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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丹县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二辑——《志丹文史》
2012-09-10 10:05  

司法为民的楷模

——记马锡五和马锡五审判方式

 

张敏

 

马锡五这个名字在我国老一代司法工作者当中是耳熟能详的。他从1943年起就从事司法工作,一直到1962年去世,前后近20年,跨越解放区和新中国两个时代。他创造的群众路线审判方式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一些解放区广为流传,对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的发展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1951年到1962年,我在他的身边工作12年,对他的品德、智慧、作风深有感受。我认为,这位司法界的历史性人物、杰出的人民法官,他的司法业绩和品德风范,是值得向今天的司法工作者郑重介绍的:

 

“法曹英贤”、“马青天”

 

1962410日,马锡五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任内因病逝世。第二天,前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即赋七律诗一首表示哀悼:

昨日惊闻噩耗传,法曹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舟同十二年。

未即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也写了一首悼诗:

锡五同志:

你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的一棵树,

群众泥土是你智慧的源泉。

你做司法工作:

不为陈规束缚,

不被形式纠缠。

能深入,能显出;

既细微,又自然。

人民叫你马青天。

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

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

“马锡五审判方式”贯彻到许多案例,

“刘巧儿”只是个小小的流传。

病,夺去了你的生命,

你的品质、智慧、作风,

永远留在同志们的心田。

锡五同志,永别了!

记起了在瓦窑堡初次认识你,到而今已有了二十七年。

“法曹英贤”、“马青天”,这是党和人民对马锡五为司法工作所做出的贡献给予的高度评价。为什么是“法曹英贤”,人们为什么叫他“马青天”?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一刻也不要离开群众”

 

马锡五,18991月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跟随刘志丹参加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省粮食部部长、国民经济部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庆环专区和陇东专区专员。这位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的革命者在工作中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1939年,环县发生土匪武装叛乱事件,平叛以后,当时任庆环专区专员的马锡五奉命前去处理善后工作。他深入群众广泛调查,发现被俘人员中多数是被叛匪裹胁的农民。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党的政策,严惩了匪首和罪恶严重的叛乱分子,教育释放了大批被裹胁的农民,鼓励他们回家努力生产,并通知当地政府不要歧视这些人。这样按政策有区别的处理,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后来,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上,毛泽东主席专门接见了马锡五,称赞他善于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194223日,毛主席又为马锡五亲笔题词:“一刻也不要离开群众”。马锡五时刻牢记并努力实践这个教导,把他的后半生献给了人民的司法工作。

 

创造“马锡五审判方式”

 

19433月,马锡五担任陇东专区专员时,根据边区政府的决定,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从此开始做司法工作。19464月,在边区参议会上,马锡五被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担任此职一直到1949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携卷下乡巡回审判,亲自审判了许多刑、民事案件,从中纠正了一些错案,妥善处理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使违法者受到制裁,有罪者受到惩罚,无辜者获得释放,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因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马青天”。

马锡五审判刑事案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务求核实证据、查清事实,证据不扎实、事实不清楚,决不下判。他审判民事案件,总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既坚持原则、坚决执行边区政府的政策法令,又照顾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善良风俗,既主持审判,又善于通过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士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服工作,把审判与调解结合起来。审判的结果都能做到:是非分明,说理充分,符合政策法令,合乎人情事理,当事人口服心服,群众也受到生动而实际的教育。他的诉讼手续简易便民,不论早晨、晚上,田间、炕头,随时随地接待群众,审理案件。

1944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关于司法工作”一节里提出:“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便教育群众。”同年3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发表评论,介绍了马锡五审判的3个案例(一个婚姻案件和两个土地案件),总结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三个特点:深入调查、合理调解、手续简便,指出这种审判方式贯彻了充分的群众观点,是真正民间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时任边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的谢觉哉在19446月起草的《边区政府关于普及调解、总结判例、清理监所的指示信》中也指出:“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从此,马锡五审判方式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普遍推广,以后其他解放区也逐步加以学习借鉴,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比如,各地司法机关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大为增加,这对于增强人民内部团结、促进生产发展,起到了良好作用。各地还涌现出一批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取得好成绩的优秀审判员。

马锡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冲破旧司法制度陈规陋习的束缚,把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群众路线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依靠人民、便利人民、深受人民喜爱的审判方式,它对于解放区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曾发挥过历史性的积极作用,对于新中国的司法制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总结马锡五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1963年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的十六字方针。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又规定:“根据需要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这更是把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这两方面的成功经验用法律条文固定了下来。当然,就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整体结构来分析,它基本上是一种控(诉)审不分、法院主动包揽诉讼的模式。如果在战争年代案件少、案情简单的情况下,它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由于民事案件数量大增、门类繁多、情况复杂,这种诉讼模式就不合时宜了。但是,贯穿其中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永远是人民司法工作的传家宝。

 

经典案例脍炙人口

 

一、维护自主婚姻,制裁违法者

甘肃华池县温台区封家园子村的封芝琴,4岁时就由其父封彦贵许配给张湾村张金才的5岁儿子张柏。1942年,封芝琴已经18岁,封彦贵又暗地里将她许给南源的张某为妻,索取彩礼大洋48块、法币(国民党政府的纸币)2400元。此事被张金才知道后,告到华池县政府,县裁判处(陕甘宁边区的县一级司法机关)判决撤销了这次婚约。19432月,封芝琴到亲戚家吃喜酒,遇上张柏,经人介绍,才知道这就是她自幼订下的娃娃亲对象。她见张柏忠厚老实、身体健壮,当即表示愿意同他结婚。不料其父封彦贵在3月间又以大洋20元、法币8000元、哔叽布料4匹的高价,将她许给庆阳县40多岁的朱寿昌为妻。张金才闻讯后,纠集20多人于313日深夜,闯入封家,将封芝琴抢回同张柏成了亲。封彦贵立即告到华池县。县裁判处未作详细调查,即以“抢亲罪”判处张金才6个月徒刑,并宣布封芝琴与张柏的婚姻无效。宣判后,封、张两家都不服,附近群众也认为处理不公。封芝琴坚决要上告,恰逢马锡五到华池县检查工作,在路上不期而遇。封芝琴向马专员状告华池县裁判处把她同张柏的好姻缘拆散了,表示“死也要同张柏结婚”。马锡五当即接受了上诉。在当地区、乡干部和群众中调查了解真实情况后,马锡五在温台区举行公开审判,当众审明封彦贵一女几卖、张金才聚众抢亲、封芝琴与张柏自愿结婚等情节,并听取了群众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分别批评了封彦贵、张金才的违法行为,教育了封芝琴、张柏,使他们认识到自主结婚也应依法进行登记,才能得到政府的法律保护。最后他公开宣判:1、封芝琴与张柏自愿结婚,按婚姻自主原则,其婚姻有效;2、张金才黑夜聚众抢亲,惊扰四邻,有碍社会秩序,判处徒刑6个月;3、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一再高价出卖,公然违反婚姻法令,科以劳役,以示警戒。这一判决,惩罚了违法者,打击了包办买卖婚姻,保护了男女自主的婚姻关系,是非分明,合法合理,因此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称赞,受罚者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表示服判,一对年轻人更是大为欢喜。通过这个生动的案例,宣传了解放区的婚姻法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个案例经公开报道后,在解放区内引起了很大反响。版画家古元创作了木刻《马锡五调解婚姻纠纷》,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重庆《新华日报》也以“一件抢亲案”为题作了报道,称赞解放区民主的司法制度,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响。陕北民间艺人韩起祥将这个故事编成说唱本《刘巧儿团圆》,作家袁静写成剧本《刘巧儿告状》。全国解放后,又编成评剧《刘巧儿》,由新风霞主演,并拍成电影在全国放映传播,对于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宣传贯彻新婚姻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查出真凶,释放被错误关押的无辜者

曲子县发生一起凶杀案,经县司法处初步调查,认定苏发云兄弟3人为杀人嫌疑犯,根据是:有人看见被害人孙某遇害前曾与苏发云同路而行,并从苏发去家的炕上、地下和斧头上发现了血迹。于是县司法处就把苏氏3兄弟关押起来达一年之久,被关押人一直喊冤,县司法处却既不定案也不放人。马锡五得知后,多次到当地深入调查,查明:1、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曾经同行但后来又分了手,并未将孙某带到家中,这一情节有人证明;2、苏家离杀人现场二十多里,如果在苏家把孙某杀害,然后移尸至20多里外的现场,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3、苏家的几处血迹,炕上的是产妇生孩子流的血,地下的是苏家有人害病流的鼻血,斧头上的是杀羊时沾的血。这样,就排除了苏氏兄弟的杀人嫌疑。后来又查出杜老五是真正的杀人凶手,于是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苏家3兄弟无罪释放。群众称赞说:“只有人民司法机关的负责人才如此深入调查,不冤枉好人;要是在旧社会,苏氏兄弟早被枪毙了”。

三、重证据,仅凭口供不能定案

1946年秋,马锡五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时,亲自审核延安地方法院审理的周定邦杀人案。这一年夏天,一个骑骡子的人在从延安去南泥湾途中的森林里失踪。有人证明,曾看见失踪者单独与周定邦在森林里赶路。将周拘留后,周交待了杀人抢走骡子的罪行,并供出被害人尸体埋藏的地点。但刚开始并没有找到尸体。马锡五说不能定案。他亲自提审被告人,被告人详细供明了埋尸体的具体地点,并画了一张图。第二次去现场,才按图将被害人的尸体从一棵树底下挖出来,尸体身上的致伤痕也与被告人口供完全吻合。此时,马锡五认为掌握了可靠的证据,可以定案了。事后,他拿这个案例教育干部说:“不找到尸体,被告人随时可以翻供,那就让他翻。有的审判人员怕被告人翻供,其实不要怕,你掌握了可靠的证据,他想翻也翻不了;你没有掌握证据,被告人不翻供,也定不了案。关键在于踏踏实实搞好调查研究,核实证据,查清事实”。

四、深入调查,分清是非,圆满解决缠讼案

当事人杨兆云老汉,是延安县的一个军属,平日不大讲理,常同邻里闹纠纷。他说,别人侵占了他的土地,贼偷了他的东西,区、乡干部偷打他的麦子,强迫他多交了公粮。为这3件事,他到县上、区上反复告状,长期解决不了,干部和群众一提起他就摇头。1946年秋天,马锡五和延安县司法处的审判员赵志清一起下去专门处理这个案子。他们深入群众,一面参加劳动,一面调查案情,证实了杨兆云告的第三件事,情况属实。事情经过是:有一年,杨家欠公粮一石多,家有麦垛还未脱粒,乡干部催他几次仍然不交。乡干部便报告区政府,请求批准强令杨家打麦交粮。如仍不执行,就派民兵前去强行打麦交粮。区上同意了乡上的意见。但这时,杨兆云却叫他儿子背了两斗麦子送到粮库,打了收粮条。而乡干部得到区上批准后,未作详细调查,就派民兵将杨家麦垛拆开,打了一石多交了公米,尚欠几升,但加上已交的两斗,实际多交了一斗多。马锡五了解情况后,认为不实事求是地纠正区、乡干部的错误,杨是不会心悦诚服的。于是,他批评了区、乡干部强打杨的麦子这一违法政策的行为,要他们主动向杨道歉,并退回多收的公粮。因为杨是军属,还要适当解决他的生活困难。这个问题解决后,再处理其他两个问题。关于土地问题,经马锡五亲自到争执的地界处向老农了解历年土地纠纷的情况,查明别人并未侵占杨家的土地,相反,他倒有多占别人土地的行为。至于别人偷他的东西一事,也毫无事实根据,全系捏造。于是马锡五和赵志清一起召集群众开会进行处理,向群众摆事实,讲道理,批评杨兆云侵占他人土地和诬告好人的错误行为。杨无法抵赖,只好低头认错,接受批评。他说:“大家尊敬我,心平气和地批评我,指出了我的错误,又批评了区、乡干部,我没有啥说的,只有服从。”就这样,一桩缠讼多年的案件,在调查研究、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依靠群众的力量得到圆满解决。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法纪教育,区、乡干部也提高了政策思想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

 

为新中国司法建设呕心沥血

 

新中国成立后,马锡五先是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19549月,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担任此职直到1962年逝世。为了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他呕心沥血,日夜辛劳,不遗余力。他亲自审理重大疑难案件,审批死刑案件,掌握政策,严格执法。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指导,帮助干部提高法制观念和政策水平、改进审判工作。他深入基层、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和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严谨精神深受广大司法干部的爱戴,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马老”。

195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刑、民事审判程序经验进行总结,董必武院长提出的指导思想是:“从实际出发,总结审判程序,求得大体一致,略加提高,使之接近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要求。”马锡五在董老的领导下,具体主持此事。他带领干部深入到一些地方的高、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亲自查阅案卷,同审判人员座谈,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审判程序的第一手资料。在他主持下,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先是写出了《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四个大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和《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十三个大城市高、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初步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修改,又写出了《各级人民法院刑、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后,于195610月印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参酌试行。这个总结既如实地反映了现有审判程序的实际情况,又在受理案件、开庭审理、上诉、再审等关键阶段,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要求提高了一步,使审判程序趋于合法化、规范化。它在全国的试行,对于统一审判程序、推动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贯彻执行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立法机关起草刑、民事诉讼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以后,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当中和以后一段时间里,由于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法院工作发生了混我为敌、错判好人、轻罪重判等严重问题。19617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西安、广州、上海、成都召开法院工作片会,与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共同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马锡五主持了西北五省、市、自治区参加的西安片会。会后,他又到陕西、甘肃、青海3省的许多县、市深入调查研究,检查法院工作,历时两个月,行程一两千里。已过花甲之年的马老,除跨省旅行坐火车,风尘仆仆,不辞劳苦,在崎岖的山路上奔波。每到一地,稍事休息,他即投入工作,或与审判人员座谈、听取工作汇报,或检查监所、调阅案卷、了解冤错案件,还深入到人民公社,与社队干部和社员座谈,调查《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每个地方工作结束后,他都及时向谢觉哉院长和院党组写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在两个月间一共写了7份报告,还有他带领的西北工作组写的有关人民法庭、调解工作和检查案件的材料,总计将近5万字。工作量之大,劳动之辛苦,可见一斑。

马老这次检查法院工作,重点放在青海省。该省在平定1958年藏族上层武装叛乱的过程中,犯了扩大打击面的错误,判处了不少被裹胁参加叛乱的贫苦牧民,也捕判了一些按政策不该捕判的民族和宗教中、上层人士;在农业区也错捕错判了不少因饥饿拿了一些粮食或宰杀了一些牲蓄的劳动人民和一些因抵制“五风”对政府提出批评的干部和群众。错误之严重,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突出的。马老去时,该省已开始检查纠正这些错误,但还很不彻底。马老着重检查监狱和看守所,同犯人和犯罪嫌疑人谈话,从中发现冤错案件。在检查西宁市一个属于省管的劳改砖厂时,一个犯人向他喊冤。此人名叫刘绍文,27岁,原在青海省气象局工作,1958年下放到湟源县劳动,只因为同几个下放干部一起说了一些闲话,并没有造成坏的影响,更构不成犯罪,却被县公安局于同年6月以反革命造谣煽动罪逮逋,并怀疑他是一起杀人案件的凶手,给他带了两副脚镣并严刑拷打逼供。他屈打成招,承认杀人,分安局才卸了刑具,要他写交待材料。他认为问题严重,便偷跑到北京,想在北京解决自己的问题,沿途偷了一些财物解决生活和路费。到北京后他即向公安局投案,不久被送回湟源。这时杀人嫌疑已去掉,但仍以反革命造谣罪于19596月判刑3年。在劳改中又被带上脚镣,并继续逼他交待问题。于是他第二次逃跑,到北京、天津、上海、锦洲等地,又偷窃财物,并偷得军人衣服和身份证,冒充军官,在锦洲被查获后又送回湟源,被加刑至15年。又受到严刑拷问。公安干部逼他承认企图逃到香港投敌,被湟源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叛国投敌罪判死刑,省法院改为死缓,最后经省政法党组确定,改判无期徒刑。马老听了刘绍文的陈述以后,与省法院原承办人员核对,情况基本属实。马老与省法院和原审法院研究后认为,刘绍文在两次逃跑中进行偷盗、诈骗,虽然有罪,但原来确是好人,由于错捕错判,特别是刑讯逼供,使他走投无路才走上犯罪道路,情有可原,可改判免予刑事处分,立即释放;并要求省法院对此案进行认真总结,吸取教训,编成案例,用以教育干部。

马老通过对青海法院工作的检查,发现违法乱纪、破坏法制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法院随便搜查人、打人,甚至随便开枪打死犯人;公、检、法三机关“一竿子插到底”,只有协作,没有制约;有的地方不审就判,有的甚至在捕人时就宣读判决书,捕、判同时进行;有的地方将捕人权下放到公社,干部下乡时带上逮捕证随便捕人。马老认为,程序制度被破坏是造成大量错判的直接原因。他还发现,不少法院干部对过去的错误认识不足,对复查1958年以来判处的案件还存在怀疑、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因而影响复查工作的进度,改判后的善后工作也做得很差。于是,他向省委和高级法院建议;抓紧做好干部的思想工作,整顿干部队伍;抓紧进行复查工作,纠正错误,既要坚决又要严肃慎重,并做好善后工作;参加过复查,要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和建立公安、检察、法院工作中必要的规章制度,既要互相协作,又要互相制约。

在陕西、甘肃两省,马老也检查到与青海类似的问题,他都及时向省委和高级法院提出了纠正和改进的建议。7月间在西安时,马老还专门同陕西省法院和西安市中级法院的同志讨论了谢觉哉院长5月间在西安检查的几起疑似错判的案件,并指派随行的秦志新同志留下来协助他们进行复查。8月间马老从延安回西安时,这几起错案都已作了改判纠正。

马锡五的这次西北之行,深入了解到法院工作的许多严重问题,亲自纠正了一些错案,对当地法院工作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好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院党组写出了一些有情况、有分析、有意见的报告。他带领的工作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写出的关于人民法庭、调解工作的调研材料,对这两项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时,最高人民法院正准备召开第六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以纠正“左”倾错误,恢复法院工作正常秩序。马老西北之行的丰富成果为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可靠的实际材料,这中间渗透着马老的辛劳,凝结着他的智慧。10月间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就病倒了。

 

品德风范长留人间

 

马锡五是从群众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党的优秀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杰出的人民法官。他来自旧社会的最底层,深知群众的疾苦,同劳动人民思想感情息息相通。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在延安时,即使当了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每次下乡检查工作,他仍带着镰刀、锄头同群众边劳动边谈心。他把心交给群众,群众也把心交给他。这就是他能够创造群众路线审判方式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建国以后,到了西安,到了北京,环境变了,地位变了,但马锡五的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始终没有变。

19593月,马锡五到湖北视察法院工作,我是惟一的随行人。他此时已届花甲之年,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手持写着“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马文章”的介绍信,径直来到孝感县花园人民法庭。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样子,任谁也没有认出他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法庭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在法庭吃住。马老听取法庭工作介绍,查阅法庭卷,帮助接待来访群众,关心法庭干部的家庭生活,有时跑到田间同正在干活的社员聊天,有时跑到人民公社旁听社队干部开会。在那个虚报浮夸成风的年代,他是想直接调查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就这样在法庭住了一个礼拜,一直到湖北省法院打电话来找马副院长,人们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大名鼎鼎的马锡五。

19619月,马锡五回到四十年代当过专员的陇东专区的庆阳、曲子、环县等地检查法院工作。当地干部群众听说老专员回来了,纷纷前来看望他,向他反映情况。他不顾旅途劳累和病痛(这时他已持续咳嗽多日),热情接待他们,并且主动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了解民间疾苦,倾听意见和呼声,自己拿出钱来接济一些贫苦百姓,还下地同群众一起秋收。他对当地党政负责同志说:“陇东是老区,解放这么多年了,人民生活还这么苦,我感到很难过,很不安。”临走时,他还一再叮咛当地同志要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马锡五就是这样,心里时刻装着群众,同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期也是如此。

愿马锡五的优秀道德品质、一心为民的崇高风范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在人民司法工作中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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