,所以他和中央领导一见如故,彼此信任。各机关有事要办,就找他,参谋、秘书、机要人员都和他无话不说,尽管难懂的南方话,也很快适应,一时成了大忙人。

这是马锡五与毛泽东的第一次相见,但是对马锡五来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没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到来,他很难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省主席。

114日,中央分两路出发:一部分由毛泽东带红军总部机关和作战部队到富县十五军团会合,到前方准备打仗;一部分由张闻天带中央机关去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扩充红军、筹备粮草、处理冤狱。中华苏维埃财经部长林伯渠和马锡五、朱开铨等人留下,在下寺湾搞调查研究,解决陕甘的眼前问题。

陕北的10月已经落霜,气候有些寒冷,昼夜温差很大,庄户人家早晚都穿上了棉袄。中央红军长期缺乏给养,很多战士穿着单衣服、半截裤,赤脚片子打裹缠,多数穿着破麻草鞋,有的连草鞋都没穿。

马锡五有颗善良的心,忠厚的性格,他见中央红军的同志都骨瘦如柴,数九寒天还穿着单衣单裤,就到处动员群众捐献皮袄、棉花。群众也相信马锡五,一听他说话,就按照指定地点送去了。

林伯渠老人一看这情景,忙找他说:“锡五同志,你这样动员,群众有意见吧?”

马锡五说:“不会有意见,群众一见中央红军的行动做法,都打心眼里感激,愿把家里多余的穿戴都拿出来,要是前一阵,我可不敢这样干,群众也不愿意,他们说,穿黑衣服的军队和你们不一样。”

林老感叹不止:“中央红军还有些钱,能不能买些布匹、棉花,自己做些棉衣,问题就解决了?”

马锡五看着林老,不禁诉起苦来:“从前没向群众动员过衣物,我们自己都解决了,如今是没办法的办法。陕甘气候寒冷,种不出棉花,织不出布,只有在白区购买。我们这里设有集市,吸引外来商人往这里送布匹、棉花。不管军用、民用都能解决。自从‘肃反’后就发生了争论,特别是陕甘边的老领导都被抓走后,他们取消了集市,不许外商进货,布匹、棉花的来源全部断绝了。”

林老也没办法,只好一边恢复集市,一边派人到处收购羊毛、棉花解决过冬衣服。陕甘边的妇女们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下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都为红军指战员缝制棉衣和棉线,二十天内,缝制棉衣按时完成,赶制棉鞋提前完成任务。组织群众将军粮和棉衣棉鞋以及从地主、豪绅家里收来的猪羊等送往前方,使红军指战员及时穿上棉衣棉鞋,生活得到了改善。

中共中央在组织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同时,着手开展巩固和恢复政权的工作。193511月,党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成立中华工农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统归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两个省委和特委的工作。

在行政区划上以甘泉县下寺湾为界,以北划为陕北省委,以南划为陕甘省委。

同时,又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周恩来兼任主任,刘志丹任副主任,并兼任瓦窑堡警备司令,统一领导西北的革命武装。合并陕北、陕甘边游击队,成立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

当月,中共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下寺湾成立,辖下寺湾以南甘洛、鄜宜、宜川、红泉、肤施、中宜、华池、庆北等8个县。

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泯,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

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副主席朱开铨,国民经济部长马锡五,粮食部长杨玉亭、内务部长马仰西。

陕甘省的辖区均为老苏区,在1935年前季,红二十六军北上参加反“围剿”,这些地方相继丢失,多变为游击区。党政机构有的被破坏,有的转入地下,多不健全。省委、省政府成立后,把恢复和扩大苏区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洛河西岸,以鄜县、中宜为中心基础,向南发展,求得与关中打通。”“洛河以东,红泉、宜川为基础、向洛川,韩城发展”。还以“华池为中心,向陇东发展”。为了实现以上计划,选派了许多得力干部分赴各县,自上而下建立健全县、区、乡党政机构。

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刚刚会师,国民党企图趁红军未站稳脚跟,沿葫芦河东西封锁和沿洛河南北封锁,南进北堵,向北压缩,企图将红军一举消灭。

19351124日,红军取得了在陕甘省境内的直罗镇战役和西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活捉其师长牛元峰,俘敌五千多人,为党中央把全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直罗镇战役中,陕甘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援前线,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隐藏部队、筹集粮草,还组织了数百人的游击队、担架队,及时护送、转运伤员和物资。后来,毛主席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时指出,没有群众和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的这样好。

冬天,省委、省政府迁到鄜县套洞原上柳子。

这一时期省委的严重困难是党的基础力量薄弱,党员数量少,干部十分缺乏。

省委、省政府发出了《关于十二月发展党员与建立支部工作的通知》,要求“大胆的、猛烈的发展党员普遍建立党支部”,全省在一个月内发展党员2000名,并将任务数分配到各县。要求积极宣传党的主张,说明党的性质,在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

各级党组织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凡是有党员的乡村,以党员为骨干,先建立党的支部和小组,再以此为核心迅速发展党的力量;没有党员的乡村则由县委或区委派出党员干部到乡村,利用各种群众集会,宣传党的主张和纲领,从群众中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员队伍。到1936年初,基本达到了每乡都有党支部的目标。

这时,马锡五没法参加党的会议,原因不是党员,他是哥老会成员,还是龙头大爷,再能搞钱搞粮能工作,但不能用,不能接收入党。王生玉啥都搞不了,朱理治也找不下人,朱开铨说我来使用马锡五,开省委会时任命马锡五为国民经济部长,坚持了原则。

陕北高原的隆冬,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但马锡五的心里暖暖的,刚从劫难中走出的他,为之感到兴奋。

这年冬天,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陕甘边区红军的创始人之一、面对镰刀、铁锤、红旗捧上了自己一颗滚烫滚烫的心,成为党的一名光荣战士。

省苏维埃政府根据陕甘的特殊情况,作出分田和划分阶级成份的决定,强调要坚持政策,即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打击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陕北农村,地广人稀,农村大多广种薄收,部分农户分散在黄土高坡上,挖一排窑洞,在山坡上开一些地,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自种自收,靠天吃饭,为此,这部分人多是中农成分;大部分农户住在地势平坦和靠近河川的地方,土地较肥沃,人口集中,村落也较大,土地则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消灭富农,基本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结合分配土地,进一步健全区、乡政权,努力改进苏维埃的工作,所以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红色政权在陕甘的广大区域,稳固地扎下来了。

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但非常重要而又有很大难度的,就是粮食供应问题。

人不可一日无粮。

当时陕甘的驻军近两万多人,加上各级党组织、团体和政权机关,这么多的人要吃饭,牲口要草料,全得由政府来供应。陕甘的区域大,但人口并不多,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土豪基本打光了,买粮又没钱,中央也没钱拨来。

眼下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到白区去打土豪,组织运输队。为此,省政府组织了两支运输队,每支有近两百匹牲口,百余名队员。每人都配有枪支弹药,相当于一支准军事武装,到白区去打土豪,这样,才基本上保证了粮食的供应。

粮食分配上,先部队、后团体、再是省委、最后是省政府,就是出现粮食暂时接济不上,饿肚子的也基本上是省政府工作人员。

19365月,红军东征回师,国民党政府仍然拒绝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继续调集重兵进攻陕甘苏区。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围攻,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共中央1936518日又决定挥师西征。

 

担任陕甘宁省主席

 

为配合西征战役在新开辟的地区迅速建立苏维埃政权,党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原陕甘省的辖区,华池县交陕甘宁省管辖,其余划归陕北省领导,陕甘省的大部分党政干部调往陕甘宁省,省址设在吴起镇刘家渠子。

成立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时,林伯渠、朱开铨向中央建议让马锡五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为了便于工作,规定中央红军的干部任副职,当地干部任正职,马锡五任主席,朱开铨任副主席。

一天早饭后,森老派通信员来叫马锡五。马锡五赶到时,朱开铨等人已在那里等着。

林老说:“我给你们传达个事情。”几个人坐下来,林老说:“中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政府,马锡五任主席,朱开铨任副主席,你们有啥意见?”

马锡五长叹口气:“林老,叫我当主席,责任大,担子重,我挑不起来。”

林老说:“我调查过,陕甘苏区有二十来个县,成立个省,才好管理,这个地方,哥老会很多,你做哥老会工作,已是驾轻就熟,名声在外。把这个省的哥老会工作加强一下,可以影响外省,吸引陕甘外省的哥老会也为我们所用。你这个人,大家都信得过,你懂政策,又任劳任怨,连红二十五军的人也不得不服你。朱理治说,原来省委是要捕你的,可是离了你,他们就要挨饿,他才把你保下来。在群众反抗最强的时候,你说服了群众,保证前方的粮食供应,起了关键性作用,说明你的党性很强。中央决定要你任陕甘宁省政府主席,这也说明中央对陕甘干部的政策,你们都是在困难中立下功劳的。”

马锡五抱着头,不说话,林老说:“朱开铨给你当助手,尽可放心,他做政治工作多年了,是个实在人,出身工农,也有些文化,为人耿直,不会捣鬼。”

马锡五说:“还是朱开铨当主席好!”

朱开铨说:“我是江西人,语言不通,又不了解本地情况,会把群众吓跑的。前几天就闹了个笑话,我问:‘老乡今年收成好吧?’老乡看着我,只摇头,‘解不下!’我也不懂,我说:‘老乡不要怕!’他还是说‘解不下!’原来老乡说得‘解不下’是听不懂,我把它当成了‘害怕’,双方用手比划了半天,才弄懂了。”几个人都笑了。

林老笑着对马锡五说:“还得以你为主,朱开铨为副,否则工作开展不了,你放心,中央会支持你的。

马锡五说:“没有省委我拿不定主意,但也不要‘肃反’的人。”

林老也看出马锡五的心思,他怕那几个人掣肘,忙说:“没有,他们还没说清楚,暂时不分配工作。”

马锡五放心了,才说:“我服从中央决定,还是刘志丹当初说的那句话: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朱开铨说:“只要你答应,我就舍命陪君子。”

林老见两人表了决心,又说:“我到前方请示了毛主席,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要放开手脚工作,如配备哪些干部,各种政策怎么恢复,都要先研究好。”

马锡五说:“旧社会说,地方官是衣食父母。他们办不到的,我们一定要办到。”

就这样,把马锡五“马大爷”请出来了,放羊娃出身的他,当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到陕北,人地两生,曾经与他们一块战斗过的谢子长、刘志丹相继过世,习仲勋、张秀山、刘景范、高岗、张邦英等一大批领导刚从监狱放出来,仍戴着“右”倾的帽子,马锡五的重用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命运多变,职务频换,在战争年代的领导者身上屡见不鲜。个人政治生命的沉浮当然与自己的努力有关,但更取决于大环境的改变和历史机遇。

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陕甘宁省政府的成立,这些大的历史背景,为马锡五的升迁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陕甘宁省成立后,地方干部随西征红军西进,军队与地方互相配合,解放一处地方就建立一个政权。

西征战役中一军团为左路军,夺取陇东的曲子镇、环县,扩大根据地,配合右路军十五军团钳击三边和宁夏一线的敌人。

193661日,攻击驻曲子镇马鸿逵第一0五骑兵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他性情暴躁、打仗剽悍,欺压群众十分野蛮。人们传说他是:“一对骡子、一对马,一对老婆、一对娃”。

曲子镇是座土城,方圆不过二公里,野骡子守的十分顽强,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指挥二团一度攻进城堡,被野骡子和他的警卫部队打出来。那时二师东征扩充了一些新战士,没有打过仗,新提拔的干部也没有打仗的经验。从上午打到中午仍未解决战斗,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到阵地一看,看出攻击方法不对头,告诉他们赶紧把突破口守住,让其它部队撤下来,进行整顿,不要一下子都涌进城,只要将兵力、火力组织好,派一个连打进城去就行。进城的连队也不必过于集中,几个排互相掩护,交替前进。经过调整战术,下午四时半,二团一个连攻进去了,其它部队随后跟进。担任助攻的五团也攻入西北城角,边打边开展战场喊话,敌人放下武器,捉住了野骡子。

部队第二天向庆阳方向前进,庆阳的敌人是马鸿宾的一个师,共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63日,在曲子以南阜城附近与马鸿宾来施援曲子的六个营的敌人遭遇,被我军主力击溃,俘虏敌人一千一百多名,内有副营长、连长多名。但营长以上的一个没有。因为二马部队有个特点,营以上的大多是他的亲戚,这些家伙怕死,听说红军来了,都留在庆阳,不敢随军行动。我军继续向庆阳前进,结果马鸿宾的那个骑兵团逃跑了。经过这两仗,我们的军威大振,向西向北挺进,如入无人之境。一军团先后解放了木钵、环县、洪德以及北面的盐池、定边,西面和豫旺相连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环县苏维埃政府和中共环县县委。习仲勋担任县委书记,红军地方干部刘占奎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县机关初设洪德,后迁杏儿铺。随后成立了豫旺县、定环县、赤安县、固北县。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又创造出纵横二百余公里的新苏区,形成了完整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随着西征战局的发展,省委、省政府在刘渠子住了20多天后,19367月迁至甘肃省环县河连湾。

李富春、蔡畅、马锡五、朱开铨、肖劲光及省委、省政府机关人员,早饭后从刘渠子出发。李富春骑着一头骡子,马锡五等其它领导都骑着马,随队的运输队长习得有,十四、五岁的省委通讯员黄国胜等人步行。

黄国胜是环县八珠瓦崾岘新庄台人,陕甘边南梁政府原通讯员,据他回忆:

 

1933年腊月二十七日,郭宝珊率领的西北抗日义勇军一百多人从庆阳起义,经马岭、曲子、木钵等地,到南梁。为解决部队供给和给红军筹见面礼,向沿途富户、财主强索银元,拉牲口,还拉“票子”二十余人。在攀家川住了一夜,没收富户赫长孝的两罐银子。听说富户戴正邦正为弟娶媳妇,第二天就到戴家向群众作鼓动宣传,拉了郝正俊、樊生林和只有六七岁的郭旦儿作“票子”。当夜来到八珠新庄台子黄仲智家,将其六弟黄仲录、七弟黄仲珍和12岁的我作为“票子”,吆了黄家6头毛驴,一路经华池白马连集、元城、新堡又到老爷岭。将郭旦儿寄到一户人家,经本家郭海清请环县义勇军团头鲁占彪说和,被家人接回。他们到南梁,郭的部队先住在山庄,后到四合台。我年龄小,没有关押,叫侍候“票头”。

刘志丹没有收郭宝珊拉的40多名“票子”的见面礼。后来,刘、郭合在一起,迁到附近的寨子湾梁上,组织“票子”挖窑洞,打麻鞋。不久,黄仲智用二百块银元将六弟黄仲录赎回。

1935年春,马家军“剿山”,南梁政府及红军向北转移,经豹子川打算吃午饭时,被敌包围,部队和机关突围,几十名“票子”被敌人掳走,把部分人放回家。我忍受不了敌人的打骂、呵斥,在敌人向西开进时,黑夜路过老爷岭,窜入林中逃脱,又返回到瓦子川,在一姓朱的家住了一夜,遇上被打散的保安队段队长,第二天到了石磨湾,第三天到了洛河川,赶上刘志丹。

刘志丹向我询问了情况,安排到政府当通讯员,十多天后又安排到军事委员会当通讯员,给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当勤务员。这时,刘景范的父母也在,闲时常常和他的女儿丽珍、儿子政子、军子一块玩耍,常听刘志丹的父母叫刘志丹的小名“宝子”,刘景范的小名“庆子”。刘的父亲抽大烟,我为刘父烧烟泡侍候。刘景范要我做他的“干儿子”,我就称刘景范“干大”。

 

黄国胜回忆省委、省政府从刘渠子迁到河连湾的经过:

 

省委、省政府一行,二十多头骡子驮着电台、印刷机、纸张、粮食等物,经三道川到长官庙宿营;第二天到元城子高桥宿营;第三天经华池的怀安、五蛟、周家沟到环县塔儿嘴毡匠林怀录家宿营;第四天到八珠椿树旮旯;第五天经曹渠、戴岔住曲子县木钵城东张洼子苏维埃政府,木钵苏维埃政府主席张仲伟接待他们;第六日沿环江北上,到环县老城内住了一夜;第七天到达河连湾。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尽了千难万险,进入甘肃境内的最后一站环县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随同部队经过河连湾和兴隆山(西老爷山),许多领导也曾在这里驻足和宿营过。

河连湾在洪德城南,依山傍水,是风甜公路边的一个小村,村里有个四合院。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住国民党洪德区区长汪雨亭家的上房,省政府设在这里。马锡五住在省政府门外大路以北不远的有窑有厦房的院子里。军事部长、也就是30军军长肖劲光住河连湾南马坊川口北台紧邻环江靠西的程姓家里。

这里的省政府一切从简,就像流传的歌谣唱的一样:

 

门前一棵槐,

槐上挂个牌。

牌上五个字,

人民苏维埃。

 

这一带十分荒凉,到处一片荒土,有时几十里地,头上赤日爆晒,脚下烈沙灼烤,想找棵树乘凉都很难。这里昼夜温差大,到夜间气温太低,不得不拣牛粪燃篝火防寒。尤其这里大多是苦水区,给生活造成很大困难,有些地方要到十几里以外去驮水吃,有些地方太高根本没水源,要靠冬天窖下的雪水和雨季的积水维持生活。河水看着很清,但不能吃,是苦的。吃苦水,连牲口也要拉稀,吃窖水很不清洁,有时发现其中有牲畜粪便没有清除,但没有办法,只能吃那个水。

1936年秋天,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正在苏区访问,往来于宁夏、甘肃时都要路过河连湾。中央派人打招呼,美国记者非常友好,除军事秘密外,可以就所知道的情况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斯诺是和马海德医生一起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天气非常热,就用西瓜招待他们。

斯诺身材高大,衣着朴素,他就陕甘宁的财政、经济及供给提了很多问题,马锡五都坦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斯诺除采防了党的高层领导李富春、马锡五、朱开铨等,还与这里许许多多的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斯诺与马锡五的民间参谋,相好朱党,放马人朱明录,以及朱党的妻子,受动员首先放了脚的朱敬氏,村主任解仲举等都有过交谈和交往。收集了不少对他、对红军、对革命都十分有益的好素材、好信息。将他在这个小山村的所见所闻,写进了《西行漫记》,把那个“神奇的小山村”介绍给了国内外的人民和友人。

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载下当时采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情况:

 

我从宁夏又南下到甘肃。四、五天后我回到了河连湾,又见到了蔡畅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们一起又吃了一顿法国式烹调的饭。

(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324页)

 

河连湾成为陕甘宁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心,成为组织和领导陕甘宁各地人民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大本营。河连湾这个小山村成了人们瞩目的地方,从此举世闻名。

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86221日公布此旧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06月,习仲勋夫人齐心大姐来到这里,亲笔题写了“光前裕后”四个大字的题词。200110月,甘肃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公布此为“甘肃省国防教育基地”。

陕甘宁省辖华池、环县、曲子、赤庆、赤安、固北、豫旺、豫海、定边、盐池11个县,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人口约10万,只有华池县是红军到达前创建的老区,其余10县是红军西征中开辟的新苏区。

当时的主要干部都不是当地土生的干部,一部分是陕北苏区的地方干部,另一部分是由部队做地方工作的干部派出来的,那时,在苏区的党员数量约有一千二三百人,成分大部分是贫农。同时,因为都是外来的干部,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因而混进党内来的有相当数量地痞流氓及投机分子。

马锡五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困难很多,他随时请示省委,遇到问题和大家商量,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

政府工作总的方针是一切服从战争,工作方式是突击的。随着西征战役结束,陕甘宁省面临着巩固和开辟新区,准备迎接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任务。省委在8月下旬,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县军事部长和保卫局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主要讨论三件事:一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二是打土豪、分田地、摧毁国民党的反动统冶,建立苏维埃政权。三是迎接二、四方面军,做好物资准备工作。

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斗争,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是政府的中心工作。省委、省政府组织了流动宣传队,边宣传,边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清除匪患活动。

当时,陕甘宁省政府的之前工作是很重的。红军的粮食供给全靠当地政府,每天都需要几万斤,从征粮、运输到加工,这里面的困难非常多。这时,西北办事处,军委下达筹粮33000石,保证红军会师的给养任务。

省政府立即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制定了粮食保管、运输及供给制度,减少浪费。工作队员几个任务一起干,同时开展工作。

这里没有进行土地改革,所以粮食的来源主要以没收土豪、地主藏粮为主;在小地主和富农中进行募捐,向群众(包括地主、富农)借粮;向群众买粮,当面付款;拿货物换粮食。通过上述政策,基本按时完成任务。

粮食的加工是件很费事的事,老百姓家一般都不存加过工的粮食,都是吃多少加工多少。运给红军的粮食必须加工,当地加工粮食,都是用石磨、石碾加工,一次加工不了多少。省政府研究,还是要依靠群众,把粮食分散到群众家里,加工好后再收起来,政府给群众留一定比例的粮食加工费,这样,才解决了粮食问题。

西征的部分区域是回族聚居区,同时,在与红军作战的国民党部队中,马鸿逵、马鸿宾部中回族士兵占有相当数量。因此,贯彻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争取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

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批示,讲的很明确:“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是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所以,地方政府无论做群众工作,还是白军工作、回民工作,都要贯彻统一战线精神。对于没有名分的小地主、一般商人,实行比较宽大的政策。防止滥打土豪,规定除单独行动的连队外,一般部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部队政治机关和地方政府统一管理。要防止错没收,如果没有调查清楚,宁可少没收一家,也可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在回民工作中,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民族自决权,尊重回民民族习俗,工作做的比过去更细了,团结的基础更扩大了。

陕甘宁省地处三省交界处。敌情、社情十分复杂,环县一带残留土匪又多。鉴于这种情况,组建了地方武装,以配合剿匪、打土豪工作。717日在曲子花旗镇组建了陕甘宁独立师,编为4个团,每团3个连,1300余人,姚喆任师长,部队分驻各县,每个县都有游击队。主要是清剿境内顽匪,保护机关安全,为群众撑腰壮胆,保证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开展。

环县、曲子境内有10多股土匪,其中赵老五拥有百多人,投靠国民党环县政府,作恶多端,为害最烈,经常袭扰革命政权及人民群众。11月,赵匪流窜到马岭一带抢劫,1团闻讯后,立即前往围剿,赵匪仓惶逃窜,一团紧追不舍,消灭了大半。

冬天,省委组织了两个工作团,每团十几人,分别由朱开铨、蔡畅带领,到各地筹集粮物,进行社会调查,开展抗战工作。

朱开铨一行到达豫旺堡、下马关一带,动员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麦草和门板等,这些物资运往红军设在当地的兵站、医院,保证了部队供给。

蔡畅带领工作团,在庆阳一带,协调红军教导师民运科、红15军团开展抗日动员,向国统区开展工作。吸收了大批共产党员,先后建立了合水、庆阳、驿马关、镇原、宁县5个县委和西峰、固原两个工作委员会,扩大了党组织活动区域,推动了国统区的全民抗日运动。

这一时期,马锡五与政府其它成员克服种种困难,剿匪反霸,建立政权,保证供应,动员参军,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团结“哥老会”

 

毛泽东讲我们有三个法宝,统战工作就是一个。

19351225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当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正确分析了革命形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决议》中提出无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

陇东以及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特点之一是哥老会组织普遍,会员众多,哥老会比共产党员还多,遍地皆是。自古就有,农民全参加。按从前说,加入共产党怕杀头,参加哥老会没有杀头的。

哥老会组织参加过辛亥革命,他们轻财仗义,愿意结识英雄好汉,具有民族气节,对于盛行于西北的哥老会,江湖结社组织予以积极的团结和争取,谋求争取广泛的团结力量。只要他们的工作做好,就能为我们办事。因此,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对哥老会的宣言》。阐明了我党对哥老会的方针和允许其在苏区活动的立场,呼吁哥老会成员与共产党“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

陕甘宁的哥老会势力大,人员多,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行业和不同阶层,拥有相当一批人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做好哥老会工作至关重要。马锡五在22岁时参加哥老会,对哥老会情况熟悉。省委决定,他负责联络做好哥老会的工作。

哥老会这个组织很早以前就有,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崇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一个社会民间团体。

哥老会组织分为五辈,即西北堂、二杆旗、三元堂、四喜堂、五福堂;一个比一个低一辈,每辈都有一个坐地大爷(也叫龙头大爷)下分老三,五、九、十。坐地大爷是哥老会的头目,在哥老会弟兄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三爷当家管钱财,五爷管闲事,这些龙位多由大爷逐步提升。

哥老会的组织规章是非常严格的,参加哥老会的条件是“身家清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不能参加,即使参加了,一经发现也有“搁皮”的危险。参加哥老会组织时,必须认本教一口的几个知名之士为拜兄,如恩、承、保、上、进五个拜兄。恩即恩赐,承即承认,保即保证,上即上福,进即引进。规定恩拜兄一定要大爷,承拜兄只要管事,保拜兄只要当家,上拜兄要管事,进拜兄是大爷也可以,由于要称哥论弟,所以父子不能同一辈。哥老会龙头大爷指开山头的,凡这个山头上的人都归他管,不分省、县境。龙头大爷下面有行衣大爷,行衣下面又有兄弟会。

参加哥老会组织,先要当众发誓,严守十条十款的纪律,履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信条,不奸淫抢劫,不偷盗欺骗,不以下犯上,但准许抢皇饷,劫贪官与为富不仁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上不让兄,下不认弟,荒淫乱伦,要受“三刀六个眼”的处分,或自绑自杀。

19367月初,党中央进驻保安城。为动员一切爱国力量,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819日在永宁山石畔乡的马头山召开了全国哥老会代表大会,会议筹备处设在龙头大爷马海旺家,7天会议,1000多人的吃住都由他负责解决。大会讨论通过了抗日救国会章程,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

中共陕甘宁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哥老会的宣言,省委、省政府于1936828日,在河连湾召开了哥老会大爷会议,到会的哥老会大爷兄弟共80多人,有来自白区西峰、三岔等地哥老会大爷20多名,他们互相见面、双手抱成拳头,向左上一举,相互行“哥老会”礼,自报姓名和家门,非常亲热。

马锡五以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和哥老会中的威望和影响,主持了这次大会。

马锡五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哥老会的宣言》,介绍了目前形势与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以及对哥老会的策略。马锡五说:

 

哥老会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过,陕甘边革命亦得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和积极参与。刘志丹、谢子长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现在更应大大地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亲密团结起来,一致去打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贫困民众的组织,受政府军阀官僚的压迫,被视为“下等人”,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受的待遇,实是大同小异,我们之间的观点主张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出路更是完全相同。所以,我以你们中的一员,更以至诚特向全体兄弟们呼吁:不管过去我们互相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组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

 

马锡五的讲话几次被掌声打断,他双手抱拳,向左上一举,表示谢意,他最后说:

 

苏维埃政府是被压迫人民的政府,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摧残和通缉的人民,我们负招待保护之责。因此,哥老会可以在苏维埃政府下公开存在,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立不住脚的英雄豪侠仗义之士。我们希望,我们要求,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头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自来共同商讨救国大计,我们在热烈的等待着、欢迎着你们!我们高呼:

发扬哥老会过去的革命精神!

哥老会和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

 

马锡五报告完毕后,掌声如雷,长久不息。接着省委代表报告了目前形势和党的抗日主张。哥老会大爷李荣、西峰镇徐大爷等人在大会上讲话,说明过去哥老会的宗旨与今后怎样在苏维埃的领导下进行抗日工作,发扬过去参加辛亥革命的光荣等,言辞激昂,每个哥老会兄弟均摩拳擦掌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一致抗日救国。并提议召开山堂会。

中午省委、省政府进行了招待。

下午继续开会,讨论以下十大问题,做为将来开山堂会讨论的中心。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救我中华人民。

2、没收汉奸财产,作为抗日基金。

3、铲除贪官污吏,实现为国为民。

4、为富不仁、豪劣是我汉流敌人。

5、团结四方英雄好汉,实行打富济贫。

6、发挥疏财仗义,汉流同心同德。

7、援助红军抗日,为的救国救民。

8、苛捐杂税、抽丁、派粮,一概反对不遵。

9、收集流散枪支,自立抗日武装。

10、拥护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

 

每一条均经大家热烈讨论,发表意见通过,特别是从白区庆阳来的大爷,诉说贪官污吏敲诈剥削民众的情形淋漓尽致,全场为之激动,使会场的空气自始至终表现为特别紧张热烈。

最后,马锡五主席宣布决定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并在河连湾设立陕甘宁省哥老会招待所,作为各地龙头大爷、江湖好汉前来聚会、共议抗日救国的联络中心。热忱欢迎各地积极参加抗日的龙头大爷、江胡好汉来苏区参观,动员和资助其进步成员在敌区活动。

环县、西峰、合水、镇原、三岔等县都召开了哥老会大会,讨论贯彻河连湾会议精神。

华池县在荔园堡召开了100多人参加的全县哥老会成员大会,讨论贯彻“江湖抗日十大条规”,成立华池县哥老会抗日救国会。大部分成员在会上发言,表达抗日决心,呼吁大家联合起来,和共产党一起共对共同的敌人。同时,选举郑德民等4人出席陕甘宁省哥老会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对陕甘宁省及其周围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日运动起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抗日救国会的章程得到哥老会代表们的积极实施,使陕甘宁哥老会成员,大多成为抗日救国的有生力量。

1936918日的《红色中华》报,安排了哥老会专版。以“盛况空前的哥老会大会”为标题,报道了河连湾哥老会大会召开的情况。这一版上还有“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通函”以及陕甘宁边区哥老会拥护苏维埃的报道。

马锡五对哥老会做了大量争取、宣传工作,过去没有职业的哥老会兄弟,在苏维埃政府帮助下分到了土地、粮食、房屋,解除了破产失业的痛苦,使他们真正感受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许多哥老会龙头大爷真诚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联络各地大爷,很快200多名哥老会成员参加了革命,他们的神通大,为红军传递情报、购买枪支、疏通民团、作向导、安置和转移伤员,有的竞相捐献粮饷,有的积极参加抗日队伍,有的奔赴各地收编土匪,有的到白区地下工作,做了许多对抗日有益的工作。

马锡五密切联系群众,遇事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和维护党的原则,他处理环县事件至今为人们称颂。

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我党以民族大局为重,不计宿怨,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反动派慑于全国抗日民众强烈的抗战要求和中外舆论的压力,一方面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却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实行“溶共、防共、反共”政策,在各地制造事端,挑起摩擦冲突。环县政治土匪赵老五袭击环县县城和策动农民自卫队叛乱的“环县事件”,就是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罪行的一部分。

19366月,环县虽然解放了,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县、区、乡组织,但当时环县处在红白交错,还有国民党地方武装残余势力及土匪,政局不稳。

环县北部是三省四县交界处,境内土匪股多名杂,较有名的赵思忠(俗称赵老五)、耿志平、缪福录、毛老九、耿天海、徐生荣、敬明君、苏国政等股匪,赵思忠股匪骚扰时间最长,危害最大。

赵老五是环县哥老会头目,得到国民党支持,是骚扰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土匪,活动在环县、镇原、固原一带,他带领的股匪百余人,有机枪两挺,步枪八十余支,赵老五利用哥老会迷信组织作掩护,借边区一些同志工作中出现的征粮过多、扩兵太急等偏差,煸动、欺骗以致胁迫部分群众,听他摆布,制造事端,对基层民主政府和群众安危造成极大危害,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所起不到的作用。

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曲子县、环县大部分地区,赵老五在我军大兵压境,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军队望风败逃的情况下,迫于形势,曾经主动同我军和地方政府接洽,表示愿意改邪归正,向我方投降。但是,当我方代表前去协商谈判的时候,赵老五却突然变脸,在谈判桌前,将我陇东保安司令部代表朱子修、吴士芳和警卫战士等四人全部扣押,解送宁夏马鸿逵部请赏。后来,赵老五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加委为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自此以后,官匪一家,赵老五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19383月的一天晚上,赵思忠派其部缪福录、耿开帮率土匪150余人,袭击河连湾抗日民主政府,抢占了监狱,放走犯人,接着向政府驻地进攻,政府工作人员渡河向东转移,县保安大队坚守县政府,顽强战斗,土匪一时得不了手,就放火烧毁政府大门,向院内进攻。关键时刻,驻在洪德城北刘家山的红二团一个连赶来增援,一场激战,股匪逃跑,地方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蒙受了重大损失。

1940年春节前,地委马文瑞书记、分区吴岱峰司令员等同志前去延安开会,临行之时,专门召开会议,再三叮嘱专员马锡五以及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任参谋长等在家领导,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和赵老五政治土匪的行动,严防破坏捣乱。

马锡五对国民党顽固派和赵老五土匪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领导走后,他做了相应的安排和部署,分区增调赤卫军防守县城,让环县县政府从各区抽调了一百多名赤卫军战士,以来县城参加冬季军事训练为名,构筑工事,防守在县城北面三华里远的三里湾,扼守山下去县城的一条必经之路。

1940年元旦早上一起床,马锡五叫上通讯员,从曲子出发,去环县慰问战士,查看守备情况,检查工作。他联想到今天早上,从上川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急忙向环县赶,上午走到离环县五十华里的木钵,迎面碰上了一个赶路人。

这人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汗流满面,急急忙忙朝曲子赶。马锡五心里生疑,便叫住那人问他是干什么的。那人说他是环县政府的干部,要赶到曲子去给马专员送信。

马锡五要过信一看,认出是环县政府保安科科长李正廷同志的笔迹。信里说,土匪赵老五率领二、三百人今早偷袭县城。马锡五看完信,立即打转马头,返身朝曲子赶。

马锡五急忙赶回区政府,立即召开军政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警备二团周俅保团长、甘渭汉政委、陇东分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雷恩钧、分区保安处长,还有地委的几位部长。马锡五通报了敌情,让大家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尽快派部队去增援环县。

正在这个时候,环县的同志又打发人送来了第二封信。信里告诉,土匪部队已经被打退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赵老五匪徒早就预谋袭击、洗劫环县县政府。他们半夜里集结启程,赶在天亮之前突然向我县政府和县保安大队发起进攻。

19391231日晚,赵思忠率三百余人,抢掠了洪德合作社及洪德区政府。洪德区自卫军营长高三德闻讯赶至二十里沟口,被匪徒杀害。次日拂晓,再次偷袭环县南关抗日民主政府,他们途经河连湾时,将该校小学教师王佑作为人质,拖在马后,向县城逼近。为了不暴露目标,引起我方戒备,他们混杂在驮盐和驮布匹的骆驼队里,偷偷摸摸地向环县县城进发,因此行动迟缓,到达三里湾县城东沟时天已大亮,没有来得及按原计划赶到。

天亮,驻守在三里湾的赤卫军哨兵发现敌情,立即鸣枪示警。枪一响,驻守在县城南关的环县保安大队闻声赶了过来。

环县保安大队有100多人,枪响的时候,他们正在营房对面的大操场上早操。枪声就是命令,保安大队长王世选同志立即集合队伍,带领保安大队跑步进南门,向城北增援而来。

县保安队进了城门之后,顺着城墙朝前走了一段路,就见赵老五匪徒从北城门里扑了进来。双方接上火,王世选见地形对我不利,便率领保安大队向南退回到驻地。

县保安队的营房是两处大院子,中间夹着公路,营房的土围墙上有事先掏好的射击孔,便于隐蔽和发挥火力。保安大队固守营房,使赵老五匪徒的行动受阻。在保安大队战士密集火力的打击下,赵老五匪徒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战斗进行到中午,赵老五匪徒人饥马乏,加上赵老五的坐骑被流弹击毙,保安大队和赤卫军的火力又越来越猛,赵老五匪徒见偷袭的阴谋已经破灭,初来时那种气势汹汹的劲头早已消失了。

这时,环县保安科的十来名警卫战士集合了一百多名赤卫军战士,从城北山梁上冲下来。他们清晨听到枪声,押解着监狱里的犯人朝山上撤退,到达安全地带之后,才回过身来增援县保安大队。

赵老五预感到再继续纠缠下去对自己不利,便带领匪徒原路向后撤去。保安大队奋起追击,一路上连追带打,一直追到了离环县县城四十华里的洪德城。

王世选见天色渐暗,担心前面有赵老五匪徒的伏兵,便带领部队返回了县城。

马锡五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大家便开始研究解决的办法。雷恩钧第一个发言,建议警二团派一个营,切断赵老五匪徒的退路,再调集保安大队,对土匪进行围歼。接着,李莆山、陈仁麒等同志也发了言。但是会上警二团的同志提出,警二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专署、分区和地委机关,培养、训练干部,不能拉出去剿匪,做无谓的牺牲。其他同志也考虑到地委马文瑞书记、分区吴岱峰司令员等主要负责同志都不在曲子,就决定等这些同志几天回来之后再定这件事。

赵老五匪徒偷袭环县县城,被保安大队击退之后,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又窜到了环县各区各乡,烧杀抢掠,并利用封建迷信和宗族关系,造谣惑众,策动农民自卫队反叛。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方劣绅勾结在一起,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到处袭击我区、乡、村抗日民主政府。残无人性地捕杀各级党、政、军干部、抗日积极分子和开明绅士,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痛的流血事件,做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煽动环城、洪德、耿湾、车道、虎洞5个区25个乡的800余名自卫军叛乱,叛乱持续10余日,破坏区、乡政府24处,学校4处,供销社5个,抢劫步枪26枝,公粮130石,抗日经费3600余元;群众遭劫91户,抢走羊1万余只,牛、驴150余头,300多名党员、干部、进步人士惨遭杀戮。

194018日,陇东分区司令吴岱峰从延安开完会返回曲子,又过了几天,马文瑞也从延安开会回来了。地委、分区和专署的负责同志经过研究,决定立即着手解决“环县事件”,让分区参谋长雷恩钧和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处刘主任、警二团政治处任主任三人一块到环县去一趟,详细了解“环县事件”和其前后的具体情况。

后来我们才知道,边区政府和党中央对此十分关注。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把三八五旅(警备二团属该旅)王维舟旅长找去,详细了解并研究制订了歼灭赵老五土匪的作战计划,并且指令警备二团一定要协助地方保安部队尽快剿灭这股政治土匪,平息叛乱。同时督促国民党政府执行国共两党协议,按党中央提出的“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原则办事。

第二天,警二团甘渭汉政委带领二团一个营、一个炮兵连来到环县,具体执行中央负责同志这一指示。大家高兴极了,立即协同环县的同志,向部队提供了大量线索,为部队准备了足够的粮秣和其他军需品。

不多日子,赵老五匪徒的行踪终于被我们探听出来,他的豺狼尾巴被牢牢地抓住。追剿部队在环县山城堡一带将赵老五匪徒截住,狠狠予以打击。经过激烈的战斗,赵老五匪徒溃不成军,作恶多端的匪徒们死的死,伤的伤,不死不伤的只好乖乖放下武器,举起手投降了。但是赵老五这个悍匪,竟乘着混乱,带领小部分死硬的匪徒逃跑了。

赵老五逃跑之后,警二团奋力追击。这时,分区保安司令部也调集刘懋世任营长的独立五营和部分保安大队、赤卫军前来助战。几支队伍汇合一起,布下了天罗地网。

赵老五匪徒左奔右突,无处躲藏,只好逃到自己的老巢—环县甜水堡窑儿井沟,躲进了事先修好的窨子(修筑在悬崖半中腰的暗窑)里,这种窨子是在高处石崖上挖的大洞,离地面几丈高,口小肚大,里面能容纳几十、乃至上百人。窨子里有粮有水,有柴有草。赵老五匪徒事先在这个窨子里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窨子地处半山腰陡壁上,根本无法登攀,这一切给部队的进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我军将赵老五匪徒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团团包围了起来,围了两个来月时间,赵老五匪徒的人数一天天地减少,给养和弹药越来越少,军心日益涣散,加上我军组织民工在窨子所在的崖顶上挖土,浮土顺着崖面不断地溜下来,一点一点地填满了窨子下的沟,又慢慢地埋没了窨子的洞口。匪徒坐卧不宁,人心大乱。赵老五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但又不肯束手就擒,便把希望寄托在突围上。一天半夜,夜色很浓,赵老五率领二十来名凶悍的顽匪,乘独立五营一连防守战士一时疏忽之机,带领几名残兵败将,破围向邱家滩一带逃去。

庆环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粉碎了这一武装叛乱,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后来在惩办、镇压反革命分子时,曾一度发生了“左”的扩大化错误倾向。

叛乱平息后,马锡五奉命去做善后工作。他冒着随时可能被暗杀的危险,本着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保护干部及稳定群众的原则,走访群众,调查叛乱经过,说服教育干部,严格区分首恶与胁从的界限。经过认真细心的甄别了解,发现反动分子只是少数,参加哗变的大部分是不明真相、被叛匪胁迫的农民。马锡五根据当时形势,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他们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匪首和罪恶严重的叛乱分子,坚决从严惩办;对于被裹胁而参与叛乱的普通群众,则不仅免于刑事处分,教育释放,而且通知当地政府向人民讲明,不许岐视受骗群众,并给一部分生活困难者发放了救济。这样既挽救了被裹胁者本人,又争取了他们的家属亲友,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当地群众非常感谢,更加信任人民民主政权,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

194010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马锡五,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赞扬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地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

赵老五在我军追捕声中无处安身,就装扮成叫化子,流窜了一段时间,剩下孤身一人,无奈何之下,跑到宁夏下马关一带,躲进一个常年被雨水和山洪冲刷,自然形成的洞穴之中。白天到处讨要,夜间潜伏在洞里。赵老五走投无路,加上洞穴潮湿,一年四季不见阳光,被当地群众发现时,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不几天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赵老五土匪被彻底打垮之后,我军即在上级指示下,分赴各区各乡,帮助恢复、建立各级党政府机构和政府,肃清赵老五土匪的残余分子,环县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好起来。

 

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1936109日、22日,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北上先后来到会宁,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静宁的将台堡、兴隆镇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蒋介石调集26个团的兵力,企图趁红军长征疲劳、补给困难、立足未稳之机,在黄河以东的靖远、海原地区一举予以消灭。

1115日,红军前方总指挥彭德怀命令各部于18日在山城堡集结完毕。

1116日,中央军委就指示陕甘宁省委、省政府,要“紧急动员地方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支援山城堡战役,消灭国民党尾追之敌”,省委、省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组织苏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工作。接到上级任务后,马锡五一边组织省政府机关转移,一边动员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赶做担架,挑选向导,动员群众支援山城堡战役。他亲自到山城堡,这里山丘起伏,山峁荒凉,有群飞的山野鸡,奔走的山兔,村庄人烟稀少,十里八里才有一个庄子,费了很大的劲,才组织群众为红军运送了大批粮食。环县、固北县派出1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同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群众封闭了水源,埋藏了粮食,敌人饱受干渴、饥饿之苦,以至于当战斗结束后,红军返回途中,不少被打散的敌兵跟着要饭吃,要水喝。

1118日,周恩来由“红都”保安(今陕西志丹县城)连夜赶赴河连湾,在这里与彭德怀、肖劲光、赖传珠、陈赓等领导在省政府南厢东房的会议室里,研究制定了著名的山城堡战役方案,指挥山城堡战役

19361119日,下达作战部署,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分别集结隐蔽于山城梁地区,等待尾追之敌胡宗南部深入此地,南北夹击。21日黄昏,胡宗南部七十八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攻击时,预伏在山城梁周围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首先截断了敌人西北退路,然后从东南北三面向顽敌展开了猛烈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至22日上午9时,红军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全歼。担负阻击牵制任务的红二十八军击溃了向盐池、定边进犯的胡宗南一个旅,山城堡战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嚣张气焰,阻止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又一次进攻,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进行的长征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对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抗日新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战斗的胜利是党中央的正确部署和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取得的,同时,也跟陕甘宁省苏区政府人民的支援分不开。

193751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和红军党的代表大会,陕甘宁省委组织了参加大会的代表团,李富春、马锡五、朱开铨等十六人参加了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布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批判了张国涛的错误,会议开了近二十天。

大会结束后,陕甘宁省和陕北省的与会代表留下来继续开会。在这次会上,宣布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将陕甘宁苏区政府改为边区政府,会只开了两三天,最后投票选举边区政府领导人。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涛为副主席。同时,会议决定撤销陕甘宁省委、省政府,成立庆环分区、三边分区,直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

1937年夏秋之交,大约在78月间,李富春、肖劲光等78名南方的同志都调回中央去了,9月正式撤销陕甘宁省委,成立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三边分区。陕甘宁边区政府授权边区政府巡视团主任朱开铨前往陇东,将庆环和三边两个专署建起来,陕甘宁省的牌子取下来。

1937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朱开铨来到曲子镇,朱开铨提出让马锡五和王子宜分别任庆环、三边行政专署专员,由于都是原陕甘宁省的同志,具体的干部和人员分配情况,由他们二人商量。这样,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就正式建立起来了,原陕甘宁省至此也算是真正撤销。

华池、曲子、环县、固北,定环5县划归庆环分区,其余各县划归三边分区,随后定环、固北县撤并,至此,庆环分区只辖华池,环县、曲子三县。

马文瑞担任中共庆环分区委员会书记,马锡五担任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并兼曲子县长,分区驻环县曲子镇。

马锡五从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猛一下子成为分区专员兼曲子县长,职务降了许多,对多数人来说会“心里失衡”,有“失落感”,马锡五对此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是很正常的事,他认为革命队伍内部是无高低贵贱之分的,无论是高级指挥员、还是普通战士,以致伙夫、马夫、司号员、勤务员,都是革命的分工,组织的需要。只要是党组织的决定,没有怨言,接到命令,即刻打起背包就出发

马锡五辛勤的工作,优良的作风,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显著的政绩,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赞扬和党组织的高度重视。

19431月,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式上,马锡五被推选为全边区22名领导经济建设昭著、刻苦奉公、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的领导干部之一,得到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表彰奖励。22名受奖同志姓名及其主要成绩,由西北局书记高岗同志在大会上宣布,一一上台领奖。由林伯渠同志授奖。

团体奖品为西北局赠送之红绸锦旗;个人奖品除毛毯外,更有由毛泽东同志亲笔逐一题字之奖状。

毛泽东主席挥笔给马锡五的奖状上题写了:

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为马锡五同志书

                     毛泽东

毛泽东给受到表彰的陇东分区党政军其它三位领导干部题词:

给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的题词是“密切联系群众”;

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的题词是“面向群众”;

陇东驻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的题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与李春霖结婚

 

马锡五的婚姻是与那时的环境、风气、地位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婚姻法已经公布,婚姻自由的新风在革命队伍内部迅速传播。为了革命事业和个人幸福,不少领导干部都与早年的包办婚姻脱钩,与奔赴革命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女性重结良缘。

马锡五就也是在这个时期与李春霖结婚的。

李春霖是东北沈阳人,1908年农历926日出生,父亲在铁岭铁厂当学徒时,发明了和面搅拌机、压面机、切面条机等面粉加工机械设备,便创办了自己的机械加工厂,跻身于东北资本工业行业,成为一个民族工业产业者。他申明大义,爱国抗日,支持子女参加革命活动,曾经掩护过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做过一些有助革命的工作。李春霖姊妹8人,母亲是一位善良能干的家庭妇女。

19311935年李春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攻东北,她同北京进步学生一起参加抗日游行和抗战医院的救护工作。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学堂的书桌已经载不下抗日的志向,她毅然离开家庭,走出校门随平津流亡学生到烟台、济南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李春霖联系了卓林(邓小平夫人)、王季青(王震夫人)等5名同学,请求学校地下党组织介绍她们到延安参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把地下党的介绍信缝在内衣里,从济南,经郑州,沿陇海路抵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年十月到革命圣地延安。

李春霖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和工作,后调陕北抗属学校任教师和校长,1938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工作,1940年春季调陇东专员公署教育科工作,先后任科员、科长,兼党支书记、党总支委员。

李春霖有文化,热情,能干,工作积极,充满青春活力,一天到晚乐呵呵地,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文化人”。到陇东工作后,见到马锡五虽为专员,但待人和善,丝毫不摆官架子,尽管是农民出身的官员,但水平高,理解政策能力强,深受百姓的爱戴,顿生爱慕之意。马锡五的文化不高,但却很爱才,很喜欢知识分子。马锡五和李春霖在工作中,互相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和了解,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工作岗位,但两颗心在一步一步地靠近,感情也在一步步地加深。

李春霖的父亲得知女儿要与当地的官员结婚,开始不同意。认为李春霖漂亮大方,又是大学生,应该找一个家庭富裕,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女婿。共产党官员,在战争时期,枪林弹雨,朝不保夕,随时会丢掉性命。后来在李富春的夫人蔡畅的劝说下,终于同意了这门婚事。

1941年秋季,一个普通的周末,秋风送爽,和煦的阳光给陇东大地披上了一层金辉。这天陇东专员公署驻地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古老的院落洋溢着青春和欢乐的气氛。

马锡五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特意换上一套整洁的服装,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中喜庆的日子,他与李春霖的婚礼在这里举行。

这天上午,陇东专署的党政军的大多数领导同志都参加了马锡五、李春霖的婚礼,向他们表示祝贺,在大家的祝贺和谈笑声中,几位领导和马锡五、李春霖同桌用餐,便算完成了一个朴素而又庄重的婚礼。

马锡五和李春霖有三个子女,长女马小玲,在国家外贸部所属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工作;儿子马秦宁,在国内贸易部所属中国机械工业总公司工作;二女马延玲,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李春霖服从组织,调延安工作,献身于妇女和妇联工作,1946年至1950年,她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妇女职业学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科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她调任西北区妇联秘书长、部长、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继续致力于妇女工作。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李春霖调到北京又从事政法工作,1955年.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员、代理党办主任、人事处处长、党组副书记、司法厅副厅长等职。19619月调中央民族学院任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专职从事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她因莫须有的罪名被“专政”、“劳改”,打伤致聋。1982年离休后,虽耳聋眼花身体虚弱,但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学校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组织上按副部级待遇给解决住房、派车问题,她都婉言谢绝,一直坚持乘公共汽车往返于学校和三里河之间上班。1982年,李春霖离休后,每天早晨穿着儿子的旧军装、戴着旧军帽,先在小区内搞清洁,然后回家看文件、读报纸,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她是谁家的保姆。1986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党员,受到中共北京市委的嘉奖。

1993613530分,李春霖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一件抢婚案

 

马锡五作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创始人之一,他对革命的重要贡献不仅仅是领导经济工作,还表现在执法破案。

陕甘宁边区政权,由三部分组成,即参议会、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边区参议会是代表边区民意机关(即人民代表机关),有权选举产生各级政府,有创制和复决边区法律法规之权。边区政府是边区的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是边区的司法机关,受参议会监督,在边区政府领导之下工作。

边区政权的结构模式,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三权鼎立”(即立法、司法、行政独立),也不同于国民党政府的“五权宪法”(即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时人称为“两权半”,即立法和行政的独立,司法的“半独立”。

根据地的司法组织,随着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原设的司法部和各省、县区的裁判部,也随即撤销。

陕甘宁边区当时只有一个法院,设在延安。

1941年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和县裁判处,先后成立了延安市地方法院、绥德分区地方法院、新正分区地方法院、庆环分区地方法院。

边区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的领导和监督,向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负责报告工作,掌握全边区的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内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必要时组织巡回法庭,还设有书记室、看守所和劳动感化院(即监狱)。

由于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人民群众到延安去上诉,有很多困难。为便利人民群众的上诉,就近审理各县的第二审案件,并为加强对县司法机关的领导,19434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边区各分区设立高等法院分庭,代表高等法院管理辖区内各县第一审判决上诉之案件,并经边区政府第43次政务会议通过,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在各分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设置边区高等法院的分庭,分庭庭长由专员兼任;改县裁判处为司法处(裁判员改称审判员),处长由县长兼任。同时,各分区原设立地方法院除延安市外,绥德、新正、陇东等地方法院宣布裁撤。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分庭组织条例草案》规定,高等法院分庭,可以代表高等法院,受理不服该分区所辖各县司法处第一审判决而要求上诉的民刑案件,负责第二审判决。该组织条例还规定:高等法院的庭长,推事(即审判员),由高等法院呈请边区政府任命。高等分庭的判决书,由庭长署名,推事副署。

这一组织决定,就是马锡五专员之所以能够直接审理上诉案件的法律和组织依据。

抗日战争时期的陇东分区,管辖华池、庆阳、曲子、环县、合水、镇原县。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管辖上述六县裁判处(1943年改为司法处)第二审案件。历史证明,边区高等法院在各分区设置分庭,是必要的对加强审判监督,提高质量,便利群众诉讼,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受到边区人民的欢迎。

19434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成立,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兼任庭长,推事石静山。马锡五即以专员兼分庭庭长的身份,开始从事司法工作。

自此,马锡五除马专员、马主席外,又多了一个马庭长的头衔,成为陇东司法机关的最高领导人。

按现代法治通行的职业化标准,马锡五很难称得上法官,马锡五从事司法纯属偶然,在兼任分庭庭长之前,既无任何法律背景,也缺相关专业知识,更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其他专员基本上都是挂个名,把案件交给下属审,只有马锡五把这个“兼职”实实在在的做了。

专员不单抓生产管政务,还亲自断案,自然令民众平添几分感动。

边区大量的诉讼和民事纠纷,马锡五依据《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边区继承条例》、《劳动保护条例》等法律,不当挂名庭长,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农村审理了许多汉奸、盗匪、破坏政权案件,在土窑洞里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

我国历代法官审判案件,大都坐堂问案,推事认定,证据的强弱悉凭法官之心理判断。这样的审判方式,远远不适应也不符合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要求。但是,边区有些司法机关判案仍然是坐堂问案,写裁判书仍用国民党《六法全书》有关法条。加之多数司法干部未经过正规训练,理论水平低,工作方法简单,时有损害工农群众利益的事件发生,群众多为不满。马锡五总结历史审判的经验和教训,结合边区发生的案件多在广大农村的实际,发扬苏维埃政权时期干部深入农村,联系群众、发动群众,调查研究的传统,牢记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题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及时纠正了一批错案,解决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使违法者受到制裁,无辜者获得释放,人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他创造了一整套简便易行、方便群众的审判方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边区政府规定男女结婚必须双方同意,结婚到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禁止包办买卖婚姻。马锡五兼任陇东分庭庭长不到两个月,华池县偏就发生了一起颇有影响的抢婚案,女主人封捧儿亲身经历了四次许婚,三次断婚,二审判决,由包办到抢婚,充满传奇色彩,可谓婚姻史上的一个奇迹。

华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园(现城壕乡转嘴子村樊坪组)农民封彦贵,有女儿名叫捧儿,官名封芝琴,生于1924年农历515日。

封芝琴的父亲封彦贵靠种庄稼为生,自耕自食,生性豁达,诙谐幽默,逗乐取笑,妙趣横生,人称“封白活”,在周围人缘好,乡邻们都乐于和他来往。母亲娘家是悦乐川赵洼子钟家大户人家,为人直爽聪明,针线茶饭无一样挡住手。封彦贵结婚后第十个年头,妻子又怀孕了。在此之前,妻子曾生过一男一女,但都夭折了。这第三胎无论是男是女,大家都盼着把他养大成人。恰好张湾村的张家妹夫有个同胞弟弟叫张金财,妻子也怀上了第二胎。一次亲戚们遇到一块,张金财的妻子看着彼此的腰身笑着说,倘若日后彼此生下一男一女,就结为儿女亲家,陇东叫指腹为婚。后来,张家生下了男孩,取名乳名岁蛋,封家生下一个女儿,她就是后来的封芝琴。封芝琴出生时,奶奶跪在母亲身旁,用双手捧住了这个新生的小生命,奶奶给她起名叫“捧儿”。

1928年,捧儿四岁时,张金财拿来十块银元正式为两个孩子订了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而且是包办婚姻最落后的一种——指腹为婚。

1935年,陕甘边红军在城壕一带打土壕、分田地,捧儿家分到十多亩地、一处旧庄、一头牛和一副石磨。父亲封彦贵扬眉吐气,领着一家人离开了原来偏僻的旧庄,住到了封家园子。

1942年,捧儿已经18岁,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到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张家人却没有任何表示。封彦贵托人给张家捎话催嫁,让他们准备娶人,可半年过了张家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在陇东山区,姑娘长到十六、七就出嫁了,有的女子十四、五就当了媳妇。常言说女大不可留,留下结冤仇。

张家这边,却另有盘算,张金财有两个儿子,这几年光景不好,家境有些艰难,等家里情况稍好转再说,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好起来,娶媳妇的彩礼也节节上升。张金财担心封家再要彩礼,所以就一直拖着。他心想,两个孩子一块长大,互相熟悉了,政府宣传禁止买卖婚姻,只要娃娃愿意,这媳妇迟早也是他家的,再拖一拖,封家也不敢多要彩礼了。

封家也确实想多要些彩礼,封彦贵看到时下彩礼高,自己女儿没卖下钱,心里有些亏。加之,张家的日子也过烂杆了,心中本来就有悔意,再加上张家故意不理不睬,封家觉得养女这样下贱,决定给女儿另找婆家。

封彦贵的二妹嫁给悦乐川李家湾饶家,支持哥哥给侄女另找婆家,她家就在悦乐乡政府附近,常和公家人有来往,羡慕腰扎皮带挎着手枪干公事的人。侄女捧儿有模样有本事,找一个公家人有多好。就做媒把捧儿许给了政府文书高儒海的儿子,封彦贵也觉得满意。高家给封家装了几斗粮食,十几个银元,就算订了亲。封彦贵回家一说,捧儿死活不愿意,哭得泪人儿一般,这门亲事就算黄了。

封彦贵看女儿不愿到高家,就另又托媒人,以法币2400元、银元28个,把捧儿许给城壕川张献炽的次子。

张金财见封彦贵给捧儿另找婆家,自己的如意算盘怕落了空,就急了,以屡卖女儿为名把封彦贵告到了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司法处。

证据确凿,封彦贵无法辩驳,于是县司法处作出判决,以父母包办买卖婚姻为由撤销了捧儿的前后三次婚约。

一个女儿连许几家,即便在旧社会也是为人所不齿的。何况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宣传婚姻自主的边区。

封彦贵绝没有想到,自己在捧儿婚事上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做法,不仅女儿嫁不出门,又因政府出面干预闹得满城风雨,使他大失面子,而且捧儿也坚决反对,封彦贵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谴责。

捧儿不会忘记,在城壕川召开的一次劳模表彰大会上,工作人员宣讲的新婚姻法带给自己的激动与兴奋,这些新鲜道理和革命思想,是那样久久地鼓舞着她。

村里的劳动英雄张振财从政府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奖给他的牛缰绳,牵着牛稳步走出场的自豪神情感染着她,那是一个翻了身的农民主宰自己命运的结果。捧儿也想主宰自己的命运,挣脱捆绑在女人身上的绳索,为自己的婚姻争一争。

她想自己和表兄岁蛋青梅竹马,相识相知,小时候一起玩耍,长大后情投意合,彼此心中都有对方,可算上是自主婚姻了。如果自己再一味怕着不吭声,由着父亲给自己安排,恐怕这一辈子与岁蛋就做不成夫妻了。听说张家告了状,本指望张家赢了官司把她娶过去,谁知连这门亲事也让政府给废了,心中一团乱麻。

也许同为女人的缘故,奶奶和母亲在言谈中表示出对封彦贵不满意。虽说对张家也不满意,但岁蛋人实在厚道、心眼好,凭女人特有的直觉,跟上这样的女婿,捧儿是不会受委屈的。奶奶和母亲的态度,更增长了捧儿的勇气,她在思谋着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岁蛋。

转眼到了1943年农历31日,是住在樊坪四奶奶去世三周年祭祀日。捧儿提前和奶奶、母亲说好,她也要给从小心疼她的四奶奶烧最后一张纸。因为她料到,岁蛋一定会来,她要趁这个机会当面向岁蛋表明自己的心意。

晌午时分,岁蛋来了。

晚上,他们趁人们都在灵前进行繁琐的祭奠的机会,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门外的大槐树下,捧儿轻声地对张柏说:“我自小许给你,这一辈子只能跟你了,不管我大(爸)啥主意,我的主意拿定了,你们看着办吧!”。

听到捧儿的亲口许诺,多日来蒙在张柏心上的愁闷和痛苦烟消云散,他激动得不知说啥好。

捧儿的母亲看见张柏长得英俊结实,一点也不比别人差,也瞅空子对张柏说:“我们一家人都同意,就捧儿爸还转不过弯,你们也该想个法子。”

封彦贵这几天也正为捧儿的婚事熬煎着,又托人给捧儿找婆家。

提亲的是庆阳县新堡区玄马湾贾山根底一个姓朱的,叫朱寿昌,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干过事。当时人们都看不起给白区干事的人,所以说媳妇也没有人愿意给,年龄也耽搁大了,比捧儿大11岁。

封彦贵一听朱家日子过得好,他家地形也不错,而且愿意出大财礼,就以法币8000元,银圆20个,咔叽布四匹的彩礼说定了亲事。

按农村风俗吃了饭,收了朱家带来的7000元法币、两匹哔叽布和3斤棉花,准备给捧儿做嫁妆。

临走时,封家还让他们早些定日子娶人,免得夜长梦多。

捧儿是铁了心要嫁张柏,见父亲又给自己找婆家,急得不知咋办。恰巧张家姑妈的儿子张岳来看舅舅,捧儿暗暗告诉他父亲给自己订亲的事,托他给张柏家捎个话。

张岳嘴里说是探望外祖母和舅舅来了,实际上是张柏央求他来探听一下封家的口气,一听说和朱家订婚之事,也觉吃了一惊,急忙返身回去送话去了。

张金财想,捧儿和儿子的婚事虽说政府给废除了,可两个孩子愿意,等缓些日子自己再上门求亲,几辈子的老亲戚,看在老人们都愿意的份上,封彦贵定能回心转意的,没承想这封家人和他们的气憋大了,张金财这下再不敢怠慢了,于是找到族长张金贵,帮忙拿主意。

张家当晚召集了族里20多人连夜商议。在农村这叫动户族,一个家庭的事,一旦摆到族里,连主人家也左右不了局势,决定了的事众人一心,豁出去一定要把事办成。

族人反复商议,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抢。

这里曾有抢婚的习俗,有的人家一女许几家,相持不下,先下手为强,谁先抢到谁成亲。也有抢寡妇的,寡妇再嫁,受到主家和娘家的阻止时,另一家就去抢,这叫抢寡妇。虽说野蛮了点,但确是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只要抢来了媳妇,拜了天地入了洞房,生米做成熟饭,再麻缠的娘家人,也没啥说的了。

张家最后议定,抢人的日子就订在农历三月十八寇沟门娘娘庙会“挂灯”的那天晚上。封彦贵爱看戏,那晚他可能不在家。

三月十八上午,张家提前派人打问,封彦贵在寇沟门看戏,没在家。又央请亲戚李生苍到封彦贵家里去,转弯抹角地问到捧儿晚上也在家。

从温台的张湾村到城壕的张巴塬,有三十多里路,走捷路,也要翻两架山,过两道河。张家20多人,拉着两匹牲口,天一黑便上路,到小半夜人都睡定时,来到了捧儿家。

这是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半夜里,一阵又一阵狗的狂吠声把捧儿一家人从梦中惊醒,奶奶和妈妈都经过兵荒马乱、土匪抢劫,又以为来了土匪。

可仔细一听,在叽叽喳喳的人声中,有个人低声问着:“捧儿在哪个窑里?”

捧儿妹妹机灵,她一骨碌爬起来扑到窗台边透过窗户纸缝一看,只见院墙豁口外的槽头上拴着两匹牲口,院子里站了许多人,有个人立在窗子跟前,细一看是张柏。

她惊叫一声:“岁蛋来了!”一头钻进了奶奶的被窝里。

经过了无数灾难的奶奶一下明白了,是张家抢人来了。

这时,有人在“咣当”、“咣当”地摇门扇了,门快要被撞开了。

捧儿狠声狠气地说道:“就不能等人把衣裳穿上了?”

那天傍晚时朱家的媒人来送要人的日子,睡在中间窑里,她到院子里大声叱责着,企图阻挡住这些人的行为,可是寡不敌众,被站在门口的人一下子推进窑里从外边拴上了门。

捧儿三下两把穿上衣服溜下炕,回头看了看奶奶和妹妹,拔出门拴,拉开了门。

张柏扑到跟前,一把拽住了捧儿的胳膊,其它人不由分说簇拥着捧儿来到院墙外的牲口前,被七手八脚抱上了驴背,张柏的一个弟弟牵着毛驴立即上路。

人已抢到手,一伙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众人紧跟在牲口后边,顺着来时那道山梁,霎时隐没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捧儿被张家抢走了,妈妈抱着孩子急得号啕大哭,倔强的老奶奶摸黑拉了根棍子跌跌撞撞撵上了崖背,呼天抢地喊着:“土匪张金财抢人了,土匪抢人了……”

除了远远近近的狗吠声,再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

在“月落星稀天欲明”的时候,抢亲队伍回到了张家湾的村口上,村子里的狗像在欢迎着这些凯旋归来的人们,一齐“汪汪”起来。

张柏家三只窑洞都亮着灯光,在中间窑洞前的院子里,早就摆放好一张香桌,上边放着装黄米的宝米香斗,里面插着神牌,线香已经袅袅地点燃,香桌上一盏清油香灯被风吹的摇摆着。

捧儿被人从驴背上抱下来,麻木的双腿好像失去了知觉,一位婶娘赶紧上前扶住她。有人抱来一块毛毡铺在供桌前,嚷着快叫岁蛋到前边来。

捧儿一看这阵势,是要给她和张柏拜堂成亲了。

她原想着张家人把自己抢到家里来先住下,然后再做父亲的工作,把事情商量好再结婚。

现在居然就这样让自己和张柏拜堂成亲入洞房,虽然她愿意嫁给张柏,但这种嫁法不是她所想的,心中的火不由得一下就窜了上来。

张柏在人们的指拨下站到了供桌前,躬身点燃一炷香,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插到米斗里.身边的婶娘搀起了捧儿的胳膊,想把她扶到供桌前。

捧儿的双脚像生了根,立在原地一步未动。

张家人以为她害羞。

捧儿被人拉拉扯扯,忽然有一种被欺辱的感觉。

她一头撞向香案,香案被掀翻在地。

米撒了。

油倒了。

灯灭了。

院子里传出一片惊呼声。

他们原以为捧儿既然愿意这门婚事,就会乐意拜堂成亲,不想她的性子这样烈。

还是张金贵识趣。

他赶紧让人找来捧儿的姑妈,当即领捧儿走进草草布置的新房安歇下来。他害怕再要强人所难,把人家姑娘逼出事来,或者干脆说声“不愿意”,那张家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捧儿的爷爷弟兄四人,四爷封生智住在川道里,是弟兄中间的能人。他半夜里听到张家抢人的消息,天一明赶到寇沟门去找侄儿。

封彦贵那天晚上看完戏住在悦乐镇饶家妹妹家里。他听四叔父说完此事后,满身的血一下子涌向头顶。

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张金财放下的大口话得到证实,没有花彩礼,就“娶”走了我的女儿,给我连招呼都不打,这等于给我封彦贵祖坟供桌上撒了一泡尿,活活地往死欺负人哩。

他气得七窍生烟,觉得颜面无光,老脸没处放,二话没说,立即和叔父一起到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去告状。

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司法处,觉得堂堂的抗日民主政府辖区,竟会出现聚众抢亲,扰乱治安的怪事,这还了得,立即让县保安队派人到张湾,拘捕了张金财、张金贵、张得赐、张仲、张桐、张旭等参与抢亲的人。

一时间哭天喊地,天塌地陷,张柏家的亲戚族人个个惊慌失措。

张家不愿交出捧儿,张柏领着捧儿白日藏在山沟的梢林里,晚上住在东岭的堂兄家中,三四天后转到甘沟的亲戚家里。

五六天过去了,捧儿跟着张柏东躲西藏。她看到那天参与抢亲的人一个个都落人法网。捧儿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说啥不能牵连旁人为自己坐牢受罪。

她和张柏商量来到华池司法处投案“自首”。

张柏作为抢婚的人,当即被关押起来,捧儿被送到悦乐附近的饶家姑妈家取保候审。

捧儿万没有想到,等来的判决又是那样出乎意料。

华池县司法处判处张金财判6个月有期徒刑,其它人判以劳役,再次废除了捧儿和张柏的婚姻。

一个两厢情愿的婚姻两次被同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废除,封捧儿真是欲哭无泪。

饶家姑妈婆家弟弟在陕甘宁边区合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当县长,回家听到捧儿一波三折的婚姻和人们的议论。又听嫂子说,捧儿愿意嫁给张柏,即使政府两次废除了他们的婚姻,她也不改初衷,便有心帮她拿个主意。

他询问了捧儿,见捧儿果然态度坚决,就试探着问她敢不敢到在庆阳的陇东分庭去告状。

捧儿一听还有这个办法,如同久旱的禾苗得到雨露一样,她一甩辫子表示敢去,决心去找马锡五专员告状。

1943年农历4月的一天,晨曦初露,几乎一夜未眠的捧儿带上干粮,悄悄走出了华池县抗日民主攻府所在地悦乐镇李家湾,沿着弯弯曲曲的柔远河流淌的方向,向庆阳走去。

华池县悦乐李家湾到庆阳城,有七十多华里。山路崎岖难行。她拉着一根挡狗棍,一会儿穿行在梢林之间,一会儿行走在柔远河畔。

那曾缠过的脚更疼了,踏在河滩的碎石上,几乎跌倒,她咬咬牙拼命向前走。

第二天下午进了庆阳城。逢人就打问马专员在哪里,被人领进庆阳县抗日民主政府。

政府工作人员武断地认为,华池县判的没错,把她领进一个小屋子住了一夜,第二天让她回去,不要再找马专员了。

倔强的捧儿想,只要你不用绳子把我捆着送回去,我还要去找马专员。

来到街上,打问到马专员的住处,顺着指点的路径,来到城东巷子一座古老陈旧的四合院,怯生生地走进马锡五专员家的院子里。

抬头一看,这哪儿像个当官的家,一切都非常简陋。只见有个男同志衣着平常,态度和蔼,也跟老百姓差不多,她不觉迟疑起来。

这时马锡五专员和爱人刚把饭端上饭桌,正在动筷子的当儿,他们见一个姑娘神情迟疑地来到门前,赶紧招呼她进屋子来。

马锡五的爱人李春霖,看到这个面容清秀、身材苗条的农家姑娘,一条长长的辫子拖在脑后,不知为了什么,满面悲戚,目光迟疑,让人有说不出的怜爱。当问明她是来找马专员时,忙拉着手把她让到饭桌前,给她拿馍递筷子,让她吃了饭再说。这样热情的举动让捧儿心里一下子温暖起来。

捧儿是个不爱流泪的姑娘,这些天、这些年为她的婚事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她也很少流泪。可是今天,她的热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一下子涌出了眼眶。

马锡五就像一位慈祥的长辈坐在她的面前,捧儿心里七上八下,忐忑不安,顺手接过李春霖递过来的凳子坐下来。

“姑娘,你是哪搭人,叫啥名字?”马锡五亲切温和地问捧儿。

“我是从悦乐来的,叫封捧儿。”捧儿低着头清晰地回答。

“捧儿,那你爹娘一定很疼爱你了。这名字,就是捧在手里的意思嘛!对不对?难为天下父母心啊!”马锡五这幽默诙谐的几句话使捧儿顿生亲切!接着说:“悦乐到庆阳70多里路哩,你一个姑娘家这么远来找我,一定有啥事吧?”

马锡五态度热情平和,给捧儿以无形的力量和鼓舞,捧儿觉得一下子有了主心骨,一股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像面对自己尊敬的长辈和亲人,把憋在心里的委屈,一五一十原原本本说了出来,倾吐了她的委屈和请求。

马锡五耐心地听着,不时插问几句,记在小本本上。李春霖在一旁边听边递毛巾和水杯,发出同情的叹息声。

马锡五听完捧儿的哭诉,沉思着轻轻合上笔记本。

马锡五让捧儿先回去,他马上调查处理。

马锡五安排好分区工作就和推事石静山带着他的“马背流动办公室”顺柔远河北上,核实封捧儿叙说的事情。

他们来到悦乐镇,向知情人了解对张柏和封捧儿婚姻的看法。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和工作方法,他对农民有着极深的感情,他有一句口头禅是“三个农民佬,胜过地方官”。心中有什么疑难,去到群众中走一趟,聊一阵,情况就清楚了,心里也有主意了。

走访了几户群众,来到了离张柏家有二里多路的上堡子古城门前,这里是个有人气的地方,闲暇时,村上的人们便聚拢在这里,拉闲话、谈家常,当地发生了什么大事,更是他们放不过的话题,这时正在说捧儿的事。

马锡五亲切地和一个老汉对火抽旱烟后,笑着问:“你们在说啥事呢?”“能说啥事,还不是张家抢婚的事。”老汉爽快地说。马锡五便掺和进来,把这封捧儿的事拉了个透。拉完后他起身告别了老乡,来到了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悦乐镇李家湾。

悦乐镇依山临河,街道不长,只有两千多口人。由于边区政权的建立,镇上生意还挺兴隆,人民安居乐业。

一到政府,县长第五汉杰就迎上来。

马锡五把捧儿告状的事向第五汉杰说了一遍,他收敛笑容,严肃地说:“你们是县‘老爷’嘛!当官要为民做主嘛?看看这封家张家闹婚的事,咱们把工作没做好嘛!我看,人家封捧儿这女子告得好啊,咱们都认真想一想,好好学点人民司法学问,把民事办公平、办合理才对啊!”

第五汉杰是个勇于接受批评的县长,听了马锡五语重心长的批评,马上诚恳地说:“马专员这事怪我没办好,你看该咋办?”

“应该重新判决”。

当马锡五听到几个司法处的干部心存忧虑,担心重新判决会影响政府声誉时,就说:“法大如天,执法更得公正嘛,你的法要用得不妥当,谁服你呀!有错就改,党中央毛主席不是再三指示了嘛?”

马锡五说:“废除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制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咱们边区一方面要宣传,支持婚姻自由;一方面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可不能简单从事啊!县政府司法处机械套用边区《婚姻条例》,没有把事情办公平、办合理。法大于天,我们执法一定要公正。”

马锡五询问了那些参与抢亲的人,特别认真听了张柏的话,感到眼前这个英俊壮实的农家小伙子,和封捧儿一样,胸中跃动着炽热的爱情之火。情急之下,抢回捧儿姑娘,不惜以身试法触犯法律,鲁莽得可爱。

他对这一对恋人为争取自己的婚姻所付出的代价,不由得心存恻隐。

封捧儿从庆阳返回后,仍然住在饶家姑妈家,因为事情还没有彻底了结,她不能到别的地方去。

一天,捧儿臂挽竹筐,来到姑妈崖背上一棵桑树下,手拉桑条一片片往下摘桑叶,心驰神往,还在愉快地回想着向马锡五专员告状的情景,不时忘了摘桑叶。不承想一回头,马锡五专员已向着桑树下的她走过来,并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姑娘你摘桑叶呢!”

捧儿一眼认出了那位穿着朴素、态度和蔼的马锡五专员,赶忙放下筐向马锡五专员问好。

马锡五这次找捧儿,是想再一次听一听她的陈述。

捧儿是这次婚姻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她的态度将决定对所有人的处理结果。

那时边区的法律是很严厉的,如果她对自己与张柏的婚姻有一丝一毫的勉强,那么这次抢婚的性质就要严重得多。马锡五郑重地问她:“你愿意到朱家去,还是愿意嫁给张柏?”

马锡五的问话一出口,捧儿声音不高,但态度很坚决地回答:“朱家有钱我不爱,我看上的是张柏老实厚道劳动好,死也要和张柏在一起。”

马锡五又来到饶家,认真听取了捧儿姑妈的意见。这个几次给捧儿做媒另找婆家的女人,在经过这些风波后,看到捧儿对张柏的一片深情,完全转变了态度,支持捧儿的选择,要求马锡五成全这一对年轻人。

马锡五临离开华池时,特地指示将张柏从监狱中放出来。让他从家里给关在监狱里的人送饭,正式处理还得一段时间,当时边区经济紧张,政府养不起这些人。

1943年农历529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祥和笼罩着华池县政府所在地悦乐镇。这一天,陇东分庭在这里召开悦乐区第三乡群众大会,重新公开审理封捧儿婚姻纠纷案。

消息传出,群众激奋,扶老携幼,争相到会。

这是华池山区千年不遇的奇观,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政府,这样大张旗鼓地为一个民女的婚姻如此兴师动众。

山里人好奇,他们也想看一看那个被抢的女子长的什么模样。

许久不出门的老人在年青人的搀扶下,拄着拐杖,提着马扎,蹒跚地来到会场。

一些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也像跟庙会一样,穿着出门衣裳来了。

还有一些群众,听说专员亲自断案,也想来一睹威仪,一饱眼福。

晌午不到,会场内外已人头攒动,本乡的、外乡的群众,黑压压坐了一地。

封彦贵、封捧儿、张金财、张柏等双方的人都到会听审,他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情,在司法人员的看押下,分别立在会场一侧。

会场上,人们交头接耳,嗡嗡声响成一片,大家都在猜测着最终的审判结果。

这里是分庭惯用的流动法庭,设在乡政府院子里的空地上,没有森严的大堂,陈设简陋的审判席的两侧分别坐着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陇东分庭推事石静山和书记员陈夷及华池县司法处的审判人员和陪审人员。

马锡五仍旧穿着那身灰布制服,古铜色的脸膛上镶着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说话声音洪亮。

石静山先向到会群众详细介绍了案情经过,然后又让到会群众广泛发表意见和看法。

这是马锡五的判案特色,他要充分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让老百姓在评判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教育。

庄稼汉们见专员没有官架子,这么看得起自己,就什么顾忌也没有了,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会场像开了锅似的,一下子沸腾了起来。

一位劳动模范首先发言。当时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评选出的劳动模范在群众中极受尊重,他们在调解乡村邻里之间的纠纷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说:“封彦贵多次卖女儿,把女儿当摇钱树,违犯边区婚姻法,应受处罚”。

高老汉站起来说道:“张金财黑夜聚众抢亲,既伤风化,又碍治安,闹的四邻以为土匪来了,惊恐不安,如果大家都这样做,还成什么世道,也应当受罚”。

一位穿着花衫子的大嫂抢着说:“你们县政府裁判得不对。卖女子是封彦贵的事,抢亲是张金财的事,为什么政府把他俩的婚姻拆散,让他们哭哭啼啼,张柏是个好劳动的男人,捧儿是个好劳动的女子,这一对年轻人的婚姻不应该给拆散”。

他们的发言激起人们的强烈共鸣,大家争着发表意见,会场变成了新婚姻法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马锡五站起来说:“大家已经发表了这么多的意见,封捧儿、张柏你们两个也发表意见吧!”

他问:“封捧儿,你愿意到张家去,还是到朱家去?”

封捧儿听专员问她,抬起低垂的头,清晰而又果断地说:“朱家我死也不去!”

马锡五转向张柏:“你愿意娶封捧儿吗?”张柏马上回答:“马专员,我愿意娶。”

合议庭作出的判决结果也与刚才百姓意见基本一致,马锡五示意石静山宣判。

石静山站起来,清了清嗓子高声说道,乡亲们静一静,现在我代表分庭宣布本案的复审判决:

 

1.原判决撤销

2.张金财聚众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3.张金贵实行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4.张得赐附和抢婚罪判处苦役三个月

5.张仲附和抢婚罪判处苦役三个月

6.张老五附和抢婚罪判处苦役三个月

7.封彦贵实行出卖女儿包办婚姻判处苦役三个月。封彦贵出卖女儿法币柒仟元没收

8.封棒(捧)儿与张柏婚姻自主有效

 

这是非分明、合理合法的判决,赢得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一片赞扬声。

马锡五接着讲话。他说,封捧儿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自愿与张柏结婚,这是边区的新鲜事,这种新风尚应当提倡。他代表政府,承担上次错判的责任,向父老乡亲公开道歉。他说这次在调查研究和反复调解的基础上,广泛听取了公民群众和当事人的意见,按照边区政府早已颁布实施的《婚姻条例》,重新审理了这个案子,各方面都心悦诚服,取得审判和调解相结合的良好效果,这种方式在今后的司法工作中应当坚持下去。最后,他祝愿封捧儿和张柏婚姻美满,和睦幸福,希望张封两家改善关系,和好如初。

马锡五的话感人肺腑,不时激起阵阵掌声。

一起错综复杂的民事兼刑事案件,被马锡五断得合情合理,得到群众的赞扬。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激动地边抹眼泪边大声说:“马专员真是青天大老爷呀!”

大家纷纷竖起大拇指,齐声赞扬说:“马专员可真是个清官”。

公判大会宣判完毕,全场在欢声笑语的热烈气氛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议程,那就是上次判决封捧儿和张柏婚姻无效的华池县长第五汉杰,代表边区政府把一张结婚证书颁发给了他们二人。

在场的人们,大多没有见过结婚证,他们极力伸长脖子,想看看那个证书是什么样子。

其实,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如同土地证那样的油印单页,一面作为封皮,写着“陕甘宁边区政府结婚证”,另一面写着结婚人双方的姓名、年龄和准予结婚的字样,下边填写着年月日,盖着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印。

封捧儿和张柏恭恭敬敬双手接过这决定他们命运和幸福的结婚证书又恭恭敬敬地向主席台上所有的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表达他们深深的感谢。

马锡五专员回到庆阳城之后,思来想去,将心比心,觉得对张金财、张金贵等人聚众抢亲、扰乱治安虽然应予惩治,但事出有因,处罚还是有些重了。他们的家属也请求减轻刑罚,为此,于711日亲笔拟文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请求减轻张金贵、张金财的刑罚。

8月间,李木庵院长的批复下达,陇东分庭即分别以假释、缓刑将张封两家判处徒刑、劳役的人等一律释放回家。

宣判大会以后,马锡五特地叮嘱他们:“老年人受封建意识影响很深,做错了事,当儿女的要体谅哩。捧儿,你今后要领上柏儿到娘家门上多走动,老人高兴了,思想疙瘩也就解开了。你们来来往往,两个亲家的关系也会好起来的。”他们对马锡五专员的苦心,心领神会,自己应该采取主动,熨平亲戚及家人心上的创伤。

张家人何尝不想解开这个结,可从哪里解起呢?思来想去。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从捧儿身上解起吧。

8月间,地里糜谷秋庄稼大都收完了,农闲的季节到来了。张金财请来妹夫冯世堂。在封家那边,冯世堂是封彦贵的表兄,两家都是亲戚,见面好说话些,他请妹夫送捧儿回娘家。

中秋节那天,张巴塬的山坡上,蛮儿妹妹正跟着奶奶在地里收荞麦。看见姐姐回来了,蛮儿撇下手里的镰刀,口里喊着姐姐跑着向前迎去,老奶奶一下子跪倒在地里撩起衣襟擦起了眼泪。骑在骡背上的捧儿,看见了奶奶和妹妹,一骨碌从骡背上下来,向前紧跑几步,一下拉住妹妹的手,连跌带绊向着奶奶扑过来,她“扑通”一声跪在奶奶面前,抱着奶的双膝摇个不住,粉扑扑的脸蛋上早已泪流满面。

捧儿回到娘家见过父母,弟妹们都围在她的身边,她一个个拉着他们的手无比亲热。忽然,她发现缺了一个小弟弟,心中惊骇万分。一问才知道,就是在自己被抢的那一晚,那个还十分弱小正在吃奶的小弟弟,因为惊吓和受凉而得病,不久就夭折了。心中本就万分痛楚的捧儿,止不住伏在母亲身边大哭起来,一家人也跟着淌眼泪。

女儿回来了,一家人结冰的心一下子就像酥油投在滚烫的开水里一样,软化消融在一片浓浓的亲情之中。

住了一个多月后,还是那位冯家表叔来把捧儿接了回去,张家人没敢贸然上门。但毕竟娘家人张开温暖的双臂接纳了女儿。这样,女婿进门就成了迟早的事。

1944年农历正月初三,张金财带着张柏和捧儿虔诚地上门赔罪道歉了。

俗话说,有理不打上门客,扭扯了这么长时间,亲戚把该捎的话都捎到了,张家人也承认了自己的不是,如今人家老的小的都来了,封家人还能再说什么呢?何况看到女婿那样器重自己的女儿,再有气也都消了。

第二天,封彦贵请来了家门户长,酒席端上来,祖母坐在上席,既是拜年,也是赔礼,张金财给老奶奶磕了头,倒上酒。然后,给亲家封彦贵装了锅旱烟,互相谅解。捧儿和张柏双双跪在地上,给亲人们磕了迟到的头,满席皆乐。

从此两家消除了芥蒂,化干戈为玉帛,和好如初。

今天,张金财等人在劳役期间挖的6孔窑洞,封彦贵挖的一孔窑洞,依然整齐地排列在悦乐镇建沟门村山脚下绿树掩映的楼群背后,虽然土层剥蚀,但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似向后人诉说着那一段历史。

马锡五审理的这一桩抢婚案,人们口耳相传,成为当时边区的特大新闻,马锡五也成了亲民爱民、断案如神的传奇人物,在抗日根据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指路明灯

 

这一案件的审理,为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创作素材,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产生了很多相应的作品,很快轰动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们捕捉和升华了案件蕴含的婚姻自主的亮点,马锡五审判婚姻案成为了青年男女冲破封建婚姻制度,争取婚姻自主的指路明灯。

著名版画家古元,即以马锡五处理这一案件为题材,创作了一幅木刻《马锡五同志调解讼诉》(后改为《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案》),发表在《解放日报》1944109日第四版上。画面上群众围着马锡五亲切交谈,形象逼真,神志各异,栩栩如生,生动传神,表现的是案件圆满解决,双方都满意,群众也高兴的情景,并附有案情审理说明。

《解放日报》、《陇东报》等报刊,先后报道了马锡五审理此案的消息,介绍了由此创造的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马锡五审判方式”。

1945411日,重庆《新华日报》在介绍解放区政治生活面貌的专栏里,发表了著名记者李普撰写的《一件抢婚案》,文章分为“封捧儿口头告状”,“老百姓大家审案”,“调解为主的方针”,全面的介绍了这一婚姻纠纷案的发生及审理过程。以此案作典型,称赞解放区的司法制度。并说这种作风得到普遍提倡,已在全边区和各解放区风行起来。后来这组文章汇集在上海地下党以《拂光社》名义出版的《光荣归于民主》一书中。该书于19807月由新华出版社重新出版,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解放区政治生活风貌》,仍保留《一件抢婚案》一文。

19828月甘肃人民比版社出版的高文、巩世锋编写的《陇东老解放区通讯选》收录了这篇通讯。

2006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正发编写的华池红色文化丛书之一《华池红色通讯》也选编了这篇通讯。

马锡五专员审理捧儿婚姻上诉案,引起了陕北著名民间说书艺人韩起祥的特别关注。

韩起祥,191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3岁失明,9岁自制三弦弹唱,14岁开始说书,走村串乡,为农民群众演出。白云山是陕北最大的道观,韩起祥在这里曾举行的千人赛书会上得了状元,人们叫他小书圣。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30岁时即能说很多长篇大书。他采取民间口头创作方式,用脑子想好故事,在心中“拾好架子”,然后哼出唱句,坐在板凳上,弹起三弦,自编自唱,边唱边改,最后熟记于心。他继承民间艺术传统,富于即兴编唱和创造才能。

韩起祥从民间听说了封捧儿告状故事和《解放日报》的报道,特别是马锡五的判案方式和捧儿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勇气,给韩起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不久,就编成了陕北说书《刘巧团圆》,在陕甘边区走乡串村演唱:

 

手弹三弦口来讲,春夏秋冬走四方。

说书不为别的事,文化娱乐我承当。

咱们边区好地方,男耕女织人人忙。

有吃有穿好光景,实行民主气象新。

有些男女二流子,都说改造全变样。

买人卖人全不行,骗来抢亲也不让。

听了这话你不信,有段故事听我讲。

编成新书说新人,只说实来不说谎。

   说的是1943年,故事出在陇东西庆阳。

……

 

韩起祥宣传封捧儿告状,主要是被“马青天”亲为民女改判终身大事所感动,突出宣传了马锡五,而在政策的宣传上还体现不够。

马锡五知道后,他亲自约见韩起祥,把封捧儿告状的过程,认真地介绍了一遍,并郑重地说:“老韩啊,封捧儿告状这事嘛,是应该宣传的。但是,我马锡五是共产党叫我这么办的,不要把这说得那么玄乎,你要绕开我说,要讲共产党、毛泽东的政策,宣传边区政府颁布的新婚姻法令,能这样来处理这个故事,教育意义就大多了!”

马锡五的高尚情操和及时指点,使韩起祥心里豁然开朗,心领神会。

于是边唱边改,改成了可以说唱两个多小时的《刘巧团圆》长篇鼓词。

这首鼓词光调式就有平调、欢乐调、牧羊调等39种之多,加上生动、传神的语言,曲折动人的情节,天才的表演艺术,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

当时,陇东、陕北一带主要文化活动就是说书、唱戏。说书在庙会上说的,家里许下口愿说的,说书十分流行。《刘巧团圆》编成后,韩起祥走州过县、赶庙会、跟集市、进机关、下部队,走到哪说到哪。在陇东各县,他都曾去说唱,也到大凤川三八五旅留守部队的干部战士中去说唱,深受群众好评。

这唱词传到了延安,边区政府文艺部门很重视,派专人深入陇东,与韩起祥一起,深入悦乐人民生活,不久,就改成了说唱剧本《刘巧团圆》。

由于艺术的需要,韩起祥把封姓改成刘姓,封彦贵就成了刘彦贵,是个不爱上山劳动,走村串户的货郎。封捧儿成了刘巧儿、巧娃。张湾村改成了赵家庄,张金财改成了赵金财,张柏儿改成了赵柱儿,只有马锡五马专员的名字没有变。

长篇说唱文学剧本《刘巧团圆》,是用民歌形式编写的,书中不仅把刘巧、赵柱、马专员描写的自然、生动、亲切,而且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具体事件进行中的表现,也是非常恰当。

韩起祥在创作中,不受旧形式的束缚,采用了说书中以前没有的民间曲调,增强了说书的音乐性和戏剧性。这些曲调的运用,也不拘泥几个字、一句韵脚,是在表现故事时,自然的产生了间韵和节奏,使故事进行的非常流畅。所以即使你读它的时候,也会感到其音调是铿锵的。加之书中的语言都是当地人的口语,是极有地方色彩和地方情调的。韩起祥不仅是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来表现故事,而且是以极明确的爱憎来描写的,对“黑心肠”的剥削者王财东的丑恶、肮脏有着深刻的揭发,对年轻的劳动者赵柱有着由衷的同情和爱慕。人们惊叹这位文盲眼盲的民间艺人对于新社会的深切观察与体验。

《刘巧团圆》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说唱文学代表作之一。

《刘巧团圆》等故事的说唱,使韩起祥一时名声鹊起,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中央领导也多次接见。

19468月,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枣园机关连续两天听韩起祥说《刘巧团圆》,鼓励他多编多说新书,更多注意国家大事,学习讲普通话,将来好到远处去说书和广播。

不多几天,毛泽东主席请韩起祥说《刘巧团圆》,韩起祥身背三弦,来到中央大礼堂。不一会儿,掌声如雷,毛泽东走进大礼堂,韩起祥恨不得睁开眼看一看伟大领袖毛主席。他把三弦调到最高音,先放声高唱《东方红》,再绘声绘色、声情并茂地说唱《刘巧团圆》。

说完书,毛主席紧握韩起祥的手对他说:“《刘巧团圆》对移风易俗,转变人们的婚姻观念有很大作用,要把它推向全国去,要好好带徒弟,培养革命曲艺事业接班人。”

随后,毛主席和韩起祥拉起家长,问这问那,最后毛主席说:“你来延安,觉得延安怎么样?”

“延安好。”韩起祥说:“陕北十年九不雨的,日怪得很,毛主席来了,延安三天两头的下雨,沟沟岔岔都长庄稼开了。”

毛主席哈哈笑起来说:“韩先生,听说你会算命,你给我毛泽东也算一算。”

“毛主席的不用算,这世界一满都是你的。”

“嗨,话不能这么说,世界是人民的,我毛泽东是人民的勤务员嘛!毛主席亲切随和,使韩起祥如沐春风,心中充满温暖和激动。

马锡五审理的封捧儿婚姻案也深深感动了一位来自江南水乡的革命女青年、当时的陇东中学语文教员袁静,她第一个把捧儿婚姻上诉案搬上文艺舞台。

提起袁静这个名字,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还在延安从事革命工作的袁静,就创作了《减租》、《蓝花花》等一批颇具思想性和艺术性,且深受群众喜爱的剧作。后来,更有中篇小说《血尸案》,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影响极大。她用自己的爱心和童心,赢得群众与行家的一致赞扬,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不可动摇之地。

袁静是江苏武进人,又名袁行规、袁行庄,1914年生于北京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大家庭,其祖母被清朝皇帝诰封为“一品夫人”,能诗文、善书画、通医学。袁静上过艺术专科学校,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二战区八路军办事处搞抗日救亡工作,和丈夫赵长远在董必武领导下工作过,是一位热情很高的干部,背弃了自己富有的家庭,资助并追随丈夫赵长远(赵梅生、赵作霖)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

陇东中学教员奇缺,她教一个班的语文,两个班的数学,三个班的物理,又兼学校医务室工作。她样样都能干,在教学之余,依然热心创作。

1943年马锡五审理封捧儿婚姻案对她影响很大,见到韩起祥陕北说书《刘巧团圆》;又看到《解放日报》上对马锡五的评价,立即敏感起来,她本来就熟悉马锡五,自己这时又是保安秧歌队的编剧,更有义务宣传司法典型。袁静便找马锡五个别采访,抓到了第一手资料,还记下了许多马锡五口述的群众语言,什么“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生动得很。

袁静来自北平,见过大世面,创作胆子也大,就一口气写成了多幕剧《刘巧儿告状》。秦腔剧本来是陇东及陕甘老百姓喜爱的剧种,剧情又贴近群众的心坎,男女老少都有共鸣。

《刘巧儿告状》主要从文艺作品适合人民大众欣赏的角度出发,题材主线逐渐由专员判案转为追求新婚姻,人物逐渐由马锡五转为一个由文艺工作者命名的、敢爱敢恨争取婚姻自主的“刘巧儿”。

1949年,中国评剧院根据袁静的《刘巧儿告状》和韩起祥的《刘巧团圆》的原著集体改排,王雁执笔创作了评剧《刘巧儿》。在捧儿抢婚案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和加工,丰富了故事内容,主题变为反对封建婚姻,这恰恰符合贯彻新婚姻法需要。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扮演刘巧儿。把一个活泼可爱、善良朴实、敢作敢为,追求幸福自由的陇东农村女青年演得活灵活现。

《刘巧儿》演出后,立即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唱红大江南北,戏的内容吸引人,演员的演技更吸引人,女主角新凤霞一下子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马锡五成为民作主的青天专员,刘巧儿一时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这一年三八妇女节,北京市妇联主席张晓梅,邀请《刘巧儿》在中山公园露天剧场演出,请邓颖超、蔡畅、康克清、李伯钊等同志观看。全市各界妇女代表都来看戏,从郊区农村来的妇女也很多,戏演了一半,忽然下起雨来,这场戏正是巧儿去桑园向马专员诉说父亲贪财卖女的情节,这是一节唱工戏,在台上足唱四五十分钟,就这样淋在雨里,观众一动不动。她们看后大加赞赏,邓颖超特别指出,要把《刘巧儿》的唱段灌成唱片,在全国进行宣传。

《刘巧儿》上演后,许多人包括中央领导和外宾都看了,“刘巧儿”和“评剧皇后”的名声便走出了国境。

1950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点名要观看由新凤霞领衔主演的《刘巧儿》。

开幕钟声响了,人们安静下来,随着灯光的转暗,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大幕徐徐拉开,随着剧情的层层发展,当刘巧儿在窑洞前摆着姿势正欲纺线时,只听舞台下欢声笑语响成一片,新凤霞一慌神,竟忘了本应唱的“刘巧儿生来手儿勤,织布纺线都认真”的词,只得有音无词地跟着音乐哼,直到第二句才接上词,一镇静,分明听清了有人喊:“窑洞!”。原来舞台上的窑洞勾起了主席和首长们的回忆。随着剧情的发展,毛主席时而发笑,时而议论。当巧儿和赵柱儿的婚姻被裁判员宣布作废时,毛主席拍案而起:“不革命行吗?不改革行吗?”

《刘巧儿》剧组后来给各国驻华使节夫人演了一场,外国观众非常喜欢《刘巧儿》这出戏。演完后,各国使馆由夫人献了花篮。台上摆不下,一直摆到入口的大厅。

一时间“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这一回我又要自己找婆家呀,”等精彩唱段就在电台和观众中传唱起来。

1950年《刘巧儿》灌了唱片,北京城里大街小巷,收音机里到处都唱着:“巧儿我……自己找婆家呀!”很快全国各地专业剧团,业余剧团,都普遍排这出戏。

1989年,全国第一届金唱片评奖中,《刘巧儿》获得金唱片奖。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在大力宣传、贯彻、落实《婚姻法》的五十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们,敏锐的发现了这一重大宣传体裁,组织人员对评剧《刘巧儿》的素材,进行了全面的收集整理,进行了再创作和加工,1956年拍成了黑白戏剧电影。电影名原用《刘巧儿》,由何孝充主笔编剧,伊林导演。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扮演刘巧儿。

一件抢婚案,几十年来忙坏了记者,演红了演员。

电影《刘巧儿》在银幕上出现后,大批新闻记者、社会各界人士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怀着祟敬的心情,不远千里来到马锡五的住地,看望、拜访这位青天大专员。同时给马锡五的信如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寄来,有的向马锡五表示问候和祝贺;有的则向马锡五求教,诉说冤情,请求公断。也就从这时起,马锡五一直受到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

封捧儿婚姻上诉案的成功审理,成为我国司法史上的著名司法案例,背誉为中国20世纪八大名案之一。

封捧儿婚姻上诉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法制现状的象征;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法制的进程,具有法制史上的里程碑义。尤其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和推行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对新中国妇女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起到了积极的影响。马锡五专员用他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审理了这一案件,使马青天”饮誉华夏、刘巧儿传遍神州,备受人们关注,令人难以忘怀。可以说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没有对党和人民忠贞的“马青天”的成功审理,就没有封芝琴的解放和婚姻自主。

作为中国名案,在法制史上,妇女史上都有记载,在陕甘宁边区的省志、区志、县志上都有位置,翻阅厚厚的《陕西省志.审判志》、《甘肃省法院志》、《陕甘宁边区审判史》、《庆阳地区志》、《华池县志》、《陇东名案》……都留下了重重的一笔。翻开大专院校法学系的教材,作为一种审判方式的案例,被当作教材搬上了大学讲坛。

 

法院生涯

 

19464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马锡五被选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他告别了生活、战斗、工作过十多年的陇东根据地,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专门从事司法工作,也是他第二次工作的转行。第一次从红二十六军后勤部门转到陕甘省委当粮食部长,从军队转到地方工作;这次又从地方政府部门转到业务部门,专门从事司法工作。这次转行对马锡五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

19471月,国民党军队在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改为向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2月底,蒋介石从南京到西安,召集军政会议,亲自安排侵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

战火将要烧到延安,整个解放区都在紧张备战。部队在修筑工事,民兵在武装操练,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由杨家岭搬到枣园后沟窑洞办公.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军队,有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只有两万人,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一下子不可能把几十万敌人消灭。

毛泽东主席这样分析: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延安不守,让敌人把这个包袱背上,把几十万敌人拖到边区,一直到把它拖垮。只要一月消灭一个团,保证三年收复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这时,敌人对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布置已基本完成,蒋介石把五分之二的空军调在西安,青海、宁夏、榆林的地面部队34个旅,23万人马,从南、西、北三面,对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包围。

延安的战备工作也相应紧张起来。医院、商店、学校大多转移到安全地带,军民不断向外疏散。留下来的干部、职工、市民、老百姓,全部进入战备,随时准备迎接战斗。

194738日下午,延安各界5万多人,在商会会场举行了保卫边区动员大会。任命林伯渠、曹力如、王子宜、马锡五等7人组成后方委员会,又成立了后勤办事处,主任为马锡五,加强对转移到后方的党政军机关的统一领导。要保证边区军民安全有续的撤离,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指挥员来统一协调指挥,保证后勤供应等工作,边区党委选中了马锡五。

10天后,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开始战略调整。在胡部临近延安城的紧急关头,马锡五、曹力如、王维舟等根据中央部署,率后方机关和家属从另一条路线撤出延安,制造假象,迷惑胡军,掩护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318日夜,空旷的延安城躺在阴森森的黑暗里。城南、城北被敌人的飞机轰炸倒的房子在燃烧,街上除了准备最后撤退的治安工作人员和一群由青年农民组成的自卫军以外,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师生、老百姓,撤退的连一个也不见了。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往日四面山上万盏灯火也不见了,只有延河的水永不停息地向东流去。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根据中央部署,194611月从延安白家坪搬到安塞李家沟,19473月,又搬到山西省离石乡。高等法院看守所,193810月,因日本飞机轰炸延安,迁往安塞李家沟。

西安解放后,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迁到了西安。19502月,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原陕甘宁边区法院改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马锡五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

19528月又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19548月,马锡五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马锡五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战争年代留下的创伤,加之工作中忘我拼搏,马锡五健壮的身躯潜藏着许多疾病。

1961年秋,马锡五在西北进行社会调查,翻山越岭,走访百姓,一路鞍马劳顿,到家乡陕北志丹县时,生病了,不停的咳嗽。同行调查的都劝他回北京看病休息,但他坚持继续北上到青海一带调查,也许他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了,就让同行的同志把女儿和儿子送到西安,返回北京,而他带病继续北上,到达甘肃陇东地区调查时,终于病倒了,不停的咳嗽甚至吐血,不得不终止调查,回到北京就住进了医院。

中央有关领导很关心他的病情,邀请名医为他进行抢救治疗,但已经晚了,1962410日,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陕甘边革命根据创始人之一的马锡五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溘然长逝,终年64岁。

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在马锡五逝世的第二天,挥毫写下了《锡五同志千古》这首感情真挚、催人泪下的悼诗,表示哀悼。

 

锡五同志千古

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舟同十二年。

未及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

                          董必武  敬挽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同志也写了一首悼诗。

1962410日谢老日记记载:“锡五同志今晨三时逝世,悼以诗……”

悼马锡五同志

锡五同志:

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

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

你做司法工作,

不为陈规束缚,

不被形式纠缠。

能深入、能浅出;

既细致、又自然。

多少人民叫你马青天。

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

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

你一些好的判例并未完全搜辑,

《刘巧儿》只是个小小的流传。

病,夺去了你的生命,

你的品质、智慧、作风,

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

锡五同志,永别了!

记起了在瓦窖堡初次认识你,

到现在已有二十七年。

 

谢觉哉  哀挽

 

董必武、谢觉哉两位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法界的老前辈,在对马锡五同志的悼诗中提出的“法曹英贤”、“马青天”、“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边区惠爱人思念…你的品质、智慧、作风,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这些字字珠玑的诗句,就是代表党和人民对马锡五一生的崇高评价和诚挚的怀念。

1962415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首都备界人士在嘉兴寺举行公祭,沉痛追悼马锡五同志。哀乐低迴,花圈如林,近千人参加了马锡五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钧儒,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等领导,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灵堂两侧挽联写着:

 

从事司法工作廿余年依靠群众办案实励来人

献身革命事业三十载对党无限忠诚有启后者

 

谢觉哉院长致的悼词对马锡五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

 

……

马锡五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执行党的决定,完成党的任务都是非常坚定的。

马锡五同志善于接近群众,他诚恳谦虚、平易近人,这是马锡五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在锡五同志三十余年的斗争历史中,有二十年是作司法工作。在司法工作中为我们创造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并且积累下了丰富的经验。这是马锡五同志生前对人民司法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

马锡五同志在三十余年的斗争中,对个人生活也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锡五同志的作风是老老实实的,生活上克已奉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是这样,在胜利之后,也是这样,真是三十年如一日。

……

 

马锡五的人生经历不满64年。

64年的人生经历虽然短暂,但期间的高峰低谷,上上下下,足以让马锡五遍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风风雨雨。

马锡五同志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品质、智慧和作风,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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